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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下所面对的危机，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治理危机，从列强诸国的现代化进程看，都有相当的共性，不必大惊小怪。我们只是需冷静承认，自己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后发优势”，人家当年跌落的坑，咱一个不落，全部跌落进去。
今天谈雾霾，雾霾会不会散？天下没有不散的雾霾，关键还是什么时候散。
前段时间，我在北京陪有关部门的领导去视察了一家非常非常低调的企业，出乎我的意料。他们搞的生物制剂已经可以在沼泽地里种庄稼，可以吃掉海面上漂浮的原油，可以对包括受污染的油砂进行处理，處理之后可以把石油浮在面上，吸出来的石油还能够继续使用，这家企业就在咱们北京。
美国政府邀请这家企业的老板移民美国，并且告诉他只要你开清单，你有多少人要带走都能带得走。但这家企业拒绝了，当然他有一个更大的考虑。这个企业不仅是环保产业的企业，他有一些技术已经运用于军队，非常地实用。我想在今后的几年当中，像这样的企业实际上会越来越多，这是我们中国转型的希望所在，也是我们在讨论今天这个雾霾会不会散我们的信心所在。
乾隆时期，人口剧增曾导致自然灾害频繁
其实在历史上，古今中外来看，环保和发展的问题一直是存在的，并不是到了当下才出现这样一个新的问题。
从乾隆时代，咱们中国的经济是世界上最大的GDP，达到顶峰状态的时候咱们就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环保问题。在乾隆盛世的时候，中国各方面的自然灾害出现的概率非常高，而这个背后很大的一个推动原因是人口的剧增，中国人口从1亿到2亿花了多少时间？花了78年，从2亿人口到3亿人口花了28年，从3亿人口到道光年左右的4亿人口花了44年，所以中国的人口是剧增的，但当时的粮食亩产根本就跟不上，中国人均的粮食只有400多斤，远远低于汉代时候的900多斤，我们靠什么？一方面靠农业技术的改进，另外一方面靠大规模的拓荒，而大规模的拓荒之后引发了大规模的生态环境的灾难，这就倒过来了制约了中国的粮食生产，所以中国那时候的人口一直维持在4亿左右，再多的话就可能爆发一些新的波动，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
美国的环保问题也一度非常严峻
同样，在我们经常要提起的美国，在美国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当中，在美国的发展过程当中，美国的环保问题也是一直非常严峻的。在1930年代，美国的沙尘暴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长达10年的时间美国被沙尘暴所困扰，尤其在1934年的时候，美国爆发了最大规模的沙尘暴，那个沙尘暴的规模有多大？它的宽度、整个幅度是2400公里×1400公里这么一个范围，高度有多少？有3公里高，所以这个在美国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黑沙暴事件”，这个环境的污染直接导致了、促成了或者加剧了美国40年代大萧条的惨状，也是罗斯福总统在搞新政的时期进行改革的重点。所以美国从那个时候开始，从1936年开始，推出了“土壤保护法”，开始大规模的种树，所以到了1936年的时候终于盼来了雨，就像咱们在北京，老是盼着起风，当时的美国老是盼着下雨，只有下雨了美国人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美国如此，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同样如此，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随着北京雾霾的加剧，我们现在把北京的雾霾和伦敦进行对比，伦敦在1952年所爆发的最大的一次雾霾，直接杀了4000多人，比咱们北京要厉害得多了，我看微信圈里面咱们有很多朋友在传，当年伦敦的照片与现在北京的照片相对比，的确非常非常的相似。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欧洲，欧洲咱们经常去旅游，你看见莱茵河现在多么美，但你想想几十年前莱茵河被西方人称为“欧洲的公共厕所”，那个时候住在河边是一场灾难，但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莱茵河已经变得非常的美丽。
中国的环境问题，并不是一小撮人破坏的
我为什么讲这些？实际上从我对改革史的研究过程当中来看，可能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当中，随着经济进一步的发展，重现某种程度的环保问题，是一个伴生现象，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是必然的，但是从历史统计来看，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它这种现象的伴生性还是非常强的。
中国人现在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我们是不是一定会比美国人更聪明，更有智慧，会不会比英国人更有智慧，会不会比我们乾隆时期的我们的前人们更有智慧？未必，我们不要太高看自己。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所遭受的生态和环境的问题，我觉得也是我们发展带来的一个伴生的问题，在30多年前有谁会在乎这些。
