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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中国抗日战争获得的外部支援，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飞虎队”，即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事实上，苏联也曾派出类似的部队支援中国抗战。1937年，苏联红军紧急抽调骨干，组建苏联空军志愿援华航空队（简称“苏联援华航空队”）。这支部队参加了南京、徐州、南昌、武汉、广州、兰州以及西部边陲昆仑关等重大会战。共有211名苏联空军战士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牺牲。
负责指挥轰炸台湾地区日军松山机场的苏联航空兵上将费得罗·彼得洛维奇·巴雷宁，在其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这场振奋人心的突袭行动。
日军新购飞机藏在台湾地区
1938年初，为了弥补在中国战场上的损失，日本从德国和意大利采购了一批新型军机。由于种种原因，运载这批军机（未组装）零部件的运输船无法直接在上海港卸货。因此，这些军机先被悄然运至中国台湾地区，日军打算在那里的松山机场组装，然后再让这些军机飞赴上海的军用机场。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日军还在松山机场储存了大量航空燃油。
通过中国情报人员获知上述信息后，驻扎在汉口机场的苏联援华航空队决定轰炸日军松山机场。
对松山机场实施轰炸并不容易——路途遥远，苏联援华航空队所驾驶的轰炸机的航程，不足以实现不间断的往返飞行。而且，苏军轰炸机必须飞越台湾海峡，一旦燃油耗尽，不可能在中途迫降。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苏联援华航空队制定了特殊的方案：一是调整飞行高度。除了在投弹时，轰炸机编队往返都必须在4500米以上的高空飞行。按照当时军用飞机的技术条件，实施高空飞行对飞行员的身体损伤很大，但这么做可以节省燃油。二是尽量飞直线。当时各国轰炸机飞行员在控制航向时，往往需要参照地面上的物體。例如日军轰炸机飞行员在向战场行进的过程中，经常会沿着河流、山脉或者铁路线飞行，最后再转向，扑向目标。而苏联飞行员准备在这次行动中冒险飞直线。通过以上的节油方式，苏联轰炸机只要在返航途中能飞抵福建的一座秘密机场补充燃油，就能返回汉口机场。
轰炸日军松山机场还面临另一个问题：没有战斗机为苏联轰炸机护航。因此，此次行动必须达成“突然性”，让日军毫无防备，否则就会功亏一篑。为此，苏联飞行员准备先飞到台湾岛北部上空，给日军防空部队造成误导，然后再突然转向90度，直扑松山机场。
冒着缺氧危险实施高空飞行
行动的时间最终定在1938年2月23日，这一天正是苏联的“红军节”。在行动当天，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紧急情况。苏军轰炸机编队遇到了天气方面的问题，机场上空布满乌云。当乌云好不容易散去、轰炸机编队正准备起飞时，机场上突然响起了警报声——地平线上出现几个黑点，那是日本人的飞机，正向汉口机场直扑过来！
“日本人是冲着我们来的吗？是不是有人把我们的计划泄露了？我很少失去镇定，但坦率地说，在那个当口，我开始发抖！”巴雷宁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日本人实施轰炸的话，整个机场都会被炸上天，因为机场上停满了加满油且挂满炸弹的轰炸机。”
就在巴雷宁已经能用肉眼辨认出日本军机之际，日机编队却突然左转弯，然后很快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外……日本人为什么没有轰炸这个停满了飞机的敌方机场？这一切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当时的巴雷宁没空想那么多。一场虚惊之后，他下令28架满载炸弹的苏联中型轰炸机依次升空。这些轰炸机很快爬升至5500米的高度，然后向台湾地区飞去。
在高空中，苏联飞行员普遍出现了头晕、心跳过速、昏昏欲睡等缺氧症状。因为实施高空飞行，苏联轰炸机编队成功避开了日军巡逻机，在战术上实现了“突然性”。机群按计划先到达台湾地区北部上空，然后急转弯，朝南面的松山机场飞去。同时，机群下降至投弹高度。
一名苏军轰炸机飞行员回忆：“机翼下的云越来越少，巨大的岛屿呈现在我们面前……我环顾四周，清点了一下飞机的数量——我们的飞机一架也没少，空中没有任何日本战斗机出现。前方出现了城市，城市的旁边就是松山机场，机场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日本军机。此外，灰色的、尚未拆开的箱体（日本从德国和意大利购入的飞机零部件）在机库旁边整齐地码放着。”
