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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次听到“临终医院”这个词，我心里多少有一点怕。那年，我刚考到市二中当老师，到临终医院做义工，是学校历来的传统，是必定要去的。
到现在都还记得第一次进病房的情景。一个护工正戴着手套，给一位排便困难的老人掏大便。我下意识地捂住了鼻子，可是满屋子的人都坦然自若，我连忙又尴尬地把手放下来。有人碰了碰我的胳膊：“姑娘，第一次来吧。”
这个人，就是七叔，72岁了，坐着轮椅。论年龄，任谁都要叫他一声爷爷，可是每个人都叫他七叔。七叔患有晚期胃癌，当初转进来时，医生告知最多能活3个月，可是他一住就是4年。
七叔要我推他去院子里晒太阳。我猜，他是有意让我躲开病房里的尴尬。我们进电梯后，他叹了口气说：“唉，院长说，要让我们这些老家伙‘走’得有尊严。可是人老了，哪还有什么尊严？”
我握着轮椅的把手，默默地不知道该接什么话才好。
七叔又自顾自地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是二中的新老师吧？不是本地人吧？家在什么地方？”
我正盘算着先回答他哪个问题，七叔忽然又说：“你不愿意说，是不是因为家是农村的啊？”
七叔说得没错，我出生在西北的一个小村子里，贫穷几乎贯穿整个童年。我从农村一步一步考出来，大学毕业后，进了重点中学当老师，户口也迁进城市。
可以说，我一直是父母的骄傲，但父母却不是我的骄傲。我羞于在人前谈论我的亲人，谈论我的家庭。大学4年，我只在第一年暑假回过一次家。躺在闷热低矮的土房里，我发誓再不回来。
大四那年，我第一次恋爱。一次，我无意间在电话里说起，父亲就坐了两天一夜的硬座赶来了，还带了一大袋沙枣做见面礼。只是我把他堵在学校的招待所里，死也不让他下楼。父亲说：“你妈说不知道你找了个什么样的男的，不放心，让我来看看。”
我说：“我只是谈恋爱而已，不是嫁。你们跟着激动什么？”
父亲不解地问：“不为结婚，你谈什么恋爱？你让我看看嘛，我和你妈关心你。”
我把那袋沙枣塞在他的旧箱子里说：“别出来给我丢人了……你们关心自己就行。”
父亲第二天就离开了。从那以后，我和家里的联系变得极少，而这也是我想要的。这一点，我和七叔第一次见面，就被他看得万分清楚。他说：“小贺，人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自己，却不能通过努力改变父母。我们这些老不中用的，真烦人，是吧？”
我附和着笑了两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2
医院的周末，通常是家里人频繁探视的时间，但从来没有人来探望七叔。每到这时，他就会去顶楼的天台躲清净。听老护工说，他有儿女，但都在国外。4年前，七叔病危，他们回来过，把他送来临终医院，之后就再没露过面。
一天，我到天台晾床单，刚好遇见七叔坐在围栏边发呆。我说：“想什么呢？后悔把儿女送那么远了？”
七叔洒脱地耸了耸干瘦的肩膀，有点得意地说：“我可不是一般的老头儿。儿子女儿都是我逼出去的。从上小学开始，我就给他们定了上哈佛的目标。结果虽然没进哈佛，但都出去了，个个都干得不错。”
“那你不想他们吗？”
“不想。”七叔干脆地说，“他们过得好就行，每个月能记得给我打个电话，就算是有孝心了。”
那天我给七叔换床单时，发现他枕头下放着一只九制话梅的袋子，里面只剩一颗干瘪长毛的梅子。我随手扔进垃圾桶。可是旁边的护工连忙捡了起来，说“哎呀，这可是七叔的宝贝，不能扔，当初他女儿送他来住院时留下的，七叔隔几天吃一个，直到剩下最后一颗，怎么也舍不得了，天天放在枕头下面，谁也不让动。”
我默默地听着，心里忽然有种莫名的悲凉。
算起来，我和七叔交往的日子并不多，但七叔对我却格外好，也许是因为我喜欢听他唠叨吧。
三月的第一个周末，我照例去了医院。一进院门，就看见一辆殡仪馆的车子。我一上二楼，心就猛地抽紧了，七叔病房的门前，聚集着许多人，有蒙着白布的担架车被缓缓推了出来。
我飞快地跑过去，向屋里扫了一眼，看见七叔正一声不响地坐在轮椅上，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一天，七叔显得很失落，我一直陪在他身边和他说话，可他始终不吭声。
那天我要离开时，七叔才开口说话。他对我比了个“八”的手势，说：“8个，我已经送走8个了，看来我也快了。”我心里涌起难以言表的哀伤。我扶他上了床，替他掖好被子说：“别瞎想了，你身体好着呢。”七叔拍了拍我的手说：“小贺，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你父母有你这样的女儿，真幸福。”
