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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甲午战争的参战方是中国清朝和日本，但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西方列强从来没有袖手旁观。无论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英国，还是试图挑战前者地位的法国、沙俄，或是在亚洲根基未稳的德国、美国，都将中日间的这场战争当成谋取本国利益的最好机会。
英國态度摇摆影响战局
英国不仅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也是首屈一指的军火贩子。甲午战争期间，日本联合舰队除“松岛”号、“严岛”号、“桥立”号三舰外，其余战舰要么是英国造船厂建造售给日本，要么是日本引进英国技术和现成装备自行建造；而北洋水师参战舰船中，除了定远舰、镇远舰、济远舰、平远舰外，也都是从英国引进。可以说从甲午战争伊始，英国就脱不开干系。
英国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变化，更直接影响战局走向。甲午战争的导火索是朝鲜东学党事件。最初英国摆出“居间调停”“两边干涉”的姿态。英国和沙俄曾联合提出，由他们出面协调中日同时从朝鲜撤军，让朝鲜自行解决内政问题，这也让李鸿章和清廷在战争开始前和开始之初，将希望寄托在“国际调停”，尤其英国调停上。
英国的确也有理由介入。作为既得利益方，它希望维持现有的远东地缘政治格局，让中国和日本保持均势。此时中英两国关系密切，英国人赫德长期把持中国海关，使英国不仅得以从中国汲取源源不断的利益，而且还能深入影响中国政局；而日本则逐步取代中国，成为英国军火在远东的最大买家，这也让英国在中日间难以取舍。然而沙俄很快改变主意，宣布退出对朝鲜事务的介入，让英国感到措手不及，并旋即也停止调停工作。
1894年7月爆发丰岛海战时，清军租用英国怡和洋行“高升”号、“飞鲸”号、“爱仁”号三艘商船运兵。李鸿章当初租用英船的意图，是希望借助英国商船的特殊身份确保运兵安全，即便被袭击，也可借机拉英国“主持公道”。这次海战的结局是满载清军官兵的“高升”号商船被击沉。此事发生初期，英国舆论的确对日本十分不利，但日本随即不惜投入巨资进行公关，并委托当地国际法专家，以“中国军舰首先开炮”“攻击‘高升’号时战争实际业已爆发”为由，将“‘高升’号事件”责任推给中方，此后英国舆论随即逆转。
大东沟海战爆发后，北洋水师损失5艘战舰，从此一蹶不振，日本则夺取甲午战争制海权。深谙海洋战略奥妙的英国迅速意识到清朝败局已定，开始不动声色地倾向于日本。当年11月，英国法院裁定“高升”号事件责任全在中方，中方需向怡和洋行和英国政府赔偿一切损失，李鸿章拉英国介入或调停的努力彻底失败。
10月25日，日本占领旅顺并进行大屠杀，一度令英国舆论再度对日本产生反感。此时日军再施公关故伎，将屠杀歪曲为“基于清军抵抗的激愤之举”，并将清军塑造为“野蛮人”，将日本塑造为“西方的好学生”“最文明的亚洲人”。而适逢此时，清朝下令在天津登上英国船只搜捕日本国民，最终再度令英国舆论转向。
与清朝笨拙的外交应对相比，日本在战争期间非常重视英国的态度。英国最担心的是自己在中国苦心经营的江南、华南被战火波及。日本发现这一点后旋即明确表示，不会将战火扩大至上述地区。英国至此表现出更为消极的态度，任由日本对中国大打出手。
1895年2月，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一度表示将与沙俄等国组织调停。但由于担心清朝在绝望中会与沙俄结盟，英国最终选择缄默，这成为迫使中国接受《马关条约》的重要因素。《马关条约》谈判期间和其后，英国并未参与“三国干涉还辽”等国际行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片面最惠国条款，《马关条约》中日本获得的新开放口岸，英国都可以分享。战后英国还选择和日本结盟，共同对抗沙俄，英日同盟一直延续到1921年华盛顿条约签署后才结束。
法俄假借调停获取利益
法国和沙俄是当时英国在远东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甲午战争爆发后，法国和沙俄拒绝仿效英国，既未发布中立声明，此后又拒绝金伯利的列强介入调停建议。法国当时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趁火打劫，利用清日交战、未遑它顾之际，在越南等地获得更多便宜。为此法国特意在开战前夕更换驻华公使，并给新公使施阿兰“要求中法重新勘界”的使命，但并未得逞。
出于和英国的竞争关系，法国对英国调停失败幸灾乐祸，因此多次拒绝和英国“搭伙”——只要英国参与，它就不参与。但随着战事蔓延，法国意识到介入调停将提升自己在远东的行动力和号召力，因此在1894年11月对清政府表示，愿意介入调停。1895年1月，随着战事蔓延至中国本土，法国担心英日坐大，加大了干预力度，并和沙俄协调行动，试图阻止日本获得更多利益。
