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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词：权力永远要学会对权利保持敬畏。政府对于自身错误的纠正，对于公民行使权利的赞赏，在今天要克服权力的惯性和既有思维，需要更大的勇气。但这正是权力伦理所要求的。贵州瓮安县政府和湖南省依法治省办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政治文明的认同。对于其它地方政府来说，这是一种示范。
4年前，15岁的葛启义左手拿着汽油瓶，右手拿着打火机冲进了瓮安县政府大楼，曾经轰动全国的瓮安“6·28”群体性事件中，以极端激烈方式“伸张正义”的主体正是像他这样的青少年。
在看守所待了3个月之后，葛启义被消除了不良记录，并且经推荐上了职业中学。2011年12月，这个昔日的“问题少年”成为黔南州最年轻的人大代表，他曾向媒体透露，是瓮安县县委书记陈昌旭提名，认为其经历对年轻人有正面影响。
将曾经的攻击者纳入“体制”，这并不是地方政府应景式的姿态，而是经历县委、县政府和公安局被焚烧打砸，百余民警受伤的惨痛教训后做出的必然选择，在对干群关系和政府形象的系统性修复中，瓮安官方以宽容的方式完成了自我疗伤和社会重建。
事件发生几个月后，瓮安县展开了“轻罪从无” 试点，随后制定《关于对“6·28”事件涉案未成年人违法即轻罪犯罪的指导意见》，对符合条件的涉案未成年人违法及轻罪记录予以试行消除。到目前为止，104名帮教对象中已有94人的记录被消除，43人先后考上了大学或大专、中专。同时，当地政府也注意到了青少年涉案背后是教育土壤的贫瘠，将教育资金投入从2007年的不足1.5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近3亿元。
在权力与公民、成人与少年的不同维度中，瓮安选择了原谅。更为重要的是，它开始探寻泄愤式群体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化解积怨、直面矛盾。
事发几天，空降的县委书记龙长春即开始了书记大接访。县城中心广场上，书记坐镇，各部门纷纷搭起大棚，访民排号分类反映问题。同时，瓮安还启动了干部大巡访、教师大家访、公检法司大联访、乡镇干部大走访，俗称“五大访”。一时间，全县形成了信访潮，许多长年积案都被翻出。
此后，瓮安进一步整顿吏治，清理具有红黑双重身份的干部；提高征地拆迁的补偿标准；实行村委会换届“海选”。更让外界感到其自省和勇气的是在开发规划中将被毁的“县委大楼遗迹”保留，并在旁边建立“警示教育馆”，时刻警醒所有党员干部，“永远也不能忘记惨痛教训、一刻也不能丢弃根本宗旨！”经过4年的强力作为，瓮安走出了“大乱”的局面。
一场官民冲突改变了一个政府。瓮安采取的做法不是头痛医头式的平息事态，而是将沉重的代价转化为新政的动力，整治风暴过后的制度化安排体现了执政思维的彻底革新。
而对更多的地方政府来说，城镇化高速行进中的利益冲突几乎已经成为常态问题，它与群体性事件只有一线之隔。如何以坦然而包容的态度面对正当利益诉求者，湖南省的做法或许能够提供一个参照。
2012年5月，因拆迁信息不公开告赢镇政府的“较真哥”张华，被湖南省依法治省办评选为“2011年度湖南最具影响力法治人物”。36岁的农民张华从几年前自家房屋被拆迁开始，便自学法律，一次次将相关部门告上法庭。就是这样一个基层政府眼中的“大麻烦”却得到了湖南官方的认可。
主办单位给他的评语是：“这场‘民告官’的官司中，张华运用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通过行政诉讼依法维权，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政府部门依法行政。同时这种在法律框架内寻求问题解决的做法，应该成为现代法治社会化解矛盾纷争的理性选择与正确途径。”
张华当选后，湖南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司法厅法制宣传处处长陈壮志曾表示，评选张华的过程中确实存在过异议。张华的维权行为对基层政府工作有促动，但同时会给基层带去压力，增加基层的工作量。即便如此，也不能逆转对他的肯定态度。“民告官不一定是好事，但张华的这起案件具有典型的法治意义。”
