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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旭同来说，“四院”是一个忌讳的名词。
2009年，卫生部一纸禁令叫停了电休克治疗仪在网瘾治疗的使用。但7年过去了，仍有孩子被源源不断送到这里，成为杨永信掌控的网戒中心的“病人”。
2016年8月，一篇超过十万阅读量的文章《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在朋友圈传播，揭露了这几年里更多不为人知的事实。
电击、追捕、“病人”之间的互相监视揭发……但对张旭同而言，“13号电击治疗室”带来的伤害远不是肉体的痛苦记忆，自己的亲人，才是他终生的恐惧与痛苦。
真的被电了
2007年，在网吧通宵打游戏的张旭同，被人在游戏里“诅咒”：“小心你被电。”
不久后，他真的被电了。
父母找了几个亲戚强行把他从网吧带出来。16岁的少年以为自己又会被反锁在家里，一脸“要杀要剐随便你，反正我还会跑出来”的平静表情。但这次他被“押送”到了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
他被拽进了一个门牌上写着“13”的房间里，有个穿白大褂的人看了他一眼，“来，我们做个检查，检查一下你有没有网瘾。”
他被8个人用力按着，动弹不得——后来他才知道，这些人其实也是来治疗网瘾的“病人”。他的嘴里被塞进牙套，一阵“滴滴”声后，有人拿着两根白色小棒从他的眉心往两边太阳穴上滑。瞬间，张旭同看到眼前一道闪电般的白光贯穿脑袋左右，犹如两个小锤用力敲击着太阳穴。
他想挣扎却动不了，只能破口大骂。可“他妈的”最后一个音节还没说出口，第二轮、第三轮、更多轮“闪电”来袭。
一个声音问道：“还骂吗？”“不骂了。”
“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里吗？”“不知道。”
眼前的闪电又开始交织，他只能意识到自己发出了“呜呜呜”的声音。
“我不听话……”
“等会儿出去知道怎么跟你父母说吗？”
“知道，我好好说。”
“好。让他起来吧。”
旁边的人松开手，张旭同下床时直接跪在了地上。
出门见到父母，他很“自然”地跪下，抱着他们哭了好久，就像那种“孩子饿了想吃奶，就找妈妈”的本能；母亲也抱着他哭，却是“我儿子好像回来了”的喜极而泣感。
父母没有把张旭同接回去，穿白大褂的杨永信说：孩子要在这里至少待两个月。
被抽走灵魂的躯壳
母亲陪着张旭同在“四院”住下，但母爱并没有成为他在这里的慰藉。张旭同有女友，高中同学，已交往一年。与世隔绝的日子里，爱情是他最后的支点，“黑暗”中最后一点微光。
“网戒中心有电脑房。”副班长告诉他。在网戒中心，“病人们”被分成班级，表现最好的可以当班委、“管理”别人。但在那些服从的表情下，每个人都藏着心思，都想和外界取得联系。
副班长和张旭同暂时结盟。入院几个月后的一个黄昏，两人偷偷来到电脑房。张旭同把电脑屏幕的光亮调到最低，打开女友的QQ空间，留下了一句话：“快‘出院’了，等我。”
可磨砂窗户透出的屏幕微光“出卖”了他们。被人抓到后，他们被再次带进“13号室”。
路过母亲所在的家属楼时，张旭同从二楼瞥见了楼下母亲的身影。他看不清楚她的脸，只听见她喊了一句至今都令他无比绝望的话：“加大剂量，电死他！”
这次的“电击治疗”持续到了深夜，一遍又一遍，带有明显的惩罚意味，他不停地抽搐，最后直接休克在电击台上。再次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中午，他在病房打着吊瓶，母亲就在旁边。
张旭同开始一直装睡，除了逃避之后可能还要面对的治疗，他发现自己不想再和母亲说任何话。
你永远都被监视着
张旭同不再做任何有违“四院”规定的事。他面无表情，像一具被抽走灵魂的驱壳。凭借良好的表现，两个月后他获准“出院”。他把自己调整成“静音”，非常“听话”。
父母如愿以偿看到了一个“听话的儿子”，好好学习，放学就回家，连去操场转一会儿都不敢；他的脸上写着“谢谢你们让我重生了”的感激。
