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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日的量化宽松，短期内对人民币难以造成质的影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适时转型扭转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对外贸易的现状，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与对外开放，练好自身抵抗经济风险的内功。
众望所归的2013年莫斯科20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G20），俨然成了“货币战争”进退拉锯的核心所在。媒体聚焦的同时，反馈出的是疑虑与担忧：如果G20不能达成实质决议，货币战是否会一触即发？
多位经济学者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均对新一轮世界范围内的量化宽松有所警惕。货币战如同悬在各国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在众多专家的分析预测中，存在着引起大范围经济波动的可能。
2月16日，为期两日的G20会议如期结束，会后20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发表了联合声明。在货币政策对经济复苏的重要性上达成共识的同时，各国承诺：“我们不会为了提高本国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而降低我们的汇率，我们坚决抵制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保持各自市场的开放性。”
一片“求同存异”的和谐景象，并没有抵消汇率战一触即发、愈演愈烈之虞。吊诡的是，对于G20会议召开前后不到一个季度便将货币贬值超过10%的日本，峰会上并无点名谴责。这也让众多专家与分析人士质疑G20并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2月21日，在以“货币战争是否来袭“为主题的一档互动评论类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和副所长、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在听到原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傅乐伯颇为官方地赞扬G20的作用后，不失时机地“怂恿”其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写信，建议G20里的大国在汇率战之际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事实上隐含在向松祚建议背后的，既是对那些操纵汇率而转嫁危机者批评的缺席，也是受汇率战影响的国家不得不面对的客观难题。
货币战之辩
货币战争是指一些国家通过操纵政策杠杆来压低本国的货币汇率，以达到促进出口的目的，但这种行为会造成贸易伙伴的利益受到损害。欧洲央行、美联储和日本央行先后宣布向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加剧了人们对货币战争的担忧。
Chinalyst投资顾问公司总裁孙田夫认为，不应妖魔化此轮日元贬值。在孙田夫看来，日本货币贬值只是安倍经济政策的客观结果。其影响也并非阴谋论者所担忧的那样严重。在回答本刊记者“日元贬值会不会对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投资、贸易造成影响”问题时，孙田夫在表明影响不会很大的同时进一步建议，一定程度上也应该站在日本的角度审视日本，不应夹杂太多主观情绪。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也认为，看待日元短期内的大幅贬值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要知道，在贬值之前是长达多年的升值。”谭雅玲说，货币之间只存在竞争，不存在战争，这个领域的一切行为最终都要归结于“利益”二字。
原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傅乐伯将近段时间热炒的货币战争比喻为一个球场范围内的竞争，他认为波及范围不会太大。
从汇率变化上看，2007年底，1美元可兑125日元，但2012年10月底则只可兑80日元左右，过去三年的时间日元升值不少。部分日本专家认为，这导致以出口为命脉的日本企业难以承受。事实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履新后，一直反复强调执行宽松货币政策对于提振出口、和使日本经济走出通缩窘境的重要性。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霍德明教授认为新一轮货币战争已然势在必行的理由，正是安倍内阁并无必要的无限量化宽松。
霍德明分析，在金融危机时采用量化宽松是不得已而为之，宽松货币政策可以避免银行的大量倒闭，以免动摇金融的稳定性。但现在日本并无银行倒闭之忧，其无限的量化宽松势必会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影响。
2012年9月以来，以美国、日本和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或为应对债务危机，或以刺激经济和提高就业率为目的，开始了“不设限”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美国候任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于2月13日在其提名听证会上将中国的货币政策定位为“不公平”。雅各布？卢表示，他将投入大量精力来发展对华关系。来自俄亥俄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布朗更是声称中国操纵货币市场。
