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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甲午战争;近代;中日关系;千岁丸
中图分类号：K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0）06 — 0116 — 03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西方列强用舰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这一声炮响不仅给中国旷世未见的震撼，也给东亚甚至是整个亚洲地区带来了极大的震动。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让中国自此成为一个半殖民半封建化国家，中国从此刻开始突如其来地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历程。鸦片战争也是亚洲格局变化的开端，原来作为亚洲中心的中国，虽然不至于一夜轰然倒塌，却也是一座堤坝，被撕开了一丝裂缝，即将决堤。
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幕府统治末期，看着昔日崇敬效仿的中国承受如此打击，也有唇亡齿寒的担忧。日本人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中国的遭遇，直到“黑船来袭”自己的国门也被同样的方式被西方打开，日本人对中国的境遇感同身受的同时，开始了对自己的反省、思考自身民族的出路。最终，这份对中国复杂的感情酝酿成为获得改弦更张的启示，以及发动自强运动的契机。而从日本选择自强、“脱亚入欧”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与中国有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1862年，中国刚刚经历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浩劫，尚未有喘息之时，清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事在长江中下游正对抗的激烈，一艘插着荷兰国旗、英国国旗和日本国旗的轮船，驶入吴淞口。这艘货轮是从日本长崎出发的日本“千岁丸”号幕府贸易船。这是自幕府锁国200多年来，日本官方正式派遣来华的第一艘日本船只，这一艘为了記录当时中国社会现状而到来的船只，成为了近代日本对“文化母国”〔1〕看法的转折点。
这时的上海，虽开埠不过二十多年，却已然是一派繁华景象。当时的黄浦江沿岸，西式洋房毗邻而建，领事馆、各类洋行、轮船公司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华丽的西洋建筑，是日本使团中绝大多数人从未见过的，可是他们对于上海的第一印象却不是“东方巴黎”的奢华，而是庞大的中国对外敌的毫无设防让人惊异〔2〕。使团除了与中国文人进行“笔谈”以外，对上海当地的社会风情、民风民俗也进行了许多观察和记录，也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观察，让这些年轻的日本藩士开始产生了对中国的轻视。无论是抵御太平军的清军之孱弱，还是经年不修国防，对一切未知的危险都不设防的清政府，都让日本人看到了上海繁华的背后，都是贫穷的中国民众、恶臭的城市街道、仿佛日暮夕阳一般的大清帝国。中国脆弱的一面已暴露在日本人面前，大家对中国那种憧憬似乎没有那么强烈甚至消失了一般。一些藩士客观的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但是大部分的武士对中国的感情却发生了转变，他们对被外地凌辱的中国的感情由怜悯到指责、绝望并且逐步升级为侮辱〔3〕，甚至萌生出取中国而代之的念头。
九年后，也就是1871年，日本正式开始宣告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的同年，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以及《中日通商章程》两个条约。此时的中国，还将日本看作是弹丸小国而已，并未对其多么重视，与其签约也是一种俯就而已〔4〕P135。但是日本却按照国际法的规定要求中国。日本已经在争取一体均沾待遇的时候，中国却还是对其轻视，不得不说，这时开始，中国已经处于落后状态了。
这种轻视一直持续到1873年。这一年，同治皇帝满十八周岁。这一年，同治皇帝首次接见外国公使。这一年，外国公使觐见中国皇帝不用再行跪拜礼。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将这次被誉为是“中国传统礼制崩塌”的会面安排在曾经清帝接见朝鲜、越南等藩属国来使的紫光阁。天朝无论何时总想要点体面，哪怕是被各国公使架着勉强而见的会面呢。可是在中国纠结于这些细节的时候日本又在做些什么呢？1873年，日本政府命外务卿副岛种臣为全权大使赴华，主要就1871年琉球漂流民事件与清政府交涉。而副岛利用这次各国公使都在的契机，以欧美国家对华政策作为参照对象，以此调整刚刚起步规划的日本对华外交政策。
在中国还在为了天朝的体面，而在安排日本外务卿会面的次序前前后后调整的时候，日本早已开始从国际法和西方体系入手，一步步规划如何将中国拉入自己编制好的罗网中，好在将来无论何种境遇都能掌握主动权，中国与日本甲午战争结果之原因，似乎不能归结于军备、战术、官场斗争，也许中国失败的原因，从这时就已经注定了吧。
