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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2008年1月—2010年3月T市公安机关破获的四川省凉山州彝族吸贩毒盗窃团伙中的53名男性HIV+吸毒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入访谈、观察法和文献研究等质性研究方法对团伙成员的犯罪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加强对HIV+吸毒者管控工作改善其社会处境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吸毒；艾滋病；盗窃犯罪
[中图分类号]D916.7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分子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艾滋病源自1989年云南省某州发现的由146人组成的吸毒人群。到2006年，这个州的艾滋病感染者约2万，达到总人口的近2％。据估算，至2009年年底，我国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约74万。调查表明，吸毒的人通过共用注射器，使病毒在吸毒人群当中传播；吸毒者的性滥行为明显高于不吸毒的正常人，性行为也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男性吸毒者嫖娼，会将艾滋病传染给卖淫妇女；女性吸毒者卖淫，会将艾滋病传染给嫖客；嫖客感染以后，有可能将艾滋病传染给其妻子，如其妻正值生育期，就很可能会将艾滋病传染下一代。由此导致艾滋病毒向整个社会蔓延。
笔者在对T市进行毒情调研中发现，由原籍地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大凉山”)的犯罪嫌疑人为主体组成的吸贩毒团伙实施入室盗窃犯罪已成为T市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对该市缉毒工作构成新的威胁。团伙头目从原籍地购买纯度较高的海洛因，用毒品控制团伙成员实施入室盗窃犯罪活动。团伙成员以赃物换取毒品海洛因进行吸食。由于团伙内吸毒人员采用静脉注射的方式吸食毒品，且共用注射器，导致多人交叉感染艾滋病病毒。本文以近年来T市公安机关破获的吸贩毒、盗窃团伙中HIV+吸毒者为研究对象，在犯罪社会学视角下分析其犯罪原因，提出加强对HIV+吸毒者管控工作的对策建议。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同质性较高。2008年以来，T市刑侦、禁毒部门相继破获500余起爬阳台入室盗窃案件，抓获的121名犯罪嫌疑人，涉及7个吸贩毒、盗窃团伙。经HIV初筛检查和尿检，其中有53名男性为HIV+吸毒者。目前，53名HIV+吸毒者被收押在T市Q劳教所艾滋病感染者大队。本研究对象的主要特征：
(一)户籍地为“大凉山”
“大凉山”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深受毒品危害，是著名的“毒品重灾区”。截至2008年8月底，“大凉山”累计发现HIV感染者9861例，其中，发病413例，死亡306例，因艾滋病死亡78例。“大凉山”HIV／AIDS人数占四川省发现HIV／AIDS总数的50％以上，列四川省第1位。由于区位特点和普遍贫困，凉山成为金三角毒品经云南贩运至四川的重要通道。据“大凉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历年报告显示，艾滋病感染者的传播途径均以注射吸毒为主。
(二)以青年男性为主体(参见表1)
(三)文化程度很低，绝大多数为文盲和小学肄业
2010年2月，T市公安某分局刑侦支队破获的四川彝族吸贩毒团伙入室盗窃系列案件中，25人团伙中有11人是HIV+感染者，9人的文化程度是文盲，2人的文化程度是小学。
(四)全部为彝族人
53名男性HIV+吸毒者研究对象均为彝族人。80％以上来自大凉山腹地的国家级贫困县昭觉县和美姑县。凉山地区彝族种植鸦片曾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达到高潮。解放前昭觉县、美姑县的鸦片种植面积曾占全县耕地面积40％到50％左右。有学者指出，目前毒品泛滥的地区大都是建国前就毒品盛行的地区，这里的许多毒品犯罪分子的家庭都有毒品犯罪的历史，许多人认为种植、贩卖毒品是上辈传下来维持生计的本领而非犯罪，如果有人因毒品犯罪而被捕判刑，许多人不理解或表示同情。
(五)90％因静脉注射毒品感染艾滋病
根据国内外大量流行病学调查，吸毒者在初始吸毒时一般以烫吸方式为主，但绝大多数吸毒者或早或迟会发展成为注射方式吸毒。2010年3月，T市公安某分局刑侦支队破获的四川彝族吸贩毒团伙入室盗窃系列案件中，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其中20名吸食海洛因成瘾严重，12名为HIV+感染者，90％因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注射毒品感染艾滋病。笔者重点调查了研究对象因注射吸毒感染艾滋病的有关情况：
1 注射吸毒的原因，主要是朋友的劝说、注射用量少而且省钱、方便、注射的感觉好而且见效快，因此当毒品来源紧张或吸毒者没有足够的钱的时候就从口吸转为注射吸毒。
“我一年多改不打针，因为口吸花的钱多，而打针用钱较少，而且打针后快上头，反应快，脱方便又快捷，可随找一个地方打针”。(QBHB)
2 聚众吸毒及其原因。绝大多数(76％)的研究对象喜欢聚众吸毒。
“一般3-5人，有一次在一个房里30多人一起打针，我都感到害怕。”(EQWQ)
“和朋友一起打针，气氛好、吸完后可以相互交谈。”(EQWQ)
“如果吸毒过量。可以有朋友照应。”(AEGJ)
“有时手上的钱不够买一份毒品的，就和别人共同凑钱买(一份)，然后一起分毒品，一起打针。”(AMQZ)
3 回抽血的情况。接近一半的人注射吸毒时回抽血2--3次，原因不尽相同。
“用针打到血管里，打完后用针抽回血，反复抽几次，感觉享受一些，上头快一些。”(AEGJ)
“针共还有毒品，不浪费。学人家的，如不回抽血，人家当你是傻瓜”。(EQWO)
4 共用针具的情况。绝大多数研究对象知道共用针具会传染艾滋病及肝炎等，但仍有47人共用过针具。其共用针具的原因包括，毒瘾发作时没有新注射器；买注射器困难；两人关系好，认为对方没有病；不知道共用针具的危害；时间来不及等。
“大家一起吸毒时，如果我去买针，买回来怕被人吃完。”(QRTR)
“曾经有一两次用过人家的注射器，但我看他比较健康又是好朋友才一起。”(TKBM)
