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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土耳其军方之所以热衷干预政治，除了作为凯末尔主义的捍卫者，反对任何宗教势力复辟的企图外，还因为军方本身有其政治和经济利益，干政也是为了保护自身的特权利益不受侵犯。
3月1日，土耳其第54届政府总理埃尔巴坎的遗体在伊斯坦布尔下葬。军方总参谋长科沙纳尔出席了这位原繁荣党主席的葬礼，被视为在卖“正义与发展党”(其很多成员来自被宪法法院取缔的繁荣党)政府面子。考虑到上百名现役和退役军官因所谓未遂政变刚刚于2月16日集体受审，军方实权人物能前来追悼军方在1997年推翻的反世俗政党的领导人，尤为难得。
其实，外界对土耳其军方干政的看法，很多时候已经跟不上现实的发展了。在多党民主化进程开启60多年之后，土军方莫说不可能再发动军事政变，就连采取合宪的手段推翻政府也已经变成一个没有诱惑力的选项。促成军方与政府良性互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欧盟。虽说法国、希腊等国阻扰土加入欧盟，但这不会影响土全民完成35项入盟谈判、最终融入欧洲大家庭的决心。
作为北约中唯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土耳其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民主日益完善，对于邻近国家的军队和亲伊斯兰政党都是很好的范本。土耳其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与军队的知所进退和政界的宽容气氛都有直接关系。
从解放者到护国者
土耳其军队早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就扮演干政角色。帝国早期，很多宫廷政变就是近卫军发起的。很多“维齐尔”(土语：宰相)都是出身自近卫军。19世纪末20世纪初土耳其发生了立宪革命，军队中下级军官组成的“青年土耳其党”是领导力量。土耳其在一战中加入德国阵营，结果战败。在国家面临协约国瓜分时，原帝国军队的凯末尔、伊诺努等年轻军官成为独立运动的核心。1920年的萨卡里亚战役中，土耳其国民军战胜了希腊军队，获得了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土耳其军队便有了“解放者”的地位。
早期的土耳其共和国是凯末尔、伊诺努为首的共和人民党一党制，背后是军队为后盾。1946年，土耳其再也无法维系一党制Yo当然，新上台的反对党民主党却凭借议会多数进行“专制统治”，压制反对派。民主党还把军队当作警察来使用，压制在野势力的政治活动。到了1958年，民主党政府甚至和宗教势力结盟，放松了对宗教势力的限制。1960年，土耳其军队对民主党的不满达到了极点。军队认为民主党危及了民主和世俗主义原则，便发动政变推翻了民主党政府。不过，军队无意长期掌权。军人总统古尔塞勒将军主持重新制订了宪法，把权力交还给了民选政府。
1970年和1980年，土军方两次干政，目的却不完全一致：1970年的土军政变是为了压制日益壮大的土耳其左翼运动，当时的德米雷尔政府对工人运动束手无策，军方只用了一纸“备忘录”就把德米雷尔政府赶下了台，然后扶植了被称为“军方代理人’的埃里姆做总理；1980年政变是为了代替无能的文官政府镇压伊斯兰激进主义暴力活动，埃夫伦将军使用了武力，并在宪法中植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会”由总统、总理、外长、国防部长(文职)、总参谋长、陆军司令、海军司令、空军司令和宪兵司令组成。由于早期总统实际上也是军人(如埃夫伦将军)，国安会完全由军方掌握，成为军人于涉政治的工具。
1997年，全球的民主化浪潮达到顶点，而在民主选举中上台的土耳其繁荣党政府却在推行“放松对伊斯兰教限制”的政策。土耳其军方有了干政的借口，便在国安会上提议“限制伊斯兰激进主义”。埃尔巴坎总理予以拒绝。由于宪法规定内阁有义务执行国安会的决定，否则便要辞职。繁荣党政府便垮台了。军方通过国安会，不流血地更迭了政府。
军队的4次干政使得土耳其虽然是议会制共和国，但军队长期独立于政府，监督国家政治。土耳其本身民主发展的不完善是军人干政的重要原因：国家在1950年代实现了民主化，但是通过选举上台的政党，要么搞专制独裁，要么亲近宗教势力，政局稳定性差。军队的干政可以被视为是用权威主义来克服民主化中的问题，在国家面临伊斯兰激进主义和左翼革命威胁时干预政局，时局稳定便会交还政权。前三次军人政变时军方没有自己的合法渠道表达声音，第四次政变时军方已经能通过国安会合法干预政府。
