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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七年”文学延续延安文艺和解放区文艺的方针和政策，是中国当代文学史重要的一部分。受各种错误倾向尤其是极左思潮的影响，“十七年”文学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曲折，是经验与教训并存的历史，其文学作品生动地反映了该时期的整体社会面貌。
关键词：文学思潮；经验；教训；失声
朱自清曾写过一篇《论不满现状》的杂文，在最后谈到像他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现实境遇时说：
“早些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现在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在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大家一同苦闷在这活不下去的现状之中。”
象牙塔与十字街头，在现代中国话语中，是两个众所周知的隐喻。朱自清当了二十年的清华资深教授，是标准的塔中之人。像他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潮流，推动着他走向十字街头，加入扭秧歌的人群？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驱力，促使他改造思想，自觉地从“知识阶级的立场”到“人民的立场”？
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
一、红色革命是那个时代民族的“普遍规律”，而这一规律在文学上的体现则是通过意识形态之手，创造出一个“红彤彤”的理想社会。从文本生成的方式及过程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学具有明显的“一体化”特征。在这一时期，大多数文学作品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都已经并非是作者独自创作完成的了，而是吸取和接受了多方意见的产物，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社会制度本身造就出来的”。作家从对写作素材的加工，到后期对作品的修改及写作活动本身，都被自觉地纳入到一种有着明确意识形态指向性的系统之中，从而来保障作品的意义指向，有效地保证了党对文艺创作的直接领导。
二、建国后十七年，中国主流文学作品在革命话语体系内，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规范下，采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手法，制造雄阔的场面，用与历史时代相连接的寓言化的方法来书写新中国谋求发展的宏大叙事。在时间向度上追求一种史的长度，在场面上追求一种宏大的诗的广度。其革命书写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革命历史创作，二是革命现实书写。在中国具体的红色语境中，依靠英雄的同仇敌忾的气质和群众一呼百应的激情，表现排山倒海般的审美震撼力，从而使阳刚之美成为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共同的美学特征，雄壮豪迈成为主流风格。但主流倾向的恒定不动和中国意识形态的一统化，使这一时期作家的创作皆带有官方的特征。承担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使文学创作观念的多样化被作家创作的官方化、一元化所代替，因而该时期的作品类型化、雷同化现象严重，现代文学进入了一个整齐划一的时代。
“十七年”文学在曲折中慢慢发展，文学思潮起着极大作用，而政治是影响文学思潮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时期中，对文艺界产生最大影响的，就是对人民性、党性、党的纪律性三位一体的理解。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一浪高过一浪的三大文学运动，它们得以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高层领导和文艺家们对这三个概念的错误和极端理解。由一个真正的文艺问题的论争，发展到政治批判，最终演变为全国规模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知识分子的人格受到侮辱，尊严被压抑，良知被扭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到极大伤害。文艺家们“主动”钝化艺术感觉、压抑创造精神，文学艺术的发展不得不陷入单一化、公式化、概念化的狭窄天地。从“十七年文学思潮中，我们应得到教训：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与该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一种张力关系。文学思潮不能孤立于政治思朝和社会思潮之外，但又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文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是时代的弄潮，引领和推动时代发展是文学无可更改的终极使命。
“17年”文学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延安时期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延续，文艺的主要任务是：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流政治意识服务。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国家权利意识形态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文学成为了革命的话语形式，沦为革命为传达其声音而设置的“传声简”。虽然，这些文艺的政策每每宜传之际都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但是政治以其“作为政治的其体表现形式的政策”的直接干预，致使文学直接沦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为实现其当下目的的工具。