1871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前与日本签订条约，后在该年年底，发生了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征台之役”的“牡丹社事件”。
清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一条琉球进贡船在航行时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南部牡丹社，原有69名乘客三人溺亡，另外登岛的66人当中54人被台湾当地原住民杀了。1873年2月，日本政府任命外务卿副岛种臣为“中国派遣特命全权大使”，3月，副岛一行由日本横滨出发，赴华到天津，就《中日修好条规》的换约问题进行协商，同时就“牡丹社事件”同清政府交涉清楚，并查明中国是否认明台湾全岛系其所属。副岛此次出使中国，在中日此后就朝鲜问题的交涉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1873年，日本在《中日修好条规》签订的第二年公然出兵台湾，向人们展示了他穷兵黩武扩张的一面。这场战争从五月初开始，到六月初便结束了。中国也曾有过想要与日本正面对抗，但沿海各封疆大吏往往以战备不足为借口推辞不战。最后，中日双方在列强的干预下签订了《中日台事专条》做为这次事件的结束。中国在这个条约中承认台湾“生番”对琉球渔民的加害行为，日本对台出兵是正义行为;日本在此条约中获得了赔偿，并借条文中“清帝国偿付日本遇难民抚恤金十万两”一款而正式阻断了琉球与中国的关系〔5〕P136。
直到这一年，中国人才开始真正懂得曾经的弹丸小国如今已经踏上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政治上建设资本主义民主代议制国家的快车道了，曾经对日本的轻视观念在这时开始发生改变，中国由此开始了海防的议论和建设〔6〕P137。但这次冲突更深刻的意义却在于两国由此而获得了互相对视之后的切近了解：“日兵归国，行凯旋礼”，“自是益轻中国矣”。而在日本吞并琉球后，李鸿章认为此时日本“明知中俄之约未定，意在乘此机会图占便宜。臣愚以为琉球初废之时，中国以体统悠关，不能不亟与论理。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因当时清廷使臣崇厚擅自与沙俄签订《里瓦吉亚条约》，将中国广大领土划归沙俄，李鸿章担心俄事与琉球案纠缠一起，难以同时对应两敌，因此对1879年日本将琉球改为冲绳县的问题，乃以“延宕”政策对之。 日本吞并琉球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造成了一个恶劣先例，其用军事威胁与外交讹诈手段并用，达到了他们预期目的。“琉球事件真正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它向全世界宣布，富饶的清朝帝国愿意任人宰割，而不愿意用武力抵抗。”中国丢失琉球，开启了“所有来朝属国相继被割去的序幕”。清政府任由他国侵犯吞并自己的属国而不敢拼力相争，这也在世界面前暴露了中国对属国的“宗主权的主张是虚无渺茫和做样子的，而不是认真的”。因此，琉球事件也标志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崩溃的开始，中国“轻易地就放弃了纳贡达五个世纪的琉球群岛——这是安南、朝鲜、满洲、蒙古和西藏等藩属或全部或局部地相继被蚕食的前奏。”
对于日本来说，台湾不过是其大陆政策的一个起点，吞并琉球之后，日本将其目光转向与中国相连的朝鲜。
1875年9月20日，日本军舰“云扬号”在朝鲜江华岛附近海面突然向朝方水域侵入，遭到朝鲜方面的炮击。日军迅速登陆攻占了炮台，并对永宗镇进行烧杀抢掠。随后折回日本，准备更大规模的对朝军事行动。这便是历史上的“江华岛事件”。说“江华岛事件”从头到尾都是日本的阴谋，是一点都不为过的。此后，日本国内以木户孝允、森山茂和广津弘信等人为代表的势力抬头，关于武力征服朝鲜的论调卷土重来。而对于日本侵略朝鲜，民国时期外交家蒋廷辅先生认为原因有三：“1.日本不向海外发展便不能图强;2.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国将占领朝鲜;3.占领朝鲜能够为因为日本明治时期废藩而不得志者谋出路。”〔7〕P137这些原因是强有力的内在动力，而且是不容易消解的。
1876年2月，日本方面以黑日清隆为全权代表，率领7艘军舰浩浩荡荡开到了朝鲜海面上，強硬要求和朝鲜签订条约。在朝鲜国势远远不如日本的前提下，朝鲜政府在胁迫之下，签订了《大日本国大朝鲜国修好条规》，也就是《江华条约》。而日本的野心在这个条约里就能看到。条约第一款：“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嗣后两国如欲表示和亲之实，须以彼此同等之礼相待，不可毫有侵越猜嫌。宜先将从前为交情阻塞之患诸例规一切革除，务开扩宽裕弘通之法，以期双方之永远安宁。 ”〔8〕第一句就标明：“朝鲜国乃自主之邦”，虽然这种来自帝国主义炮弹下的“自主”对朝鲜本身并无什么意义，日本却借此款否定了中国对朝鲜自明朝以来就建立起的宗藩关系，否定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从此，朝鲜成为日本跨越海峡与中国直接对峙的据点，《江华条约》打开朝鲜国门，也为日后朝鲜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做了铺垫。
