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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公布并广泛征求社会意见。草案加强了对家庭暴力的预防和社会救助的规定。
根除家庭暴力，远不只是施受二者间的事。在暴力面前，受害者需要的不只是反抗和放下过往重新开始的勇气，她们需要得到庇佑的还有父母的安全、孩子的未来；她们面对的不只是可见的身体伤害，还有被多数人忽略、包括最亲的人也不曾意识到的精神、性、经济等隐形的暴力；他们所承受的阻碍，不只是施暴者的威胁，还有社会方方面面的冷遇。
只有打破顾虑，消除冷漠，让更多力量介入，才能及时阻止伤害，挽回可能发生的悲剧。
性暴力
最多人回避的伤害经历
2015年7月15日晚9点45分，“白丝带男性终止性别暴力运动求助热线”（以下简称“白丝带”）的志愿者沉木接到当天的最后一个电话，求助者叫冯婧。
“今天我又被打了。”她的声音很小，带着哭过的沙哑和浓重的鼻音，“我买了一幅窗帘，花了他的钱，他把我从二楼拖到一楼，扔在单元楼门口的花坛上，然后骑在我身上，用拳头使劲砸我的脸。”回忆到痛苦处，她忍不住又哭起来。
“这样的事持续多久了？”沉木问。按照他的经验，冯婧遭遇的家暴至少持续了一年以上。
“两年多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沉木做好了为受害者提供免费咨询服务的准备。出乎他意料的是，和冯婧的对话却只持续了不到二十分钟。
“我怕他回来看到我打电话，又会打我。”她如惊弓之鸟。
被单独列出的暴力类型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显示，24.7%的女性曾在婚姻生活中遭受过家庭暴力，它不再有明显的地域（农村抑或城市）、教育程度（低文化者抑或高知阶层）、经济状况（低收入者抑或高收入者）等方面的特征；没有身体暴力与精神暴力泾渭分明的二元化。越来越多的暴力受害者同时承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伤害，而受害者们往往并不清楚自己遭受的伤害类型。
“在外人面前诋毁中伤我，是家暴吗？”“把我锁在家里，是家暴吗？”“监听我的电话，是家暴吗？”“不顾我的意愿强行发生性关系，是家暴吗？”
“白丝带”的志愿者们会详细询问每一位打进电话的受害者其遭遇的家庭暴力类型，唯独性暴力，几乎无人正面回答。而在它的官方网站上，“性暴力”是被单独列出进行强调的部分。因为暴力手段的卑劣和侮辱性，远远超越冯婧们遭受的其他身体伤害，让她们感到羞耻。何况性暴力往往藏匿于触目惊心的身体伤痕之下，不容易被人们单独重视。
“大部分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中，都会伴随性暴力。”刚访问完十几名受暴者的中山大学教授柯倩婷说，“但她们永远都忽略性暴力或保持沉默，无人察觉她们更深一层的痛。”
施暴者的強盗逻辑
“白丝带”志愿者们也会接到不少男性咨询者的电话，他们甚至不会避讳自己的施暴者身份。这让“白丝带”的现任总召集人、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感到压力巨大：在强大的世俗传统面前，200多位志愿者的力量太弱小。
方刚曾接过其中一位的电话。对方第一句话就问：“性本来就是夫妻间根本性的东西，如果她两三个月都不愿意和我发生性关系，是不是也叫性暴力？”
他与妻子结婚十年，前几年生活稳定后开始在外面“找乐子”，他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解：“谁也不能保证一辈子就忠于一个人吧。”妻子发现后很失望，拒绝与他同床。忍受不了妻子的扑克脸，他将妻子从客厅拖到床上，甩了对方两耳光后，撕破她的衣服强行发生多次性关系。“她这样我没法不在外面找人，不打她我心里不平衡。”
而打来咨询电话，是施暴者想让专家“说服”妻子：“我就想让专家告诉她，她这样对不对？”
“对不对？”方刚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妻子拒绝性生活，便打她、强迫她发生性关系，你才是性暴力、婚内强奸！”
可这样的理直气壮并非个案，方刚对此也不觉得意外。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性是婚姻的附属品，发生性关系是婚内义务。就像一对夫妻吵架后，劝架的人总会说一句“床头吵架床尾和”。性成了婚姻中最万能也最卑微的工具。