“瘾起的时候，管不了那么多，但不知道有什么危害”。(WINJ)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择质性研究的方法来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其原因在于：第一，关于HIV+吸毒者的研究在中国还处于起步尝试阶段。研究者想要探索一项少有人知的敏感且涉及深度情绪的主题，往往选择质性研究方法。一方面，社会大众对于HIV+吸毒者不大了解，且有恐惧和排斥的社会心理；另一方面，在HIV+吸毒者的生活世界里，他们不愿触及“艾滋”、“吸毒”等字眼和话题。笔者通过长期深入T市Q劳教所艾滋病感染者大队与53名HIV+吸毒者建立了研究信任关系。作为研究者，相对研究对象而言，我们是“知识陌生人”。我们对于研究对象的“惯习”和“生活场域”不熟悉。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笔者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对研究对象深具同情心和同理心，将HIV+吸毒者的生活经历视为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当研究对象对笔者 的专业人员身份认同后，并能够克服心理上的不安和恐惧感，笔者就能够比较顺利地通过访谈方式与之交流比较隐私的话题。第二，质性研究强调在自然情境下收集资料。我们在调研中观察到HIV+吸毒者的行为和心理表现，加之深度访谈获取一手研究资料，比问卷调查更能深入细致地了解研究对象。第三，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目的是从研究对象的立场出发，通过访谈法和观察法收集研究资料，再由资料出发，归纳、解释研究对象，以研究对象的语言诠释研究对象的世界。与定量研究相比，质性研究能够有效避免学术上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在调研中，我们作为研究者并非处于权威主导的地位(由研究者决定研究框架，推演假设，界定概念，设计问卷)；被研究者并非处于一个被动的、被询问的地位(只能按照研究者设定的框架、所界定的概念和以研究者的话语来表达其经历)。通过HIV+吸毒者的自我报告，我们对其生活状况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其违法犯罪原因进行诠释，进而提出加强对其管控工作的对策建议。
本研究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法来收集资料：
1 访谈法。通过与研究对象的语言沟通，我们不仅收集研究对象的客观情况，如家庭情况、教育情况、文化水平、年龄情况、职业经历、生活交往、人际关系等，而且还了解到研究对象的主观认识，如对艾滋病及其防治工作的看法和态度等。对53名HIV+吸毒者的访谈形式是半结构式的，问题的设定是开放式的。在访谈过程中，我们会因不同的访谈对象而随时调整访谈内容，或补充或删减。个案访谈的时间一般控制在1--3个小时不等，所有这些访谈都得到他们的同意进行了录音和记录，事后根据录音进行了整理。本研究访谈资料的使用均征求了研究对象的同意并仅用于学术研究。
2 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是我们开展实证调查工作的基础和前导，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我们了解到与本调研课题有关的社会歧视和排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相关理论，以及中国艾滋病防治和禁毒工作的政策法律和T市有关艾滋病的政策法规，其他学者关于艾滋病患者和吸毒问题的已有研究成果。
3 观察法。笔者曾深入研究对象的原籍地“大凉山”和在T市的聚居地(地处城乡结合部的x和Y社区)，深入了解其生活场域的经济水平、社区环境等方面情况。笔者还通过观察研究对象在接受访谈中的语气、神态、肢体语言等，获取丰富的感性资料。
四、研究所涉及的有关理论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HIV+吸毒者不仅是艾滋病患者和吸毒成瘾者，而且也是违法犯罪人。本研究涉及的主要犯罪社学理论：社会歧视和排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
(一)社会歧视和排斥理论
戈夫曼(Goffman)最早将“污名与歧视”引入学术研究领域。根据他所提出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理论，由于HIV+吸毒者所拥有的“受损的身份”(poiled identity)，在社会其他人眼中逐渐丧失其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并因此遭受到排斥性社会回应——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
法国学者Ren Lenior最早明确提出社会排斥这一概念。他在1974年指出：“受排斥者”构成了法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人(受排斥者)包括神和身体残疾者、自杀者、老年患者、受虐儿童、药物滥用者、越轨者、单亲父母、多问题家庭、边缘人、反社会的人和社会不适应者。”HIV+吸毒者作为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缺乏机会参与一些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活动，因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被边缘化或隔离，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他们不仅承受巨大的生活压力，更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往往都有一种失去地位和尊严的感觉，因为遭受主流群体的排斥或者是自身的自卑感而封闭自我。而从心理学上来讲，人人都有融入群体，与人沟通的需要，如果被集体排斥，就会感到深深的焦虑和不安。融入社会的需要和现实的封闭状态造成了他们的紧张焦虑，这种压力如果超过了一定限度，极有可能会对社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二)社会资本理论
在社会学研究中，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沿袭了“社会结构和个人行动”的研究视角。从早期布迪厄(Bourdieu，1980)和科尔曼(Coleman，198B)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场域”、“惯习”、“社会关系”、“网络””等概念对社会资本理论的影响。
