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和已经开始“慢下来”的GDP增速、高铁计划等一样，今年高考，普通高校本科扩招将开始大幅度放慢脚步。
4月底，教育部发布的《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以下称为《意见》）被媒体聚焦，放大，其关于“今后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将保持相对稳定”的表述，迅速在公共领域，以及高中生和家长心中引发震动。
一些声音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已“回归理性”。但另一种担心也存在—与“官二代”、“富二代”的世袭运动一道，停止“扩招”会导致阶层流动的大门被进一步关闭。
1999年，教育部的一份文件《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下称为《计划》）按下了高校扩招的按钮，在教育产业化的驱动下，13年的时间里，这一政策加剧了中国的改变。
13年后，《意见》力图终结《计划》的某些逻辑。在它的背后，是中国在2012年的转身—消除社会风险的焦虑，比经济增长的焦虑更为迫切。停止扩招，似乎契合了这一点。但《意见》又将影响到无数人的命运，以及中国社会的未来。作为一个公共政策，和当初扩招时一样，它的出台，是否已慎重评估了会产生的社会后果？
悖论
高等教育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突破权力、金钱、人脉等方面的阶层封锁，给平民子弟提供上升空间。穷人无法和富人、权贵子弟“拼爹”，但如果“文凭”、“知识”都拼不过，几无改变命运的可能，当不了“凤凰男”，只能做“屌丝”。
扩招理论上具有让更多人成为“凤凰男”的伟大抱负。1999年，高校招生人数增加51.32万人，招生总数达159.68万人，增长达到47.4%。到2001年，两个参加高考者，就有一个可以上大学。2011年，全国高校共招生675万，平均录取率达到72.3%，快相当于报名的4个人中，就有3个可以上大学了。
13年来，那么多人可以上大学，似乎会压缩庞大的底层，壮大中产阶层，改变阶层结构，而贫富差距也将随之缩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阶层结构变化不大，从流动性来说更加固化，贫富更为悬殊。
这些社会后果，从“谁干的？”角度上说，当然和教育没有多少关系。但教育对于“改变命运”的承诺，并没有兑现多少。其改善阶层结构的社会功能的发挥，某种程度上是失效的。
一方面，扩招的利益驱动使一个人上大学（甚至高中）成为一种投资，成本昂贵。一个农民家庭，一个城镇普通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孩子上大学，改变他的命运，并以他命运的改变来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增强了劳苦程度，降低了生活水平，甚至导致破产。但是，学生毕业后，在不算短的时间里并没有改变本人或家庭所处的阶层结构，反而导致他原来的家庭，实际的经济状况恶化了。
为什么会这样，已经形成了经典的解释，就是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更多地只需要民工这样的廉价劳动力，不需要似乎专门是去做技术、做管理的大学生。“扩招”生产出那么多大学生，实际上是被既定的经济结构所排斥的。
但作为一个劳动力，在各种“用工荒”中，大学生实际并不剩余。真相是：中国那么多年来的经济结构，确实无法提供太多对应于“大学生”身份的某一社会地位、收入、上升空间的位置，因此并不符合大学生的心理预期。他们变成了一个因其身份而游离既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尴尬群体。“大学生”的身份，没能在一段时期内转化为较高的社会阶层的成员。
对政治社会学有深入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张静认为，这种情况，对整个社会其实并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如果一些人自以为读了大学，马上自视甚高，看不起另外一些没读过大学的人，那么，社会的歧视，其实也通过文凭体现出来。
就是说，和权力、金钱等一样，文凭也加剧了社会紧张和群体的心理对峙。
如果一个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为了功利性目的而不考虑它在现实演绎中会导致何种后果，并且没有发挥出多少它的社会功能，那么，某种意义上它是失败的，而且会造成诸多隐患。
风险
13年高校扩招最为人所诟病的隐患或负面后果，大致有三：教学质量下降、高校负债、大学生找到他們认为是合适的工作比较困难，社会上出现一个具有失意感的“文凭—知识群体”，比如“蚁族”。
