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的“近”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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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教版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以“少年成长”为主题,编排了《故乡》《孤独之旅》《我的叔叔于勒》《心声》四篇小说。相对来说,《故乡》的主旨更广、更深远。尤其是小说末三段,矛盾重重,有对现世生活的不满;有对“希望”的想象,期待“新的生活”;但又开始害怕,这所谓的“希望”是不是“自己手制的偶像”;最终通过“路”的比喻求得一个令自己心安的结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初中课堂上讨论鲁迅复杂、矛盾的思想,很有难度,不仅需要有更多材料和课时作支撑,还要考虑到接受者的认知能力。但也给从教者提出挑战:能否找到一个巧妙的切入点,层层爬梳,抽丝剥茧,最终柳暗花明,达到一叶知秋的目的?
  小说以我回乡的见闻为主要情节,在故乡,作者塑造了两个主要人物——杨二嫂和闰土。教学中,我试着从这两个人物与“我”关系的“远”与“近”的角度,去勾勒他们的性格特征,启发学生去思考,鲁迅笔下那个年代的人物的命运走向;进而,引导学生理解鲁迅对当时社会环境的看法和态度,接近鲁迅的精神世界。
  一、杨二嫂与“我”
  杨二嫂的出场,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连续的三个感叹号,加重了语气,泼辣的气势扑面而来,也显出杨二嫂对“我”的“亲近”。在我“愕然”之时,杨二嫂再接再厉:“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经过母亲的解释,“我”才记起,她是小时候斜对门开豆腐店的女人。年龄的差距使“我”不太关注这个漂亮的女人,“所以竟完全忘却了”。杨二嫂之于“我”,是早已忘却了的疏远,但“我”之于杨二嫂,却是“我还抱过你咧”的亲密。杨二嫂的“亲近”,其实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有利可图和人道谴责作铺垫:“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这样的“亲近”,不从相处得来,更非血缘关系,只是为了索取而采取的一种手段。
  泼辣、势利、斤斤计较,杨二嫂这个人物,不讨人喜。但如果我们的评价仅停留于杨二嫂的可鄙可厌,便容易陷入肤浅的道德批判,也会抹杀这个人物的复杂性。杨二嫂两次到“我”家,都是冲着一些零碎物件去的,“母亲的一副手套”“狗气杀”等日常用品,成了她虎视眈眈的宝物。第一次到来,试图拉近关系不太成功,面对我无言的抵抗,杨二嫂“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相比之下,第二次取东西要光明正大得多,因为抓住了闰土的把柄,觉得自己有功,便肆无忌惮起来,“便拿了那狗气杀,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底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两次拿东西,动作、神情都不一样,这是鲁迅小说人物描写中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抓住这些细节,让学生细细品味杨二嫂在索取物品时的策略,还需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杨二嫂这个人物的可悲可怜,如此处心积虑地想要接近“我”和母亲,甚至不惜怀疑、冤枉闰土的品行,其实只是为了一些非常廉价的日用品。曾经貌美的“豆腐西施”,落到这步田地,有着深广的社会原因。小说写于1921年,军阀混战正酣,生灵涂炭,生活无着。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更是如海上孤舟,必须抓住一切机会扩充自己,寻求依傍,才不至于有船翻人亡之险。杨二嫂的命运,折射着的是那个时代的恶毒和不幸。
  二、闰土与“我”
  关于少年闰土的选段,已经收在人教版六年级的课文里,学生对闰土这个人物并不陌生。课上,不少学生能够复述出童年时的“我”和闰土的有趣经历。接下来,我让学生对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进行比较。
  少年闰土:
  这不能。须大学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18自然段)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走过去……(23自然段)
  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28自然段)
  中年闰土:
  “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66自然段)
  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请老爷……(67自然段)
  “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规定……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71自然段)
  要求学生观察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的语言描写,从句子成分上分析两者的不同。问题一出,就有学生发现,在少年闰土的语言里,基本上每句话都以“我”“我们”或“你”作主语;而在中年闰土的语言中,则缺少了这类代词主语,代之以“自家”“老太太”“老爷”,或者干脆没有。联系日常语境,让学生讨论,这样的说话方式,反映出怎样的人物关系。不难得出结论:少年闰土的世界充满了欢乐和想象,也乐于与“我”分享自己的一切,这里不光有光怪陆离的虫鱼鸟兽,也有相互体谅的朴素人情,并且这种分享,是带着极强的个人认同和自豪感,此时的闰土,单纯质朴,把“我”当做他的一个亲密伙伴,对我无话不谈;相比之下,中年闰土的世界则处处流露出苦涩的悲哀,“多子,饥荒,苛税”是他头顶的几座大山,压着他往前挣扎,贫苦的生活又使他在面对“我”时保持一种下等人的谦卑,觉得从城市中到来的“我”是“老爷”,“我”与他是主仆关系。通过对人物语言的细读,对鲁迅写作句法的挖掘,我们可以带学生领略鲁迅语言的精巧,进而理解,儿童时代的伙伴式亲密已经荡然无存,成人世界里,只有生活的压迫、世俗的观念以及由此带来的地位的尊卑。
  我们发现,杨二嫂和闰土在处理与“我”的关系时,方式截然相反。与“我”并不熟悉的杨二嫂,觊觎着几个物件,拼命拉近与“我”的关系;小时候的亲密玩伴闰土,则在阔别多年后,极力否认童年玩乐的价值,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这两者,一是“辛苦麻木”,一是“辛苦恣睢”。即,要么封闭自我,蜷缩在自我保护的壳中,与外界疏离,只为犬儒的生活;要么侵犯他人,占他人之物为己有,在残酷竞争下踩着他人向前。变态的人际,变态的人性,共同指向变态的社会和观念。
  王富仁先生在《精神“故乡”的失落——鲁迅〈故乡〉赏析》一文中提到,小说涉及三个故乡:“一个是回忆中的,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理想中的”。“突出描绘的是现实的故乡”。如果我们爬梳三个故乡之间的关系,便会发现,它们相互作用又有机结合。作为记忆中的故乡,充满着奇幻的、理想化的色彩。它是“我”对故土最本真最原始的依恋,但也是“我”作为一个成年人不切实际的“想象”。这种“想象”在“现实的故乡”的无情解构下分崩离析,其实这“现实的故乡”早就存在,残酷的社会环境下人与人的阶级感与疏离感一直没变,只是童年的经验恰好提供了一个躲避世俗的场所。当成年的“我”回乡后品尝到旧日不再的苦果时,对未来的愿景则延续着鲁迅作品中一贯的深刻之犹疑:在新的生活与旧的经验、希望与绝望、切近与茫远、有与无的二元对立间徘徊。“路”的比喻,正如《<呐喊>自序》中“铁屋子的呐喊”的比喻,夹杂着无奈、绝望与决绝的复杂情感。
  现实连结着过去和未来,过去的幻影因现实的刺破而不复存在,未来的希望必须孕育于现实的残忍。本文以人物关系的“近”与“远”来解读杨二嫂和闰土,其实是为学生理解鲁迅笔下的“现实的故乡”打开一个突破口,进而,追寻鲁迅的思想足迹,探照到鲁迅心目中那个“理想中的故乡”。
  作者单位:广东深圳市实验学校初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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