日军飞机自始至终未能起飞
当时日军将松山机场视作“安全的大后方”，因此没有任何防备。这次突袭是台湾地区被日军侵占后，遭到的第一次军事打击。直到苏联飞行员开始投弹，地面上的日本人才反应过来。他们用为数不多的高射炮匆忙反击。但这种零星的反击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
在很短的时间内，苏联飞行员就将携带的所有炸弹（共280枚）倾泻到日军机场上。松山机场顿时燃起熊熊大火。由于此次袭击极为突然，直到苏联轰炸机完成任务开始返航时，日军的战斗机都还没来得及起飞！
顺利投弹后，苏联轰炸机编队凭借最后一点燃油飞过了台湾海峡，随后按计划降落在福建山区的一座机场补充燃油。当轰炸机加油时，巴雷宁得知，机群中有一架轰炸机的左侧引擎发生了故障。那名飞行员凭借高超的技术，仅靠一台引擎就操纵飞机飞过了台湾海峡。机场工作人员对这架轰炸机的左侧引擎进行了抢修，故障得以排除。在这个小插曲之后，机群重新升空。最后，28架轰炸机一架没少，全部返回汉口机场。
巴雷宁说：“回到汉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一位中方代表走近我，手里拿着一本地图册。这位军官（不懂俄语）慢慢翻动地图册，让我用手指出我们的轰炸机编队今天去了哪里（为了保密，我们事先未通知中方苏军将突袭台湾地区的日军机场）。他打开一页，我摇摇头;他又打开一页，我继续摇头……直到他打开印有台湾岛的那页，我才点了点头。这位中国军官立刻表现得很激动，我猜测他是感谢我们能突袭远在台湾地区的日军机场，因为这样能够重创日军的士气。” 情報人员事后报告，这次突袭摧毁了40架日本军机（不包括那些未拆箱、未组装的军机）、松山机场所有的机库以及大量航空燃油。由于未能有效应对这次袭击，日军负责管理松山机场的指挥官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这次袭击后的另一个插曲是，由于某些原因，当时中、苏、日三方都对空袭实施者的真实身份进行了保密。不明就里的西方国家报刊将这次空袭归功于“一位美国空军官员的巧妙指挥”。此次轰炸行动的真正指挥官巴雷宁，在1938年底受到苏联红军的秘密嘉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和列宁勋章。
结束援华任务后，巴雷宁返回苏联参加了卫国战争，历任苏联第十三航空集团军军长、第六航空集团军军长等职务，于1981年病逝于莫斯科。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们
据俄罗斯《共青团员报》报道，在2009年中国政府评选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中，有苏联援华航空队军官库里申科。这说明中国人民一直没有忘记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苏联援华航空队。
苏联空军的档案记载，在武汉战役中，库里申科的飞机左侧引擎被日机击中。他以高超的驾驶技术突出重围，靠一部引擎坚持飞行，驾机返航。至四川万县上空时，其飞机失去平衡，难以继续飞行。库里申科驾驶飞机在万州长江南岸的陈家坝上空盘旋——重型轰炸机难以在那里迫降。如果跳伞，飞机将坠毁，可能伤及地面上的居民。
在这紧急关头，库里申科把生死置之度外。他紧握操纵杆，把飞机迫降在距万州红沙渍200米的聚鱼沱水面上。机组成员中的领航员、报务员和投弹员都爬出机舱。当地民众目睹了这一惊险过程，纷纷跳入水中实施营救。身为大队长的库里申科因驾驶飞机耗尽了体力，未能获救。20天后，人们才在下游打捞到他的遗体。
万县人民为库里申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把他安葬在景色壮美的太白岩下。1958年，他的遗体被迁葬至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西山公园。
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政府共派遣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包括1091名飞行员。他们带来的飞机共有1250架，其中包括561架“黄莺”和“燕子”、222架轰炸机（大部分为“喀秋莎”），以及100架教练机。从1937年初到1941年底，苏联对华提供军事贷款2.5亿美元（实际使用1.73亿美元），培训中国航空人员10206名。中国从苏联购买飞机1285架，其中战斗机777架、中程轰炸机328架、远程轰炸机30架、重型轰炸机50架、教练机100架。此外还有引擎、燃油、航空弹药，以及坦克、大炮、枪械和马具等。
编辑：姚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