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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不确最生气
“你们说话影响我。用不着这么互相客气。”采访赵明时，两个来找他帮忙的人吃水果互相推让，他便直直地扔出这么一句。好在大家都是熟人，了解他的性格，没人介意。
因为数月前申请大连女骑警信息公开，辽宁省瓦房店市退休警察赵明又一次成为新闻人物。虽然十几年来，他没少成为焦点，但在大众媒体的介入下，这次波及范围之广、时间之长，让他始料未及。
即便如此，赵明并没有埋怨媒体爆料，他更气愤的是一些记者对他报道的不准确，“明明是2004年，却想当然的以为是2005年；明明是瓦房店市法院，却写成市中法。”
赵明承认自己较真儿，“最受不了有的人说话没准，明明还在路上，非说已经到了门口。到门口接人，没有，我就告诉他，你说到没到，我不等了！”一个熟悉他的朋友悄悄告诉记者，这种情况，赵明真的会发火。
长达数个小时的采访更像是赵明对自己的剖析会，他条理清晰，语速飞快。说到激动时，一个黑框大眼镜被他摘了戴，戴了摘。哪句话说到了他心坎上，他会泛起难得的笑容，瘦瘦长长的身躯在两个椅子间不停地起立、换位、坐下。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他在倾诉，在寻找认同。他曾对媒体表达他的孤寂感，而这一次，他直接将微信的昵称改成了颇有悲情意味的“赵氏孤儿”。
关键是适格
赵明的孤单显而易见。他本身并不是个有亲和力的人，妻子、儿子都在国外，日夜相伴的只有一只叫欢欢的宠物狗，但他的孤独感显然更多的来自精神层面，似乎理解他的人总是太少。
“有时我到某局，他们会严阵以待，防着我，怕我知道什么事又捅出去……有些媒体为了制造噱头把我塑造成反政府、反体制、反规则的人物，好多人也这么以为。”
赵明对自己直言解析：“其实我是这个体制的卫道士。”赵明说，他是得过体制好处的人，“我是瓦房店市“文革”后第一批转正的5个国家干部之一，曾经无比羡慕体制。这个体制即便不完美，但无可替代，有漏洞就要修补，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在他看来，申请女骑警信息公开是他维护体制的方式之一。
对一些报道中把他申请女骑警信息公开和大连市某前领导下马相关联，赵明很不认同，“对女骑警提出异议的，我不是第一人，也不是第一次。早在2005年我就曾向有关部门反映女骑警的问题，也曾经在公安部的《公安内参》上发表相关文章，今年年初还向大连市人大代表反映过。8年来，我从未间断，怎么能说是和哪个前任领导有关？”末了他又加了一句，“即便他还在任，我也会说。”
他反复强调，他并不是否定“马背上的玫瑰”存在的价值，他的观点是，“女骑警的存在要适格。”
大连女子骑警队成立于1994年12月，一度成为大连名片，出席过很多活动，平常在人民广场等场合供游客拍照，但在治安方面似乎没有显著作用。
“我查过资料，中国并没有骑警这一警种。我们城市街道上，也不允许骑马行走。她们没有行使警察职能，反而越位发挥表演作用。这让女骑警长期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地位，需要法律给她们一个合理的地位。”
赵明说，他本想先申请信息公开，评估之后，再提出建议，“名不正则言不顺。要么修法，让女骑警合理；要么改制，让女骑警转投旅游局门下。”但随着媒体的介入，一个公民私下的信息公开申请引发了无数人关于女骑警的关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也正因为这样，8年无果的女骑警问题终于有了官方回音，虽然不是对他的“定向答复”。
互联网上，网民的回应激烈且广泛，那些对女骑警的谩骂并不让赵明开心，“都是警营的兄弟姐妹，我不希望是这样的局面。”他仍然坚持认为女骑警应该适格，“如果不正视这个问题，女骑警会很受伤。事情不对就要完善，对了不就完了吗？”
虽然他给大连市公安局找了个不小的“麻烦”，但赵明认为自己是善意且正确的。他讲起一次坐飞机的经历，“飞机刚停，我嗖的站起来拿行李，我旁边的老外双手放在我的腿上轻轻用力，意思是让我先坐下。那一刻我感到很羞愧，面红耳赤，但我非常感谢他，至少下回我不会这么丢人。”