新官还未上任，三把火便已经烧了起来。但雅各布？卢同时也闹了一个不小的笑话。在分析中国人民币币值被低估时，他称“中国的货币已经升值了15%”，但实际上，中国人民币币值升值幅度是30%。从这一点来看，寄望于发达国家站在世界的角度解决全球失衡，几近幻想。他们需要的，或许只是通过操纵汇率来转嫁危机的借口。
罪魁祸首
热度空前的货币战争之虞，直接指向的是处于近年前所未有贬值通道的日元。在2月21日的这场激辩中，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霍德明的观点非常鲜明：货币战已经势在必行，而安倍晋三是始作俑者。
有一个疑问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此起彼伏的量化宽松，为何没有带来彼此的非议。在分析人士眼中，这和二者发展史密切相关。此轮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量化宽松已经历四轮，从本轮金融危机考虑，日本充其量是个追随者。向松祚也表示，长远看日本才是量化宽松的始作俑者。在上世纪日本经济泡沫时期，量化宽松正是日本的应对之钥。
显然，美国和日本都是当前“货币战争之忧”的根源所在。向松祚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种官方的场合（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很少有针对某国进行批评的情况，期望哪个国家站出来指责日本也不太现实。因为，量化宽松者并非独独日本，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也没有批评日本的资格。
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也一度是货币战争的受害者。二战以后，战败的日本始终难以摆脱受制于美国的境遇，在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处处受限。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与欧洲联手，通过《广场协议》逼日元在短时间内大幅升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
有专家认为，日本经济进入十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但也有专家认为，日元大幅升值为日本企业走向世界、在海外进行大规模扩张提供了良机，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最终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不应该全部归罪于日元升值。 早在去年12月日本大选前，日本经济已开始欢呼所谓“安倍行情”：通过对日元贬值4%，迎来东京股指10%的暴涨。继而将推出的一个总额相当于日本GDP的42%的（约合2.43万亿美元）的大规模建设计划，更让日本充满憧憬。
这和美国的量化宽松如出一辙，分析人士称，美欧经济若要走向复苏，量化宽松和贸易摩擦是其拙劣的“杀手锏”。隐含在背后的，是增加出口、就业，缓解社会矛盾和提高社会满意度的考量。在这方面美国并不孤独，日本可谓是一个新的“追随者”。
一方面，因滥发钞票而导致的高通胀和泡沫经济难以避免，同时又希冀在全球需求蛋糕缩水的时候增加出口，顺带而来的就是对其他国家的无理要求和指责。美国一直要求中国采用人民币升值、扩大进口的方式来承担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目的是为全球经济提供最终消费需求，为美欧经济复苏“拉车”。
贬值之虞
G20公报对日元的继续贬值不会起到明显作用，日本央行的决策事实上已经与安倍内阁产生分歧。安倍上台后日本不断开启的印钞机以及2%的通胀目标，与此前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的1%目标有着不小的差距。在利率几乎降无可降的前提下，安倍主张日本央行可无限量购买建设公债，直至达到2%的通胀目标。不仅如此，安倍也给日本央行就业增长纳入日本央行的职责范围，这也引起了后者的反弹。
另一方面，安倍于日前初定亚行行长黑田东彦为日本央行行长人选。这个时点恰好卡在在G20发布联合公告之后，更进一步降低了公众对公告中“我们不会为了提高本国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而降低我们的汇率”的预期。
任何贬值都是相对的。如果贬值在所难免、货币战争势在必行，首当其冲受其影响的自然是其主要的贸易伙伴。面对国内经济增长日趋乏力的局面，世界各国都在努力通过提高出口来支撑经济。本币贬值会让一个国家的出口产品变得更加便宜。日本的超级量化宽松，必然在国际货币市场引起强烈冲击。
欧美国家一直使尽浑身解数刺激经济，然而政府财政债台高筑，财政手段乏力，货币手段也快黔驴技穷：利率已到极低，只能靠货币扩张手段大量投放钞票了。欧美等发达国家近年来猛开印钞机大量投放货币，例如美国持续不断的量化宽松政策，欧洲保持的超低利率和无限量购买国债政策等等。
日本再实施激进超宽松货币政策，势必会削弱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效用。对于仍在与经济衰退苦苦缠斗的欧洲国家来说，欧元此时升值，也是雪上加霜。因为，如果日本开动印钞机，欧盟也会通过下调基准利率和扩大债券购买计划来加以应对。而如果美元快速强劲升值，那么美国的应对可能就会更早开始。
分析人士表示，出口对中日韩三国而言都是经济增长的一大支柱。一国货币贬值必然导致另一国货币升值，其他国家也不会轻易答应。而如果三国货币都同时贬值，“跷跷板效应”势必更让其他地区难以接受，货币战将波及亚洲多国。
专家指出，西方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大量增发货币，对中国而言不仅增加了输入性通胀压力，还令庞大的外汇储备面临缩水的风险。比如美国大印钞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想稀释外债赖账。
对冲之患
