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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期间，我国曾三次参加奥运会，每次从行程到结局都很悲壮，然而每次的情形又各不相同。第一次刘长春只身一人去洛杉矶参赛的感受是孤独，第二次结大队去柏林参赛的感受是疲惫，而第三次亦即参加第十四届奥运会的感受则是凄凉。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十二和十三届奥运会未能在1940年和1944年如期召开，被迫停办，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三年——1948年，才在饱受战争劫难的英国伦敦举行了第十四届奥运会。
中国体育协进会在1947年1月初就接到国际奥组委邀请函，并于1月7日召开常务理事会商讨了组织代表团的筹备工作。筹备工作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一是钱。首先是运动员的选拔和代表团的组织，而能参加多少人又决定于能筹集多少钱。在这次会议上，对于钱的筹集问题，会议把希望寄托在政府，所以决定成立一个参赛运动员遴选委员会，由王正廷、马约翰、董守义、宋如复等7人组成。5月1日遴选委员会开会决定在1947年10月10日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上做出初选，又分别成立了篮球、足球和田径游泳三个遴选委员会，准备做具体工作。但是，国民党政府这时已到了面临崩溃的前夕，经济越来越紧，只口头答复提供一些补贴，因而代表团的筹备工作遇到的困难也就越来越多。
出席伦敦奥运会的运动员原定由1947年10月举行的全国运动会产生，但因战争原因没有如期举行，这样不仅使选拔运动员的事被搁置起来，更重要的是指望国民政府出钱参加奥运会的事也越来越渺茫。体协在1947年11月2日召开了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一方面正式成立了代表团的组织，推王正廷为总领队，董守义为总干事；另一方面成立一个经费筹募委员会，推选王正廷、孔祥熙、吴铁城（国民党）、朱家骅（教育部）、谷正纲（社会部）、吴国祯（上海市）、胡文虎（华侨）7人为委员。1948年2月18日这个委员会开会决定了预算，总额为美金15万元，计划由政府、社会人士、华侨三方面各筹五万元。面对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社会经济萧条的现实，筹款工作阻力重重、举步维艰，于是筹款成了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对于运动员的选拔、集训等事反而无暇着手，除足球队外，一直拖到1948年5月才在全国运动会上进行选拔，这时离出国日期已经不远，根本谈不上集训了。
先说向政府申请的美金5万元。2月18日发出正式呈文，但杳无音信。张伯苓和王正廷多次向行政院院长张群催促，到5月10日才批准了半数，50亿法币，折合美金25000元。到6月4日领到这笔款时，美元牌价已提高一倍。两个对折一打，代表团事实上已经无法成行。申请以批准时牌价兑换外汇，也是费了不少周折才算同意。而中央银行坚持以国内牌价折合英镑付款，代表团又要吃一千多英镑的亏（这是因为美元在伦敦的牌价较高）。从申请到领款一共是4个月零4天，具体组织者董守义为此事奔走各衙门共41次，南京和上海之间跑了25次，才落得这样一个结果。
再说社会人士的捐款。尽管筹募委员会里不乏“财神”，但是在当时这种局面下，谁肯为这件事掏腰包呢？1948年3月，董守义的一个学生介绍了上海联华篮球队的组织者、公裕行的总经理钟玉亭，他表示愿意捐钱给出国的篮球队，到5月初才讲妥由他捐助法币20亿元，又由他介绍了顾乾麟、顾家振、王统元三人各捐法币20亿元，一共80亿元。他们捐了款，表示希望代表团能给他们名义随团出国，一切费用由他们自理。5月3日常务理事会会议上决定接受他们的捐款。同时，不得已接受了他们的随团条件，聘钟玉亭为代表团顾问，其他三人为随员。国内捐到的是法币，政府不准以此申请外汇，但是即使允许也仍有许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如运动员的服装问题，买粮运粮问题（当时伦敦粮食供应紧张，各国代表团须自备粮食和一部分副食品），除了路费，什么都办不了。
华侨方面捐款当时主要是把希望寄托在胡文虎身上，他是“万金油”的大老板，所以把他选作筹募委员会的委员。胡文虎派他的儿子胡好出面接头。他的目的是为胡标永安堂做宣传。他自己养着一个足球队叫星岛队。因而他提出了个条件，要在星岛队里选12个人进入代表团。代表团的足球队一共只规定18个人，这不等于是要由星岛队来包办了吗？条件讲不拢，还是由王正廷打电话给胡文虎商量，最终他才同意垫拨了足球队出国时的费用。胡好还当了代表团的顾问。
这里头还有一个插曲：代表团顾问郝更生自告奋勇到南洋筹款，由体协负担他的往来旅费。他回来时说菲律宾华侨允捐3万美元，条件是给陈掌谔一个名额参加代表团。他还在招待记者时宣布了他捐款的成绩，结果陈掌谔取得了名额之后却再也不肯出钱，到伦敦后王正廷曾三次要郝更生去电菲律宾催款，连回电都没有。