《意见》的出台，虽然主打“提高教学质量”，但无疑有消除高校负债、减少具有失意感的“文凭—知识群体”的考虑。他们是扩招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当初为了刺激经济的教育，成了一种对社会风险的制造。
张静把这一社会后果解释为教育和社会结构不匹配，以及整个社会从价值观念，到分配标准等，没有和教育政策配合的后果。
就古代的科举制而言，教育就是用来为官僚系统培养人员及后备军，维持政府对社会的控制的。因此，一种受教育的身份获得，比如进士、举人，基本上可以对应于他在社会中的某一地位和资源。
在1990年代末以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某种程度上也沿袭了这一传统，那个时候，大学包分配，学生毕业后都可以进入到“大体制”里面，比如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拥有一个相应的位置和资源。教育实际上也是为了这个“大体制”的社会控制的。
这两种为了体制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教育，都属于精英教育，产出的人，体制可以吸纳。
然而1999年以后情况不一样了：人多了，且不包分配，即教育不再承诺一个人拥有某种身份就可以天然地获得一个相对较高的社会位置和资源，他需要完全依靠自己的知识、技能去搞定，前提是，有机会。
但正如张静所说的，这些人对自己的想象是不能再进入原来的社会阶层了，而是必须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比如进入管理层，但社会并没有那么多职位给这些人。那么，教育就具有了一个负的功能，就是不断地生产一些对社会不满的人。
反观网络舆论，“情绪群体”其实更多地是“文凭—知识群体”。这种情况，和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19世纪的欧洲所观察到的现象，没有多少差别。
当不想沉默的“文凭—知识群体”，和沉默的大多数有共同的挫败感时，社会风险就被放大了。
影响
任何一个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对“社会”影响颇大的“政治”，无论是教育领域，经济领域，行政领域的政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冲击社会结构，改善或恶化它。停止扩招，其影响超出了教育领域，具有它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涉及一个社会以何种阶层结构，向哪一个方向演变。
停止扩招，最能看得见的结果是：今后，每年毕业的本科生减少，工作更好找一些。社会整体的风险，似乎将因此而降低。
另一个同样可以看得见的结果则是：一些青年在高中毕业后，在不愿或无法去接受职业教育的情况下，将提早出现在“社会上”，也就是说，理论上，他们被剥夺了用上大学来改变命运的机会。而在中国，这一机会的重要性，对于平民子弟来说，仍然是第一位的。
在重点高校，农村生源所占比例已经减少很多。收紧招生，比例将更加减少。停止扩招，更不利于社会流动。
在停止本科扩招时，《意见》并没有收缩高等教育的总规模，而是把增量放在“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以及扩大民办教育和合作办学”。也就是说，就“文凭”这一符号来说，放在高等教育的高端和低端。
从形式上，这将意味着，这一公共政策传导到社会阶层结构上，可能会使发育已经受到阻碍，呈现“下流化”的中产阶层，将更缺少未来的阶层成员。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50%的情况下，社会阶层结构的畸形难以得到扭转。
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目前为26.5%，虽然学生总数已经是世界第一，但“总人口中的大学生数”并不高。发展职业教育这一方向是对的，中国的经济结构，缺乏大量的技术工人，但以抑制本科招生人数为代价，有点牵强。另外，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转型，对本科生的需求并不会萎缩。
最好的办法，也许只是把《意见》当成一个临时性的政策，根据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予以调整。同时，教育本身也不能单打独斗，高等职业教育需要得到教育资源的大量投入，也需要在分配标准、社会评价上，改变社会对整个职业教育的态度。
教育只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一个理性的，能够产生正向社会后果的公共政策，需要与“刺激经济”之类的功利性思维一刀两断，回到尊重教育规律，与社会经济结构匹配的轨道上来。它在考虑消除自己制造或参与制造出来的社会风险时，也要看是否会产生另外的社会风险，或放大本已有的社会风险，然后，从中进行权衡，调整。