布迪厄认为，社会并不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世界，而是由一系列彼此交织而又相对自主的“场域”构成的。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在具体场域中，位于特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行动者，受一定的“游戏规则”(如“社会制约条件”，“社会规范结构”等)的制约及其自身特定“惯习”的影响，以“象征性实践”活动不断建构着社会结构。这一行动过程一方面创造和建构着自身的“惯习”，同时改变着各类“资本”的分布结构和游戏的内在规则。本课题的大多数研究对象在“大凉山”因吸毒惯习而感染艾滋病，遭遇其他家支成员和同族人的社会歧视和排斥，基于亲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原有社会资本缺失，一部分人远走他乡(来到T市)，基于亲缘和地缘关系创建新的社会资本——加入彝族同乡吸贩毒盗窃团伙。
科尔曼结合经济学中的理性行为理论提出“社会资本”理论。他认为，社会关系的存在是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的控制的结果。权威关系、信任关系，以及基于权力和利益分配所建立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不仅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种个人资源。T市HIV+吸贩毒盗窃团伙内部分工明确。每个团伙有1--2名头目，负责从“大凉山”购进纯度较高的海洛因并销赃，并用毒品控制团伙成员实施盗窃犯罪活动。其他的团伙成员按照头目的吩咐，白天踩点夜间作案，作案后将赃物交给头目，才能换取海洛因吸食。在T市加入彝族同乡吸贩毒盗窃团伙，使HIV+吸毒者找到集体归属感，获得了谋生手段，并能够从吸毒中享受特别的快感。
五、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
在课题研究中，笔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完成转录资料的工作，且不断地核对录音和阅读转录的资料，并根据主题归类资料，具体的分析步骤是：(1)将访谈资料转化为文字。我们不仅在访谈过程中做一些必需的简单记录，每次访谈后，也都做了扩展笔记，作为录音的补充。访谈资料的整理始终忠于原始的访谈内容，如有不语、哭泣，“嗯”“啊”等非语言状况出现时，我们也如实记录。(2)在访谈资料录入完成后，我们再听取录音，并核对录音所转录出的原始文字资料，在扩展笔记的辅助下回忆实际访谈过程中发生的状况，将受访者非语言的部分也一并在文字资料中描述，以帮助日后阅读文字资料记录与分析时所用。(3)对资料进行整理后，提升了资料中的重要概念或主题，用这些概念和主题把所有的资料内容统领起来。(4)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所获得的资料——整理和分析的内容，开始撰写研究报告。
研究表明，53名HIV+吸毒者加入吸贩毒盗窃团伙在T市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主要受以下因 的影响：
(一)凉山彝族家支民族风俗的影响
凉山彝族的家支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家族联合体”。依据习惯法，家支成员要团结互助、扶贫济穷；家支对外反抗压迫和掠夺，对内保护本家支成员的权利，并起着执行习惯法、维持成员内部和外部和睦关系的作用。在这样的家支观念支配之下，加之凉山彝族解放前就有种植鸦片的传统，由家支组成的毒品犯罪团体组织严密，形成了具有家族化特征的吸贩毒团伙。为了寻找犯罪机会，近年来凉山州的吸贩毒团伙开始出现向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自2008年以来，T市刑侦、禁毒部门破获的由四川彝族人组成的7个涉及HIV+吸毒者的盗窃团伙中，犯罪嫌疑人主要来自阿尔、曲比、吉克、的日等家支。他们经常组织不定期的家支聚会，在聚会上一起吸毒，共同商讨夜间进行入室盗窃犯罪活动的行动方案。一旦有成员被警方抓获，成员之间相互包庇，绝不供出同伙。
(二)社会交往的封闭化
在访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T市四川彝族HIV+吸毒盗窃团伙成员的空虚和慵懒，一种人格化生活方式上的懈怠。他们基本的生活样态是一种极度懒散，极度空虚的生活状态。他们因为毒品带来的生理和心理的改变，而变得安静而不愿与人交往。他们在吸毒以后已经失去了大量不吸毒的正常朋友，社会交往变得越来越窄。多数团伙成员由于对毒品的严重依赖，形成了极端偏异的生活、行为模式，且有较强的孤独感。他们因为不得不与主流社会相隔离，而加入吸贩毒盗窃团伙，并对“亚文化群体”产生心理认同。在调研中发现，大多数团伙成员这种自我封闭化的生活方式已经固化，与主流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相距甚远。他们在无意识下重复着他们的生活，无意识中远离社会成为一个边缘且不为社会所知的亚文化群体。许多团伙成员对“一朝道友，终生道友”深有体会。
(三)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
HIV+吸毒者的高病死率、多途径传染，以及目前尚不可治愈，由此引发了社会恐惧和与此相伴随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因此，他们不仅要面对毒瘾和疾病的折磨，还要为“艾滋吸毒者标签”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而苦恼。
“周围的人对我们都避而远之。我们受够了家人的冷言冷眼，我们这些同命相连的人只好在一起打发时间。”(ANAE)
“我卖血感染艾滋病以后，经常感冒，皮肤病也是时好时坏。治病花费很大，我又找不到工作，吸毒时感觉好些。”(YQAR)
“那时(歧视)严重得很，人都吓死了。有一个人去理发，别人说他有艾滋病。理发的理到一半就跑了。”(SGSZ)
“他们(邻居)怕传染，知道我家有人得了这病，赶紧换纱窗纱审。怕蚊子咬了我，再叮他。”(QBHB)
鉴于研究对象所受凉山彝族家支民族风俗的影响，其社会团结主要依赖于家族、民族，以及来自经济互赖性的联结。笔者还通过问卷给出对HIV+吸毒者社会排斥和歧视的可能形式，即拥有受损身份的HIV+吸毒者是否遭受到了未感染者(他人)在以下社会行动上的排斥性社会回应。这些社会行动包括：是否去您家中串门；是否和您一起同席吃饭、喝酒；是否和您握手；是否购买您生产或经营的商品；是否愿意雇用您，或帮助您找活干；是否在路上遇见时和您打招呼；是否和您一起打牌或进行其他娱乐活动；是否去您家帮忙料理红白喜事；是否愿意在您发病时帮忙送医院；是否会比较关注您的一举一动，以便随时保持和他们的距离。