另一方面，赵明把这次信息公开申请看作是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一次检验，“我把这个《条例》看成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部分，让监督为什么不监督？我要去实践它、探索它。”至于检验结果，赵明认为，信息对谁公开、谁来公开缺乏明确详细的规定，而且，“被监督高兴吗？上级来可以，退休老头不行。”
中国还在好体制内
据赵明说，警察队伍内部对女骑警“挂警察名，不行使警察职能”早就议论纷纷，在他第一次反映后，不断有人向他询问结果，“这让我觉得我有义务继续追问下去。这不是哪个人的追问，这是时代的追问。人们思想在进步，时代在发展。”至于为什么只有他成了有义务的人，赵明的解释是“别人肯定想，反正你也满头包，不在乎多这一拳。所以，还是我来吧。”
他确实给当地政府多个部门，甚至自己所在的公安局挑过不少刺。
1995年，机动车换发“九二”式牌证，有关部门巧设名目收费，车主须缴纳1500多元才能换牌，引发300多名车主围堵市政府。被派去维稳的赵明一个电话打到公安部，违法行政被纠正，瓦房店公安局也被全国通报批评。
2002年，当地政府部门违规向机动车主收取“教育基金”，赵明在一天之内把财政局和工商局两个部门告上了法庭，因为他发现“驾驶员群情激奋，已经快要引发群体性事件了。”
在另一次因修建高铁导致的施工队和动迁户的恶性纠纷上，赵明找来了新华社，“不解决会出人命的”，矛盾最终平息，他却被指责泄密。
此外，赵明常为人免费维权，多年来，光维权材料就有满满一个资料柜，粗粗计算大概有200多个，不知给政府找了多少“麻烦”，但他本人并不喜欢“刺头儿警察”的标签，“它是贬义的，即便不是蛮横不讲理，至少意味着不驯服。”
赵明认为这和他本人的形象不相符合，“我是非常遵循规则的人，这些事不靠规则办不了。有些事情得罪人，但不得不做，不然最后场面会很难看。我维护的不光是私权，还有公权。”央视采访时，赵明说：“每次问题的解决使政府和群众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密切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成就感。”同事季业福觉得，赵明的角色其实是“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桥梁。” 曾经有人为了伸冤想在北京奥运开幕会当日用模型飞机在天安门广场发传单，赵明知道后及时劝止，并立即上报，后来相关部门做出迎奥运北京小型航空器全面禁飞的规定，避免了一场世界级的尴尬。
说起成功案例，赵明多少会有些得意，他凭借法律和政策告状、维权，即便涉及多方面利益，却多年来岿然不倒、全身而退。“我的秘诀就是决不能违反中央政策，决不能跨过那条红线。得爱惜羽毛。我不敢坏，全天下都是眼睛，坏了藏不了。”
确实，如果说赵明有什么后台的话，那就是对规则的了解和遵守，在辽南地区的名声和个人能力。“另外，我相信人心善恶，最终邪不压正，中国还是在好体制下的。”赵明提高声调，右手重重一挥。
吃亏在性格
尽管很多人认为他和体制无法和谐，但赵明自己认为，他和体制毫无矛盾，“我对官员和机构是质疑下层，但相信上层。”多年之前，赵明的笔名曾是宋河——宋江的翻版，他戏称自己“反贪官不反皇帝”。
年少时，赵明曾对国家高层的各种指示报以狂热的支持，对毛泽东思想更是万分崇拜。文革中，他父亲被打成刘少奇叛徒集团沙山村成员，“我那时恨过文革，即便如此，我现在的思想也还有一半来自毛泽东思想。”
除了思想基础，赵明的较真和执着在年轻时就有迹可循。尽管赵明是那个年代高层指示的坚定追随者，他本人却屡屡受挫。
很多媒体报道过他为了给父亲平反，自己写材料上北京告状的事。他后来的告状经历由此开端，但更能体现他性格的是他文革时几次受清查的事。
“文革”时，文艺界要求执行“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赵明观演之后，认为《红灯记》没有达标，“少剑波说得好，‘倘若是生变故我另有决定’，杨子荣要是不成功，我还有招儿。李玉和却没有什么好斗争办法，这是突出英雄人物吗？这戏有问题。”