于是施暴者可以行使暴力而无任何负罪感，甚至受害者也不会认为这是必须阻止的暴力类型。“性义务”这一强大的传统观念深植于思想，哪怕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难逃这种道德绑架。
作为“985”高校毕业的高材生，在合肥一所重点高中当历史老师的黄娟，已经忍受了8年性暴力。依然是从普通的身体暴力开始——刚结婚半年，丈夫爱打牌，输了钱就和她要，她不给，他就打。鞋底、皮带、椅子什么都能用上。然后在她提出离婚后，升级到性暴力——丈夫闻言强行扒光了她的衣服，拍了裸体照和视频，威胁她“敢离婚、报警，就上传到网上，让她在全校学生面前丢尽人”。
“她知道他犯了什么法，但她不愿意赤裸裸地出现在学生面前，名声、颜面比命重要，我们也无计可施。”志愿者无奈地说。
法律的空白地带
“我能告他强奸吗？”北京大承律师事务所的婚姻律师张颖接到过多起类似咨询。作为一名公益律师，他非常希望能为对方提供有效帮助，可唯独这件事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其他一些国家如美国，“婚内强奸”有法可依，是国际上裁定性暴力犯罪的法律名词。但在我国并无专属法律可循，甚至还会受到其他法律的制约——《婚姻法》中规定夫妻双方有同居和性生活义务，直白点讲，合法的夫妻之间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性侵犯。“通常法院不会立案。”张颖告诉对方。他深知这回答也许会湮灭受害者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
2015年9月，《中国人民共合规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在中国人大网上公开征求修改意见，张颖遗憾地看到，关于性暴力，依旧没有在《草案》中有明确标注。仅仅在“总则”第二条里出现这样的话：“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对家庭成员实施的侵害行为。” 关于“婚内强奸”，国内唯一一起胜诉案是著名的“王卫民案”。而那已是近20年前的老故事：一对已经被法院判决离婚、却还没有办理完离婚手续的夫妻，妻子钱某遭遇丈夫王卫民的强奸行为，愤而将对方告上法庭。
她强忍羞耻站在原告席上，痛苦地回忆了对方如何施暴的细节。但最终，丈夫只被判刑3年，缓刑3年。概因中国司法实务处理原则中，有“对有罪者判处较普通强奸案更轻刑罚”的规定。
而在此案后，再无其他胜诉的受害者。这场官司制胜的关键在于夫妻关系正处于离婚诉讼期，否则，按照司法惯例，没有胜诉的可能。
经济暴力：隐形的控制
妻子成了施暴者
“我老婆对我家庭暴力。”
“怎么施暴的？”
“她把我的钱都拿走了。”
这是志愿者小白第一次接到男性咨询者的电话，尤其电话内容又有点“可乐”，她忍不住在心里打了个问号：“这也是家庭暴力？”
“钱”在小白接触过的家庭暴力案例里，通常都扮演催化剂或引子的角色：没有收入的妻子因为经济依赖于丈夫，被后者控制了人身自由并肆意侮辱、殴打。但在这个电话里，她听到了不一样的故事。
“结婚时，我们家庭条件不好，都靠自己打拼。我自己不怎么花钱，每月工资分四分之一给父母外，其它都交给她攒着，开始看她数钱还挺幸福的。前些天父母交社保的钱不够，我找她要，她不但不给，还发了好大一通脾气，数落我没能耐还摔东西。”
妻子在经济上的管控已经对丈夫造成伤害，但她和所有试图管住配偶钱包的人一样，并不清楚这其实也是暴力行为的一种——通过侵犯对方财务自由权，给对方造成精神打击。它是家庭暴力中最容易潜移默化、不着痕迹的类型。
可如果不是被逼到极致，受害者本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正遭受着暴力伤害。在被妻子拿走钱包的最初阶段，咨询者一点也不反对，反而认为这是“爱老婆的表现”。“女主内，理所应当掌管财政大权。”而社会文化同样传递给暴力者这样的暗示：“管住男人，要先管住男人的钱包，这样他们才会有所顾忌，避免做坏事。”
在身材、力量等领域不占优势的妻子，在习俗的支持下成为了一个数量不小的施暴者群体。在她们看来，婚姻的维系建立在控制对方的基础上，“爱就是虐”。这样的意识形态下，网上各类“老公被罚跪搓衣板”、“老公跪遥控器不能换台”、“老公跪榴莲”等虐老公晒图大赛风靡一时也就不足为奇。
原生家庭是施暴者同盟
而当经济暴力中的施暴者是男性身份，包涵的内容则更为复杂。《中国性别暴力和男性气质研究定量调查报告》显示，在受访者截至调查时为止的一生中，约23%的男性曾对伴侣施加经济暴力，25%的女性遭受过来自伴侣的经济暴力。
