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郑振铎是20世纪最出色的编辑之一，他主编过的报刊达45种之多。在接下《小说月报》主编前，他已成功编过《时事新报·学灯》和《文学周报》(后来改为《文学旬刊》)。1923年入主《小说月报》，他更注重打造其为新文学建设与旧文学研究并重的文学刊物。依托此一媒体平台，郑振铎于全职编辑之外开始了“业余学者”的研究生活。说他“业余”，不仅就其学术背景与工作时间而言之，更是立足其“媒体”性质所由观之。其研究范式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以编辑身份介入研究领域所伴生的“媒体”特色。
一 编辑理念：赋文学刊物以研究功能
1921年，商务高层授意改革《小说月报》，茅盾接任主编，宣布其宗旨为：“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栏目虽设有6；论评、研究、译丛、创作、特载、杂载。实则偏于译丛与创作——因为1921～1922年所登文章，没有一篇是涉及中国文学整理的。
1923年，《小说月报》在新旧斗争中由郑振铎悄然接手。如果说茅盾是高擎“现代文学”旗帜的旗手的话，郑振铎则真正实现了其改革宣言中的“介绍世界文学”与“讨论中国文学”两者并重。他以《读毛诗序》开篇，特辟“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讨论栏与“读书杂记”，以近半的篇幅宣告他将赋予《小说月报》研究功能的构想。此后，《小说月报》跳出了“小说”藩篱，在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史上占到了一席之地。
从郑振铎的拉稿对象来看，他对“研究”一门的把握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且不说那些后来新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作家们此时不过初出茅庐而已，就是那些研究者——郭绍虞、俞平伯、陆侃如、刘大白、徐嘉瑞、吴瞿安、谢无量……包括他自己，哪一个称不上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史上治有所专的学者?如顾颉刚当时只不过在苏州养病，郑振铎向他要来一些短短的札记，就将“读书杂记”这种补白做得有声有色，以致当顾颉刚暂停登载时，立刻有读者来信“很盼望他能够续下去”。立足于服务新文学建设，《小说月报》从一份专注于翻译与创作的纯文学刊物，转变为兼具学术功能的复合型刊物。
二 读者中心：自觉引导学术风气
综观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名家，似乎没有一个如郑振铎般如此重视读者的阅读需求。现代媒体完全改变了中国固有的学术传播的方式：读者群从“圈内”向普通民众这个“圈外”转移，读者阅读需求的变化亦会同步影响到学术研究的进行，传播过程中的互动也促进了研究的深化，当然，有时也会影响到研究的独立性。
首先，郑振铎以“重要书籍介绍”来体现出以读者为中心的编辑倾向。该介绍的发表目的“在于把最好的，最易购的关于中国文学的书籍，介绍给平素对于中国文学没有系统的研究的诸君”，自然，它既有指引读者研究门径的普及意识，又有希望同人补充商榷的期待。读者来信中的认可充分显示了介绍的成功：介绍书籍栏，对于某书的介绍，似嫌简略。此门最为我们所爱读，以后请对于某书的本身性质、外人批评、页数、价格等，特别注意……零碎的请莫忽过!
其次，郑振铎善于在“参考书目”中进行学术指引。以《文学大纲》为例，每一章后所列的参考书单，据统计达900来条!读者大可依此书单去对该领域进行进一步的了解与研究。他偶评的“此书为最好的一部书”或“无特别的见解”等语，也是他自身读后的真实观感。这一普及学术的努力，正表现出他善为读者师的学者型编辑风度。
再次，其编辑艺术颇能体现郑振铎引领阅读风尚的意图。他刚发表《读毛诗序》，接着就开始连载顾颉刚《诗经的厄运与幸运》，同时“读书杂记”也登有多则关于《诗经》的文字，可以说掀起了一个研究《诗经》的小高潮。紧接而来的读者来信则以质疑反应互动。这种集众人智慧的探讨方式，后来被《古史辨》学者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
此外，论文语言通俗化也可在“普及意图”上找到根源。出于受众广泛的普及性考虑，郑振铎引文总是不辞琐碎。虽不免招来吴世昌辈的“抄书”之讥，却无碍他普及文学意图的实现。正如他在《小说月报·最后一页》中自我推荐《文学大纲》时所说的：
“《文学大纲》的第6章……想读者听见他们的名的一定不少，但在中国，详细地介绍他们的内容的，恐怕只有这一篇了。”…可见，他之所以“抄书”，乃是为着满足读者的求知欲。今天看来，郑振铎不但善于预时代风气之流，开拓自己的研究新领域，而且也确实达到了赢得读者引领风气的目的。
三 业余学者：学院外的研究范式
很长一段时间，《小说月报》总共才一个编辑，也就是说，从选题、组稿到编发，全是郑振铎一人包办。以《小说月报》每期的发稿量来看，这份工作不可谓不繁重。然短短4年时间，《小说月报》共刊登中国文学研究论文138篇(包括书刊介绍)，其中32篇来自郑振铎，还不包括近百万字的《文学大纲》!其研究范围之广泛、视野之开阔、材料之繁多，已不能仅仅以“业余学者”而概之了。