但是中国并未就此放弃对朝鲜的宗属关系。1882年，朝鲜 “壬午兵变”爆发后，中国政府曾派数千淮军入朝平乱，这是自元朝以来中国对朝鲜控制最积极的一次〔9〕P139。由于清王朝在洋务运动后实力有所提升，而周围的属国不断丧失——尤其是日本吞并琉球——所以清政府对日本格外小心防范，并且此时既有心也有力去控制、经营中国仅存的藩属国朝鲜，以此牵制日本的扩张劲头。在壬午兵变前夕，中国对朝鲜政策已经出现转变的倾向，而此次壬午兵变正好成为了清政府强化宗主权的大好时机。壬午事变后，淮军便常驻朝鲜。
壬午事变，日本对清政府出兵朝鲜十分震惊，立即采取了反制措施，在1882年与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1882年8月朝鲜与日本在济物浦即今韩国仁川签订的条约），同时附录《修好条约续规》，在条约中日本获得了在朝鲜驻兵的权力，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首次在亚洲大陆或者说海外获得驻兵权。所以虽然中国在朝鲜的势力扩大了，但日本的势力也在不断壮大当中。
中日间的矛盾在于朝鲜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纠葛中越来越复杂激化。一时间，朝鲜内部萌生了希望摆脱中国之藩属国地位而获得真正独立自主的想法，政变者想要依靠日本力量来实现其改变朝鲜政治的愿望，日本也就借此机会扩充其在朝鲜势力，〔10〕最后终于在1884年亲日派政变者发动了“甲申政变”。这是日本势力策划介入朝鲜内部发动的一次不成功的政变，仅仅三天就被当时驻扎朝鲜的袁世凯镇压。虽然甲申政变以失败告终，但并不意味着这次政变对日本毫无意义。
1885年，为了解决中日两国在甲申政变的中日冲突遗留问题，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进行谈判。这是两国首次直接专门就朝鲜问题进行谈判，这也就意味着，在朝鲜问题的处理上，日本已经拥有了和中国同等的地位了。在中日缔结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里，第三款：“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支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11〕。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平等条约，但是日本根据条约规定在朝鲜半岛取得了与中国对等的权利，中国对朝鲜的“宗族权”优势实际上荡然无存〔12〕，中国进一步丧失了日后在甲午战争中的主动权。
从鸦片战争起，日本人就满心忧虑地关注着中国发生的一切，同时也在反思自己的命运。相较于中国，船小好掉头的日本更容易摆脱封建残余的束缚，进行彻底的“西化”改革，再加上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向强者学习的传统，近代日本会有如此彻底的转变其实也就不足为奇了。历史总是阴差阳错，日本的迅速崛起对于中国来说，却意味着后发的东方资本主义帝国也循着西方资本主义帝国列强的脚步加入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当中。从一开始的试探，到逐步显示出其穷兵黩武野心勃勃的一面，日本仅仅用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而且他也丝毫不掩饰自身的这份野心。在甲午战争前的三十多年，中日数次交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由于轻敌、大意、自负等思想作祟，一步步将自己的优势丢弃，最后走向了战争的下风。
许多人认为战争只是那一瞬间或那一段时间内的风起云涌决定了结果的走向，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历史早在几十年前就预示了未来的发展，中国与日本的这一段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参 考 文 献〕
〔1〕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1.
〔2〕冯天瑜.日本幕府使团所见1862年之上海近代史研究〔J〕.近代史研究，1999，（03）.
〔3〕横山宏章.1862年日本人眼中的上海——长崎派遣船“千岁丸”随员们的中国观〔J〕.档案与史学，2004，（06）：58-64.
〔4〕〔5〕〔6〕〔7〕〔9〕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8〕《江华条约》原文，杭州师范大学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http：//fzzgh.hznu.edu.cn/c/2012-03-05/265463.shtml.
〔10〕张振鵾.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J〕.抗日战争研究，1995（01）：170-185.
〔1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65.
〔12〕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M〕.国立清华大学，1937：100-129.