我却被“孝顺”这两字，刺得生疼。
我孝顺吗？我远在家乡的父母幸福吗？他们是不是也像七叔这样，在人前夸耀自己的儿女，却在人后忍受孤独清冷的痛。那一刻，我站在七叔床边，仿佛父亲清瘦的背影，就在我的面前。
晚上，我给家里打了电话，是父亲接的，他显得格外惊喜，说：“贺啊，你過得好不？我和你妈怕你烦，一直不敢问。”
我对着话筒，说：“我很好啊。”可心里，却内疚极了。
3
那天，我正在上课，院长突然来电话，叫我过去。我这才知道，七叔病危了。
我看见他，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他像一根腐朽的树干，僵硬地躺在床上，眼睛半睁着，不知是清醒还是昏迷。我问院长：“给他家属打电话了吗？”院长点了点头。我轻轻地拉住七叔的手说：“七叔，我是小贺，来看你了。”七叔慢慢转动眼珠看向我，忽然艰难地抬起手，指了指枕头。
我愣了一下，想起他的梅子，连忙摸出来放在他眼前。他又用手指了指嘴，示意我把最后一颗梅子喂给他，眼神充满了乞求。我只好把那颗坏了的梅子放进他的口中，七叔这才满意地笑了。他抿着干瘪的嘴唇，叭叭地咂着，仿佛要用尽全身的力气，咂尽梅子里的酸与甜。最后，他幽幽地叹了口气，说：“唉！你说我傻不傻呢，我给儿女们制定了那么好的计划，却没在计划里，安排自己。”
七叔就在那天晚上遗憾地走了。尽管我们都陪在他身边，可是他最想见到的人，没有来。
后来，七叔临终前的那句话，时常响在我的耳边。为了摆脱贫困，为了拼一份未来，我给自己制定了无数计划，然而在这些奔前程的计划里，从没给父母留下一席之地。
七叔走的那年暑假，我带着男朋友回家了。进门的时候，父亲还没回来，母亲在厨房里生火做饭，她见到我，愣住了，半天才说出一句：“呀！你咋回来了？我这就喊你爸去。”而我一把搂住她说：“妈，对不起……”
是的，这句“对不起”，我欠得太久了。如果没有七叔，我不知道自己要等到哪一天，才能懂得。
（摘自《上海老年报》）
第一次听到“临终医院”这个词，我心里多少有一点怕。那年，我刚考到市二中当老师，到临终医院做义工，是学校历来的传统，是必定要去的。
到现在都还记得第一次进病房的情景。一个护工正戴着手套，给一位排便困难的老人掏大便。我下意识地捂住了鼻子，可是满屋子的人都坦然自若，我连忙又尴尬地把手放下来。有人碰了碰我的胳膊：“姑娘，第一次来吧。”
这个人，就是七叔，72岁了，坐着轮椅。论年龄，任谁都要叫他一声爷爷，可是每个人都叫他七叔。七叔患有晚期胃癌，当初转进来时，医生告知最多能活3个月，可是他一住就是4年。
七叔要我推他去院子里晒太阳。我猜，他是有意让我躲开病房里的尴尬。我们进电梯后，他叹了口气说：“唉，院长说，要让我们这些老家伙‘走’得有尊严。可是人老了，哪还有什么尊严？”
我握着轮椅的把手，默默地不知道该接什么话才好。
七叔又自顾自地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是二中的新老师吧？不是本地人吧？家在什么地方？”
我正盘算着先回答他哪个问题，七叔忽然又说：“你不愿意说，是不是因为家是农村的啊？”
七叔说得没错，我出生在西北的一个小村子里，贫穷几乎贯穿整个童年。我从农村一步一步考出来，大学毕业后，进了重点中学当老师，户口也迁进城市。
可以说，我一直是父母的骄傲，但父母却不是我的骄傲。我羞于在人前谈论我的亲人，谈论我的家庭。大学4年，我只在第一年暑假回过一次家。躺在闷热低矮的土房里，我发誓再不回来。
大四那年，我第一次恋爱。一次，我无意间在电话里说起，父亲就坐了两天一夜的硬座赶来了，还带了一大袋沙枣做见面礼。只是我把他堵在学校的招待所里，死也不让他下楼。父亲说：“你妈说不知道你找了个什么样的男的，不放心，让我来看看。”
我说：“我只是谈恋爱而已，不是嫁。你们跟着激动什么？”
父亲不解地问：“不为结婚，你谈什么恋爱？你让我看看嘛，我和你妈关心你。”
我把那袋沙枣塞在他的旧箱子里说：“别出来给我丢人了……你们关心自己就行。”
父亲第二天就离开了。从那以后，我和家里的联系变得极少，而这也是我想要的。这一点，我和七叔第一次见面，就被他看得万分清楚。他说：“小贺，人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自己，却不能通过努力改变父母。我们这些老不中用的，真烦人，是吧？”