但暗地里，他做好了和女朋友私奔的打算。
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也不敢带手机，坐了40多个小时的火车后，终于到了山西大同，这个和女友的小名同名的城市。张旭同找了一间10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对未来满心期待。
生活却没有回应他的期待。带走的4 000元，很快花得差不多了，他硬着头皮去劳务中介找工作。因为没有身份证，中介最后把他推荐到离大同一百多公里远的一家煤窑上班，一天赚50元钱。
到了矿场，电视节目里出现过的谋财害命的黑煤窑不断地在他脑子里晃，他最后步行逃回了大同。
再后来，他应聘过耐克店的店员，因为多唠叨了几句“不给加班费”，被人告状后“硬气”地辞职；也重操过旧业，在游戏厅里打金币和装备赚钱，可依旧入不敷出。
花光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后，张旭同选择向父母求助。这其实是他最不愿选的一条路。
回到家乡，张旭同不敢回家。他每天换不同的地方睡觉，睡觉前在门口放一个空酒瓶，有人开门瓶子就会倒地。
“那段时间即使是在睡梦中也会对声音特别敏感，就好像身体其他器官都入睡了，只有耳朵一直在工作。”
但这一天终究来了，张旭同的父母在女朋友家的别墅里找到了他，随行的还是第一次带走他的那些亲戚。
张旭同努力反抗，却被四五个人用准备好的绳子把手绑了起来，他没来得及掏出一直别在腰上的刀具。
在车上，张旭同哭着问了一句：“是不是又要去那儿？”母亲也哭着说：“你知道这样还离家出走。”
“我离开家就是为了这个。”说完这句话后他平静下来，不再挣扎，剩下的只有绝望。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度过在‘四院’的那段时间的。你试着体会过《金蝉脱壳》里布雷斯林被关到C区里的那种绝望吗？那种后悔没勇气了结自己的心情。”张旭同长吐了一口烟。
逃离恐惧
没有人不想逃离电击的恐惧，张旭同默默筹划着如何结束这一切。
第二次从“四院”出来后，他再没回家，在众多网吧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陷入到无休止的噩梦中，梦里基本只有两个画面：在13号室被电击，以及亲戚们在后面追赶他。
一次，他在酒店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正是关于网戒中心的专题片《战网瘾》。当张旭同看见画面上杨永信的侧脸时，他的大脑突然一下放空了。
缓过神，他发现自己已经把电视机砸了，每一个大部件都砸碎了。事后他赔了酒店3 200元钱。
张旭同开始寻找不那么痛苦的死法。买安眠药失败后，他买了5瓶降压药，因为听说降压药吃多了也能致死。
200多粒药被他一把把抓着吞了下去。昏迷前，张旭同给父母发了一条信息：“最后了，只想知道你们到底后不后悔把我送进‘四院’。”
醒来的时候他在ICU病房里，在他身边的仍是母亲。她什么也没问，只是不断地叹气。
永远无法原谅
后来，张旭同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女友过着稳定的同居生活。父母很高兴，在观察了好几个月后，他们确信儿子这次是真的被“改造”回来了。
只有张旭同知道自己的心早死了。他依然会做噩梦，并常常失眠。前两年他找到心理咨询师想吐露心声，坐下后，却发现自己“丧失了倾诉的欲望”和“正常的情感表达”。
直到最近，他看了一部奥斯卡获奖电影—《聚焦》。其中一个情节让他恢复了哭的功能：被猥亵男孩的父母在知道牧师假借上帝的名义对自己孩子犯下罪行后，依然给牧师端上了一盘点心。
张旭同也曾试着与父母和解。但一想起那句“加大剂量，电死他”时，就放弃了。“我从来不怀疑我的父母是爱我的，只是那样的爱，我无法原谅。”
有一次喝多了，他给母亲打电话，提起过去的事情。母亲很惊讶：“过去这么久，你怎么还没忘！”母亲早就忘了她喊出的那句话，可张旭同记得。同居这几年，他和女朋友“造”过几个人，最后都“处理”掉了。