总的说来，这次筹集的全部钱款实际只能支配总经费预算的三分之一，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代表团的规模。1932年去柏林的代表团里有实际运动员68人，这次缩小了一半，33人。但是足球队（18人）和篮球队（10人）的人数有其基本限度不能过少，能压缩的是田径、游泳，故这次只参加了4人，游泳选手仅印尼华侨吴传玉一人，自行车选手也仅有荷兰华侨何浩华一人，后两人自费前往伦敦参赛。经费紧张使运动员的实力根本无法保证。而在50名多人的代表团名单中，职员人数竟达20多名。
由于筹款不足，只得像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那样，让足球队提前出发，途经东南亚各华侨集居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赛，从门票收入中提取代表团经费。4月下旬，中国足球队在香港开始筹措比赛旅费。4月30日从香港出发，经过菲律宾、泰国、越南、新加坡、印尼、印度6个国家，至7月17日，共比赛35场，胜25场，平5场，负5场。为了多筹到款子，把比赛安排得一场接一场，由于途中各国气候炎热，加上劳累，致使足球队伤痕累累，有的场次竟不能排出完整阵容。
此时的中国篮球队也正在香港、泰国、新加坡一带一边比赛一边用门票分成来筹措经费，运动员像在江湖卖艺一般历尽艰苦，劳累不堪。
筹款虽如此艰辛，但仅获得经费预算的三分之一。
出国难，到了国外更难。由于中国是个贫困国家，西方人从心底看不起我们，因而发生很多尴尬的事。抵达伦敦的中国代表团住进奥运村才3天，就因支付不起生活费而被“请”到一个设备简陋的小学校居住，住房很挤，50多人住在三间教室里，并课桌为床，到社会租借一些床被，草草就寝。膳食也极差，每日吃的都是发了霉的大米、变质的咸鱼干和榨菜、粉丝，因为这些物资都是半年前由国内用轮船运到伦敦的。营养不良是突出问题，直到比赛完毕也没能享受一顿像样的饭菜。
伦敦奥运会于1948年7月29日举行了开幕式，中国队列第12位出场，大家统一身穿出国前发的西服上衣，而白衬衫、西裤和皮鞋，则是各人自备的，新旧不等。
7月30日，年仅20岁的印尼华侨吴传玉参加了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获小组第5名，未进入决赛。
参加田径比赛的3名选手预赛时均告落选。只有楼文敖一度成为赛场焦点。来自上海的长跑名将楼文敖共参加了3项比赛。万米长跑有30人参加，跑完全程者仅17人。赛场上，楼文敖脚底磨起了血泡并且破裂，但仍坚持跑完全程，列第17名。次日，他又参加了5000米比赛，与世界名将扎托贝克同分在第2组，在12人中列第7名。大会最后一天是马拉松比赛，代表团领导让从未参加过马拉松训练的楼文敖临时报名参赛。憨厚老实的楼文敖一上跑道就拼命地跑，到2万米时还稳稳保持第2名，中国代表团欣喜异常，但半小时后，楼文敖的脚上磨起了一串串血泡，在折返途中血泡破裂，疼痛钻心，加上体力耗尽，跌倒在路边，被抬上了救护车。楼文敖之所以足磨血泡，也有原因。过去他在国内比赛，长期坚持赤脚，偶尔穿穿便鞋，结果到奥运会参赛，服从善意安排，穿上了带钉跑鞋，速度是提高了，但两只脚却不适应，结果磨出了血泡，导致如上结果。
令人遗憾的境况还有举重一项。按随队记者分析，如果我国陶福亨参加，完全可能取得锦标（即冠军），可惜因经费不足，又不了解世界最高水平状况而被筛选了下去。实际这次举重冠军得主总成绩307公斤，折合615磅，而陶福亨在全国赛成绩是606磅，在马来西亚比赛是630磅，达到了一流水平。更为遗憾的是运动员李却汤，提前被美国队看中，代表美国队参赛，结果取得第三名。如果按正常代表中国队参的赛，中国奖牌“0”记录该由他打破了，因而赛场有“楚材晋用”之说。
足球队本来是中国体坛强项，但自抗战爆发以后，训练很少，比赛机会也少，尽管在东南亚筹集经费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毕竟那些国家状况大抵和中国相似。所以当首战遇土耳其以0：4受挫后，惨遭淘汰，再未上场。
相比之下，篮球比赛还算差强人意，中国队共参加五场比赛，三胜二负。取得同样成绩的还有智利、朝鲜、比利时、菲律宾、伊拉克。但按总积分算，中国队少于智利和朝鲜。抢眼的赛事是中国队和伊拉克那场比赛，中国队员越打越顺手，最后竟以125：25 的悬殊比分轻取一场。
奥运会结束了，代表团回国的路费尚无着落。打电报向国民政府请示，答复很干脆：“政府不能追加预算，代表团自行解决。”万般无奈之下，代表团只得卖掉还未吃完的大米、咸鱼，又到处化缘募集资金。足球队在华侨处借到一笔钱，在返国途经泰国时再度卖艺，赛球5场。而总领队王正廷则请大使馆出面向中国银行借款把代表团送走，但中国银行则担心这笔钱有去无回，不肯帮忙。最后由驻伦敦大使郑天锡作保，由英国的通济隆旅行社先发飞机票，才使运动员在暮色苍茫中凄凉地离开英伦三岛，返回祖国。
以前历次体育大赛都有体育图册出版，这次因赛事未获任何奖项，加之国内经济凋敝，没有一个商家再肯掏钱出体育专辑。眼下所能见到的，惟有当年的一些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