赵明的想法是，把这个问题反映上去，戏改了就好了。“这和女骑警的事如出一辙，既然有规则，就遵守嘛！”可当时“四人帮”正当权，他居然质疑江青亲自批示的八大样板戏，一下子被扣了个“右倾思想回潮，否定革命样板戏”的帽子。
在那个年代，他很快就成为被质疑和调查的对象。赵明的性子又上来了，他觉得对的事怎么都要坚持。他把自己的材料寄给上海某报社和当时红极一时的辽宁省某领导。据说该领导看后认为“很有思想”。可赵明还没来得及找到共鸣，这信又惹了麻烦。没多久“四人帮”倒台，这封信被意外发现，循迹觅踪追究到瓦房店，赵明被认为给“四人帮”写效忠信，又陷入新一轮危机。
最后一次因言获罪，是在华国锋上台之后，有人高喊华主席万岁，赵明很不屑地用一句当地土话鄙视他拍马屁的奴才相，“在我眼里只有毛主席配万岁。华国锋能不能万岁，需要看他的实践才行。”结果他被批怀疑华主席。
这一次打击虽然相对较轻，可赵明心里一直放不下，“我觉得我想的没错，华国锋应该被检验。直到邓小平上台搞真理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才真正证实了自己的想法，我才从此释怀。”
赵明曾经的理想是当个律师或记者，可因为父亲被冤成叛徒，他无法得到上学、当兵的机会，终致理想成为泡影。也许是宿命使然，多年后，他竟自己建立了赵明维权网，横跨法律和媒体两界，无意中使当年的理想得以承接和延续。
“我自己受过屈，知道被冤是啥滋味。有时也不想总是卷进麻烦，可只要我一看见，就放不下，不解决，死了都亏心。”赵明说，他一辈子就吃亏在这倒霉的性格上，偏执、认死理儿。
赵明不是党员，年轻时他曾因为领导私自调换入党候选人顺序，而拒绝入党。但他坚称自己的行为是共产党员的行为。“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不影响我是一个共产党人。”赵明自嘲。
“我是绝对拥护共产党的，我今年60多，受党哺育这么多年。”至于被他多次提到的体制，赵明顿了顿，“这个体制还是好的，我会死死维护它，哪怕成为体制的殉葬者。”W
责编/王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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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说话影响我。用不着这么互相客气。”采访赵明时，两个来找他帮忙的人吃水果互相推让，他便直直地扔出这么一句。好在大家都是熟人，了解他的性格，没人介意。
因为数月前申请大连女骑警信息公开，辽宁省瓦房店市退休警察赵明又一次成为新闻人物。虽然十几年来，他没少成为焦点，但在大众媒体的介入下，这次波及范围之广、时间之长，让他始料未及。
即便如此，赵明并没有埋怨媒体爆料，他更气愤的是一些记者对他报道的不准确，“明明是2004年，却想当然的以为是2005年；明明是瓦房店市法院，却写成市中法。”
赵明承认自己较真儿，“最受不了有的人说话没准，明明还在路上，非说已经到了门口。到门口接人，没有，我就告诉他，你说到没到，我不等了！”一个熟悉他的朋友悄悄告诉记者，这种情况，赵明真的会发火。
长达数个小时的采访更像是赵明对自己的剖析会，他条理清晰，语速飞快。说到激动时，一个黑框大眼镜被他摘了戴，戴了摘。哪句话说到了他心坎上，他会泛起难得的笑容，瘦瘦长长的身躯在两个椅子间不停地起立、换位、坐下。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他在倾诉，在寻找认同。他曾对媒体表达他的孤寂感，而这一次，他直接将微信的昵称改成了颇有悲情意味的“赵氏孤儿”。
关键是适格
赵明的孤单显而易见。他本身并不是个有亲和力的人，妻子、儿子都在国外，日夜相伴的只有一只叫欢欢的宠物狗，但他的孤独感显然更多的来自精神层面，似乎理解他的人总是太少。
“有时我到某局，他们会严阵以待，防着我，怕我知道什么事又捅出去……有些媒体为了制造噱头把我塑造成反政府、反体制、反规则的人物，好多人也这么以为。”
赵明对自己直言解析：“其实我是这个体制的卫道士。”赵明说，他是得过体制好处的人，“我是瓦房店市“文革”后第一批转正的5个国家干部之一，曾经无比羡慕体制。这个体制即便不完美，但无可替代，有漏洞就要修补，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在他看来，申请女骑警信息公开是他维护体制的方式之一。