按照得分从高到低(也即按照歧视严重程度从高到低)来看，前5项分别是： “他人不愿意雇用HIV+吸毒者，或帮助您找活干”(85分)“他人关注HIV+吸毒者的一举一动，以便随时保持和他们的距离”(42分)、 “他人不再愿意购买HIV+吸毒者生产或经营的商品”(33分)、“他人不再愿意和HIV+吸毒者握手”(33分)、 “他人不再愿意和HIV+吸毒者一起同席吃饭／喝酒”(28分)。而受到歧视严重程度最轻的前5项则分别是：“他人路上遇见HIV+吸毒者时是否还打招呼”(7分)、“他人是否会帮忙料理HIv+吸毒者家里的红白喜事”(18分)、“HIV+吸毒者发病时，他人是否愿意帮忙送医院”(18分)、“他人是否还会和HIV+吸毒者一起打牌或进行其他娱乐活动” (19分)；“他人是否去HIV+吸毒者家中串门” (25分)。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对HIV+吸毒者的最典型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行动，是在就业方面和个体层次的社会互动——如个体间空间距离的维持、个体间的直接身体接触等。与此相反，在承载着道德张力的社会一文化层次的社会互动——如红白喜事和协助送医院——中，以及在非直接身体接触的社会互动中(如打招呼)，则呈现出较低程度的歧视。因为感染艾滋病，HIV+吸毒者不但通过劳动获取收入的，能力下降，而且由于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他们能够争取到的就业机会也大大减少。因此，他们通过合法手段获得收入的机会明显减少。在生存压力之下，他们加入吸贩毒团伙，从事“以盗养吸”的犯罪活动，也是应对社会排斥和歧视的无奈之举。
基于实证调查，提出加强对HIV+吸毒者管控工作，改善其社会处境的几点建议：
(一)实现对HIV+吸毒者的动态管控
目前，T市登记在册的HIV+吸毒者中，原籍为外省市的占77％(本文研究对象占其中的1／3左右)。加强流动人口中吸毒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应当引起重视：一要建立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联动机制，对HIV+吸毒者实行无缝化管理。基于现有的中国艾滋病专报网建立流动人口中HIV+吸毒者信息填报及转介机制，由流出地及时在网上更新HIV+吸毒者现住址变更信息，流入地通过网络获悉信息，在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实现信息实时交流；探索实现中国吸毒人员动态管控系统(公安部禁毒局与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发)与中国艾滋病专报网和中国流动人口IC卡管理系统等三大管理系统信息资源共享的有效途径。二要将流动人口中HIV+吸毒者的随访、抗病毒药物治疗及美沙酮维持治疗费用纳入流入地中央转移支付预算，明确流入地对HIV+吸毒者的随访、抗病毒药物治疗及美沙酮维持治疗责任。目前，我国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随访、抗病毒药物治疗由各省根据户籍感染者和病人数量编制预算，经费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未包含流动感染者和病人管理的费用。这对于流动人口中HIV+吸毒者较多的省份，不能较好地促进“四免一关怀”政策的落实。为切实加强对HIV+吸毒者的动态管控工作，实现对其抗病毒药物治疗核美沙酮维持治疗的“无缝”管理，建议由卫生、公安、劳教等部门共同开展“HIV+吸毒者治疗社区”试点工作。
(二)在社会层面构建社会支持网络
本研究将社会支持分为物质性支持、情感性支持、信息性支持和同伴性支持。物质性支持主要是提供服务或者物质帮助他人解决实际的问题和困难。情感性支持主要向他人提供鼓励、关心和爱意，使人感到温暖和信任。信息性支持即给予或提供信息、建议和指导，如帮忙介绍工作等。同伴性支持即与他人接触，满足人际关系的需要，缓解压力，促进积极人生态度的产 生。
笔者对研究对象社会支持需求进行考察，对其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你现在需要帮助吗?如果需要，需要哪些方面的帮助和援助?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结果显示，有81％的研究对象表示需要帮助和支持，其中对物质性支持的需要占到了70％，对情感性支持的需要占到了48％。此外，认为物质性支持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占到了45％。可见，开展“HIV+吸毒者治疗社区”试点工作，确保HIV+吸毒者的基本社会保障，对改善其社会处境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在社会层面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对改善HIV+吸毒者的社会处境，预防其违法犯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要坚持社会舆论的正确导向，既要使社会公众充分地了解艾滋病的传播、远离毒品的相关知识，还要尽最大努力消除对HIV+吸毒者的社会歧视、污名化等不利于其社会处境的消极因素。其次，要因人而异对HIV+吸毒者给予不同性质的社会支持。有的HIV+吸毒者更希望获得经济上的资助，而有的HIV+吸毒者更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只有有针对性地为其提供不同性质的社会支持，才能达到社会支持的最大效果。再次，应当把握社会支持的度。从研究对象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可以看出，大部分HIV+吸毒者对于生活没有明确的打算，对于未来没有明确的希望，生活中走一步算一步。其生存的信心和动力明显不足。笔者认为，有效的社会支持必须把握一个度，不足和过度都不理想。不足则不能解决其生存的需要，过度则会造成依赖，使其丧失自救自助的兴趣。
(三)在个人层面，要积极引导和鼓励HIV+吸毒者矫正自我认知，开展自救与自助
HIV+吸毒者因为受到社会情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出现了自我认知的偏差，多数人认为自己低人一等，认为受到了社会的歧视，而做出了错误的自我评价。从个人层面来看，改善HIV+吸毒者的社会处境必须从矫正自我认知出发。矫正自我认知除了需要自己的努力外，还需要相应的机构为其提供相应的心理指导，如：定期为HIV+吸毒者提供心理服务，鼓励其走出阴影，积极投身社会生活之中。一方面，HIV+吸毒者应该充分认识到开展自救与自助的必要性，树立起社会信心；另一方面，政府和相关机构则应该为其自救自助提供便利条件，如直接给予经费的支持或者给予政策方面的支持，引导和鼓励其自救与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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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吸毒；艾滋病；盗窃犯罪