与发达国家此起彼伏的量化宽松对照，中国人民币近年来的相对美元升值30%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一般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提高居民的跨境消费，对我国的对外投资、购买外国资产也都有积极的一面。升值的预期，也会为国内市场吸引更多的境外资金流入。大的方面讲，在人民币国际化的筹谋下，升值本身也利于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使其向世界储备货币更近一步。辩证来看，也能促成中国在阵痛中提前完成转型步骤。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时代已一去不返。
但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升值的弊端也显而易见。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债务国货币贬值、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外汇储备带来了双重损失，长期保持顺差的外贸形势也将发生逆转。
21世纪的前十年，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国际地位举足轻重，但同样，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三大贸易伙伴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不可避免地作用于中国。
“以邻为壑”是现阶段中国与这几大贸易伙伴之间在贸易战和汇率战期间频繁的热词。因汇率波动而产生的银行坏账上升、失业问题、FDI（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农村地区发生通货紧缩和人民币的对外作用削弱等，都是其负面效应。
春华资本集团主席、著名经济学家胡祖六举了多年前的一个例子，当时他还是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在北京香格里拉大饭店开完会后出酒店门时，一个黄牛迎面而来，询问是否有美元兑换。胡祖六说，黄牛希望以比汇率比之还要多的人民币兑换美元，可见那时候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和对人民币的不自信。
世易时移，如今公众对于人民币的信心与日俱增。在境外旅游或投资，人民币也可以正常流通和直接兑换。在胡祖六看来，这无疑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突出表现，对于民众而言，也不失为有益之处。
中国何为？
不论是从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时的日本，还是当前日元通过贬值刺激经济，日本都堪为中国的前车之鉴。作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之一，日本与中国经济有着诸多的关联性。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当前最该警惕的风险便是重蹈日本上世纪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
历数国际范围内的货币现象，美元量化宽松已经进行四轮，欧元、日元的大幅贬值才刚刚开始，美国通过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量化宽松，来极大地压榨其债权国财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3.3万亿美元的外储约70%是美国国债和美元资产。西方现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无疑会造成中国外汇储备购买力下降，资产遭受损失。向松祚甚至担忧，10年之后，中国持有的3万亿美元储备，可能只值3000亿美元。
输入性的经济危机时刻考验着中国经济的复苏。与此同时，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民币却一直行进在升值的通道上。不仅是国家、央行层面，坊间亦对美国一方面要求中国不断升值人民币，自己却不断量化宽松颇有微词。向松祚表示，中国在应对美、日等国家的量化宽松时应立场鲜明、态度明确。在向松祚看来，强烈的批评是必要的。
解决当前所遭遇的汇率纷争，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首要问题。《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曾筹想过“构建亚元”的想法，他认为中国可参照欧盟欧元的作法，联合其他亚洲国家出台亚洲货币，一举撬动亚洲经济，进而与欧美对抗。但从现阶段亚洲各国的经贸关系来看，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愿景，实现难度空前。
也有分析人士表明，批评和期望货币战的始作俑者不会起到丝毫作用，中国的掣肘，是自身的结构难题。例如，中国GDP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强，却是世界的第一大贸易国，相比之下，中国过分依赖外贸的经济增长透漏出了结构失衡的现状。所以，解决因汇率而造成的困扰，中国更多要从自身下功夫。
霍德明教授用十二个字表明货币围城下的中国应秉持的态度，即稳贸易、调内需、强金融和国际化。霍德明认为，只有在稳定贸易增长的前提下，大力提振内需和增强金融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中国在遭遇货币战争时才不会过于被动，显示出大国风范。
向松祚也认为，任何通过玩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行为，都不能长期创造真实财富。只有扩大开放与发展实体经济才是当前的出炉。