〔责任编辑：张 港〕
中图分类号：K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0）06 — 0116 — 03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西方列强用舰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这一声炮响不仅给中国旷世未见的震撼，也给东亚甚至是整个亚洲地区带来了极大的震动。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让中国自此成为一个半殖民半封建化国家，中国从此刻开始突如其来地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历程。鸦片战争也是亚洲格局变化的开端，原来作为亚洲中心的中国，虽然不至于一夜轰然倒塌，却也是一座堤坝，被撕开了一丝裂缝，即将决堤。
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幕府统治末期，看着昔日崇敬效仿的中国承受如此打击，也有唇亡齿寒的担忧。日本人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中国的遭遇，直到“黑船来袭”自己的国门也被同样的方式被西方打开，日本人对中国的境遇感同身受的同时，开始了对自己的反省、思考自身民族的出路。最终，这份对中国复杂的感情酝酿成为获得改弦更张的启示，以及发动自强运动的契机。而从日本选择自强、“脱亚入欧”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与中国有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一、日本开始对中国的观察
1862年，中国刚刚经历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浩劫，尚未有喘息之时，清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事在长江中下游正对抗的激烈，一艘插着荷兰国旗、英国国旗和日本国旗的轮船，驶入吴淞口。这艘货轮是从日本长崎出发的日本“千岁丸”号幕府贸易船。这是自幕府锁国200多年来，日本官方正式派遣来华的第一艘日本船只，这一艘为了記录当时中国社会现状而到来的船只，成为了近代日本对“文化母国”〔1〕看法的转折点。
这时的上海，虽开埠不过二十多年，却已然是一派繁华景象。当时的黄浦江沿岸，西式洋房毗邻而建，领事馆、各类洋行、轮船公司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华丽的西洋建筑，是日本使团中绝大多数人从未见过的，可是他们对于上海的第一印象却不是“东方巴黎”的奢华，而是庞大的中国对外敌的毫无设防让人惊异〔2〕。使团除了与中国文人进行“笔谈”以外，对上海当地的社会风情、民风民俗也进行了许多观察和记录，也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观察，让这些年轻的日本藩士开始产生了对中国的轻视。无论是抵御太平军的清军之孱弱，还是经年不修国防，对一切未知的危险都不设防的清政府，都让日本人看到了上海繁华的背后，都是贫穷的中国民众、恶臭的城市街道、仿佛日暮夕阳一般的大清帝国。中国脆弱的一面已暴露在日本人面前，大家对中国那种憧憬似乎没有那么强烈甚至消失了一般。一些藩士客观的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但是大部分的武士对中国的感情却发生了转变，他们对被外地凌辱的中国的感情由怜悯到指责、绝望并且逐步升级为侮辱〔3〕，甚至萌生出取中国而代之的念头。
九年后，也就是1871年，日本正式开始宣告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的同年，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以及《中日通商章程》两个条约。此时的中国，还将日本看作是弹丸小国而已，并未对其多么重视，与其签约也是一种俯就而已〔4〕P135。但是日本却按照国际法的规定要求中国。日本已经在争取一体均沾待遇的时候，中国却还是对其轻视，不得不说，这时开始，中国已经处于落后状态了。
这种轻视一直持续到1873年。这一年，同治皇帝满十八周岁。这一年，同治皇帝首次接见外国公使。这一年，外国公使觐见中国皇帝不用再行跪拜礼。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将这次被誉为是“中国传统礼制崩塌”的会面安排在曾经清帝接见朝鲜、越南等藩属国来使的紫光阁。天朝无论何时总想要点体面，哪怕是被各国公使架着勉强而见的会面呢。可是在中国纠结于这些细节的时候日本又在做些什么呢？1873年，日本政府命外务卿副岛种臣为全权大使赴华，主要就1871年琉球漂流民事件与清政府交涉。而副岛利用这次各国公使都在的契机，以欧美国家对华政策作为参照对象，以此调整刚刚起步规划的日本对华外交政策。
在中国还在为了天朝的体面，而在安排日本外务卿会面的次序前前后后调整的时候，日本早已开始从国际法和西方体系入手，一步步规划如何将中国拉入自己编制好的罗网中，好在将来无论何种境遇都能掌握主动权，中国与日本甲午战争结果之原因，似乎不能归结于军备、战术、官场斗争，也许中国失败的原因，从这时就已经注定了吧。
二、琉球漂流民事件