[中图分类号]D916.7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分子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艾滋病源自1989年云南省某州发现的由146人组成的吸毒人群。到2006年，这个州的艾滋病感染者约2万，达到总人口的近2％。据估算，至2009年年底，我国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约74万。调查表明，吸毒的人通过共用注射器，使病毒在吸毒人群当中传播；吸毒者的性滥行为明显高于不吸毒的正常人，性行为也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男性吸毒者嫖娼，会将艾滋病传染给卖淫妇女；女性吸毒者卖淫，会将艾滋病传染给嫖客；嫖客感染以后，有可能将艾滋病传染给其妻子，如其妻正值生育期，就很可能会将艾滋病传染下一代。由此导致艾滋病毒向整个社会蔓延。
笔者在对T市进行毒情调研中发现，由原籍地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大凉山”)的犯罪嫌疑人为主体组成的吸贩毒团伙实施入室盗窃犯罪已成为T市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对该市缉毒工作构成新的威胁。团伙头目从原籍地购买纯度较高的海洛因，用毒品控制团伙成员实施入室盗窃犯罪活动。团伙成员以赃物换取毒品海洛因进行吸食。由于团伙内吸毒人员采用静脉注射的方式吸食毒品，且共用注射器，导致多人交叉感染艾滋病病毒。本文以近年来T市公安机关破获的吸贩毒、盗窃团伙中HIV+吸毒者为研究对象，在犯罪社会学视角下分析其犯罪原因，提出加强对HIV+吸毒者管控工作的对策建议。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同质性较高。2008年以来，T市刑侦、禁毒部门相继破获500余起爬阳台入室盗窃案件，抓获的121名犯罪嫌疑人，涉及7个吸贩毒、盗窃团伙。经HIV初筛检查和尿检，其中有53名男性为HIV+吸毒者。目前，53名HIV+吸毒者被收押在T市Q劳教所艾滋病感染者大队。本研究对象的主要特征：
(一)户籍地为“大凉山”
“大凉山”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深受毒品危害，是著名的“毒品重灾区”。截至2008年8月底，“大凉山”累计发现HIV感染者9861例，其中，发病413例，死亡306例，因艾滋病死亡78例。“大凉山”HIV／AIDS人数占四川省发现HIV／AIDS总数的50％以上，列四川省第1位。由于区位特点和普遍贫困，凉山成为金三角毒品经云南贩运至四川的重要通道。据“大凉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历年报告显示，艾滋病感染者的传播途径均以注射吸毒为主。
(二)以青年男性为主体(参见表1)
(三)文化程度很低，绝大多数为文盲和小学肄业
2010年2月，T市公安某分局刑侦支队破获的四川彝族吸贩毒团伙入室盗窃系列案件中，25人团伙中有11人是HIV+感染者，9人的文化程度是文盲，2人的文化程度是小学。
(四)全部为彝族人
53名男性HIV+吸毒者研究对象均为彝族人。80％以上来自大凉山腹地的国家级贫困县昭觉县和美姑县。凉山地区彝族种植鸦片曾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达到高潮。解放前昭觉县、美姑县的鸦片种植面积曾占全县耕地面积40％到50％左右。有学者指出，目前毒品泛滥的地区大都是建国前就毒品盛行的地区，这里的许多毒品犯罪分子的家庭都有毒品犯罪的历史，许多人认为种植、贩卖毒品是上辈传下来维持生计的本领而非犯罪，如果有人因毒品犯罪而被捕判刑，许多人不理解或表示同情。
(五)90％因静脉注射毒品感染艾滋病
根据国内外大量流行病学调查，吸毒者在初始吸毒时一般以烫吸方式为主，但绝大多数吸毒者或早或迟会发展成为注射方式吸毒。2010年3月，T市公安某分局刑侦支队破获的四川彝族吸贩毒团伙入室盗窃系列案件中，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其中20名吸食海洛因成瘾严重，12名为HIV+感染者，90％因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注射毒品感染艾滋病。笔者重点调查了研究对象因注射吸毒感染艾滋病的有关情况：
1 注射吸毒的原因，主要是朋友的劝说、注射用量少而且省钱、方便、注射的感觉好而且见效快，因此当毒品来源紧张或吸毒者没有足够的钱的时候就从口吸转为注射吸毒。
“我一年多改不打针，因为口吸花的钱多，而打针用钱较少，而且打针后快上头，反应快，脱方便又快捷，可随找一个地方打针”。(QBHB)
2 聚众吸毒及其原因。绝大多数(76％)的研究对象喜欢聚众吸毒。
“一般3-5人，有一次在一个房里30多人一起打针，我都感到害怕。”(EQWQ)
“和朋友一起打针，气氛好、吸完后可以相互交谈。”(EQWQ)
“如果吸毒过量。可以有朋友照应。”(AEGJ)
“有时手上的钱不够买一份毒品的，就和别人共同凑钱买(一份)，然后一起分毒品，一起打针。”(AMQZ)
3 回抽血的情况。接近一半的人注射吸毒时回抽血2--3次，原因不尽相同。
“用针打到血管里，打完后用针抽回血，反复抽几次，感觉享受一些，上头快一些。”(AEGJ)
“针共还有毒品，不浪费。学人家的，如不回抽血，人家当你是傻瓜”。(EQWO)
4 共用针具的情况。绝大多数研究对象知道共用针具会传染艾滋病及肝炎等，但仍有47人共用过针具。其共用针具的原因包括，毒瘾发作时没有新注射器；买注射器困难；两人关系好，认为对方没有病；不知道共用针具的危害；时间来不及等。
“大家一起吸毒时，如果我去买针，买回来怕被人吃完。”(QRTR)
“曾经有一两次用过人家的注射器，但我看他比较健康又是好朋友才一起。”(TKBM)