放下傲慢、倾听公共利益的表达，瓮安和湖南政府在面临不同程度的事件時，表现出了共同的担当和勇气。当地方政府已经陷入经济政绩模式的狂喜，并且习惯于在公民面前表现居高位者的“一贯正确”，这样的自我纠偏和包容显得难能可贵。在社会矛盾积聚爆发的时期，如何直面公民诉求、化解民众怨怒，为政者不仅应该运用技巧与智慧处理个案，更应该启动对治理之道和权力来源的重新思考。
4年前，15岁的葛启义左手拿着汽油瓶，右手拿着打火机冲进了瓮安县政府大楼，曾经轰动全国的瓮安“6·28”群体性事件中，以极端激烈方式“伸张正义”的主体正是像他这样的青少年。
在看守所待了3个月之后，葛启义被消除了不良记录，并且经推荐上了职业中学。2011年12月，这个昔日的“问题少年”成为黔南州最年轻的人大代表，他曾向媒体透露，是瓮安县县委书记陈昌旭提名，认为其经历对年轻人有正面影响。
将曾经的攻击者纳入“体制”，这并不是地方政府应景式的姿态，而是经历县委、县政府和公安局被焚烧打砸，百余民警受伤的惨痛教训后做出的必然选择，在对干群关系和政府形象的系统性修复中，瓮安官方以宽容的方式完成了自我疗伤和社会重建。
事件发生几个月后，瓮安县展开了“轻罪从无” 试点，随后制定《关于对“6·28”事件涉案未成年人违法即轻罪犯罪的指导意见》，对符合条件的涉案未成年人违法及轻罪记录予以试行消除。到目前为止，104名帮教对象中已有94人的记录被消除，43人先后考上了大学或大专、中专。同时，当地政府也注意到了青少年涉案背后是教育土壤的贫瘠，将教育资金投入从2007年的不足1.5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近3亿元。
在权力与公民、成人与少年的不同维度中，瓮安选择了原谅。更为重要的是，它开始探寻泄愤式群体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化解积怨、直面矛盾。
事发几天，空降的县委书记龙长春即开始了书记大接访。县城中心广场上，书记坐镇，各部门纷纷搭起大棚，访民排号分类反映问题。同时，瓮安还启动了干部大巡访、教师大家访、公检法司大联访、乡镇干部大走访，俗称“五大访”。一时间，全县形成了信访潮，许多长年积案都被翻出。
此后，瓮安进一步整顿吏治，清理具有红黑双重身份的干部；提高征地拆迁的补偿标准；实行村委会换届“海选”。更让外界感到其自省和勇气的是在开发规划中将被毁的“县委大楼遗迹”保留，并在旁边建立“警示教育馆”，时刻警醒所有党员干部，“永远也不能忘记惨痛教训、一刻也不能丢弃根本宗旨！”经过4年的强力作为，瓮安走出了“大乱”的局面。
一场官民冲突改变了一个政府。瓮安采取的做法不是头痛医头式的平息事态，而是将沉重的代价转化为新政的动力，整治风暴过后的制度化安排体现了执政思维的彻底革新。
而对更多的地方政府来说，城镇化高速行进中的利益冲突几乎已经成为常态问题，它与群体性事件只有一线之隔。如何以坦然而包容的态度面对正当利益诉求者，湖南省的做法或许能够提供一个参照。
2012年5月，因拆迁信息不公开告赢镇政府的“较真哥”张华，被湖南省依法治省办评选为“2011年度湖南最具影响力法治人物”。36岁的农民张华从几年前自家房屋被拆迁开始，便自学法律，一次次将相关部门告上法庭。就是这样一个基层政府眼中的“大麻烦”却得到了湖南官方的认可。
主办单位给他的评语是：“这场‘民告官’的官司中，张华运用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通过行政诉讼依法维权，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政府部门依法行政。同时这种在法律框架内寻求问题解决的做法，应该成为现代法治社会化解矛盾纷争的理性选择与正确途径。”
张华当选后，湖南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司法厅法制宣传处处长陈壮志曾表示，评选张华的过程中确实存在过异议。张华的维权行为对基层政府工作有促动，但同时会给基层带去压力，增加基层的工作量。即便如此，也不能逆转对他的肯定态度。“民告官不一定是好事，但张华的这起案件具有典型的法治意义。”
放下傲慢、倾听公共利益的表达，瓮安和湖南政府在面临不同程度的事件時，表现出了共同的担当和勇气。当地方政府已经陷入经济政绩模式的狂喜，并且习惯于在公民面前表现居高位者的“一贯正确”，这样的自我纠偏和包容显得难能可贵。在社会矛盾积聚爆发的时期，如何直面公民诉求、化解民众怨怒，为政者不仅应该运用技巧与智慧处理个案，更应该启动对治理之道和权力来源的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