20世纪的土耳其军方之所以热衷干预政治，除了作为凯末尔主义的捍卫者，反对任何宗教势力复辟的企图外，还因为军方本身有其政治和经济利益，干政也是为了保护自身的特权利益不受侵犯。
碰撞中的妥协
从2003年开始，正发党通过修改宪法和法律，企图降低军队的政治地位和权力。2003年第七号改革法令就规定，国安会设置文职秘书长，其决定是咨询性的，对政府不再具有强制力。不过，军队的强大力量仍然使得正发党感到忌惮。对于以修宪推行“伊斯兰化”的指控，正发党的领导人——总理埃尔多安、总统居尔一向予以否认。
可是，以共和人民党为首的反对派认为，鉴于埃尔多安上台前曾因反世俗主义言论坐牢，上台后一直在推动废除女子戴头巾禁令，有理由怀疑埃尔多安、居尔以及宗教势力的代表居伦等人在密谋逐步恢复伊斯兰教法。军方对此也颇为警惕。2003年11月，军方以有警察“同情伊斯兰恐怖分子”为名，要求政府加强反恐，清理警察队伍；2006年6月，发生3名土陆军军官谋害总理事件后，军事法庭接管了审理权，不让政府插手；2007年4月，土总统选举陷入僵局，亲伊斯兰的执政党候选人居尔虽然占优，但未能获得议会2／3多数，无法当选，军队再次发出威胁，要求其退出竞选。不过，中间势力很快倒向居尔，居尔顺利当选，使得政局很快平静，军方也只能接受居尔的当选。
2007年军队对总统选举干预的失败。标志着军方在土影响力有一定的下降。此后在两次军政危机中，军方都主动做了让步。一次是在2009年6月，自由派报纸《派别报》称，军方两个月前计划在亲政府的伊斯兰神职人员居伦家中放置武器，再栽赃居伦企图推翻世俗共和国。为息事宁人，军队总参谋长巴什布上将和埃尔多安总理举行了秘密会谈。埃尔多安事后对议会称，“军队支持民主”。外界普遍认为经过军政首脑的秘密磋商，矛盾基本化解。
时隔半年多，2010年2月，政府声称破获了军方的“未遂政变”，逮捕了涉案的退役海军司令和退役空军司令。政府声称，军方计划击落希腊的民用飞机，制造恐慌，然后接管政府。軍方予以否认，总参谋长巴什布称“政变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总统居尔召集总理和总参谋长举行磋商，3人一致认为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处理问题。不过，世俗反对派却认为政府所谓“破获政变”是假，借机打压军方是真。
两次危机的背后，是世俗主义军方和宗教执政势力的矛盾。不过，正发党不同于1950年代的民主党，也不同于1990年代的繁荣党，它是一个亲西方的温和派宗教政党。埃尔多安甚至说，正发党是一个中右翼政治团体。的确，正发党承认共和制度神圣不可侵犯，也认为宗教事务属于私人问题，承认凯末尔主义是国家的基石，主张融入欧洲，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加上选民认可其执政期间的经济表现，以及欧盟提出的民主化要求使得军方干政不合潮流，土军队近年来总体上保持对政府“雷声大、雨点小”的软压力姿态。2010年9月的修宪公投，削弱了世俗主义的另一保护者——司法机关的权力，但军方自始至终保持中立。2011年2月，新任总参谋长科沙纳尔发表谈话称，“反对执政党和反对党把军队卷入政治斗争”，摆明了不愿与政府为敌。
军方仍有发声渠道
1980年后，军人出身的埃夫伦总统将国安会制度化，给了军方表达意见、管理国家安全事务的机会。目前，总统、总理、总参谋长这3位人士是土耳其政治中最有权力的角色，在出现问题时都能进行有效沟通，及时妥协，从而避免了危机的加剧。
2010年岁末，土耳其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安会，召开了年度总结大会。政府和军方在打击恐怖主义和促进塞浦路斯和平进程上达成共识，会议对伊拉克新政府的组成表示满意。军方通过国安会的平台，再次显示自身在国家大政方针上拥有影响力。除了国安会的“出声’’渠道，军方还有其他意见平台(如军方网站至今还挂着2007年4月军方干政声明)，更加无需诉诸极端手段。
正发党政府也在通过增加军事预算来讨好军方。土耳其2011年的国防开支预计比2010年增长10％。既得利益能够得到保全，而外界又不想军方“抛头露面”，军方对政治的干预只能潜藏在帷幕之后。长期以来，土民众最信任的国家机构就是军队，因为政党可以通过选举来更迭，军队则是国家永恒的守护者。无论是塞浦路斯问题还是东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问题，都需要军方发挥重要作用，军队在土政坛上还“不会走开”。