对一些报道中把他申请女骑警信息公开和大连市某前领导下马相关联，赵明很不认同，“对女骑警提出异议的，我不是第一人，也不是第一次。早在2005年我就曾向有关部门反映女骑警的问题，也曾经在公安部的《公安内参》上发表相关文章，今年年初还向大连市人大代表反映过。8年来，我从未间断，怎么能说是和哪个前任领导有关？”末了他又加了一句，“即便他还在任，我也会说。”
他反复强调，他并不是否定“马背上的玫瑰”存在的价值，他的观点是，“女骑警的存在要适格。”
大连女子骑警队成立于1994年12月，一度成为大连名片，出席过很多活动，平常在人民广场等场合供游客拍照，但在治安方面似乎没有显著作用。
“我查过资料，中国并没有骑警这一警种。我们城市街道上，也不允许骑马行走。她们没有行使警察职能，反而越位发挥表演作用。这让女骑警长期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地位，需要法律给她们一个合理的地位。”
赵明说，他本想先申请信息公开，评估之后，再提出建议，“名不正则言不顺。要么修法，让女骑警合理；要么改制，让女骑警转投旅游局门下。”但随着媒体的介入，一个公民私下的信息公开申请引发了无数人关于女骑警的关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也正因为这样，8年无果的女骑警问题终于有了官方回音，虽然不是对他的“定向答复”。
互联网上，网民的回应激烈且广泛，那些对女骑警的谩骂并不让赵明开心，“都是警营的兄弟姐妹，我不希望是这样的局面。”他仍然坚持认为女骑警应该适格，“如果不正视这个问题，女骑警会很受伤。事情不对就要完善，对了不就完了吗？”
虽然他给大连市公安局找了个不小的“麻烦”，但赵明认为自己是善意且正确的。他讲起一次坐飞机的经历，“飞机刚停，我嗖的站起来拿行李，我旁边的老外双手放在我的腿上轻轻用力，意思是让我先坐下。那一刻我感到很羞愧，面红耳赤，但我非常感谢他，至少下回我不会这么丢人。”
另一方面，赵明把这次信息公开申请看作是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一次检验，“我把这个《条例》看成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部分，让监督为什么不监督？我要去实践它、探索它。”至于检验结果，赵明认为，信息对谁公开、谁来公开缺乏明确详细的规定，而且，“被监督高兴吗？上级来可以，退休老头不行。”
中国还在好体制内
据赵明说，警察队伍内部对女骑警“挂警察名，不行使警察职能”早就议论纷纷，在他第一次反映后，不断有人向他询问结果，“这让我觉得我有义务继续追问下去。这不是哪个人的追问，这是时代的追问。人们思想在进步，时代在发展。”至于为什么只有他成了有义务的人，赵明的解释是“别人肯定想，反正你也满头包，不在乎多这一拳。所以，还是我来吧。”
他确实给当地政府多个部门，甚至自己所在的公安局挑过不少刺。
1995年，机动车换发“九二”式牌证，有关部门巧设名目收费，车主须缴纳1500多元才能换牌，引发300多名车主围堵市政府。被派去维稳的赵明一个电话打到公安部，违法行政被纠正，瓦房店公安局也被全国通报批评。
2002年，当地政府部门违规向机动车主收取“教育基金”，赵明在一天之内把财政局和工商局两个部门告上了法庭，因为他发现“驾驶员群情激奋，已经快要引发群体性事件了。”
在另一次因修建高铁导致的施工队和动迁户的恶性纠纷上，赵明找来了新华社，“不解决会出人命的”，矛盾最终平息，他却被指责泄密。
此外，赵明常为人免费维权，多年来，光维权材料就有满满一个资料柜，粗粗计算大概有200多个，不知给政府找了多少“麻烦”，但他本人并不喜欢“刺头儿警察”的标签，“它是贬义的，即便不是蛮横不讲理，至少意味着不驯服。”