“瘾起的时候，管不了那么多，但不知道有什么危害”。(WINJ)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择质性研究的方法来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其原因在于：第一，关于HIV+吸毒者的研究在中国还处于起步尝试阶段。研究者想要探索一项少有人知的敏感且涉及深度情绪的主题，往往选择质性研究方法。一方面，社会大众对于HIV+吸毒者不大了解，且有恐惧和排斥的社会心理；另一方面，在HIV+吸毒者的生活世界里，他们不愿触及“艾滋”、“吸毒”等字眼和话题。笔者通过长期深入T市Q劳教所艾滋病感染者大队与53名HIV+吸毒者建立了研究信任关系。作为研究者，相对研究对象而言，我们是“知识陌生人”。我们对于研究对象的“惯习”和“生活场域”不熟悉。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笔者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对研究对象深具同情心和同理心，将HIV+吸毒者的生活经历视为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当研究对象对笔者 的专业人员身份认同后，并能够克服心理上的不安和恐惧感，笔者就能够比较顺利地通过访谈方式与之交流比较隐私的话题。第二，质性研究强调在自然情境下收集资料。我们在调研中观察到HIV+吸毒者的行为和心理表现，加之深度访谈获取一手研究资料，比问卷调查更能深入细致地了解研究对象。第三，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目的是从研究对象的立场出发，通过访谈法和观察法收集研究资料，再由资料出发，归纳、解释研究对象，以研究对象的语言诠释研究对象的世界。与定量研究相比，质性研究能够有效避免学术上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在调研中，我们作为研究者并非处于权威主导的地位(由研究者决定研究框架，推演假设，界定概念，设计问卷)；被研究者并非处于一个被动的、被询问的地位(只能按照研究者设定的框架、所界定的概念和以研究者的话语来表达其经历)。通过HIV+吸毒者的自我报告，我们对其生活状况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其违法犯罪原因进行诠释，进而提出加强对其管控工作的对策建议。
本研究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法来收集资料：
1 访谈法。通过与研究对象的语言沟通，我们不仅收集研究对象的客观情况，如家庭情况、教育情况、文化水平、年龄情况、职业经历、生活交往、人际关系等，而且还了解到研究对象的主观认识，如对艾滋病及其防治工作的看法和态度等。对53名HIV+吸毒者的访谈形式是半结构式的，问题的设定是开放式的。在访谈过程中，我们会因不同的访谈对象而随时调整访谈内容，或补充或删减。个案访谈的时间一般控制在1--3个小时不等，所有这些访谈都得到他们的同意进行了录音和记录，事后根据录音进行了整理。本研究访谈资料的使用均征求了研究对象的同意并仅用于学术研究。
2 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是我们开展实证调查工作的基础和前导，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我们了解到与本调研课题有关的社会歧视和排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相关理论，以及中国艾滋病防治和禁毒工作的政策法律和T市有关艾滋病的政策法规，其他学者关于艾滋病患者和吸毒问题的已有研究成果。
3 观察法。笔者曾深入研究对象的原籍地“大凉山”和在T市的聚居地(地处城乡结合部的x和Y社区)，深入了解其生活场域的经济水平、社区环境等方面情况。笔者还通过观察研究对象在接受访谈中的语气、神态、肢体语言等，获取丰富的感性资料。
四、研究所涉及的有关理论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HIV+吸毒者不仅是艾滋病患者和吸毒成瘾者，而且也是违法犯罪人。本研究涉及的主要犯罪社学理论：社会歧视和排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
(一)社会歧视和排斥理论
戈夫曼(Goffman)最早将“污名与歧视”引入学术研究领域。根据他所提出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理论，由于HIV+吸毒者所拥有的“受损的身份”(poiled identity)，在社会其他人眼中逐渐丧失其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并因此遭受到排斥性社会回应——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
法国学者Ren Lenior最早明确提出社会排斥这一概念。他在1974年指出：“受排斥者”构成了法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人(受排斥者)包括神和身体残疾者、自杀者、老年患者、受虐儿童、药物滥用者、越轨者、单亲父母、多问题家庭、边缘人、反社会的人和社会不适应者。”HIV+吸毒者作为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缺乏机会参与一些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活动，因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被边缘化或隔离，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他们不仅承受巨大的生活压力，更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往往都有一种失去地位和尊严的感觉，因为遭受主流群体的排斥或者是自身的自卑感而封闭自我。而从心理学上来讲，人人都有融入群体，与人沟通的需要，如果被集体排斥，就会感到深深的焦虑和不安。融入社会的需要和现实的封闭状态造成了他们的紧张焦虑，这种压力如果超过了一定限度，极有可能会对社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二)社会资本理论
在社会学研究中，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沿袭了“社会结构和个人行动”的研究视角。从早期布迪厄(Bourdieu，1980)和科尔曼(Coleman，198B)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场域”、“惯习”、“社会关系”、“网络””等概念对社会资本理论的影响。