3月1日，土耳其第54届政府总理埃尔巴坎的遗体在伊斯坦布尔下葬。军方总参谋长科沙纳尔出席了这位原繁荣党主席的葬礼，被视为在卖“正义与发展党”(其很多成员来自被宪法法院取缔的繁荣党)政府面子。考虑到上百名现役和退役军官因所谓未遂政变刚刚于2月16日集体受审，军方实权人物能前来追悼军方在1997年推翻的反世俗政党的领导人，尤为难得。
其实，外界对土耳其军方干政的看法，很多时候已经跟不上现实的发展了。在多党民主化进程开启60多年之后，土军方莫说不可能再发动军事政变，就连采取合宪的手段推翻政府也已经变成一个没有诱惑力的选项。促成军方与政府良性互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欧盟。虽说法国、希腊等国阻扰土加入欧盟，但这不会影响土全民完成35项入盟谈判、最终融入欧洲大家庭的决心。
作为北约中唯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土耳其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民主日益完善，对于邻近国家的军队和亲伊斯兰政党都是很好的范本。土耳其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与军队的知所进退和政界的宽容气氛都有直接关系。
从解放者到护国者
土耳其军队早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就扮演干政角色。帝国早期，很多宫廷政变就是近卫军发起的。很多“维齐尔”(土语：宰相)都是出身自近卫军。19世纪末20世纪初土耳其发生了立宪革命，军队中下级军官组成的“青年土耳其党”是领导力量。土耳其在一战中加入德国阵营，结果战败。在国家面临协约国瓜分时，原帝国军队的凯末尔、伊诺努等年轻军官成为独立运动的核心。1920年的萨卡里亚战役中，土耳其国民军战胜了希腊军队，获得了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土耳其军队便有了“解放者”的地位。
早期的土耳其共和国是凯末尔、伊诺努为首的共和人民党一党制，背后是军队为后盾。1946年，土耳其再也无法维系一党制Yo当然，新上台的反对党民主党却凭借议会多数进行“专制统治”，压制反对派。民主党还把军队当作警察来使用，压制在野势力的政治活动。到了1958年，民主党政府甚至和宗教势力结盟，放松了对宗教势力的限制。1960年，土耳其军队对民主党的不满达到了极点。军队认为民主党危及了民主和世俗主义原则，便发动政变推翻了民主党政府。不过，军队无意长期掌权。军人总统古尔塞勒将军主持重新制订了宪法，把权力交还给了民选政府。
1970年和1980年，土军方两次干政，目的却不完全一致：1970年的土军政变是为了压制日益壮大的土耳其左翼运动，当时的德米雷尔政府对工人运动束手无策，军方只用了一纸“备忘录”就把德米雷尔政府赶下了台，然后扶植了被称为“军方代理人’的埃里姆做总理；1980年政变是为了代替无能的文官政府镇压伊斯兰激进主义暴力活动，埃夫伦将军使用了武力，并在宪法中植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会”由总统、总理、外长、国防部长(文职)、总参谋长、陆军司令、海军司令、空军司令和宪兵司令组成。由于早期总统实际上也是军人(如埃夫伦将军)，国安会完全由军方掌握，成为军人于涉政治的工具。
1997年，全球的民主化浪潮达到顶点，而在民主选举中上台的土耳其繁荣党政府却在推行“放松对伊斯兰教限制”的政策。土耳其军方有了干政的借口，便在国安会上提议“限制伊斯兰激进主义”。埃尔巴坎总理予以拒绝。由于宪法规定内阁有义务执行国安会的决定，否则便要辞职。繁荣党政府便垮台了。军方通过国安会，不流血地更迭了政府。
军队的4次干政使得土耳其虽然是议会制共和国，但军队长期独立于政府，监督国家政治。土耳其本身民主发展的不完善是军人干政的重要原因：国家在1950年代实现了民主化，但是通过选举上台的政党，要么搞专制独裁，要么亲近宗教势力，政局稳定性差。军队的干政可以被视为是用权威主义来克服民主化中的问题，在国家面临伊斯兰激进主义和左翼革命威胁时干预政局，时局稳定便会交还政权。前三次军人政变时军方没有自己的合法渠道表达声音，第四次政变时军方已经能通过国安会合法干预政府。