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可能只是想能够有一个更稳定的饭碗，能够有一碗更可口的饭，但当我们现在都解决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考虑更多的是更高层次的问题，比如环保。出现我们对环保的顾虑、焦虑，甚至愤怒，这本身是我们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中国古代讲叫“海晏河清”，历代统治者追求的是海晏河清，有政治稳定上的，也有环保上的。中国古代又讲“圣人出，黄河清”，只有圣人出来了黄河才有可能治理好。实际上在我们中国的当下，能不能治理好雾霾跟历史的规律还是一脉相承下来的。
所以，环保和生态的问题可能是社会转型的一种常态，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们既没有必要把现在环保的问题上纲上线到某种甚至可能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全民的选择，不是一小批人的选择，是我们全民共同的选择，不是说一小搓人、一小批人就能够把咱们那么大一个环境给破坏了、给污染了。我们每个人都在里头是有份的，我们是施害者，我们也是受害者，不要把责任都推给别人去。中国人民有一个传统，我们爱把所有的罪过、所有的错都推到别人身上去，这是英国人在200多年前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说中国人民爱把自己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政府。实际上我们出了这个会场就能够呼吸到这30多年来自己给自己带来的成果，这也是成果之一，所以在享受胜利的甘甜的时候也要品尝外面雾霾的痛苦。
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问题之后要赶紧行动起来，不仅是亡羊补牢，也是一个新的经济转型的契机。我刚才开篇就说了，我们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新兴的产业，很多企业家，你在这方面有没有进行考虑、有没有开始投资，政府官员尤其是政府的智库成员，政府转型当中环保的需求、生态的需求，不仅是为了补原来我们缺的课，可能也是我们新的发展的机遇。就如我刚才讲的案例，他那家企业已经在加拿大、西非大规模的开始帮人家的油田清理原来已经被污染的油砂，从油砂里头重新提炼出来分离出来的原油所获得的收益，大大超过他为了治理这片区域所花进去的成本，这还是获益的，哪怕是为了把那个环境重新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对于全民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福利，更何况还能挣钱。
我觉得在咱们接下来的经济转型当中，环保问题的背后是经济转型的问题，而经济转型的背后可能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就是政府究竟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原来我们的政府大量的直接从事经营，现在我们也在转型，试图更多的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方面我们乐见其成，当然征途是非常漫长的。
这个转型期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是一个艰难的考验，无论是我们提到的美国也好、提到的英国也好，他们都是在出现了大问题之后开始想办法去补救，而我刚才提到的乾隆时代，咱们中国在上一轮世界顶峰的时候，在这方面我们的举措是无力的、是乏力的，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在后来国运的衰退，与我们在这方面的无能为力或者不作为或者软弱也有一定的联系。
在新的这一轮的转型当中，政府究竟能不能在以治理雾霾、治理环保为特征的方面体现出相应的执政能力，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三中全会讲的，咱们提到所谓的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中国一直在讲“四个现代化”，从1978年开会一直到现在，咱们讲“四个现代化”，现在提出来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大量的问题，我研究经济史、改革史，感觉世界各国改革大量的问题实际上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管理技术的问题，国家管理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门技术。
35年来我们接受了企业管理是一门技术，企业家们愿意花几十万到商学院听课去，但是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的共识，国家管理、国家机器的运营，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门技术，而这门技术可能最先体现在把我们的环境给治理好，所以我们还是要指望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个在今后数年当中，咱们拭目以待，乐观其成。（感谢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供稿，本文作者雪珥，澳大利亚华裔，中国改革史及战略史学者。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学术顾问、多所商学院EMBA授课教授。）