中国依然是一个男权社会，男性相对女性更容易在事业上获得社会认同，成为家里经济收入更高的人。当夫妻间因经济问题发生冲突后，其背后的原生家庭會成为男方对妻子实行暴力的支持力量。
妻子面对的将不只是丈夫单方面的财务和人身自由权的管控，还有来自原生家庭的施压。而在这股力量面前，受害者自己最后也会认同对方的观点。
张霞在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应丈夫要求辞去会计工作在家当全职太太，这份让人艳羡的“工作”每个月会让她得到8000元的生活费。
但她很快发现要将生活水准维持在之前的状态，8000元远远不够。公婆每月的药品、补品，孩子的奶粉和其他食物，雇佣保姆与钟点工的开销，以及深圳高昂的物价，迫使她不得不向丈夫要更多的钱。她永远都记得对方眼神闻言后流露出的嫌弃与鄙夷：“天天在家玩，还有脸花钱。”
在丈夫看来，不挣钱的人没有花钱的资格。而她甚至无法在娘家找到支援。因为家庭条件不如婆家，母亲只是劝慰她：“把你男人哄好一点，让他多给你一点钱，男人在外面挣钱还是很辛苦的。”
而在公婆眼中，女子嫁进夫家，属于她的东西也自动成为自己儿子的。结婚前张霞用自己的积蓄买下间商铺，自己成为全职太太后，公公突然提出要在商铺房产证上加丈夫的名字。她本能地反对：“这是我的婚前财产。”公公一句话把她噎了回去，“嫁夫随夫，你的就是我家的。”
这样的事并非小说里才有的情节。在张颖经手的几桩官司里，便不乏丈夫及其家人理直气壮地侵蚀妻子财产的案例，“中国传统观念里就有男方有权分享女方财产的传统，反过来女方很少会这么想和做。男女的不平等可见一斑。”
社会援助：
多一点，再深刻一点
报警了，又如何？
《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了社会力量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和阻止。妇联、政府机构、工会、共青团、居委会、用人单位、亲友邻居……都被纳入预防和减少家庭暴力发生的组织人员中。
但大多数受暴者并没有获得有效帮助，甚至他们获得的临时性外界帮助还会助燃暴力程度。
网友“大脸猫庄阿”在知乎发帖，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反家暴失败故事。
“楼上的邻居是三口之家，男人几乎每天都会骂女人，声音大到几乎贯彻整栋楼。但大家都习以为常。一次他又家暴，打女人的声音、乱摔东西的声音，震耳欲聋，感觉楼上都要塌了。”听到女人的惨叫越变越弱，他忍不住报了警。
“但警察从到达现场敲开他们家的门到离开，不超过30秒，他们似乎只是很敷衍地调解了两句，然后就走了。”而丈夫在知道是邻居报警后，大闹整栋单元楼，要求“打电话的人自己站出来”，物管公司却拿对方没辙。这让“大脸猫庄阿”明白了为何邻居都对眼皮底下的施暴行为视而不见。
民警石头讲出了执法尴尬的实话：“家务事，在中国是最难处理的问题。何况举证太难。”“只是吵架，没有轻伤级别以上的伤害，我们根本不能实行拘捕。就算把施暴者抓到警局里，很快也会放出来，而他回去后往往又是一场新的施暴行为。”
《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而一纸告诫书能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于是根据疑罪从无的法治原则，执法人员更愿意选择规避风险，减少出警，结果2010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董珊珊被家暴致死”事件：受害者家人8次报警，警方都以“双方还存续婚姻关系”为由拒绝出警，最终年轻女孩在结婚10个月后被丈夫打死，而凶手只被判有期徒刑6年半。
当频繁遭遇求助无门
当报警者得出“报警无用”的结论后，向至亲求助是受害者的第二选择。心理学博士李云长期为当地妇联提供家庭暴力救助服务，让她触目惊心的是，原本该为受暴者提供帮助的亲人，却常扮演着施暴者帮凶的角色。
她最近接触到的受害者李洁在丈夫第三次对她家暴后提出了离婚。对方很快找来50多岁的表姨“开导”妻子。表姨曾在居委会工作，对调解家庭纠纷很有心得，但在自己外甥的事情上她毫不犹豫站在男方这边：将几十年的婚姻经验倾囊相授，却只字不提外甥外遇、对李洁施行家暴的恶劣行径。
在知道女儿铁了心要离婚后，原本心疼她的母亲也加入了劝说行列：“多为孩子想想，你男人也保证了会改，两口子哪里没有磕磕碰碰，忍忍就过去了。”
