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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来换取环境改善，这个说法不太成立。因为如果我们放慢经济增长速度，那意味着我们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时间要延长，如果我们不进入到高收入阶段，就没办法把我们的产业结构变成以服务业为主。
自201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下滑，今年第一季度增长率只有7.0%。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速度下滑，我认为有机制问题、体制问题，也有结构问题，但其实更多的是外部性因素。既然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因素为主，政府就应该有稳增长的责任。
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大政策空间：一方面，中国在投资资源上相对好，因为政府的财政赤字比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相对低，另一方面，我们货币政策的空间很大。把这些政策空间用起来以后，我们应该有能力靠投资来启动经济，而且投资了以后，创造了需求，创造了增长，也创造了就业。有了就业以后的话，那收入增加、消费的信心也会增加。投资跟消费增加的话，我相信保持7%左右的增长，而且力争达到7%以上，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
目前存在三個似是而非的误区
这些条件非常有利，问题是你能不能把那些有利的条件用起来。比如说一个千万富翁，即使他有很多钱，如果不吃饭的话，他也会饿死。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因为在前段时间里面有很多讨论，似是而非的讨论。这里面我举几个例子。
比如一般人认为中国不应该再搞投资拉动了，应该改成消费拉动，因为他们简单地把投资拉动等同于产能过剩，投资拉动是不是一定就产能过剩呢？我们现在有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大家知道建材行业、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确实有产能过剩。
这个产能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增长是9.7%，1979年到2014年，现在变成了7%左右，那产能过剩就出来了。但问题是你是不是不再去投资钢筋水泥了？当然不，我们可以投资产业升级，我们可以投资那些基础设施。所以简单把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这是不合理的。而且从某种角度来看，反而要投资一些产业升级，跟我们处于瓶颈状况的基础设施，产能过剩的行业反而会减少。
第二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就是雾霾，认为我们的雾霾严重的原因是经济增长快，这是似是而非的观念。在1979年的时候印度的人均GDP比我们高30%，现在的人均GDP连我们的四分之一都达不到。他雾霾的程度一直比我们严重，所以并不是说把经济增长速度放下来了，雾霾就会减少。不能说经济增长的速度跟环境没关系，但这不是根本问题。环境污染跟发展结构有关系。
如果产业以制造业为主，制造业的能源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也高，相对于在农业耕种阶段的时候，以及在高收入阶段以服务业为主的时候，环境压力就大。在老牌工业化国家，如英国、德国、美国，当他们处于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很差。新工业化国家，如日本、韩国、台湾，在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很差，因为这是产业结构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的，我们还有一个不利的因素，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再加上地方监管不利，这三个因素叠加导致环境恶化。
但是我们能改善的是加强监管，加强监管会有帮助，能缓解，但不能根除。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来换取环境改善，这个说法不太成立。因为如果我们放慢经济增长速度，那意味着我们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时间要延长，如果我们不进入到高收入阶段，就没办法把我们的产业结构变成以服务业为主。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就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在2008年的以后，我们投了很多基础设施，发展了基础设施，但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的投资回报率下降。就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既然做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差，就不应该做。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一，基础设施投资回报周期长。
第二，基础设施回报是长期的项目，如果是一般的制造业就是十年。第三，基础设施的投资很多都是外部性的，比如基础设施的改善，供给的时间减少了，企业的交易率就下降了。汽车的轮胎折损少了，企业的回报率就多了。所以基础设施的回报跟一般的民间产业回报有必然的联系。即使你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还会发现一般的基础设施回报比一般的产业回报低，这种情况下政府该不该做？如果你要民间去做，你要给他垄断力度。
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给民营企业在基础设施上面有垄断的话，那对经济发展不好。如果说不给他垄断，民营经济不去做，那政府该不该做，如果政府不做，你会发现基础设施的欠债就非常多，民营企业也发展不起来。
实际上这就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问题，八十年代以后在华盛顿公识，新自由主义的思潮下，当时就认为既然基础设施是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就由企业来做。结果发现只有一种基础设施民营经济很积极，就是移动通讯系统，其他的基础设施基本没人做。
所以今天你到发展中国家去，不管是拉丁美洲还是南洋那边，都是基础设施欠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基础设施应该做，而且应该政府来做。什么时候做最好？如果政府该做的话，是在经济发展很好的时候做好，还是在经济疲软的时候做？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政府来搞基础设施是最好的时候。其实我在世行当首席经济学家，2009年创造了这个观点。
现在国际上有了这个共识，新出的《世界经济展望》中专门有一章来讨论，其实这是中国的经验。国内还有不少人认为，按照经济回报率，说政府不应该做。我想这是妨碍我们在利用有利的资源来做稳定增长反周期的一些观点。