今天谈雾霾，雾霾会不会散？天下没有不散的雾霾，关键还是什么时候散。
前段时间，我在北京陪有关部门的领导去视察了一家非常非常低调的企业，出乎我的意料。他们搞的生物制剂已经可以在沼泽地里种庄稼，可以吃掉海面上漂浮的原油，可以对包括受污染的油砂进行处理，處理之后可以把石油浮在面上，吸出来的石油还能够继续使用，这家企业就在咱们北京。
美国政府邀请这家企业的老板移民美国，并且告诉他只要你开清单，你有多少人要带走都能带得走。但这家企业拒绝了，当然他有一个更大的考虑。这个企业不仅是环保产业的企业，他有一些技术已经运用于军队，非常地实用。我想在今后的几年当中，像这样的企业实际上会越来越多，这是我们中国转型的希望所在，也是我们在讨论今天这个雾霾会不会散我们的信心所在。
乾隆时期，人口剧增曾导致自然灾害频繁
其实在历史上，古今中外来看，环保和发展的问题一直是存在的，并不是到了当下才出现这样一个新的问题。
从乾隆时代，咱们中国的经济是世界上最大的GDP，达到顶峰状态的时候咱们就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环保问题。在乾隆盛世的时候，中国各方面的自然灾害出现的概率非常高，而这个背后很大的一个推动原因是人口的剧增，中国人口从1亿到2亿花了多少时间？花了78年，从2亿人口到3亿人口花了28年，从3亿人口到道光年左右的4亿人口花了44年，所以中国的人口是剧增的，但当时的粮食亩产根本就跟不上，中国人均的粮食只有400多斤，远远低于汉代时候的900多斤，我们靠什么？一方面靠农业技术的改进，另外一方面靠大规模的拓荒，而大规模的拓荒之后引发了大规模的生态环境的灾难，这就倒过来了制约了中国的粮食生产，所以中国那时候的人口一直维持在4亿左右，再多的话就可能爆发一些新的波动，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
美国的环保问题也一度非常严峻
同样，在我们经常要提起的美国，在美国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当中，在美国的发展过程当中，美国的环保问题也是一直非常严峻的。在1930年代，美国的沙尘暴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长达10年的时间美国被沙尘暴所困扰，尤其在1934年的时候，美国爆发了最大规模的沙尘暴，那个沙尘暴的规模有多大？它的宽度、整个幅度是2400公里×1400公里这么一个范围，高度有多少？有3公里高，所以这个在美国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黑沙暴事件”，这个环境的污染直接导致了、促成了或者加剧了美国40年代大萧条的惨状，也是罗斯福总统在搞新政的时期进行改革的重点。所以美国从那个时候开始，从1936年开始，推出了“土壤保护法”，开始大规模的种树，所以到了1936年的时候终于盼来了雨，就像咱们在北京，老是盼着起风，当时的美国老是盼着下雨，只有下雨了美国人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美国如此，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同样如此，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随着北京雾霾的加剧，我们现在把北京的雾霾和伦敦进行对比，伦敦在1952年所爆发的最大的一次雾霾，直接杀了4000多人，比咱们北京要厉害得多了，我看微信圈里面咱们有很多朋友在传，当年伦敦的照片与现在北京的照片相对比，的确非常非常的相似。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欧洲，欧洲咱们经常去旅游，你看见莱茵河现在多么美，但你想想几十年前莱茵河被西方人称为“欧洲的公共厕所”，那个时候住在河边是一场灾难，但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莱茵河已经变得非常的美丽。
中国的环境问题，并不是一小撮人破坏的
我为什么讲这些？实际上从我对改革史的研究过程当中来看，可能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当中，随着经济进一步的发展，重现某种程度的环保问题，是一个伴生现象，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是必然的，但是从历史统计来看，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它这种现象的伴生性还是非常强的。
中国人现在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我们是不是一定会比美国人更聪明，更有智慧，会不会比英国人更有智慧，会不会比我们乾隆时期的我们的前人们更有智慧？未必，我们不要太高看自己。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所遭受的生态和环境的问题，我觉得也是我们发展带来的一个伴生的问题，在30多年前有谁会在乎这些。