而在一意孤行离婚后，带着孩子回到娘家李洁还遭遇了另一种羞辱：大家议论纷纷此事，很多人认为“男人不会无缘无故出轨”，“说不定是她先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才被男人打。”
亲人的阻止、伤人的流言、社会对女性习惯性的偏见，让更多的李洁们选择了回到原来的处境中。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习得性无助实验’。”李云介绍。两组狗，一组在遭遇电击后可以通过按下按钮停止电击，另一组按下了按钮但无效。重复多次后，第一组狗在得到逃离机会后很快学会了逃跑；第二组在逃离机会面前却无动于衷。
许多家暴受害者都有过向周围求助却无法得到帮助、甚至求助后受到更严重伤害的经历，落到“既无法逃离暴力、又无法向外界求助”的绝望境地中。对她们来说，虐待固然痛苦，然而比起试图反抗、逃离，却引来更强烈的痛苦相比，不如忍受现在相对不那么暴烈的痛苦。“所以这不是靠简单的离婚、靠逃出暴力、甚至靠奋起反抗就能解决的问题。”李云说。
正确的拯救方式
没有自救意识，法律尚不健全，外界的救助杯水车薪，种种不利之下却依然有成功逃出者。这既需要彻底绝望前的幡然醒悟，也需要来自外界的正确帮助。二者缺一不可。
和大部分暴力受害者一样，北京大二学生Stranger也是个性格单纯到软弱的姑娘。2014年年末，她怀抱最后一丝希望给陌生网友“猫猫”发出一封求助微信。那天她在北京二环商场外的大街上被同校的男友摁跪在地上连抽了十几巴掌。“知道我为什么把你拖到马路边上打吗？因为这里人多车多，我就是要你知道，这世界上没人可以救得了你！”
人来人往的市中心竟真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男友的暴行。而被打了一年多，她也不敢开口向亲友求助，因为男友手里有自己的裸照，还扬言要杀了她的哥哥。她怕自己的遭遇让父母伤心，更忌惮报警后丑聞人尽皆知。
但男友的那句话激醒了她。于是在网上看到“猫猫”写的关于反家暴的文章后，她决定最后向外界寻求一次帮助。
收到信息的“猫猫”气愤地将她的求助信息发到了网上，幸运的是，网友们没有一味恨铁不成钢地骂她，一味地要求她反抗、自强，理智派占据上风，给出了更实用的建议。
“找个可靠的朋友陪你一起去报警。警方会为你保密。”
“可以通过警方关和云盘所属公司联系，删除裸照。”
“要相信你的父母，他们是世界上唯一会保护你的人。瞒着他们让自己继续受伤才真正让他们伤心。父母丰富的人生阅历能给你更好的建议。”
“如果心理上对男友有依恋，一定要找心理医生。”
“可以向大学辅导员求助，辅导员会帮你保密，你还可以请假暂时休学，远离对方。”
“找个可靠的律师。”
这些建议给了Stranger希望，她猛然明白自己并非只有独自面对暴力一条路。
Stranger在经历休学、转学、请律师后，虽然没有完全走出心理阴影，但她不再终日恐惧。而男友面对长辈和律师时的狼狈，让她明白对方其实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强大——强大与弱小，永远是相对的。
她永远都记得“猫猫”在文章末尾说的那段话：不要把你的恐惧变成对方控制你的手段，不要认为你孤立无援，只要你愿意开口，帮助你的人永远比伤害你的人强大。
如何走出暴力
○ 在婚前就识别出暴力征兆
当还在相处阶段时提高警惕，如果出现以下征兆，请迅速结束关系：
1.你在他身边如履薄冰，总是小心翼翼地观察他的心情，自己变得自卑、无助；
2.他的家庭成员有过暴力行为；
3.他会因为小事就对陌生人大发脾气甚至发生肢体冲突；
4.他对生活的态度很消沉、负面；
5.他有抽烟、酗酒、吸毒等嗜好，还有过酒后暴力行为；
6.他有极强的控制欲。
○ 如果在婚姻/同居里遭遇暴力，收集好证据
1.受到家暴后及时给受伤处拍照并就医，获得医院的诊断证明；
2.在丈夫实施家庭暴力时，请居民委员会、妇联组织、庇护所等相应机构制作书面材料；
3. 收集视听资料，包括双方的聊天记录、对方承认家庭暴力的录音、伤害情况的录像等；
4.注意证据的合法性和安全性，妥善保管；
5.亲朋好友以及邻居都可以作为证人提供证言，但是证人必须亲自出庭作证才能有效。
○ 做好扫尾工作
1.重新选择生活环境，可以通过换工作、换住所、换孩子的学校，甚至让父母搬家来进入新的生活；
2.中国《反家暴法（草案）》正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受到暴力威胁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3.接受心理治疗，勇敢认识自己的情感缺陷，改变择偶观，避免再次陷入同类情感；