在文艺政策中有着政治意识的强烈渗透，往往会导致文艺性、审美性话语被政治性话语全面颠覆。党内的主要领导人物多次对文艺界提出指令性的意见，这就使文艺界出现了“政治颠覆文艺”的怪象。这一时期中，对文艺界产生最大影响的，就是对人民性、党性、党的纪律性三位一体的理解。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一浪高过一浪的三大文学运动，它们得以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高层领导和文艺家们对这三个概念的错误和极端理解。由一个真正的文艺问题的论争，发展到政治批判，最终演变为全国规模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知识分子的人格受到侮辱，尊严被压抑，良知被扭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到极大伤害。文艺家们“主动”钝化艺术感觉、压抑创造精神，文学艺术的发展不得不陷入单一化、公式化、概念化的狭窄天地。
三、每一个文学时期都不可能超脱其所处的那一时期的政治影响，某种政治思潮的巨大存在使它的价值观念、是非准则、情感取舍及审美兴趣等都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学自然不会例外。
当一定的政治思潮代表的是历史前进趋势和社会的进步渴求时，它对文学的影响必然是积极的；十七年文学恰恰相反，它受到的是一股越来越猛烈的错误政治思潮的干扰。但十七年文学中依然不乏这种作品：由于其面对的现实生活恰是在某种政治思潮影响下的现实生活，它按照这种生活面貌进行创作。不管怎么说，这类作品有其创作的现实根基，作家尽管会缺乏超前的、理智的审视眼光，但其创作毕竟有自身的主动选择和艺术上的独立追求。像描写革命战争年代生活的《百台花》、《红旗谱》、《青春之歌》 等，像描写城市生活的《上海的早晨》等作品，不管从艺术风格还是从情感表达上来说，都是十分优秀的，经得起后人的研究。
新時期之后，在以回归“五四”为特点的又一轮启蒙文学的浪潮中，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十七年”文学思潮研究热，多数学者不再持单一的批判、否定态度，而是努力“寻找异端声音的冲动，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文学并不单一-的苍白的想像”。代表人物有刘禾、唐小兵、陈思和、洪子诚等。如果说，以往大多数学者的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政治文化的视角给以研究的话，即使是对人及人性的研究也更多地是在政治文化的视阂内进行的；那么，今天，许多学者从人与个体生命的视角看取“十七年”文学，将其看作是对五四“人的文学”命题的延伸并受到后现代文化对“人的文学”的冲击，现代与后现代的互渗给人、个体生命命题提出了双重挑战，这就具有特别的意义，也是过去学界研究趋向在十七年文学研究中合乎逻辑的深化。
四、我们应得到教训：文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是时代的弄潮，引领和推动时代发展是文学无可更改的终极使命。对于那段时期的文学，我们要记住的是它崎岖坎坷之路上留下的经验，更要铭记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给我们留下的深刻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借鉴可借鉴的经验，避免可避免的错误，让今后的文艺之路更为顺畅可行，使文艺界内无论是作为理论指导的文学思潮还是作为实践的文学创作，都能呈现出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方维保.当代文学思潮史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2] 李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3] 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 郭剑敏.“十七年”文学写作方式的“一体化”特征[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1）.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关键词：文学思潮；经验；教训；失声
朱自清曾写过一篇《论不满现状》的杂文，在最后谈到像他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现实境遇时说：
“早些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现在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在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大家一同苦闷在这活不下去的现状之中。”
象牙塔与十字街头，在现代中国话语中，是两个众所周知的隐喻。朱自清当了二十年的清华资深教授，是标准的塔中之人。像他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潮流，推动着他走向十字街头，加入扭秧歌的人群？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驱力，促使他改造思想，自觉地从“知识阶级的立场”到“人民的立场”？
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
一、红色革命是那个时代民族的“普遍规律”，而这一规律在文学上的体现则是通过意识形态之手，创造出一个“红彤彤”的理想社会。从文本生成的方式及过程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学具有明显的“一体化”特征。在这一时期，大多数文学作品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都已经并非是作者独自创作完成的了，而是吸取和接受了多方意见的产物，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社会制度本身造就出来的”。作家从对写作素材的加工，到后期对作品的修改及写作活动本身，都被自觉地纳入到一种有着明确意识形态指向性的系统之中，从而来保障作品的意义指向，有效地保证了党对文艺创作的直接领导。
二、建国后十七年，中国主流文学作品在革命话语体系内，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规范下，采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手法，制造雄阔的场面，用与历史时代相连接的寓言化的方法来书写新中国谋求发展的宏大叙事。在时间向度上追求一种史的长度，在场面上追求一种宏大的诗的广度。其革命书写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革命历史创作，二是革命现实书写。在中国具体的红色语境中，依靠英雄的同仇敌忾的气质和群众一呼百应的激情，表现排山倒海般的审美震撼力，从而使阳刚之美成为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共同的美学特征，雄壮豪迈成为主流风格。但主流倾向的恒定不动和中国意识形态的一统化，使这一时期作家的创作皆带有官方的特征。承担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使文学创作观念的多样化被作家创作的官方化、一元化所代替，因而该时期的作品类型化、雷同化现象严重，现代文学进入了一个整齐划一的时代。