4月底，教育部发布的《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以下称为《意见》）被媒体聚焦，放大，其关于“今后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将保持相对稳定”的表述，迅速在公共领域，以及高中生和家长心中引发震动。
一些声音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已“回归理性”。但另一种担心也存在—与“官二代”、“富二代”的世袭运动一道，停止“扩招”会导致阶层流动的大门被进一步关闭。
1999年，教育部的一份文件《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下称为《计划》）按下了高校扩招的按钮，在教育产业化的驱动下，13年的时间里，这一政策加剧了中国的改变。
13年后，《意见》力图终结《计划》的某些逻辑。在它的背后，是中国在2012年的转身—消除社会风险的焦虑，比经济增长的焦虑更为迫切。停止扩招，似乎契合了这一点。但《意见》又将影响到无数人的命运，以及中国社会的未来。作为一个公共政策，和当初扩招时一样，它的出台，是否已慎重评估了会产生的社会后果？
悖论
高等教育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突破权力、金钱、人脉等方面的阶层封锁，给平民子弟提供上升空间。穷人无法和富人、权贵子弟“拼爹”，但如果“文凭”、“知识”都拼不过，几无改变命运的可能，当不了“凤凰男”，只能做“屌丝”。
扩招理论上具有让更多人成为“凤凰男”的伟大抱负。1999年，高校招生人数增加51.32万人，招生总数达159.68万人，增长达到47.4%。到2001年，两个参加高考者，就有一个可以上大学。2011年，全国高校共招生675万，平均录取率达到72.3%，快相当于报名的4个人中，就有3个可以上大学了。
13年来，那么多人可以上大学，似乎会压缩庞大的底层，壮大中产阶层，改变阶层结构，而贫富差距也将随之缩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阶层结构变化不大，从流动性来说更加固化，贫富更为悬殊。
这些社会后果，从“谁干的？”角度上说，当然和教育没有多少关系。但教育对于“改变命运”的承诺，并没有兑现多少。其改善阶层结构的社会功能的发挥，某种程度上是失效的。
一方面，扩招的利益驱动使一个人上大学（甚至高中）成为一种投资，成本昂贵。一个农民家庭，一个城镇普通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孩子上大学，改变他的命运，并以他命运的改变来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增强了劳苦程度，降低了生活水平，甚至导致破产。但是，学生毕业后，在不算短的时间里并没有改变本人或家庭所处的阶层结构，反而导致他原来的家庭，实际的经济状况恶化了。
为什么会这样，已经形成了经典的解释，就是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更多地只需要民工这样的廉价劳动力，不需要似乎专门是去做技术、做管理的大学生。“扩招”生产出那么多大学生，实际上是被既定的经济结构所排斥的。
但作为一个劳动力，在各种“用工荒”中，大学生实际并不剩余。真相是：中国那么多年来的经济结构，确实无法提供太多对应于“大学生”身份的某一社会地位、收入、上升空间的位置，因此并不符合大学生的心理预期。他们变成了一个因其身份而游离既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尴尬群体。“大学生”的身份，没能在一段时期内转化为较高的社会阶层的成员。
对政治社会学有深入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张静认为，这种情况，对整个社会其实并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如果一些人自以为读了大学，马上自视甚高，看不起另外一些没读过大学的人，那么，社会的歧视，其实也通过文凭体现出来。
就是说，和权力、金钱等一样，文凭也加剧了社会紧张和群体的心理对峙。
如果一个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为了功利性目的而不考虑它在现实演绎中会导致何种后果，并且没有发挥出多少它的社会功能，那么，某种意义上它是失败的，而且会造成诸多隐患。
风险
13年高校扩招最为人所诟病的隐患或负面后果，大致有三：教学质量下降、高校负债、大学生找到他們认为是合适的工作比较困难，社会上出现一个具有失意感的“文凭—知识群体”，比如“蚁族”。
《意见》的出台，虽然主打“提高教学质量”，但无疑有消除高校负债、减少具有失意感的“文凭—知识群体”的考虑。他们是扩招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当初为了刺激经济的教育，成了一种对社会风险的制造。
