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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这样一个场景：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车祸，有辆车不幸被撞翻，一个人被困在了车里。如何解救，有三种办法：其一，立即报警，代价是警察可能来得很慢，被困者生命垂危，等不及了。其二，过路人跟被困者商量：如果给10万元，就把你救出来，并及时送到医院救治。但可能的情况是，被困者一下子拿不出10万元。其三，过路人中有几个特别善良的站了出来，无偿帮助被困者。
第一种办法，叫做“找政府”；第二种办法，叫做“找市场”；第三种办法，叫做“找社会”。事实上，政府、市场、社会，恰恰是我们开展公共生活的“三种机制”。从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保卫社会》中同样可以找到这“三种机制”的影子和三者间的某种尴尬。单看书名，全书的核心思想就一目了然：对于解决某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回过头去，“重新发现和保卫社会”。
近年来，郑永年以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写作，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及中国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对中国时局非常清醒”，是学术界和读者对他共同的评价。毫无疑问，一场长达30多年的中国社会改革，有成功的欣喜，亦有迷惘和阵痛，而对于当前的中国研究而言，能发现真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一方面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改革30多年来积淀下来的社会問题；另一方面，又难得地赋予我们客观而冷静的视角，为新的开始创造转机，为评估具体“社会”安全、保工对象”找寻具体的切入点，譬如住房保障、收入分配、社会道德、教育改革等等。
在“中产阶级与社会改革”一章中，郑永年以“乐此不疲的信念”告诉人们，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增长，不仅造成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瓶颈，使内需始终无法打开，而且意味着贫富分化和收入差异，社会正义和维护这种正义的制度手段都将得不到尊重，即使获利者也会感觉到不安全。要实现正义或者表面上的正义，仪靠“到点自行掉头”，希望渺茫。
再以住房政策为例，郑永年在“中国住房政策的症结在哪里”一文中口气毫不含糊：中国房地产问题最突出的一点，“莫过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主导思想的严重失误。简单地说，在中国，房地产被视为仅仅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因为商品房兼具投资和消费价值，人们对其价格上涨有预期。开发商利用这样的预期去囤积土地和新房，购房者也会迫不及待地去买房，从而一步一步地把房价逼向新高。”“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之外，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更体现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极度缺乏。”诚哉斯言，怎么看都不像是泛泛而论，而是有的放矢。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步在于通过市场化转型发现作为个体的“我”，那么中国下一步的挑战则是如何给社会松绑，通过保卫社会来发现作为集体的“我们”。因此，《保卫社会》所搭的不仅是中国社会的脉搏，也是关乎整个民族未来的脉搏。
新书推荐
《现代中国的历程》
黄仁字著
中华书局
2011年4月版
黄仁宇先生的文字一如既往地保持了纵横捭闹、从容讲解的风格，以全球史眼光看中国现代化之路，贯穿中外，畅谈古今。如他自己所说：“我的主要任务在于以一己之力密切观察，西方如何和东方交会，东方如何和西方融合，直到两者融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
《党史细节：中国共产党90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
罗平汉等编著
人民出版社
2011年3月版
本书根据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真实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9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并对一些关键的历史细节做了翔实的介绍。例如，陈独秀为什么不参加“一大”，大革命失败的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等等。
《中国的忧伤》
何怀宏著
法律出版社
2011年6月版
本书是国内知名学者、伦理学家何怀宏教授思考和评论中国社会道德现状与前景的一个记录和总结，从生死、医疗、教育、法治、历史传统等方面出发，揭示出在盛世中国的当下，社会依然存在的伤痛。作者在分析批评社会中种种不公、暴力、腐败、偏见等不道德的现象的同时，呼吁坚守制度与个人的伦理底线，做一个有道德的中国人。
第一种办法，叫做“找政府”；第二种办法，叫做“找市场”；第三种办法，叫做“找社会”。事实上，政府、市场、社会，恰恰是我们开展公共生活的“三种机制”。从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保卫社会》中同样可以找到这“三种机制”的影子和三者间的某种尴尬。单看书名，全书的核心思想就一目了然：对于解决某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回过头去，“重新发现和保卫社会”。
近年来，郑永年以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写作，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及中国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对中国时局非常清醒”，是学术界和读者对他共同的评价。毫无疑问，一场长达30多年的中国社会改革，有成功的欣喜，亦有迷惘和阵痛，而对于当前的中国研究而言，能发现真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一方面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改革30多年来积淀下来的社会問题；另一方面，又难得地赋予我们客观而冷静的视角，为新的开始创造转机，为评估具体“社会”安全、保工对象”找寻具体的切入点，譬如住房保障、收入分配、社会道德、教育改革等等。
在“中产阶级与社会改革”一章中，郑永年以“乐此不疲的信念”告诉人们，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增长，不仅造成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瓶颈，使内需始终无法打开，而且意味着贫富分化和收入差异，社会正义和维护这种正义的制度手段都将得不到尊重，即使获利者也会感觉到不安全。要实现正义或者表面上的正义，仪靠“到点自行掉头”，希望渺茫。
再以住房政策为例，郑永年在“中国住房政策的症结在哪里”一文中口气毫不含糊：中国房地产问题最突出的一点，“莫过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主导思想的严重失误。简单地说，在中国，房地产被视为仅仅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因为商品房兼具投资和消费价值，人们对其价格上涨有预期。开发商利用这样的预期去囤积土地和新房，购房者也会迫不及待地去买房，从而一步一步地把房价逼向新高。”“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之外，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更体现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极度缺乏。”诚哉斯言，怎么看都不像是泛泛而论，而是有的放矢。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步在于通过市场化转型发现作为个体的“我”，那么中国下一步的挑战则是如何给社会松绑，通过保卫社会来发现作为集体的“我们”。因此，《保卫社会》所搭的不仅是中国社会的脉搏，也是关乎整个民族未来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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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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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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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国内知名学者、伦理学家何怀宏教授思考和评论中国社会道德现状与前景的一个记录和总结，从生死、医疗、教育、法治、历史传统等方面出发，揭示出在盛世中国的当下，社会依然存在的伤痛。作者在分析批评社会中种种不公、暴力、腐败、偏见等不道德的现象的同时，呼吁坚守制度与个人的伦理底线，做一个有道德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