4.主动融入社会或公益活动，建立新的朋友圈，找回生活目标与动力。
根除家庭暴力，远不只是施受二者间的事。在暴力面前，受害者需要的不只是反抗和放下过往重新开始的勇气，她们需要得到庇佑的还有父母的安全、孩子的未来；她们面对的不只是可见的身体伤害，还有被多数人忽略、包括最亲的人也不曾意识到的精神、性、经济等隐形的暴力；他们所承受的阻碍，不只是施暴者的威胁，还有社会方方面面的冷遇。
只有打破顾虑，消除冷漠，让更多力量介入，才能及时阻止伤害，挽回可能发生的悲剧。
性暴力
最多人回避的伤害经历
2015年7月15日晚9点45分，“白丝带男性终止性别暴力运动求助热线”（以下简称“白丝带”）的志愿者沉木接到当天的最后一个电话，求助者叫冯婧。
“今天我又被打了。”她的声音很小，带着哭过的沙哑和浓重的鼻音，“我买了一幅窗帘，花了他的钱，他把我从二楼拖到一楼，扔在单元楼门口的花坛上，然后骑在我身上，用拳头使劲砸我的脸。”回忆到痛苦处，她忍不住又哭起来。
“这样的事持续多久了？”沉木问。按照他的经验，冯婧遭遇的家暴至少持续了一年以上。
“两年多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沉木做好了为受害者提供免费咨询服务的准备。出乎他意料的是，和冯婧的对话却只持续了不到二十分钟。
“我怕他回来看到我打电话，又会打我。”她如惊弓之鸟。
被单独列出的暴力类型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显示，24.7%的女性曾在婚姻生活中遭受过家庭暴力，它不再有明显的地域（农村抑或城市）、教育程度（低文化者抑或高知阶层）、经济状况（低收入者抑或高收入者）等方面的特征；没有身体暴力与精神暴力泾渭分明的二元化。越来越多的暴力受害者同时承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伤害，而受害者们往往并不清楚自己遭受的伤害类型。
“在外人面前诋毁中伤我，是家暴吗？”“把我锁在家里，是家暴吗？”“监听我的电话，是家暴吗？”“不顾我的意愿强行发生性关系，是家暴吗？”
“白丝带”的志愿者们会详细询问每一位打进电话的受害者其遭遇的家庭暴力类型，唯独性暴力，几乎无人正面回答。而在它的官方网站上，“性暴力”是被单独列出进行强调的部分。因为暴力手段的卑劣和侮辱性，远远超越冯婧们遭受的其他身体伤害，让她们感到羞耻。何况性暴力往往藏匿于触目惊心的身体伤痕之下，不容易被人们单独重视。
“大部分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中，都会伴随性暴力。”刚访问完十几名受暴者的中山大学教授柯倩婷说，“但她们永远都忽略性暴力或保持沉默，无人察觉她们更深一层的痛。”
施暴者的強盗逻辑
“白丝带”志愿者们也会接到不少男性咨询者的电话，他们甚至不会避讳自己的施暴者身份。这让“白丝带”的现任总召集人、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感到压力巨大：在强大的世俗传统面前，200多位志愿者的力量太弱小。
方刚曾接过其中一位的电话。对方第一句话就问：“性本来就是夫妻间根本性的东西，如果她两三个月都不愿意和我发生性关系，是不是也叫性暴力？”
他与妻子结婚十年，前几年生活稳定后开始在外面“找乐子”，他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解：“谁也不能保证一辈子就忠于一个人吧。”妻子发现后很失望，拒绝与他同床。忍受不了妻子的扑克脸，他将妻子从客厅拖到床上，甩了对方两耳光后，撕破她的衣服强行发生多次性关系。“她这样我没法不在外面找人，不打她我心里不平衡。”
而打来咨询电话，是施暴者想让专家“说服”妻子：“我就想让专家告诉她，她这样对不对？”
“对不对？”方刚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妻子拒绝性生活，便打她、强迫她发生性关系，你才是性暴力、婚内强奸！”
可这样的理直气壮并非个案，方刚对此也不觉得意外。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性是婚姻的附属品，发生性关系是婚内义务。就像一对夫妻吵架后，劝架的人总会说一句“床头吵架床尾和”。性成了婚姻中最万能也最卑微的工具。
于是施暴者可以行使暴力而无任何负罪感，甚至受害者也不会认为这是必须阻止的暴力类型。“性义务”这一强大的传统观念深植于思想，哪怕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难逃这种道德绑架。