出于对台澎的觊觎，法国一度试图阻挠日本割取，随即又和俄德联手，发起“三国干涉还辽”，阻止日本割取辽东半岛。借此机会，法国还迫使清朝签署《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和《续议商务专条附章》，从中国割取中越边境多地，增开思茅、河口商埠，允许法国在中国西南各省享有开矿优先权，从而不战获取了丰厚利益。
沙俄在甲午战争中是个虽未参与、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因为沙俄因素，英国在介入调停时始则瞻前顾后，继而偏袒日本；也因为沙俄因素，日本在将战火燃向中国时总是力求稳扎稳打，避免刺激这只“北极熊”。在战争前期，沙俄力图将战火控制在朝鲜半岛范围内，宣布只要不蔓延则不加干预；而在战火蔓延后，沙俄则和法国协调立场，力图一方面限制日本获得更大战果，另一方面为自己谋取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为此沙俄暗中怂恿日本觊觎台湾，目的是借此将日本注意力南引，便于自己染指中国东北和朝鲜。
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沙俄同样获得极大利益。它逼迫清朝签订《中俄密约》，在中国获得修筑铁路等特权，此后更占领旅顺、大连，在东北建立霸权。这些做法直接导致俄日矛盾激化，埋下此后日俄战争的导火索。
美德纵容日本战争行为
德国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微妙：最初坚决拒绝调停，希望中日大打出手，借机谋取军火贸易的巨利；继而发现日本胜局已定，唯恐英国获得好处，就积极参与“三国干涉还辽”，并扮演三国中对日最强硬的一方；当它发现俄法在“还辽”后都能得到大宗好处，而自己一无所获时，就转而偏向日本，试图对“还辽”从中作梗。由于德国缺乏在远东的坚强实力，虽然在外交上纵横捭阖，最终却所获无几。不过德国人后来还是乘人之危，从中国手中强租胶州湾、威海卫和刘公岛，而那里正是战前北洋水师的大本营。
美国自始至终都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拒绝参与一切列强调停，但事实上却纵容了日本的战争行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没能赶上殖民“末班车”的美国，一直推行“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原则，试图在没有殖民地的情况下，更多获得商业利益。在美国看来，通过战争迫使在对外开放方面态度相对消极的清朝进一步开放门户，对自己是有好处的。
（摘自《环球时报》）
英國态度摇摆影响战局
英国不仅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也是首屈一指的军火贩子。甲午战争期间，日本联合舰队除“松岛”号、“严岛”号、“桥立”号三舰外，其余战舰要么是英国造船厂建造售给日本，要么是日本引进英国技术和现成装备自行建造；而北洋水师参战舰船中，除了定远舰、镇远舰、济远舰、平远舰外，也都是从英国引进。可以说从甲午战争伊始，英国就脱不开干系。
英国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变化，更直接影响战局走向。甲午战争的导火索是朝鲜东学党事件。最初英国摆出“居间调停”“两边干涉”的姿态。英国和沙俄曾联合提出，由他们出面协调中日同时从朝鲜撤军，让朝鲜自行解决内政问题，这也让李鸿章和清廷在战争开始前和开始之初，将希望寄托在“国际调停”，尤其英国调停上。
英国的确也有理由介入。作为既得利益方，它希望维持现有的远东地缘政治格局，让中国和日本保持均势。此时中英两国关系密切，英国人赫德长期把持中国海关，使英国不仅得以从中国汲取源源不断的利益，而且还能深入影响中国政局；而日本则逐步取代中国，成为英国军火在远东的最大买家，这也让英国在中日间难以取舍。然而沙俄很快改变主意，宣布退出对朝鲜事务的介入，让英国感到措手不及，并旋即也停止调停工作。
1894年7月爆发丰岛海战时，清军租用英国怡和洋行“高升”号、“飞鲸”号、“爱仁”号三艘商船运兵。李鸿章当初租用英船的意图，是希望借助英国商船的特殊身份确保运兵安全，即便被袭击，也可借机拉英国“主持公道”。这次海战的结局是满载清军官兵的“高升”号商船被击沉。此事发生初期，英国舆论的确对日本十分不利，但日本随即不惜投入巨资进行公关，并委托当地国际法专家，以“中国军舰首先开炮”“攻击‘高升’号时战争实际业已爆发”为由，将“‘高升’号事件”责任推给中方，此后英国舆论随即逆转。
大东沟海战爆发后，北洋水师损失5艘战舰，从此一蹶不振，日本则夺取甲午战争制海权。深谙海洋战略奥妙的英国迅速意识到清朝败局已定，开始不动声色地倾向于日本。当年11月，英国法院裁定“高升”号事件责任全在中方，中方需向怡和洋行和英国政府赔偿一切损失，李鸿章拉英国介入或调停的努力彻底失败。