我附和着笑了两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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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周末，通常是家里人频繁探视的时间，但从来没有人来探望七叔。每到这时，他就会去顶楼的天台躲清净。听老护工说，他有儿女，但都在国外。4年前，七叔病危，他们回来过，把他送来临终医院，之后就再没露过面。
一天，我到天台晾床单，刚好遇见七叔坐在围栏边发呆。我说：“想什么呢？后悔把儿女送那么远了？”
七叔洒脱地耸了耸干瘦的肩膀，有点得意地说：“我可不是一般的老头儿。儿子女儿都是我逼出去的。从上小学开始，我就给他们定了上哈佛的目标。结果虽然没进哈佛，但都出去了，个个都干得不错。”
“那你不想他们吗？”
“不想。”七叔干脆地说，“他们过得好就行，每个月能记得给我打个电话，就算是有孝心了。”
那天我给七叔换床单时，发现他枕头下放着一只九制话梅的袋子，里面只剩一颗干瘪长毛的梅子。我随手扔进垃圾桶。可是旁边的护工连忙捡了起来，说“哎呀，这可是七叔的宝贝，不能扔，当初他女儿送他来住院时留下的，七叔隔几天吃一个，直到剩下最后一颗，怎么也舍不得了，天天放在枕头下面，谁也不让动。”
我默默地听着，心里忽然有种莫名的悲凉。
算起来，我和七叔交往的日子并不多，但七叔对我却格外好，也许是因为我喜欢听他唠叨吧。
三月的第一个周末，我照例去了医院。一进院门，就看见一辆殡仪馆的车子。我一上二楼，心就猛地抽紧了，七叔病房的门前，聚集着许多人，有蒙着白布的担架车被缓缓推了出来。
我飞快地跑过去，向屋里扫了一眼，看见七叔正一声不响地坐在轮椅上，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一天，七叔显得很失落，我一直陪在他身边和他说话，可他始终不吭声。
那天我要离开时，七叔才开口说话。他对我比了个“八”的手势，说：“8个，我已经送走8个了，看来我也快了。”我心里涌起难以言表的哀伤。我扶他上了床，替他掖好被子说：“别瞎想了，你身体好着呢。”七叔拍了拍我的手说：“小贺，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你父母有你这样的女儿，真幸福。”
我却被“孝顺”这两字，刺得生疼。
我孝顺吗？我远在家乡的父母幸福吗？他们是不是也像七叔这样，在人前夸耀自己的儿女，却在人后忍受孤独清冷的痛。那一刻，我站在七叔床边，仿佛父亲清瘦的背影，就在我的面前。
晚上，我给家里打了电话，是父亲接的，他显得格外惊喜，说：“贺啊，你過得好不？我和你妈怕你烦，一直不敢问。”
我对着话筒，说：“我很好啊。”可心里，却内疚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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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正在上课，院长突然来电话，叫我过去。我这才知道，七叔病危了。
我看见他，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他像一根腐朽的树干，僵硬地躺在床上，眼睛半睁着，不知是清醒还是昏迷。我问院长：“给他家属打电话了吗？”院长点了点头。我轻轻地拉住七叔的手说：“七叔，我是小贺，来看你了。”七叔慢慢转动眼珠看向我，忽然艰难地抬起手，指了指枕头。
我愣了一下，想起他的梅子，连忙摸出来放在他眼前。他又用手指了指嘴，示意我把最后一颗梅子喂给他，眼神充满了乞求。我只好把那颗坏了的梅子放进他的口中，七叔这才满意地笑了。他抿着干瘪的嘴唇，叭叭地咂着，仿佛要用尽全身的力气，咂尽梅子里的酸与甜。最后，他幽幽地叹了口气，说：“唉！你说我傻不傻呢，我给儿女们制定了那么好的计划，却没在计划里，安排自己。”
七叔就在那天晚上遗憾地走了。尽管我们都陪在他身边，可是他最想见到的人，没有来。
后来，七叔临终前的那句话，时常响在我的耳边。为了摆脱贫困，为了拼一份未来，我给自己制定了无数计划，然而在这些奔前程的计划里，从没给父母留下一席之地。
七叔走的那年暑假，我带着男朋友回家了。进门的时候，父亲还没回来，母亲在厨房里生火做饭，她见到我，愣住了，半天才说出一句：“呀！你咋回来了？我这就喊你爸去。”而我一把搂住她说：“妈，对不起……”
是的，这句“对不起”，我欠得太久了。如果没有七叔，我不知道自己要等到哪一天，才能懂得。
（摘自《上海老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