作为“985”高校毕业的高材生，在合肥一所重点高中当历史老师的黄娟，已经忍受了8年性暴力。依然是从普通的身体暴力开始——刚结婚半年，丈夫爱打牌，输了钱就和她要，她不给，他就打。鞋底、皮带、椅子什么都能用上。然后在她提出离婚后，升级到性暴力——丈夫闻言强行扒光了她的衣服，拍了裸体照和视频，威胁她“敢离婚、报警，就上传到网上，让她在全校学生面前丢尽人”。
“她知道他犯了什么法，但她不愿意赤裸裸地出现在学生面前，名声、颜面比命重要，我们也无计可施。”志愿者无奈地说。
法律的空白地带
“我能告他强奸吗？”北京大承律师事务所的婚姻律师张颖接到过多起类似咨询。作为一名公益律师，他非常希望能为对方提供有效帮助，可唯独这件事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其他一些国家如美国，“婚内强奸”有法可依，是国际上裁定性暴力犯罪的法律名词。但在我国并无专属法律可循，甚至还会受到其他法律的制约——《婚姻法》中规定夫妻双方有同居和性生活义务，直白点讲，合法的夫妻之间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性侵犯。“通常法院不会立案。”张颖告诉对方。他深知这回答也许会湮灭受害者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
2015年9月，《中国人民共合规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在中国人大网上公开征求修改意见，张颖遗憾地看到，关于性暴力，依旧没有在《草案》中有明确标注。仅仅在“总则”第二条里出现这样的话：“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对家庭成员实施的侵害行为。” 关于“婚内强奸”，国内唯一一起胜诉案是著名的“王卫民案”。而那已是近20年前的老故事：一对已经被法院判决离婚、却还没有办理完离婚手续的夫妻，妻子钱某遭遇丈夫王卫民的强奸行为，愤而将对方告上法庭。
她强忍羞耻站在原告席上，痛苦地回忆了对方如何施暴的细节。但最终，丈夫只被判刑3年，缓刑3年。概因中国司法实务处理原则中，有“对有罪者判处较普通强奸案更轻刑罚”的规定。
而在此案后，再无其他胜诉的受害者。这场官司制胜的关键在于夫妻关系正处于离婚诉讼期，否则，按照司法惯例，没有胜诉的可能。
经济暴力：隐形的控制
妻子成了施暴者
“我老婆对我家庭暴力。”
“怎么施暴的？”
“她把我的钱都拿走了。”
这是志愿者小白第一次接到男性咨询者的电话，尤其电话内容又有点“可乐”，她忍不住在心里打了个问号：“这也是家庭暴力？”
“钱”在小白接触过的家庭暴力案例里，通常都扮演催化剂或引子的角色：没有收入的妻子因为经济依赖于丈夫，被后者控制了人身自由并肆意侮辱、殴打。但在这个电话里，她听到了不一样的故事。
“结婚时，我们家庭条件不好，都靠自己打拼。我自己不怎么花钱，每月工资分四分之一给父母外，其它都交给她攒着，开始看她数钱还挺幸福的。前些天父母交社保的钱不够，我找她要，她不但不给，还发了好大一通脾气，数落我没能耐还摔东西。”
妻子在经济上的管控已经对丈夫造成伤害，但她和所有试图管住配偶钱包的人一样，并不清楚这其实也是暴力行为的一种——通过侵犯对方财务自由权，给对方造成精神打击。它是家庭暴力中最容易潜移默化、不着痕迹的类型。
可如果不是被逼到极致，受害者本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正遭受着暴力伤害。在被妻子拿走钱包的最初阶段，咨询者一点也不反对，反而认为这是“爱老婆的表现”。“女主内，理所应当掌管财政大权。”而社会文化同样传递给暴力者这样的暗示：“管住男人，要先管住男人的钱包，这样他们才会有所顾忌，避免做坏事。”
在身材、力量等领域不占优势的妻子，在习俗的支持下成为了一个数量不小的施暴者群体。在她们看来，婚姻的维系建立在控制对方的基础上，“爱就是虐”。这样的意识形态下，网上各类“老公被罚跪搓衣板”、“老公跪遥控器不能换台”、“老公跪榴莲”等虐老公晒图大赛风靡一时也就不足为奇。
原生家庭是施暴者同盟
而当经济暴力中的施暴者是男性身份，包涵的内容则更为复杂。《中国性别暴力和男性气质研究定量调查报告》显示，在受访者截至调查时为止的一生中，约23%的男性曾对伴侣施加经济暴力，25%的女性遭受过来自伴侣的经济暴力。
中国依然是一个男权社会，男性相对女性更容易在事业上获得社会认同，成为家里经济收入更高的人。当夫妻间因经济问题发生冲突后，其背后的原生家庭會成为男方对妻子实行暴力的支持力量。