中国在警惕汇率战争风险的同时，也没必要过分担忧。美欧日的量化宽松，短期内对人民币难以造成质的影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适时转型扭转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对外贸易的现状，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与对外开放，练好自身抵抗经济风险的内功。
众望所归的2013年莫斯科20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G20），俨然成了“货币战争”进退拉锯的核心所在。媒体聚焦的同时，反馈出的是疑虑与担忧：如果G20不能达成实质决议，货币战是否会一触即发？
多位经济学者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均对新一轮世界范围内的量化宽松有所警惕。货币战如同悬在各国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在众多专家的分析预测中，存在着引起大范围经济波动的可能。
2月16日，为期两日的G20会议如期结束，会后20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发表了联合声明。在货币政策对经济复苏的重要性上达成共识的同时，各国承诺：“我们不会为了提高本国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而降低我们的汇率，我们坚决抵制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保持各自市场的开放性。”
一片“求同存异”的和谐景象，并没有抵消汇率战一触即发、愈演愈烈之虞。吊诡的是，对于G20会议召开前后不到一个季度便将货币贬值超过10%的日本，峰会上并无点名谴责。这也让众多专家与分析人士质疑G20并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2月21日，在以“货币战争是否来袭“为主题的一档互动评论类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和副所长、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在听到原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傅乐伯颇为官方地赞扬G20的作用后，不失时机地“怂恿”其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写信，建议G20里的大国在汇率战之际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事实上隐含在向松祚建议背后的，既是对那些操纵汇率而转嫁危机者批评的缺席，也是受汇率战影响的国家不得不面对的客观难题。
货币战之辩
货币战争是指一些国家通过操纵政策杠杆来压低本国的货币汇率，以达到促进出口的目的，但这种行为会造成贸易伙伴的利益受到损害。欧洲央行、美联储和日本央行先后宣布向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加剧了人们对货币战争的担忧。
Chinalyst投资顾问公司总裁孙田夫认为，不应妖魔化此轮日元贬值。在孙田夫看来，日本货币贬值只是安倍经济政策的客观结果。其影响也并非阴谋论者所担忧的那样严重。在回答本刊记者“日元贬值会不会对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投资、贸易造成影响”问题时，孙田夫在表明影响不会很大的同时进一步建议，一定程度上也应该站在日本的角度审视日本，不应夹杂太多主观情绪。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也认为，看待日元短期内的大幅贬值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要知道，在贬值之前是长达多年的升值。”谭雅玲说，货币之间只存在竞争，不存在战争，这个领域的一切行为最终都要归结于“利益”二字。
原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傅乐伯将近段时间热炒的货币战争比喻为一个球场范围内的竞争，他认为波及范围不会太大。
从汇率变化上看，2007年底，1美元可兑125日元，但2012年10月底则只可兑80日元左右，过去三年的时间日元升值不少。部分日本专家认为，这导致以出口为命脉的日本企业难以承受。事实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履新后，一直反复强调执行宽松货币政策对于提振出口、和使日本经济走出通缩窘境的重要性。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霍德明教授认为新一轮货币战争已然势在必行的理由，正是安倍内阁并无必要的无限量化宽松。
霍德明分析，在金融危机时采用量化宽松是不得已而为之，宽松货币政策可以避免银行的大量倒闭，以免动摇金融的稳定性。但现在日本并无银行倒闭之忧，其无限的量化宽松势必会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影响。
2012年9月以来，以美国、日本和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或为应对债务危机，或以刺激经济和提高就业率为目的，开始了“不设限”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美国候任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于2月13日在其提名听证会上将中国的货币政策定位为“不公平”。雅各布？卢表示，他将投入大量精力来发展对华关系。来自俄亥俄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布朗更是声称中国操纵货币市场。
新官还未上任，三把火便已经烧了起来。但雅各布？卢同时也闹了一个不小的笑话。在分析中国人民币币值被低估时，他称“中国的货币已经升值了15%”，但实际上，中国人民币币值升值幅度是30%。从这一点来看，寄望于发达国家站在世界的角度解决全球失衡，几近幻想。他们需要的，或许只是通过操纵汇率来转嫁危机的借口。
罪魁祸首