他害怕成为那样的父母。
2009年，卫生部一纸禁令叫停了电休克治疗仪在网瘾治疗的使用。但7年过去了，仍有孩子被源源不断送到这里，成为杨永信掌控的网戒中心的“病人”。
2016年8月，一篇超过十万阅读量的文章《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在朋友圈传播，揭露了这几年里更多不为人知的事实。
电击、追捕、“病人”之间的互相监视揭发……但对张旭同而言，“13号电击治疗室”带来的伤害远不是肉体的痛苦记忆，自己的亲人，才是他终生的恐惧与痛苦。
真的被电了
2007年，在网吧通宵打游戏的张旭同，被人在游戏里“诅咒”：“小心你被电。”
不久后，他真的被电了。
父母找了几个亲戚强行把他从网吧带出来。16岁的少年以为自己又会被反锁在家里，一脸“要杀要剐随便你，反正我还会跑出来”的平静表情。但这次他被“押送”到了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
他被拽进了一个门牌上写着“13”的房间里，有个穿白大褂的人看了他一眼，“来，我们做个检查，检查一下你有没有网瘾。”
他被8个人用力按着，动弹不得——后来他才知道，这些人其实也是来治疗网瘾的“病人”。他的嘴里被塞进牙套，一阵“滴滴”声后，有人拿着两根白色小棒从他的眉心往两边太阳穴上滑。瞬间，张旭同看到眼前一道闪电般的白光贯穿脑袋左右，犹如两个小锤用力敲击着太阳穴。
他想挣扎却动不了，只能破口大骂。可“他妈的”最后一个音节还没说出口，第二轮、第三轮、更多轮“闪电”来袭。
一个声音问道：“还骂吗？”“不骂了。”
“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里吗？”“不知道。”
眼前的闪电又开始交织，他只能意识到自己发出了“呜呜呜”的声音。
“我不听话……”
“等会儿出去知道怎么跟你父母说吗？”
“知道，我好好说。”
“好。让他起来吧。”
旁边的人松开手，张旭同下床时直接跪在了地上。
出门见到父母，他很“自然”地跪下，抱着他们哭了好久，就像那种“孩子饿了想吃奶，就找妈妈”的本能；母亲也抱着他哭，却是“我儿子好像回来了”的喜极而泣感。
父母没有把张旭同接回去，穿白大褂的杨永信说：孩子要在这里至少待两个月。
被抽走灵魂的躯壳
母亲陪着张旭同在“四院”住下，但母爱并没有成为他在这里的慰藉。张旭同有女友，高中同学，已交往一年。与世隔绝的日子里，爱情是他最后的支点，“黑暗”中最后一点微光。
“网戒中心有电脑房。”副班长告诉他。在网戒中心，“病人们”被分成班级，表现最好的可以当班委、“管理”别人。但在那些服从的表情下，每个人都藏着心思，都想和外界取得联系。
副班长和张旭同暂时结盟。入院几个月后的一个黄昏，两人偷偷来到电脑房。张旭同把电脑屏幕的光亮调到最低，打开女友的QQ空间，留下了一句话：“快‘出院’了，等我。”
可磨砂窗户透出的屏幕微光“出卖”了他们。被人抓到后，他们被再次带进“13号室”。
路过母亲所在的家属楼时，张旭同从二楼瞥见了楼下母亲的身影。他看不清楚她的脸，只听见她喊了一句至今都令他无比绝望的话：“加大剂量，电死他！”
这次的“电击治疗”持续到了深夜，一遍又一遍，带有明显的惩罚意味，他不停地抽搐，最后直接休克在电击台上。再次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中午，他在病房打着吊瓶，母亲就在旁边。
张旭同开始一直装睡，除了逃避之后可能还要面对的治疗，他发现自己不想再和母亲说任何话。
你永远都被监视着
张旭同不再做任何有违“四院”规定的事。他面无表情，像一具被抽走灵魂的驱壳。凭借良好的表现，两个月后他获准“出院”。他把自己调整成“静音”，非常“听话”。
父母如愿以偿看到了一个“听话的儿子”，好好学习，放学就回家，连去操场转一会儿都不敢；他的脸上写着“谢谢你们让我重生了”的感激。
但暗地里，他做好了和女朋友私奔的打算。