布迪厄认为，社会并不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世界，而是由一系列彼此交织而又相对自主的“场域”构成的。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在具体场域中，位于特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行动者，受一定的“游戏规则”(如“社会制约条件”，“社会规范结构”等)的制约及其自身特定“惯习”的影响，以“象征性实践”活动不断建构着社会结构。这一行动过程一方面创造和建构着自身的“惯习”，同时改变着各类“资本”的分布结构和游戏的内在规则。本课题的大多数研究对象在“大凉山”因吸毒惯习而感染艾滋病，遭遇其他家支成员和同族人的社会歧视和排斥，基于亲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原有社会资本缺失，一部分人远走他乡(来到T市)，基于亲缘和地缘关系创建新的社会资本——加入彝族同乡吸贩毒盗窃团伙。
科尔曼结合经济学中的理性行为理论提出“社会资本”理论。他认为，社会关系的存在是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的控制的结果。权威关系、信任关系，以及基于权力和利益分配所建立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不仅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种个人资源。T市HIV+吸贩毒盗窃团伙内部分工明确。每个团伙有1--2名头目，负责从“大凉山”购进纯度较高的海洛因并销赃，并用毒品控制团伙成员实施盗窃犯罪活动。其他的团伙成员按照头目的吩咐，白天踩点夜间作案，作案后将赃物交给头目，才能换取海洛因吸食。在T市加入彝族同乡吸贩毒盗窃团伙，使HIV+吸毒者找到集体归属感，获得了谋生手段，并能够从吸毒中享受特别的快感。
五、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
在课题研究中，笔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完成转录资料的工作，且不断地核对录音和阅读转录的资料，并根据主题归类资料，具体的分析步骤是：(1)将访谈资料转化为文字。我们不仅在访谈过程中做一些必需的简单记录，每次访谈后，也都做了扩展笔记，作为录音的补充。访谈资料的整理始终忠于原始的访谈内容，如有不语、哭泣，“嗯”“啊”等非语言状况出现时，我们也如实记录。(2)在访谈资料录入完成后，我们再听取录音，并核对录音所转录出的原始文字资料，在扩展笔记的辅助下回忆实际访谈过程中发生的状况，将受访者非语言的部分也一并在文字资料中描述，以帮助日后阅读文字资料记录与分析时所用。(3)对资料进行整理后，提升了资料中的重要概念或主题，用这些概念和主题把所有的资料内容统领起来。(4)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所获得的资料——整理和分析的内容，开始撰写研究报告。
研究表明，53名HIV+吸毒者加入吸贩毒盗窃团伙在T市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主要受以下因 的影响：
(一)凉山彝族家支民族风俗的影响
凉山彝族的家支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家族联合体”。依据习惯法，家支成员要团结互助、扶贫济穷；家支对外反抗压迫和掠夺，对内保护本家支成员的权利，并起着执行习惯法、维持成员内部和外部和睦关系的作用。在这样的家支观念支配之下，加之凉山彝族解放前就有种植鸦片的传统，由家支组成的毒品犯罪团体组织严密，形成了具有家族化特征的吸贩毒团伙。为了寻找犯罪机会，近年来凉山州的吸贩毒团伙开始出现向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自2008年以来，T市刑侦、禁毒部门破获的由四川彝族人组成的7个涉及HIV+吸毒者的盗窃团伙中，犯罪嫌疑人主要来自阿尔、曲比、吉克、的日等家支。他们经常组织不定期的家支聚会，在聚会上一起吸毒，共同商讨夜间进行入室盗窃犯罪活动的行动方案。一旦有成员被警方抓获，成员之间相互包庇，绝不供出同伙。
(二)社会交往的封闭化
在访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T市四川彝族HIV+吸毒盗窃团伙成员的空虚和慵懒，一种人格化生活方式上的懈怠。他们基本的生活样态是一种极度懒散，极度空虚的生活状态。他们因为毒品带来的生理和心理的改变，而变得安静而不愿与人交往。他们在吸毒以后已经失去了大量不吸毒的正常朋友，社会交往变得越来越窄。多数团伙成员由于对毒品的严重依赖，形成了极端偏异的生活、行为模式，且有较强的孤独感。他们因为不得不与主流社会相隔离，而加入吸贩毒盗窃团伙，并对“亚文化群体”产生心理认同。在调研中发现，大多数团伙成员这种自我封闭化的生活方式已经固化，与主流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相距甚远。他们在无意识下重复着他们的生活，无意识中远离社会成为一个边缘且不为社会所知的亚文化群体。许多团伙成员对“一朝道友，终生道友”深有体会。
(三)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
HIV+吸毒者的高病死率、多途径传染，以及目前尚不可治愈，由此引发了社会恐惧和与此相伴随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因此，他们不仅要面对毒瘾和疾病的折磨，还要为“艾滋吸毒者标签”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而苦恼。
“周围的人对我们都避而远之。我们受够了家人的冷言冷眼，我们这些同命相连的人只好在一起打发时间。”(ANAE)
“我卖血感染艾滋病以后，经常感冒，皮肤病也是时好时坏。治病花费很大，我又找不到工作，吸毒时感觉好些。”(YQAR)
“那时(歧视)严重得很，人都吓死了。有一个人去理发，别人说他有艾滋病。理发的理到一半就跑了。”(SGSZ)
“他们(邻居)怕传染，知道我家有人得了这病，赶紧换纱窗纱审。怕蚊子咬了我，再叮他。”(QBHB)
鉴于研究对象所受凉山彝族家支民族风俗的影响，其社会团结主要依赖于家族、民族，以及来自经济互赖性的联结。笔者还通过问卷给出对HIV+吸毒者社会排斥和歧视的可能形式，即拥有受损身份的HIV+吸毒者是否遭受到了未感染者(他人)在以下社会行动上的排斥性社会回应。这些社会行动包括：是否去您家中串门；是否和您一起同席吃饭、喝酒；是否和您握手；是否购买您生产或经营的商品；是否愿意雇用您，或帮助您找活干；是否在路上遇见时和您打招呼；是否和您一起打牌或进行其他娱乐活动；是否去您家帮忙料理红白喜事；是否愿意在您发病时帮忙送医院；是否会比较关注您的一举一动，以便随时保持和他们的距离。