妻子面对的将不只是丈夫单方面的财务和人身自由权的管控，还有来自原生家庭的施压。而在这股力量面前，受害者自己最后也会认同对方的观点。
张霞在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应丈夫要求辞去会计工作在家当全职太太，这份让人艳羡的“工作”每个月会让她得到8000元的生活费。
但她很快发现要将生活水准维持在之前的状态，8000元远远不够。公婆每月的药品、补品，孩子的奶粉和其他食物，雇佣保姆与钟点工的开销，以及深圳高昂的物价，迫使她不得不向丈夫要更多的钱。她永远都记得对方眼神闻言后流露出的嫌弃与鄙夷：“天天在家玩，还有脸花钱。”
在丈夫看来，不挣钱的人没有花钱的资格。而她甚至无法在娘家找到支援。因为家庭条件不如婆家，母亲只是劝慰她：“把你男人哄好一点，让他多给你一点钱，男人在外面挣钱还是很辛苦的。”
而在公婆眼中，女子嫁进夫家，属于她的东西也自动成为自己儿子的。结婚前张霞用自己的积蓄买下间商铺，自己成为全职太太后，公公突然提出要在商铺房产证上加丈夫的名字。她本能地反对：“这是我的婚前财产。”公公一句话把她噎了回去，“嫁夫随夫，你的就是我家的。”
这样的事并非小说里才有的情节。在张颖经手的几桩官司里，便不乏丈夫及其家人理直气壮地侵蚀妻子财产的案例，“中国传统观念里就有男方有权分享女方财产的传统，反过来女方很少会这么想和做。男女的不平等可见一斑。”
社会援助：
多一点，再深刻一点
报警了，又如何？
《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了社会力量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和阻止。妇联、政府机构、工会、共青团、居委会、用人单位、亲友邻居……都被纳入预防和减少家庭暴力发生的组织人员中。
但大多数受暴者并没有获得有效帮助，甚至他们获得的临时性外界帮助还会助燃暴力程度。
网友“大脸猫庄阿”在知乎发帖，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反家暴失败故事。
“楼上的邻居是三口之家，男人几乎每天都会骂女人，声音大到几乎贯彻整栋楼。但大家都习以为常。一次他又家暴，打女人的声音、乱摔东西的声音，震耳欲聋，感觉楼上都要塌了。”听到女人的惨叫越变越弱，他忍不住报了警。
“但警察从到达现场敲开他们家的门到离开，不超过30秒，他们似乎只是很敷衍地调解了两句，然后就走了。”而丈夫在知道是邻居报警后，大闹整栋单元楼，要求“打电话的人自己站出来”，物管公司却拿对方没辙。这让“大脸猫庄阿”明白了为何邻居都对眼皮底下的施暴行为视而不见。
民警石头讲出了执法尴尬的实话：“家务事，在中国是最难处理的问题。何况举证太难。”“只是吵架，没有轻伤级别以上的伤害，我们根本不能实行拘捕。就算把施暴者抓到警局里，很快也会放出来，而他回去后往往又是一场新的施暴行为。”
《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而一纸告诫书能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于是根据疑罪从无的法治原则，执法人员更愿意选择规避风险，减少出警，结果2010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董珊珊被家暴致死”事件：受害者家人8次报警，警方都以“双方还存续婚姻关系”为由拒绝出警，最终年轻女孩在结婚10个月后被丈夫打死，而凶手只被判有期徒刑6年半。
当频繁遭遇求助无门
当报警者得出“报警无用”的结论后，向至亲求助是受害者的第二选择。心理学博士李云长期为当地妇联提供家庭暴力救助服务，让她触目惊心的是，原本该为受暴者提供帮助的亲人，却常扮演着施暴者帮凶的角色。
她最近接触到的受害者李洁在丈夫第三次对她家暴后提出了离婚。对方很快找来50多岁的表姨“开导”妻子。表姨曾在居委会工作，对调解家庭纠纷很有心得，但在自己外甥的事情上她毫不犹豫站在男方这边：将几十年的婚姻经验倾囊相授，却只字不提外甥外遇、对李洁施行家暴的恶劣行径。
在知道女儿铁了心要离婚后，原本心疼她的母亲也加入了劝说行列：“多为孩子想想，你男人也保证了会改，两口子哪里没有磕磕碰碰，忍忍就过去了。”
而在一意孤行离婚后，带着孩子回到娘家李洁还遭遇了另一种羞辱：大家议论纷纷此事，很多人认为“男人不会无缘无故出轨”，“说不定是她先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才被男人打。”