赵明认为这和他本人的形象不相符合，“我是非常遵循规则的人，这些事不靠规则办不了。有些事情得罪人，但不得不做，不然最后场面会很难看。我维护的不光是私权，还有公权。”央视采访时，赵明说：“每次问题的解决使政府和群众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密切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成就感。”同事季业福觉得，赵明的角色其实是“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桥梁。” 曾经有人为了伸冤想在北京奥运开幕会当日用模型飞机在天安门广场发传单，赵明知道后及时劝止，并立即上报，后来相关部门做出迎奥运北京小型航空器全面禁飞的规定，避免了一场世界级的尴尬。
说起成功案例，赵明多少会有些得意，他凭借法律和政策告状、维权，即便涉及多方面利益，却多年来岿然不倒、全身而退。“我的秘诀就是决不能违反中央政策，决不能跨过那条红线。得爱惜羽毛。我不敢坏，全天下都是眼睛，坏了藏不了。”
确实，如果说赵明有什么后台的话，那就是对规则的了解和遵守，在辽南地区的名声和个人能力。“另外，我相信人心善恶，最终邪不压正，中国还是在好体制下的。”赵明提高声调，右手重重一挥。
吃亏在性格
尽管很多人认为他和体制无法和谐，但赵明自己认为，他和体制毫无矛盾，“我对官员和机构是质疑下层，但相信上层。”多年之前，赵明的笔名曾是宋河——宋江的翻版，他戏称自己“反贪官不反皇帝”。
年少时，赵明曾对国家高层的各种指示报以狂热的支持，对毛泽东思想更是万分崇拜。文革中，他父亲被打成刘少奇叛徒集团沙山村成员，“我那时恨过文革，即便如此，我现在的思想也还有一半来自毛泽东思想。”
除了思想基础，赵明的较真和执着在年轻时就有迹可循。尽管赵明是那个年代高层指示的坚定追随者，他本人却屡屡受挫。
很多媒体报道过他为了给父亲平反，自己写材料上北京告状的事。他后来的告状经历由此开端，但更能体现他性格的是他文革时几次受清查的事。
“文革”时，文艺界要求执行“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赵明观演之后，认为《红灯记》没有达标，“少剑波说得好，‘倘若是生变故我另有决定’，杨子荣要是不成功，我还有招儿。李玉和却没有什么好斗争办法，这是突出英雄人物吗？这戏有问题。”
赵明的想法是，把这个问题反映上去，戏改了就好了。“这和女骑警的事如出一辙，既然有规则，就遵守嘛！”可当时“四人帮”正当权，他居然质疑江青亲自批示的八大样板戏，一下子被扣了个“右倾思想回潮，否定革命样板戏”的帽子。
在那个年代，他很快就成为被质疑和调查的对象。赵明的性子又上来了，他觉得对的事怎么都要坚持。他把自己的材料寄给上海某报社和当时红极一时的辽宁省某领导。据说该领导看后认为“很有思想”。可赵明还没来得及找到共鸣，这信又惹了麻烦。没多久“四人帮”倒台，这封信被意外发现，循迹觅踪追究到瓦房店，赵明被认为给“四人帮”写效忠信，又陷入新一轮危机。
最后一次因言获罪，是在华国锋上台之后，有人高喊华主席万岁，赵明很不屑地用一句当地土话鄙视他拍马屁的奴才相，“在我眼里只有毛主席配万岁。华国锋能不能万岁，需要看他的实践才行。”结果他被批怀疑华主席。
这一次打击虽然相对较轻，可赵明心里一直放不下，“我觉得我想的没错，华国锋应该被检验。直到邓小平上台搞真理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才真正证实了自己的想法，我才从此释怀。”
赵明曾经的理想是当个律师或记者，可因为父亲被冤成叛徒，他无法得到上学、当兵的机会，终致理想成为泡影。也许是宿命使然，多年后，他竟自己建立了赵明维权网，横跨法律和媒体两界，无意中使当年的理想得以承接和延续。
“我自己受过屈，知道被冤是啥滋味。有时也不想总是卷进麻烦，可只要我一看见，就放不下，不解决，死了都亏心。”赵明说，他一辈子就吃亏在这倒霉的性格上，偏执、认死理儿。
赵明不是党员，年轻时他曾因为领导私自调换入党候选人顺序，而拒绝入党。但他坚称自己的行为是共产党员的行为。“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不影响我是一个共产党人。”赵明自嘲。
“我是绝对拥护共产党的，我今年60多，受党哺育这么多年。”至于被他多次提到的体制，赵明顿了顿，“这个体制还是好的，我会死死维护它，哪怕成为体制的殉葬者。”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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