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可能只是想能够有一个更稳定的饭碗，能够有一碗更可口的饭，但当我们现在都解决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考虑更多的是更高层次的问题，比如环保。出现我们对环保的顾虑、焦虑，甚至愤怒，这本身是我们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中国古代讲叫“海晏河清”，历代统治者追求的是海晏河清，有政治稳定上的，也有环保上的。中国古代又讲“圣人出，黄河清”，只有圣人出来了黄河才有可能治理好。实际上在我们中国的当下，能不能治理好雾霾跟历史的规律还是一脉相承下来的。
所以，环保和生态的问题可能是社会转型的一种常态，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们既没有必要把现在环保的问题上纲上线到某种甚至可能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全民的选择，不是一小批人的选择，是我们全民共同的选择，不是说一小搓人、一小批人就能够把咱们那么大一个环境给破坏了、给污染了。我们每个人都在里头是有份的，我们是施害者，我们也是受害者，不要把责任都推给别人去。中国人民有一个传统，我们爱把所有的罪过、所有的错都推到别人身上去，这是英国人在200多年前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说中国人民爱把自己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政府。实际上我们出了这个会场就能够呼吸到这30多年来自己给自己带来的成果，这也是成果之一，所以在享受胜利的甘甜的时候也要品尝外面雾霾的痛苦。
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问题之后要赶紧行动起来，不仅是亡羊补牢，也是一个新的经济转型的契机。我刚才开篇就说了，我们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新兴的产业，很多企业家，你在这方面有没有进行考虑、有没有开始投资，政府官员尤其是政府的智库成员，政府转型当中环保的需求、生态的需求，不仅是为了补原来我们缺的课，可能也是我们新的发展的机遇。就如我刚才讲的案例，他那家企业已经在加拿大、西非大规模的开始帮人家的油田清理原来已经被污染的油砂，从油砂里头重新提炼出来分离出来的原油所获得的收益，大大超过他为了治理这片区域所花进去的成本，这还是获益的，哪怕是为了把那个环境重新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对于全民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福利，更何况还能挣钱。
我觉得在咱们接下来的经济转型当中，环保问题的背后是经济转型的问题，而经济转型的背后可能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就是政府究竟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原来我们的政府大量的直接从事经营，现在我们也在转型，试图更多的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方面我们乐见其成，当然征途是非常漫长的。
这个转型期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是一个艰难的考验，无论是我们提到的美国也好、提到的英国也好，他们都是在出现了大问题之后开始想办法去补救，而我刚才提到的乾隆时代，咱们中国在上一轮世界顶峰的时候，在这方面我们的举措是无力的、是乏力的，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在后来国运的衰退，与我们在这方面的无能为力或者不作为或者软弱也有一定的联系。
在新的这一轮的转型当中，政府究竟能不能在以治理雾霾、治理环保为特征的方面体现出相应的执政能力，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三中全会讲的，咱们提到所谓的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中国一直在讲“四个现代化”，从1978年开会一直到现在，咱们讲“四个现代化”，现在提出来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大量的问题，我研究经济史、改革史，感觉世界各国改革大量的问题实际上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管理技术的问题，国家管理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门技术。
35年来我们接受了企业管理是一门技术，企业家们愿意花几十万到商学院听课去，但是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的共识，国家管理、国家机器的运营，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门技术，而这门技术可能最先体现在把我们的环境给治理好，所以我们还是要指望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个在今后数年当中，咱们拭目以待，乐观其成。（感谢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供稿，本文作者雪珥，澳大利亚华裔，中国改革史及战略史学者。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学术顾问、多所商学院EMBA授课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