“国故”整理者很多是高等院校的在职教师或研究人员，他们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资源，在学术界均居主流和前沿地位。郑振铎不一样，他的求学背景和工作环境，都表明他与正统规范之内的“研究系”相距甚远，以致当1931年他力图从“业余”转为“专业”学者，还不太被学术圈接纳。然就是这个存在于学院之外的“业余选手”，通过《小说月报》等媒体，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研究之路。考察他此期所作的论文，虽不免带有普及与通俗的痕迹，却无碍于他研究范式的形成。通过朋友讨论、书籍介绍、资料研究、撰写论文、丛书出版等程式，郑振铎的研究成果相比“学院派”毫不逊色，其勤奋与高瞻远瞩更使他成长为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当然，郑振铎虽站在研究圈之外，却安身于出版社这一学术传播的中心，所交亦是治学颇有所得的专家学者。故其研究兴趣的生发，离不开朋友问的漫谈点拨，但他特色的形成，则全赖于自己的努力。郑氏论文，往往资料特别翔实，以致鲁迅都说他“恃孤本秘籍，为惊人之具”。其实他的“孤本秘籍”从不秘不示人，往往一有所得即着手影印，变其为学术公器。诚然，珍籍的出版反过来又会成为引领研究热潮的先声。
郑振铎著文，以西方文学原理为支撑，其基础却是考证。有条件占有丰富资料使得他治学能以考证见长。与众不同者在于，他不仅仅用材料支撑自己的考证结论，更重要的是他善于组织大型丛书的出版，擅长将新发现的材料推之于学术界，加速了研究成果的快速传播。在他的奔走组织下，俄罗斯文学丛书、文学研究会丛书、小说月报丛刊、文学周报社丛书、鉴赏丛书、大学丛书等相继面世，成为备受好评的图书品牌——这才是他作为编辑型学者最为独特的地方，因为是他把集体力量化为了共享成果。
通观郑振铎以《小说月报》为发表基地进行的古典文学研究，赋其研究功能是他编辑艺术的理念物化，注重读者需求则是他身为编辑的本色体现。他充分认识到了现代媒体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作用，借助媒介，并利用其学术传播的新方式形成自己的研究程式，是郑振铎以业余身份加入学者行列形成独有的学术个性。
参考文献：
[1]陈福康：郑振铎年谱·附录二[M]，太原：三晋出版社，2008
[2]小说月报·改革宣言，小说月报[J]，1921(1)
[3l子汶(即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小说月报I[J]1924(1)
[4]徐文台，来函，小说月报·通信[J]，1923(11)
[5]关于中国文学者生卒考的两封通信，小说月报[J]，1924(2)
[6]《小说月报-最后一页》[J]，1924(5)
[7]陈福康，郑振铎与(小说月报)，编辑学刊，[J]，1989(2)
[8]鲁迅：1932年8月15日致台静农信[M]//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一 编辑理念：赋文学刊物以研究功能
1921年，商务高层授意改革《小说月报》，茅盾接任主编，宣布其宗旨为：“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栏目虽设有6；论评、研究、译丛、创作、特载、杂载。实则偏于译丛与创作——因为1921～1922年所登文章，没有一篇是涉及中国文学整理的。
1923年，《小说月报》在新旧斗争中由郑振铎悄然接手。如果说茅盾是高擎“现代文学”旗帜的旗手的话，郑振铎则真正实现了其改革宣言中的“介绍世界文学”与“讨论中国文学”两者并重。他以《读毛诗序》开篇，特辟“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讨论栏与“读书杂记”，以近半的篇幅宣告他将赋予《小说月报》研究功能的构想。此后，《小说月报》跳出了“小说”藩篱，在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史上占到了一席之地。
从郑振铎的拉稿对象来看，他对“研究”一门的把握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且不说那些后来新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作家们此时不过初出茅庐而已，就是那些研究者——郭绍虞、俞平伯、陆侃如、刘大白、徐嘉瑞、吴瞿安、谢无量……包括他自己，哪一个称不上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史上治有所专的学者?如顾颉刚当时只不过在苏州养病，郑振铎向他要来一些短短的札记，就将“读书杂记”这种补白做得有声有色，以致当顾颉刚暂停登载时，立刻有读者来信“很盼望他能够续下去”。立足于服务新文学建设，《小说月报》从一份专注于翻译与创作的纯文学刊物，转变为兼具学术功能的复合型刊物。
二 读者中心：自觉引导学术风气
综观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名家，似乎没有一个如郑振铎般如此重视读者的阅读需求。现代媒体完全改变了中国固有的学术传播的方式：读者群从“圈内”向普通民众这个“圈外”转移，读者阅读需求的变化亦会同步影响到学术研究的进行，传播过程中的互动也促进了研究的深化，当然，有时也会影响到研究的独立性。
首先，郑振铎以“重要书籍介绍”来体现出以读者为中心的编辑倾向。该介绍的发表目的“在于把最好的，最易购的关于中国文学的书籍，介绍给平素对于中国文学没有系统的研究的诸君”，自然，它既有指引读者研究门径的普及意识，又有希望同人补充商榷的期待。读者来信中的认可充分显示了介绍的成功：介绍书籍栏，对于某书的介绍，似嫌简略。此门最为我们所爱读，以后请对于某书的本身性质、外人批评、页数、价格等，特别注意……零碎的请莫忽过!