10月25日，日本占领旅顺并进行大屠杀，一度令英国舆论再度对日本产生反感。此时日军再施公关故伎，将屠杀歪曲为“基于清军抵抗的激愤之举”，并将清军塑造为“野蛮人”，将日本塑造为“西方的好学生”“最文明的亚洲人”。而适逢此时，清朝下令在天津登上英国船只搜捕日本国民，最终再度令英国舆论转向。
与清朝笨拙的外交应对相比，日本在战争期间非常重视英国的态度。英国最担心的是自己在中国苦心经营的江南、华南被战火波及。日本发现这一点后旋即明确表示，不会将战火扩大至上述地区。英国至此表现出更为消极的态度，任由日本对中国大打出手。
1895年2月，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一度表示将与沙俄等国组织调停。但由于担心清朝在绝望中会与沙俄结盟，英国最终选择缄默，这成为迫使中国接受《马关条约》的重要因素。《马关条约》谈判期间和其后，英国并未参与“三国干涉还辽”等国际行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片面最惠国条款，《马关条约》中日本获得的新开放口岸，英国都可以分享。战后英国还选择和日本结盟，共同对抗沙俄，英日同盟一直延续到1921年华盛顿条约签署后才结束。
法俄假借调停获取利益
法国和沙俄是当时英国在远东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甲午战争爆发后，法国和沙俄拒绝仿效英国，既未发布中立声明，此后又拒绝金伯利的列强介入调停建议。法国当时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趁火打劫，利用清日交战、未遑它顾之际，在越南等地获得更多便宜。为此法国特意在开战前夕更换驻华公使，并给新公使施阿兰“要求中法重新勘界”的使命，但并未得逞。
出于和英国的竞争关系，法国对英国调停失败幸灾乐祸，因此多次拒绝和英国“搭伙”——只要英国参与，它就不参与。但随着战事蔓延，法国意识到介入调停将提升自己在远东的行动力和号召力，因此在1894年11月对清政府表示，愿意介入调停。1895年1月，随着战事蔓延至中国本土，法国担心英日坐大，加大了干预力度，并和沙俄协调行动，试图阻止日本获得更多利益。
出于对台澎的觊觎，法国一度试图阻挠日本割取，随即又和俄德联手，发起“三国干涉还辽”，阻止日本割取辽东半岛。借此机会，法国还迫使清朝签署《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和《续议商务专条附章》，从中国割取中越边境多地，增开思茅、河口商埠，允许法国在中国西南各省享有开矿优先权，从而不战获取了丰厚利益。
沙俄在甲午战争中是个虽未参与、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因为沙俄因素，英国在介入调停时始则瞻前顾后，继而偏袒日本；也因为沙俄因素，日本在将战火燃向中国时总是力求稳扎稳打，避免刺激这只“北极熊”。在战争前期，沙俄力图将战火控制在朝鲜半岛范围内，宣布只要不蔓延则不加干预；而在战火蔓延后，沙俄则和法国协调立场，力图一方面限制日本获得更大战果，另一方面为自己谋取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为此沙俄暗中怂恿日本觊觎台湾，目的是借此将日本注意力南引，便于自己染指中国东北和朝鲜。
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沙俄同样获得极大利益。它逼迫清朝签订《中俄密约》，在中国获得修筑铁路等特权，此后更占领旅顺、大连，在东北建立霸权。这些做法直接导致俄日矛盾激化，埋下此后日俄战争的导火索。
美德纵容日本战争行为
德国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微妙：最初坚决拒绝调停，希望中日大打出手，借机谋取军火贸易的巨利；继而发现日本胜局已定，唯恐英国获得好处，就积极参与“三国干涉还辽”，并扮演三国中对日最强硬的一方；当它发现俄法在“还辽”后都能得到大宗好处，而自己一无所获时，就转而偏向日本，试图对“还辽”从中作梗。由于德国缺乏在远东的坚强实力，虽然在外交上纵横捭阖，最终却所获无几。不过德国人后来还是乘人之危，从中国手中强租胶州湾、威海卫和刘公岛，而那里正是战前北洋水师的大本营。
美国自始至终都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拒绝参与一切列强调停，但事实上却纵容了日本的战争行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没能赶上殖民“末班车”的美国，一直推行“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原则，试图在没有殖民地的情况下，更多获得商业利益。在美国看来，通过战争迫使在对外开放方面态度相对消极的清朝进一步开放门户，对自己是有好处的。
（摘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