1871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前与日本签订条约，后在该年年底，发生了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征台之役”的“牡丹社事件”。
清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一条琉球进贡船在航行时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南部牡丹社，原有69名乘客三人溺亡，另外登岛的66人当中54人被台湾当地原住民杀了。1873年2月，日本政府任命外务卿副岛种臣为“中国派遣特命全权大使”，3月，副岛一行由日本横滨出发，赴华到天津，就《中日修好条规》的换约问题进行协商，同时就“牡丹社事件”同清政府交涉清楚，并查明中国是否认明台湾全岛系其所属。副岛此次出使中国，在中日此后就朝鲜问题的交涉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1873年，日本在《中日修好条规》签订的第二年公然出兵台湾，向人们展示了他穷兵黩武扩张的一面。这场战争从五月初开始，到六月初便结束了。中国也曾有过想要与日本正面对抗，但沿海各封疆大吏往往以战备不足为借口推辞不战。最后，中日双方在列强的干预下签订了《中日台事专条》做为这次事件的结束。中国在这个条约中承认台湾“生番”对琉球渔民的加害行为，日本对台出兵是正义行为;日本在此条约中获得了赔偿，并借条文中“清帝国偿付日本遇难民抚恤金十万两”一款而正式阻断了琉球与中国的关系〔5〕P136。
直到这一年，中国人才开始真正懂得曾经的弹丸小国如今已经踏上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政治上建设资本主义民主代议制国家的快车道了，曾经对日本的轻视观念在这时开始发生改变，中国由此开始了海防的议论和建设〔6〕P137。但这次冲突更深刻的意义却在于两国由此而获得了互相对视之后的切近了解：“日兵归国，行凯旋礼”，“自是益轻中国矣”。而在日本吞并琉球后，李鸿章认为此时日本“明知中俄之约未定，意在乘此机会图占便宜。臣愚以为琉球初废之时，中国以体统悠关，不能不亟与论理。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因当时清廷使臣崇厚擅自与沙俄签订《里瓦吉亚条约》，将中国广大领土划归沙俄，李鸿章担心俄事与琉球案纠缠一起，难以同时对应两敌，因此对1879年日本将琉球改为冲绳县的问题，乃以“延宕”政策对之。 日本吞并琉球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造成了一个恶劣先例，其用军事威胁与外交讹诈手段并用，达到了他们预期目的。“琉球事件真正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它向全世界宣布，富饶的清朝帝国愿意任人宰割，而不愿意用武力抵抗。”中国丢失琉球，开启了“所有来朝属国相继被割去的序幕”。清政府任由他国侵犯吞并自己的属国而不敢拼力相争，这也在世界面前暴露了中国对属国的“宗主权的主张是虚无渺茫和做样子的，而不是认真的”。因此，琉球事件也标志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崩溃的开始，中国“轻易地就放弃了纳贡达五个世纪的琉球群岛——这是安南、朝鲜、满洲、蒙古和西藏等藩属或全部或局部地相继被蚕食的前奏。”
三、朝鲜，甲午战争前最后一个据点
对于日本来说，台湾不过是其大陆政策的一个起点，吞并琉球之后，日本将其目光转向与中国相连的朝鲜。
1875年9月20日，日本军舰“云扬号”在朝鲜江华岛附近海面突然向朝方水域侵入，遭到朝鲜方面的炮击。日军迅速登陆攻占了炮台，并对永宗镇进行烧杀抢掠。随后折回日本，准备更大规模的对朝军事行动。这便是历史上的“江华岛事件”。说“江华岛事件”从头到尾都是日本的阴谋，是一点都不为过的。此后，日本国内以木户孝允、森山茂和广津弘信等人为代表的势力抬头，关于武力征服朝鲜的论调卷土重来。而对于日本侵略朝鲜，民国时期外交家蒋廷辅先生认为原因有三：“1.日本不向海外发展便不能图强;2.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国将占领朝鲜;3.占领朝鲜能够为因为日本明治时期废藩而不得志者谋出路。”〔7〕P137这些原因是强有力的内在动力，而且是不容易消解的。
1876年2月，日本方面以黑日清隆为全权代表，率领7艘军舰浩浩荡荡开到了朝鲜海面上，強硬要求和朝鲜签订条约。在朝鲜国势远远不如日本的前提下，朝鲜政府在胁迫之下，签订了《大日本国大朝鲜国修好条规》，也就是《江华条约》。而日本的野心在这个条约里就能看到。条约第一款：“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嗣后两国如欲表示和亲之实，须以彼此同等之礼相待，不可毫有侵越猜嫌。宜先将从前为交情阻塞之患诸例规一切革除，务开扩宽裕弘通之法，以期双方之永远安宁。 ”〔8〕第一句就标明：“朝鲜国乃自主之邦”，虽然这种来自帝国主义炮弹下的“自主”对朝鲜本身并无什么意义，日本却借此款否定了中国对朝鲜自明朝以来就建立起的宗藩关系，否定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从此，朝鲜成为日本跨越海峡与中国直接对峙的据点，《江华条约》打开朝鲜国门，也为日后朝鲜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做了铺垫。