其次，郑振铎善于在“参考书目”中进行学术指引。以《文学大纲》为例，每一章后所列的参考书单，据统计达900来条!读者大可依此书单去对该领域进行进一步的了解与研究。他偶评的“此书为最好的一部书”或“无特别的见解”等语，也是他自身读后的真实观感。这一普及学术的努力，正表现出他善为读者师的学者型编辑风度。
再次，其编辑艺术颇能体现郑振铎引领阅读风尚的意图。他刚发表《读毛诗序》，接着就开始连载顾颉刚《诗经的厄运与幸运》，同时“读书杂记”也登有多则关于《诗经》的文字，可以说掀起了一个研究《诗经》的小高潮。紧接而来的读者来信则以质疑反应互动。这种集众人智慧的探讨方式，后来被《古史辨》学者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
此外，论文语言通俗化也可在“普及意图”上找到根源。出于受众广泛的普及性考虑，郑振铎引文总是不辞琐碎。虽不免招来吴世昌辈的“抄书”之讥，却无碍他普及文学意图的实现。正如他在《小说月报·最后一页》中自我推荐《文学大纲》时所说的：
“《文学大纲》的第6章……想读者听见他们的名的一定不少，但在中国，详细地介绍他们的内容的，恐怕只有这一篇了。”…可见，他之所以“抄书”，乃是为着满足读者的求知欲。今天看来，郑振铎不但善于预时代风气之流，开拓自己的研究新领域，而且也确实达到了赢得读者引领风气的目的。
三 业余学者：学院外的研究范式
很长一段时间，《小说月报》总共才一个编辑，也就是说，从选题、组稿到编发，全是郑振铎一人包办。以《小说月报》每期的发稿量来看，这份工作不可谓不繁重。然短短4年时间，《小说月报》共刊登中国文学研究论文138篇(包括书刊介绍)，其中32篇来自郑振铎，还不包括近百万字的《文学大纲》!其研究范围之广泛、视野之开阔、材料之繁多，已不能仅仅以“业余学者”而概之了。
“国故”整理者很多是高等院校的在职教师或研究人员，他们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资源，在学术界均居主流和前沿地位。郑振铎不一样，他的求学背景和工作环境，都表明他与正统规范之内的“研究系”相距甚远，以致当1931年他力图从“业余”转为“专业”学者，还不太被学术圈接纳。然就是这个存在于学院之外的“业余选手”，通过《小说月报》等媒体，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研究之路。考察他此期所作的论文，虽不免带有普及与通俗的痕迹，却无碍于他研究范式的形成。通过朋友讨论、书籍介绍、资料研究、撰写论文、丛书出版等程式，郑振铎的研究成果相比“学院派”毫不逊色，其勤奋与高瞻远瞩更使他成长为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当然，郑振铎虽站在研究圈之外，却安身于出版社这一学术传播的中心，所交亦是治学颇有所得的专家学者。故其研究兴趣的生发，离不开朋友问的漫谈点拨，但他特色的形成，则全赖于自己的努力。郑氏论文，往往资料特别翔实，以致鲁迅都说他“恃孤本秘籍，为惊人之具”。其实他的“孤本秘籍”从不秘不示人，往往一有所得即着手影印，变其为学术公器。诚然，珍籍的出版反过来又会成为引领研究热潮的先声。
郑振铎著文，以西方文学原理为支撑，其基础却是考证。有条件占有丰富资料使得他治学能以考证见长。与众不同者在于，他不仅仅用材料支撑自己的考证结论，更重要的是他善于组织大型丛书的出版，擅长将新发现的材料推之于学术界，加速了研究成果的快速传播。在他的奔走组织下，俄罗斯文学丛书、文学研究会丛书、小说月报丛刊、文学周报社丛书、鉴赏丛书、大学丛书等相继面世，成为备受好评的图书品牌——这才是他作为编辑型学者最为独特的地方，因为是他把集体力量化为了共享成果。
通观郑振铎以《小说月报》为发表基地进行的古典文学研究，赋其研究功能是他编辑艺术的理念物化，注重读者需求则是他身为编辑的本色体现。他充分认识到了现代媒体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作用，借助媒介，并利用其学术传播的新方式形成自己的研究程式，是郑振铎以业余身份加入学者行列形成独有的学术个性。
参考文献：
[1]陈福康：郑振铎年谱·附录二[M]，太原：三晋出版社，2008
[2]小说月报·改革宣言，小说月报[J]，1921(1)
[3l子汶(即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小说月报I[J]1924(1)
[4]徐文台，来函，小说月报·通信[J]，1923(11)
[5]关于中国文学者生卒考的两封通信，小说月报[J]，1924(2)
[6]《小说月报-最后一页》[J]，1924(5)
[7]陈福康，郑振铎与(小说月报)，编辑学刊，[J]，1989(2)
[8]鲁迅：1932年8月15日致台静农信[M]//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