张静把这一社会后果解释为教育和社会结构不匹配，以及整个社会从价值观念，到分配标准等，没有和教育政策配合的后果。
就古代的科举制而言，教育就是用来为官僚系统培养人员及后备军，维持政府对社会的控制的。因此，一种受教育的身份获得，比如进士、举人，基本上可以对应于他在社会中的某一地位和资源。
在1990年代末以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某种程度上也沿袭了这一传统，那个时候，大学包分配，学生毕业后都可以进入到“大体制”里面，比如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拥有一个相应的位置和资源。教育实际上也是为了这个“大体制”的社会控制的。
这两种为了体制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教育，都属于精英教育，产出的人，体制可以吸纳。
然而1999年以后情况不一样了：人多了，且不包分配，即教育不再承诺一个人拥有某种身份就可以天然地获得一个相对较高的社会位置和资源，他需要完全依靠自己的知识、技能去搞定，前提是，有机会。
但正如张静所说的，这些人对自己的想象是不能再进入原来的社会阶层了，而是必须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比如进入管理层，但社会并没有那么多职位给这些人。那么，教育就具有了一个负的功能，就是不断地生产一些对社会不满的人。
反观网络舆论，“情绪群体”其实更多地是“文凭—知识群体”。这种情况，和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19世纪的欧洲所观察到的现象，没有多少差别。
当不想沉默的“文凭—知识群体”，和沉默的大多数有共同的挫败感时，社会风险就被放大了。
影响
任何一个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对“社会”影响颇大的“政治”，无论是教育领域，经济领域，行政领域的政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冲击社会结构，改善或恶化它。停止扩招，其影响超出了教育领域，具有它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涉及一个社会以何种阶层结构，向哪一个方向演变。
停止扩招，最能看得见的结果是：今后，每年毕业的本科生减少，工作更好找一些。社会整体的风险，似乎将因此而降低。
另一个同样可以看得见的结果则是：一些青年在高中毕业后，在不愿或无法去接受职业教育的情况下，将提早出现在“社会上”，也就是说，理论上，他们被剥夺了用上大学来改变命运的机会。而在中国，这一机会的重要性，对于平民子弟来说，仍然是第一位的。
在重点高校，农村生源所占比例已经减少很多。收紧招生，比例将更加减少。停止扩招，更不利于社会流动。
在停止本科扩招时，《意见》并没有收缩高等教育的总规模，而是把增量放在“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以及扩大民办教育和合作办学”。也就是说，就“文凭”这一符号来说，放在高等教育的高端和低端。
从形式上，这将意味着，这一公共政策传导到社会阶层结构上，可能会使发育已经受到阻碍，呈现“下流化”的中产阶层，将更缺少未来的阶层成员。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50%的情况下，社会阶层结构的畸形难以得到扭转。
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目前为26.5%，虽然学生总数已经是世界第一，但“总人口中的大学生数”并不高。发展职业教育这一方向是对的，中国的经济结构，缺乏大量的技术工人，但以抑制本科招生人数为代价，有点牵强。另外，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转型，对本科生的需求并不会萎缩。
最好的办法，也许只是把《意见》当成一个临时性的政策，根据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予以调整。同时，教育本身也不能单打独斗，高等职业教育需要得到教育资源的大量投入，也需要在分配标准、社会评价上，改变社会对整个职业教育的态度。
教育只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一个理性的，能够产生正向社会后果的公共政策，需要与“刺激经济”之类的功利性思维一刀两断，回到尊重教育规律，与社会经济结构匹配的轨道上来。它在考虑消除自己制造或参与制造出来的社会风险时，也要看是否会产生另外的社会风险，或放大本已有的社会风险，然后，从中进行权衡，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