20世纪的土耳其军方之所以热衷干预政治，除了作为凯末尔主义的捍卫者，反对任何宗教势力复辟的企图外，还因为军方本身有其政治和经济利益，干政也是为了保护自身的特权利益不受侵犯。
碰撞中的妥协
从2003年开始，正发党通过修改宪法和法律，企图降低军队的政治地位和权力。2003年第七号改革法令就规定，国安会设置文职秘书长，其决定是咨询性的，对政府不再具有强制力。不过，军队的强大力量仍然使得正发党感到忌惮。对于以修宪推行“伊斯兰化”的指控，正发党的领导人——总理埃尔多安、总统居尔一向予以否认。
可是，以共和人民党为首的反对派认为，鉴于埃尔多安上台前曾因反世俗主义言论坐牢，上台后一直在推动废除女子戴头巾禁令，有理由怀疑埃尔多安、居尔以及宗教势力的代表居伦等人在密谋逐步恢复伊斯兰教法。军方对此也颇为警惕。2003年11月，军方以有警察“同情伊斯兰恐怖分子”为名，要求政府加强反恐，清理警察队伍；2006年6月，发生3名土陆军军官谋害总理事件后，军事法庭接管了审理权，不让政府插手；2007年4月，土总统选举陷入僵局，亲伊斯兰的执政党候选人居尔虽然占优，但未能获得议会2／3多数，无法当选，军队再次发出威胁，要求其退出竞选。不过，中间势力很快倒向居尔，居尔顺利当选，使得政局很快平静，军方也只能接受居尔的当选。
2007年军队对总统选举干预的失败。标志着军方在土影响力有一定的下降。此后在两次军政危机中，军方都主动做了让步。一次是在2009年6月，自由派报纸《派别报》称，军方两个月前计划在亲政府的伊斯兰神职人员居伦家中放置武器，再栽赃居伦企图推翻世俗共和国。为息事宁人，军队总参谋长巴什布上将和埃尔多安总理举行了秘密会谈。埃尔多安事后对议会称，“军队支持民主”。外界普遍认为经过军政首脑的秘密磋商，矛盾基本化解。
时隔半年多，2010年2月，政府声称破获了军方的“未遂政变”，逮捕了涉案的退役海军司令和退役空军司令。政府声称，军方计划击落希腊的民用飞机，制造恐慌，然后接管政府。軍方予以否认，总参谋长巴什布称“政变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总统居尔召集总理和总参谋长举行磋商，3人一致认为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处理问题。不过，世俗反对派却认为政府所谓“破获政变”是假，借机打压军方是真。
两次危机的背后，是世俗主义军方和宗教执政势力的矛盾。不过，正发党不同于1950年代的民主党，也不同于1990年代的繁荣党，它是一个亲西方的温和派宗教政党。埃尔多安甚至说，正发党是一个中右翼政治团体。的确，正发党承认共和制度神圣不可侵犯，也认为宗教事务属于私人问题，承认凯末尔主义是国家的基石，主张融入欧洲，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加上选民认可其执政期间的经济表现，以及欧盟提出的民主化要求使得军方干政不合潮流，土军队近年来总体上保持对政府“雷声大、雨点小”的软压力姿态。2010年9月的修宪公投，削弱了世俗主义的另一保护者——司法机关的权力，但军方自始至终保持中立。2011年2月，新任总参谋长科沙纳尔发表谈话称，“反对执政党和反对党把军队卷入政治斗争”，摆明了不愿与政府为敌。
军方仍有发声渠道
1980年后，军人出身的埃夫伦总统将国安会制度化，给了军方表达意见、管理国家安全事务的机会。目前，总统、总理、总参谋长这3位人士是土耳其政治中最有权力的角色，在出现问题时都能进行有效沟通，及时妥协，从而避免了危机的加剧。
2010年岁末，土耳其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安会，召开了年度总结大会。政府和军方在打击恐怖主义和促进塞浦路斯和平进程上达成共识，会议对伊拉克新政府的组成表示满意。军方通过国安会的平台，再次显示自身在国家大政方针上拥有影响力。除了国安会的“出声’’渠道，军方还有其他意见平台(如军方网站至今还挂着2007年4月军方干政声明)，更加无需诉诸极端手段。
正发党政府也在通过增加军事预算来讨好军方。土耳其2011年的国防开支预计比2010年增长10％。既得利益能够得到保全，而外界又不想军方“抛头露面”，军方对政治的干预只能潜藏在帷幕之后。长期以来，土民众最信任的国家机构就是军队，因为政党可以通过选举来更迭，军队则是国家永恒的守护者。无论是塞浦路斯问题还是东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问题，都需要军方发挥重要作用，军队在土政坛上还“不会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