热度空前的货币战争之虞，直接指向的是处于近年前所未有贬值通道的日元。在2月21日的这场激辩中，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霍德明的观点非常鲜明：货币战已经势在必行，而安倍晋三是始作俑者。
有一个疑问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此起彼伏的量化宽松，为何没有带来彼此的非议。在分析人士眼中，这和二者发展史密切相关。此轮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量化宽松已经历四轮，从本轮金融危机考虑，日本充其量是个追随者。向松祚也表示，长远看日本才是量化宽松的始作俑者。在上世纪日本经济泡沫时期，量化宽松正是日本的应对之钥。
显然，美国和日本都是当前“货币战争之忧”的根源所在。向松祚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种官方的场合（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很少有针对某国进行批评的情况，期望哪个国家站出来指责日本也不太现实。因为，量化宽松者并非独独日本，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也没有批评日本的资格。
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也一度是货币战争的受害者。二战以后，战败的日本始终难以摆脱受制于美国的境遇，在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处处受限。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与欧洲联手，通过《广场协议》逼日元在短时间内大幅升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
有专家认为，日本经济进入十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但也有专家认为，日元大幅升值为日本企业走向世界、在海外进行大规模扩张提供了良机，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最终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不应该全部归罪于日元升值。 早在去年12月日本大选前，日本经济已开始欢呼所谓“安倍行情”：通过对日元贬值4%，迎来东京股指10%的暴涨。继而将推出的一个总额相当于日本GDP的42%的（约合2.43万亿美元）的大规模建设计划，更让日本充满憧憬。
这和美国的量化宽松如出一辙，分析人士称，美欧经济若要走向复苏，量化宽松和贸易摩擦是其拙劣的“杀手锏”。隐含在背后的，是增加出口、就业，缓解社会矛盾和提高社会满意度的考量。在这方面美国并不孤独，日本可谓是一个新的“追随者”。
一方面，因滥发钞票而导致的高通胀和泡沫经济难以避免，同时又希冀在全球需求蛋糕缩水的时候增加出口，顺带而来的就是对其他国家的无理要求和指责。美国一直要求中国采用人民币升值、扩大进口的方式来承担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目的是为全球经济提供最终消费需求，为美欧经济复苏“拉车”。
贬值之虞
G20公报对日元的继续贬值不会起到明显作用，日本央行的决策事实上已经与安倍内阁产生分歧。安倍上台后日本不断开启的印钞机以及2%的通胀目标，与此前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的1%目标有着不小的差距。在利率几乎降无可降的前提下，安倍主张日本央行可无限量购买建设公债，直至达到2%的通胀目标。不仅如此，安倍也给日本央行就业增长纳入日本央行的职责范围，这也引起了后者的反弹。
另一方面，安倍于日前初定亚行行长黑田东彦为日本央行行长人选。这个时点恰好卡在在G20发布联合公告之后，更进一步降低了公众对公告中“我们不会为了提高本国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而降低我们的汇率”的预期。
任何贬值都是相对的。如果贬值在所难免、货币战争势在必行，首当其冲受其影响的自然是其主要的贸易伙伴。面对国内经济增长日趋乏力的局面，世界各国都在努力通过提高出口来支撑经济。本币贬值会让一个国家的出口产品变得更加便宜。日本的超级量化宽松，必然在国际货币市场引起强烈冲击。
欧美国家一直使尽浑身解数刺激经济，然而政府财政债台高筑，财政手段乏力，货币手段也快黔驴技穷：利率已到极低，只能靠货币扩张手段大量投放钞票了。欧美等发达国家近年来猛开印钞机大量投放货币，例如美国持续不断的量化宽松政策，欧洲保持的超低利率和无限量购买国债政策等等。
日本再实施激进超宽松货币政策，势必会削弱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效用。对于仍在与经济衰退苦苦缠斗的欧洲国家来说，欧元此时升值，也是雪上加霜。因为，如果日本开动印钞机，欧盟也会通过下调基准利率和扩大债券购买计划来加以应对。而如果美元快速强劲升值，那么美国的应对可能就会更早开始。
分析人士表示，出口对中日韩三国而言都是经济增长的一大支柱。一国货币贬值必然导致另一国货币升值，其他国家也不会轻易答应。而如果三国货币都同时贬值，“跷跷板效应”势必更让其他地区难以接受，货币战将波及亚洲多国。
专家指出，西方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大量增发货币，对中国而言不仅增加了输入性通胀压力，还令庞大的外汇储备面临缩水的风险。比如美国大印钞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想稀释外债赖账。
对冲之患
与发达国家此起彼伏的量化宽松对照，中国人民币近年来的相对美元升值30%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一般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提高居民的跨境消费，对我国的对外投资、购买外国资产也都有积极的一面。升值的预期，也会为国内市场吸引更多的境外资金流入。大的方面讲，在人民币国际化的筹谋下，升值本身也利于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使其向世界储备货币更近一步。辩证来看，也能促成中国在阵痛中提前完成转型步骤。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时代已一去不返。