“十七年”文学在曲折中慢慢发展，文学思潮起着极大作用，而政治是影响文学思潮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时期中，对文艺界产生最大影响的，就是对人民性、党性、党的纪律性三位一体的理解。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一浪高过一浪的三大文学运动，它们得以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高层领导和文艺家们对这三个概念的错误和极端理解。由一个真正的文艺问题的论争，发展到政治批判，最终演变为全国规模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知识分子的人格受到侮辱，尊严被压抑，良知被扭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到极大伤害。文艺家们“主动”钝化艺术感觉、压抑创造精神，文学艺术的发展不得不陷入单一化、公式化、概念化的狭窄天地。从“十七年文学思潮中，我们应得到教训：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与该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一种张力关系。文学思潮不能孤立于政治思朝和社会思潮之外，但又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文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是时代的弄潮，引领和推动时代发展是文学无可更改的终极使命。
“17年”文学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延安时期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延续，文艺的主要任务是：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流政治意识服务。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国家权利意识形态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文学成为了革命的话语形式，沦为革命为传达其声音而设置的“传声简”。虽然，这些文艺的政策每每宜传之际都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但是政治以其“作为政治的其体表现形式的政策”的直接干预，致使文学直接沦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为实现其当下目的的工具。
在文艺政策中有着政治意识的强烈渗透，往往会导致文艺性、审美性话语被政治性话语全面颠覆。党内的主要领导人物多次对文艺界提出指令性的意见，这就使文艺界出现了“政治颠覆文艺”的怪象。这一时期中，对文艺界产生最大影响的，就是对人民性、党性、党的纪律性三位一体的理解。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一浪高过一浪的三大文学运动，它们得以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高层领导和文艺家们对这三个概念的错误和极端理解。由一个真正的文艺问题的论争，发展到政治批判，最终演变为全国规模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知识分子的人格受到侮辱，尊严被压抑，良知被扭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到极大伤害。文艺家们“主动”钝化艺术感觉、压抑创造精神，文学艺术的发展不得不陷入单一化、公式化、概念化的狭窄天地。
三、每一个文学时期都不可能超脱其所处的那一时期的政治影响，某种政治思潮的巨大存在使它的价值观念、是非准则、情感取舍及审美兴趣等都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学自然不会例外。
当一定的政治思潮代表的是历史前进趋势和社会的进步渴求时，它对文学的影响必然是积极的；十七年文学恰恰相反，它受到的是一股越来越猛烈的错误政治思潮的干扰。但十七年文学中依然不乏这种作品：由于其面对的现实生活恰是在某种政治思潮影响下的现实生活，它按照这种生活面貌进行创作。不管怎么说，这类作品有其创作的现实根基，作家尽管会缺乏超前的、理智的审视眼光，但其创作毕竟有自身的主动选择和艺术上的独立追求。像描写革命战争年代生活的《百台花》、《红旗谱》、《青春之歌》 等，像描写城市生活的《上海的早晨》等作品，不管从艺术风格还是从情感表达上来说，都是十分优秀的，经得起后人的研究。
新時期之后，在以回归“五四”为特点的又一轮启蒙文学的浪潮中，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十七年”文学思潮研究热，多数学者不再持单一的批判、否定态度，而是努力“寻找异端声音的冲动，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文学并不单一-的苍白的想像”。代表人物有刘禾、唐小兵、陈思和、洪子诚等。如果说，以往大多数学者的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政治文化的视角给以研究的话，即使是对人及人性的研究也更多地是在政治文化的视阂内进行的；那么，今天，许多学者从人与个体生命的视角看取“十七年”文学，将其看作是对五四“人的文学”命题的延伸并受到后现代文化对“人的文学”的冲击，现代与后现代的互渗给人、个体生命命题提出了双重挑战，这就具有特别的意义，也是过去学界研究趋向在十七年文学研究中合乎逻辑的深化。
四、我们应得到教训：文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是时代的弄潮，引领和推动时代发展是文学无可更改的终极使命。对于那段时期的文学，我们要记住的是它崎岖坎坷之路上留下的经验，更要铭记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给我们留下的深刻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借鉴可借鉴的经验，避免可避免的错误，让今后的文艺之路更为顺畅可行，使文艺界内无论是作为理论指导的文学思潮还是作为实践的文学创作，都能呈现出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方维保.当代文学思潮史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2] 李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3] 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 郭剑敏.“十七年”文学写作方式的“一体化”特征[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1）.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