亲人的阻止、伤人的流言、社会对女性习惯性的偏见，让更多的李洁们选择了回到原来的处境中。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习得性无助实验’。”李云介绍。两组狗，一组在遭遇电击后可以通过按下按钮停止电击，另一组按下了按钮但无效。重复多次后，第一组狗在得到逃离机会后很快学会了逃跑；第二组在逃离机会面前却无动于衷。
许多家暴受害者都有过向周围求助却无法得到帮助、甚至求助后受到更严重伤害的经历，落到“既无法逃离暴力、又无法向外界求助”的绝望境地中。对她们来说，虐待固然痛苦，然而比起试图反抗、逃离，却引来更强烈的痛苦相比，不如忍受现在相对不那么暴烈的痛苦。“所以这不是靠简单的离婚、靠逃出暴力、甚至靠奋起反抗就能解决的问题。”李云说。
正确的拯救方式
没有自救意识，法律尚不健全，外界的救助杯水车薪，种种不利之下却依然有成功逃出者。这既需要彻底绝望前的幡然醒悟，也需要来自外界的正确帮助。二者缺一不可。
和大部分暴力受害者一样，北京大二学生Stranger也是个性格单纯到软弱的姑娘。2014年年末，她怀抱最后一丝希望给陌生网友“猫猫”发出一封求助微信。那天她在北京二环商场外的大街上被同校的男友摁跪在地上连抽了十几巴掌。“知道我为什么把你拖到马路边上打吗？因为这里人多车多，我就是要你知道，这世界上没人可以救得了你！”
人来人往的市中心竟真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男友的暴行。而被打了一年多，她也不敢开口向亲友求助，因为男友手里有自己的裸照，还扬言要杀了她的哥哥。她怕自己的遭遇让父母伤心，更忌惮报警后丑聞人尽皆知。
但男友的那句话激醒了她。于是在网上看到“猫猫”写的关于反家暴的文章后，她决定最后向外界寻求一次帮助。
收到信息的“猫猫”气愤地将她的求助信息发到了网上，幸运的是，网友们没有一味恨铁不成钢地骂她，一味地要求她反抗、自强，理智派占据上风，给出了更实用的建议。
“找个可靠的朋友陪你一起去报警。警方会为你保密。”
“可以通过警方关和云盘所属公司联系，删除裸照。”
“要相信你的父母，他们是世界上唯一会保护你的人。瞒着他们让自己继续受伤才真正让他们伤心。父母丰富的人生阅历能给你更好的建议。”
“如果心理上对男友有依恋，一定要找心理医生。”
“可以向大学辅导员求助，辅导员会帮你保密，你还可以请假暂时休学，远离对方。”
“找个可靠的律师。”
这些建议给了Stranger希望，她猛然明白自己并非只有独自面对暴力一条路。
Stranger在经历休学、转学、请律师后，虽然没有完全走出心理阴影，但她不再终日恐惧。而男友面对长辈和律师时的狼狈，让她明白对方其实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强大——强大与弱小，永远是相对的。
她永远都记得“猫猫”在文章末尾说的那段话：不要把你的恐惧变成对方控制你的手段，不要认为你孤立无援，只要你愿意开口，帮助你的人永远比伤害你的人强大。
如何走出暴力
○ 在婚前就识别出暴力征兆
当还在相处阶段时提高警惕，如果出现以下征兆，请迅速结束关系：
1.你在他身边如履薄冰，总是小心翼翼地观察他的心情，自己变得自卑、无助；
2.他的家庭成员有过暴力行为；
3.他会因为小事就对陌生人大发脾气甚至发生肢体冲突；
4.他对生活的态度很消沉、负面；
5.他有抽烟、酗酒、吸毒等嗜好，还有过酒后暴力行为；
6.他有极强的控制欲。
○ 如果在婚姻/同居里遭遇暴力，收集好证据
1.受到家暴后及时给受伤处拍照并就医，获得医院的诊断证明；
2.在丈夫实施家庭暴力时，请居民委员会、妇联组织、庇护所等相应机构制作书面材料；
3. 收集视听资料，包括双方的聊天记录、对方承认家庭暴力的录音、伤害情况的录像等；
4.注意证据的合法性和安全性，妥善保管；
5.亲朋好友以及邻居都可以作为证人提供证言，但是证人必须亲自出庭作证才能有效。
○ 做好扫尾工作
1.重新选择生活环境，可以通过换工作、换住所、换孩子的学校，甚至让父母搬家来进入新的生活；
2.中国《反家暴法（草案）》正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受到暴力威胁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3.接受心理治疗，勇敢认识自己的情感缺陷，改变择偶观，避免再次陷入同类情感；
4.主动融入社会或公益活动，建立新的朋友圈，找回生活目标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