但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升值的弊端也显而易见。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债务国货币贬值、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外汇储备带来了双重损失，长期保持顺差的外贸形势也将发生逆转。
21世纪的前十年，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国际地位举足轻重，但同样，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三大贸易伙伴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不可避免地作用于中国。
“以邻为壑”是现阶段中国与这几大贸易伙伴之间在贸易战和汇率战期间频繁的热词。因汇率波动而产生的银行坏账上升、失业问题、FDI（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农村地区发生通货紧缩和人民币的对外作用削弱等，都是其负面效应。
春华资本集团主席、著名经济学家胡祖六举了多年前的一个例子，当时他还是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在北京香格里拉大饭店开完会后出酒店门时，一个黄牛迎面而来，询问是否有美元兑换。胡祖六说，黄牛希望以比汇率比之还要多的人民币兑换美元，可见那时候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和对人民币的不自信。
世易时移，如今公众对于人民币的信心与日俱增。在境外旅游或投资，人民币也可以正常流通和直接兑换。在胡祖六看来，这无疑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突出表现，对于民众而言，也不失为有益之处。
中国何为？
不论是从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时的日本，还是当前日元通过贬值刺激经济，日本都堪为中国的前车之鉴。作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之一，日本与中国经济有着诸多的关联性。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当前最该警惕的风险便是重蹈日本上世纪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
历数国际范围内的货币现象，美元量化宽松已经进行四轮，欧元、日元的大幅贬值才刚刚开始，美国通过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量化宽松，来极大地压榨其债权国财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3.3万亿美元的外储约70%是美国国债和美元资产。西方现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无疑会造成中国外汇储备购买力下降，资产遭受损失。向松祚甚至担忧，10年之后，中国持有的3万亿美元储备，可能只值3000亿美元。
输入性的经济危机时刻考验着中国经济的复苏。与此同时，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民币却一直行进在升值的通道上。不仅是国家、央行层面，坊间亦对美国一方面要求中国不断升值人民币，自己却不断量化宽松颇有微词。向松祚表示，中国在应对美、日等国家的量化宽松时应立场鲜明、态度明确。在向松祚看来，强烈的批评是必要的。
解决当前所遭遇的汇率纷争，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首要问题。《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曾筹想过“构建亚元”的想法，他认为中国可参照欧盟欧元的作法，联合其他亚洲国家出台亚洲货币，一举撬动亚洲经济，进而与欧美对抗。但从现阶段亚洲各国的经贸关系来看，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愿景，实现难度空前。
也有分析人士表明，批评和期望货币战的始作俑者不会起到丝毫作用，中国的掣肘，是自身的结构难题。例如，中国GDP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强，却是世界的第一大贸易国，相比之下，中国过分依赖外贸的经济增长透漏出了结构失衡的现状。所以，解决因汇率而造成的困扰，中国更多要从自身下功夫。
霍德明教授用十二个字表明货币围城下的中国应秉持的态度，即稳贸易、调内需、强金融和国际化。霍德明认为，只有在稳定贸易增长的前提下，大力提振内需和增强金融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中国在遭遇货币战争时才不会过于被动，显示出大国风范。
向松祚也认为，任何通过玩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行为，都不能长期创造真实财富。只有扩大开放与发展实体经济才是当前的出炉。
中国在警惕汇率战争风险的同时，也没必要过分担忧。美欧日的量化宽松，短期内对人民币难以造成质的影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适时转型扭转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对外贸易的现状，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与对外开放，练好自身抵抗经济风险的内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