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也不敢带手机，坐了40多个小时的火车后，终于到了山西大同，这个和女友的小名同名的城市。张旭同找了一间10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对未来满心期待。
生活却没有回应他的期待。带走的4 000元，很快花得差不多了，他硬着头皮去劳务中介找工作。因为没有身份证，中介最后把他推荐到离大同一百多公里远的一家煤窑上班，一天赚50元钱。
到了矿场，电视节目里出现过的谋财害命的黑煤窑不断地在他脑子里晃，他最后步行逃回了大同。
再后来，他应聘过耐克店的店员，因为多唠叨了几句“不给加班费”，被人告状后“硬气”地辞职；也重操过旧业，在游戏厅里打金币和装备赚钱，可依旧入不敷出。
花光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后，张旭同选择向父母求助。这其实是他最不愿选的一条路。
回到家乡，张旭同不敢回家。他每天换不同的地方睡觉，睡觉前在门口放一个空酒瓶，有人开门瓶子就会倒地。
“那段时间即使是在睡梦中也会对声音特别敏感，就好像身体其他器官都入睡了，只有耳朵一直在工作。”
但这一天终究来了，张旭同的父母在女朋友家的别墅里找到了他，随行的还是第一次带走他的那些亲戚。
张旭同努力反抗，却被四五个人用准备好的绳子把手绑了起来，他没来得及掏出一直别在腰上的刀具。
在车上，张旭同哭着问了一句：“是不是又要去那儿？”母亲也哭着说：“你知道这样还离家出走。”
“我离开家就是为了这个。”说完这句话后他平静下来，不再挣扎，剩下的只有绝望。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度过在‘四院’的那段时间的。你试着体会过《金蝉脱壳》里布雷斯林被关到C区里的那种绝望吗？那种后悔没勇气了结自己的心情。”张旭同长吐了一口烟。
逃离恐惧
没有人不想逃离电击的恐惧，张旭同默默筹划着如何结束这一切。
第二次从“四院”出来后，他再没回家，在众多网吧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陷入到无休止的噩梦中，梦里基本只有两个画面：在13号室被电击，以及亲戚们在后面追赶他。
一次，他在酒店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正是关于网戒中心的专题片《战网瘾》。当张旭同看见画面上杨永信的侧脸时，他的大脑突然一下放空了。
缓过神，他发现自己已经把电视机砸了，每一个大部件都砸碎了。事后他赔了酒店3 200元钱。
张旭同开始寻找不那么痛苦的死法。买安眠药失败后，他买了5瓶降压药，因为听说降压药吃多了也能致死。
200多粒药被他一把把抓着吞了下去。昏迷前，张旭同给父母发了一条信息：“最后了，只想知道你们到底后不后悔把我送进‘四院’。”
醒来的时候他在ICU病房里，在他身边的仍是母亲。她什么也没问，只是不断地叹气。
永远无法原谅
后来，张旭同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女友过着稳定的同居生活。父母很高兴，在观察了好几个月后，他们确信儿子这次是真的被“改造”回来了。
只有张旭同知道自己的心早死了。他依然会做噩梦，并常常失眠。前两年他找到心理咨询师想吐露心声，坐下后，却发现自己“丧失了倾诉的欲望”和“正常的情感表达”。
直到最近，他看了一部奥斯卡获奖电影—《聚焦》。其中一个情节让他恢复了哭的功能：被猥亵男孩的父母在知道牧师假借上帝的名义对自己孩子犯下罪行后，依然给牧师端上了一盘点心。
张旭同也曾试着与父母和解。但一想起那句“加大剂量，电死他”时，就放弃了。“我从来不怀疑我的父母是爱我的，只是那样的爱，我无法原谅。”
有一次喝多了，他给母亲打电话，提起过去的事情。母亲很惊讶：“过去这么久，你怎么还没忘！”母亲早就忘了她喊出的那句话，可张旭同记得。同居这几年，他和女朋友“造”过几个人，最后都“处理”掉了。
他害怕成为那样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