按照得分从高到低(也即按照歧视严重程度从高到低)来看，前5项分别是： “他人不愿意雇用HIV+吸毒者，或帮助您找活干”(85分)“他人关注HIV+吸毒者的一举一动，以便随时保持和他们的距离”(42分)、 “他人不再愿意购买HIV+吸毒者生产或经营的商品”(33分)、“他人不再愿意和HIV+吸毒者握手”(33分)、 “他人不再愿意和HIV+吸毒者一起同席吃饭／喝酒”(28分)。而受到歧视严重程度最轻的前5项则分别是：“他人路上遇见HIV+吸毒者时是否还打招呼”(7分)、“他人是否会帮忙料理HIv+吸毒者家里的红白喜事”(18分)、“HIV+吸毒者发病时，他人是否愿意帮忙送医院”(18分)、“他人是否还会和HIV+吸毒者一起打牌或进行其他娱乐活动” (19分)；“他人是否去HIV+吸毒者家中串门” (25分)。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对HIV+吸毒者的最典型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行动，是在就业方面和个体层次的社会互动——如个体间空间距离的维持、个体间的直接身体接触等。与此相反，在承载着道德张力的社会一文化层次的社会互动——如红白喜事和协助送医院——中，以及在非直接身体接触的社会互动中(如打招呼)，则呈现出较低程度的歧视。因为感染艾滋病，HIV+吸毒者不但通过劳动获取收入的，能力下降，而且由于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他们能够争取到的就业机会也大大减少。因此，他们通过合法手段获得收入的机会明显减少。在生存压力之下，他们加入吸贩毒团伙，从事“以盗养吸”的犯罪活动，也是应对社会排斥和歧视的无奈之举。
基于实证调查，提出加强对HIV+吸毒者管控工作，改善其社会处境的几点建议：
(一)实现对HIV+吸毒者的动态管控
目前，T市登记在册的HIV+吸毒者中，原籍为外省市的占77％(本文研究对象占其中的1／3左右)。加强流动人口中吸毒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应当引起重视：一要建立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联动机制，对HIV+吸毒者实行无缝化管理。基于现有的中国艾滋病专报网建立流动人口中HIV+吸毒者信息填报及转介机制，由流出地及时在网上更新HIV+吸毒者现住址变更信息，流入地通过网络获悉信息，在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实现信息实时交流；探索实现中国吸毒人员动态管控系统(公安部禁毒局与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发)与中国艾滋病专报网和中国流动人口IC卡管理系统等三大管理系统信息资源共享的有效途径。二要将流动人口中HIV+吸毒者的随访、抗病毒药物治疗及美沙酮维持治疗费用纳入流入地中央转移支付预算，明确流入地对HIV+吸毒者的随访、抗病毒药物治疗及美沙酮维持治疗责任。目前，我国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随访、抗病毒药物治疗由各省根据户籍感染者和病人数量编制预算，经费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未包含流动感染者和病人管理的费用。这对于流动人口中HIV+吸毒者较多的省份，不能较好地促进“四免一关怀”政策的落实。为切实加强对HIV+吸毒者的动态管控工作，实现对其抗病毒药物治疗核美沙酮维持治疗的“无缝”管理，建议由卫生、公安、劳教等部门共同开展“HIV+吸毒者治疗社区”试点工作。
(二)在社会层面构建社会支持网络
本研究将社会支持分为物质性支持、情感性支持、信息性支持和同伴性支持。物质性支持主要是提供服务或者物质帮助他人解决实际的问题和困难。情感性支持主要向他人提供鼓励、关心和爱意，使人感到温暖和信任。信息性支持即给予或提供信息、建议和指导，如帮忙介绍工作等。同伴性支持即与他人接触，满足人际关系的需要，缓解压力，促进积极人生态度的产 生。
笔者对研究对象社会支持需求进行考察，对其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你现在需要帮助吗?如果需要，需要哪些方面的帮助和援助?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结果显示，有81％的研究对象表示需要帮助和支持，其中对物质性支持的需要占到了70％，对情感性支持的需要占到了48％。此外，认为物质性支持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占到了45％。可见，开展“HIV+吸毒者治疗社区”试点工作，确保HIV+吸毒者的基本社会保障，对改善其社会处境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在社会层面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对改善HIV+吸毒者的社会处境，预防其违法犯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要坚持社会舆论的正确导向，既要使社会公众充分地了解艾滋病的传播、远离毒品的相关知识，还要尽最大努力消除对HIV+吸毒者的社会歧视、污名化等不利于其社会处境的消极因素。其次，要因人而异对HIV+吸毒者给予不同性质的社会支持。有的HIV+吸毒者更希望获得经济上的资助，而有的HIV+吸毒者更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只有有针对性地为其提供不同性质的社会支持，才能达到社会支持的最大效果。再次，应当把握社会支持的度。从研究对象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可以看出，大部分HIV+吸毒者对于生活没有明确的打算，对于未来没有明确的希望，生活中走一步算一步。其生存的信心和动力明显不足。笔者认为，有效的社会支持必须把握一个度，不足和过度都不理想。不足则不能解决其生存的需要，过度则会造成依赖，使其丧失自救自助的兴趣。
(三)在个人层面，要积极引导和鼓励HIV+吸毒者矫正自我认知，开展自救与自助
HIV+吸毒者因为受到社会情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出现了自我认知的偏差，多数人认为自己低人一等，认为受到了社会的歧视，而做出了错误的自我评价。从个人层面来看，改善HIV+吸毒者的社会处境必须从矫正自我认知出发。矫正自我认知除了需要自己的努力外，还需要相应的机构为其提供相应的心理指导，如：定期为HIV+吸毒者提供心理服务，鼓励其走出阴影，积极投身社会生活之中。一方面，HIV+吸毒者应该充分认识到开展自救与自助的必要性，树立起社会信心；另一方面，政府和相关机构则应该为其自救自助提供便利条件，如直接给予经费的支持或者给予政策方面的支持，引导和鼓励其自救与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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