但是中国并未就此放弃对朝鲜的宗属关系。1882年，朝鲜 “壬午兵变”爆发后，中国政府曾派数千淮军入朝平乱，这是自元朝以来中国对朝鲜控制最积极的一次〔9〕P139。由于清王朝在洋务运动后实力有所提升，而周围的属国不断丧失——尤其是日本吞并琉球——所以清政府对日本格外小心防范，并且此时既有心也有力去控制、经营中国仅存的藩属国朝鲜，以此牵制日本的扩张劲头。在壬午兵变前夕，中国对朝鲜政策已经出现转变的倾向，而此次壬午兵变正好成为了清政府强化宗主权的大好时机。壬午事变后，淮军便常驻朝鲜。
壬午事变，日本对清政府出兵朝鲜十分震惊，立即采取了反制措施，在1882年与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1882年8月朝鲜与日本在济物浦即今韩国仁川签订的条约），同时附录《修好条约续规》，在条约中日本获得了在朝鲜驻兵的权力，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首次在亚洲大陆或者说海外获得驻兵权。所以虽然中国在朝鲜的势力扩大了，但日本的势力也在不断壮大当中。
中日间的矛盾在于朝鲜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纠葛中越来越复杂激化。一时间，朝鲜内部萌生了希望摆脱中国之藩属国地位而获得真正独立自主的想法，政变者想要依靠日本力量来实现其改变朝鲜政治的愿望，日本也就借此机会扩充其在朝鲜势力，〔10〕最后终于在1884年亲日派政变者发动了“甲申政变”。这是日本势力策划介入朝鲜内部发动的一次不成功的政变，仅仅三天就被当时驻扎朝鲜的袁世凯镇压。虽然甲申政变以失败告终，但并不意味着这次政变对日本毫无意义。
1885年，为了解决中日两国在甲申政变的中日冲突遗留问题，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进行谈判。这是两国首次直接专门就朝鲜问题进行谈判，这也就意味着，在朝鲜问题的处理上，日本已经拥有了和中国同等的地位了。在中日缔结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里，第三款：“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支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11〕。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平等条约，但是日本根据条约规定在朝鲜半岛取得了与中国对等的权利，中国对朝鲜的“宗族权”优势实际上荡然无存〔12〕，中国进一步丧失了日后在甲午战争中的主动权。
四、小结
从鸦片战争起，日本人就满心忧虑地关注着中国发生的一切，同时也在反思自己的命运。相较于中国，船小好掉头的日本更容易摆脱封建残余的束缚，进行彻底的“西化”改革，再加上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向强者学习的传统，近代日本会有如此彻底的转变其实也就不足为奇了。历史总是阴差阳错，日本的迅速崛起对于中国来说，却意味着后发的东方资本主义帝国也循着西方资本主义帝国列强的脚步加入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当中。从一开始的试探，到逐步显示出其穷兵黩武野心勃勃的一面，日本仅仅用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而且他也丝毫不掩饰自身的这份野心。在甲午战争前的三十多年，中日数次交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由于轻敌、大意、自负等思想作祟，一步步将自己的优势丢弃，最后走向了战争的下风。
许多人认为战争只是那一瞬间或那一段时间内的风起云涌决定了结果的走向，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历史早在几十年前就预示了未来的发展，中国与日本的这一段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参 考 文 献〕
〔1〕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1.
〔2〕冯天瑜.日本幕府使团所见1862年之上海近代史研究〔J〕.近代史研究，1999，（03）.
〔3〕横山宏章.1862年日本人眼中的上海——长崎派遣船“千岁丸”随员们的中国观〔J〕.档案与史学，2004，（06）：58-64.
〔4〕〔5〕〔6〕〔7〕〔9〕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8〕《江华条约》原文，杭州师范大学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http：//fzzgh.hznu.edu.cn/c/2012-03-05/265463.shtml.
〔10〕张振鵾.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J〕.抗日战争研究，1995（01）：170-185.
〔1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65.
〔12〕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M〕.国立清华大学，1937：100-129.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