那么在做反周期的时候政府可以做的是基础设施，我很高兴4月30号证监局会议做出了对当前的经济情况的议题，基本上就主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大家要支持消费等，我想这些措施是很积极。如果把这些措施都用了，把我们能发挥的空间都用了，那维持7%的增长是有可能的。（感谢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供稿，本文作者林毅夫，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自201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下滑，今年第一季度增长率只有7.0%。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速度下滑，我认为有机制问题、体制问题，也有结构问题，但其实更多的是外部性因素。既然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因素为主，政府就应该有稳增长的责任。
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大政策空间：一方面，中国在投资资源上相对好，因为政府的财政赤字比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相对低，另一方面，我们货币政策的空间很大。把这些政策空间用起来以后，我们应该有能力靠投资来启动经济，而且投资了以后，创造了需求，创造了增长，也创造了就业。有了就业以后的话，那收入增加、消费的信心也会增加。投资跟消费增加的话，我相信保持7%左右的增长，而且力争达到7%以上，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
目前存在三個似是而非的误区
这些条件非常有利，问题是你能不能把那些有利的条件用起来。比如说一个千万富翁，即使他有很多钱，如果不吃饭的话，他也会饿死。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因为在前段时间里面有很多讨论，似是而非的讨论。这里面我举几个例子。
比如一般人认为中国不应该再搞投资拉动了，应该改成消费拉动，因为他们简单地把投资拉动等同于产能过剩，投资拉动是不是一定就产能过剩呢？我们现在有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大家知道建材行业、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确实有产能过剩。
这个产能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增长是9.7%，1979年到2014年，现在变成了7%左右，那产能过剩就出来了。但问题是你是不是不再去投资钢筋水泥了？当然不，我们可以投资产业升级，我们可以投资那些基础设施。所以简单把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这是不合理的。而且从某种角度来看，反而要投资一些产业升级，跟我们处于瓶颈状况的基础设施，产能过剩的行业反而会减少。
第二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就是雾霾，认为我们的雾霾严重的原因是经济增长快，这是似是而非的观念。在1979年的时候印度的人均GDP比我们高30%，现在的人均GDP连我们的四分之一都达不到。他雾霾的程度一直比我们严重，所以并不是说把经济增长速度放下来了，雾霾就会减少。不能说经济增长的速度跟环境没关系，但这不是根本问题。环境污染跟发展结构有关系。
如果产业以制造业为主，制造业的能源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也高，相对于在农业耕种阶段的时候，以及在高收入阶段以服务业为主的时候，环境压力就大。在老牌工业化国家，如英国、德国、美国，当他们处于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很差。新工业化国家，如日本、韩国、台湾，在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很差，因为这是产业结构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的，我们还有一个不利的因素，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再加上地方监管不利，这三个因素叠加导致环境恶化。
但是我们能改善的是加强监管，加强监管会有帮助，能缓解，但不能根除。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来换取环境改善，这个说法不太成立。因为如果我们放慢经济增长速度，那意味着我们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时间要延长，如果我们不进入到高收入阶段，就没办法把我们的产业结构变成以服务业为主。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就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在2008年的以后，我们投了很多基础设施，发展了基础设施，但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的投资回报率下降。就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既然做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差，就不应该做。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一，基础设施投资回报周期长。
第二，基础设施回报是长期的项目，如果是一般的制造业就是十年。第三，基础设施的投资很多都是外部性的，比如基础设施的改善，供给的时间减少了，企业的交易率就下降了。汽车的轮胎折损少了，企业的回报率就多了。所以基础设施的回报跟一般的民间产业回报有必然的联系。即使你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还会发现一般的基础设施回报比一般的产业回报低，这种情况下政府该不该做？如果你要民间去做，你要给他垄断力度。
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给民营企业在基础设施上面有垄断的话，那对经济发展不好。如果说不给他垄断，民营经济不去做，那政府该不该做，如果政府不做，你会发现基础设施的欠债就非常多，民营企业也发展不起来。
实际上这就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问题，八十年代以后在华盛顿公识，新自由主义的思潮下，当时就认为既然基础设施是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就由企业来做。结果发现只有一种基础设施民营经济很积极，就是移动通讯系统，其他的基础设施基本没人做。
所以今天你到发展中国家去，不管是拉丁美洲还是南洋那边，都是基础设施欠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基础设施应该做，而且应该政府来做。什么时候做最好？如果政府该做的话，是在经济发展很好的时候做好，还是在经济疲软的时候做？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政府来搞基础设施是最好的时候。其实我在世行当首席经济学家，2009年创造了这个观点。
现在国际上有了这个共识，新出的《世界经济展望》中专门有一章来讨论，其实这是中国的经验。国内还有不少人认为，按照经济回报率，说政府不应该做。我想这是妨碍我们在利用有利的资源来做稳定增长反周期的一些观点。
那么在做反周期的时候政府可以做的是基础设施，我很高兴4月30号证监局会议做出了对当前的经济情况的议题，基本上就主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大家要支持消费等，我想这些措施是很积极。如果把这些措施都用了，把我们能发挥的空间都用了，那维持7%的增长是有可能的。（感谢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供稿，本文作者林毅夫，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