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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对于少数越来越“出位”的广播电视节目，作为主管我国广电行业的政府部门，广电总局多次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电视和广播内容方面的选题和制作。本文从政府、媒体、受众三个角度分析目前广播电视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影响。
【关键词】广播电视监管 媒体自律 行政干预 受众参与
在广电总局综艺娱乐类节目监管细则中，对于综艺娱乐节目的价值取向，选题内容，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有明确的限制规定，但仍有部分媒体为追求收视率不惜违背监管细则，节目低俗出位。针对此类现象，广电总局下发两份文件以整治“相亲”节目：“严禁伪造嘉宾身份，炒作拜金等低俗内容”。而央视《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亦连番批评，矛头直指内地最火相亲节目《非诚勿扰》，指出其拜金思想已严重影响社会的婚恋观，及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另外，早在2007-2008年间，广电总局曾连颁三道“封杀令”。重庆卫视《第一次心动》节目首当其冲，由于评委言行失态，节目现场混乱，内容低俗不堪，首先被喊停；深圳卫视交友节目，搬来芙蓉姐姐，主持人一味向低俗方向引导，遭遇停播；紧接着，广电总局又颁发了禁止播放群众参与的整容变性节目的通知。
去年颁布的广电总局对于综艺娱乐类节目监管细则中，对于综艺娱乐节目的价值取向，选题内容，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例如“坚持正确健康的价值取向、审美取向和优秀文化传统。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原则，反对过度商业炒作和商业化。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那么，如何在实现政府管理的同时保障公民的精神文化自由，社会自治的范围和空间到底有多大，媒体如何来维护和遵守，这些都是政府在进行行政干预时应该顾及的问题。
一、媒体自律
从媒体角度来看，综观国内大部分娱乐节目，普遍存在一系列单纯的为追求收视率，不顾广电总局要求制作播出违规节目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
在一些电视娱乐节目中，文化常常被娱乐化了，而娱乐又被商业化了。“电视大众文化在物质话语僭越的当代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大众文化的商业性稀释、消解着高雅文化的艺术性，具体表现为那些具有大众文化倾向的电视文本以商业目的的直接功利性替代着高雅文化的无功利性；以情感策划的虚假性拆解着高雅文化的情感判断的真实性和深沉感；以享乐性、消遣性置换着高雅文化的启蒙性、先驱性。”①
事实证明，娱乐传播也需要文化内涵的支撑。“如果说，没有传播的文化是死文化的话，那么，没有文化的传播就是死传播。”②电视娱乐节目应自觉坚守电视的文化品格，坚守娱乐底线，致力于提升电视娱乐节目的品质，做到通俗而不庸俗、娱乐而不愚乐。
2、节目内容低俗化
现在的媒体，有一种“潜规则”是：“只有吸引到收视率的节目才是好节目。”因此，崔永元曾将“收视率”称为是“万恶之源”。最近被叫停的数档节目，很多内容低俗不堪，可为何节目制作的“把关人”却视若无睹，禁令的力量如此强大，“叫停”、“封杀”、“整改”有效而迅速地扼制了低俗庸俗之风。电视媒体是一个传播面最广、影响力大的严肃大众媒体，它要对大多数人负责，肩负社会健康发展的导向重任。
3、抄袭、炒作之风盛行
在我国娱乐节目兴起之初，曾经涌现过大批成功的模仿国外模式的节目，它们既借鉴了国外优秀节目的优点，又融入了本土特色。《超级女声》的成功，是与其成功的本土化策略分不开的。与中国本土文化一样，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本土化也不是一个封闭的、停滞的概念，而是一个流动着的、发展着的概念。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本土化，体现在电视娱乐节目的内容、形式、品质等多个方面。电视娱乐节目形态要发展，就应该不断使其适应本国具体情况，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抄袭阶段。
为了吸引观众眼球，提高收视率，有一些媒体的娱乐节目大肆炒作，各种“门”事件铺天盖地，仅拿相亲节目《非诚勿扰》来说，就有网友列出其“恶炒十大丑闻”，其中包括女嘉宾闫凤娇厕所艳照门，“拜金女”马诺，“豪宅女”朱金芳以及被网友发现的有作秀嫌疑的演员杨曼等等，节目中一些错误的婚恋观不免给社会带来极坏的影响。
可是，即便如此，这种恶俗的电视相亲节目的收视率非常高，观众是“一边骂一边看”。不管监管部门怎么批评，专家如何表态，高收视率却是实实在在的。有统计显示，“自1月15日开播以来，在播出的34期中，超过30期都获得了同时段收视第一名，包揽了2010年前23周中的15次全国卫视周收视总冠军。”大众的评价虽然参差不齐，但肯定的是受众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行政干预
我国广播电视监管的现状是政策规制重于法律治理。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再到主管部门的方针政策，对广播电视的新闻宣传、文艺创作、事业建设、技术规划、管理体制等各方面进行了规定。早在1983年中共中央就下发过《关于批转广播电视部党组＜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汇报提纲＞的通知》，规定：“搞好广播电视宣传必须坚持自己走路的方针，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广播电视宣传改革；调整事业建设方针和技术政策。”
广播电视媒介属于社会公共舆论工具，广播电视监管源于社会公众利益，公共性是广播电视监管的总体目标，同时应兼顾竞争性和多样性。竞争性是指维持市场的竞争态势，防止出现市场失灵和市场垄断；竞争性主要强调广播电视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努力使有限的广播电视资源发挥最大效益，体现效率原则；多样性是指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多样性、精神文化的多样性。它主要强调广播电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地位，推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防止千篇一律、舆论一律、思想僵化，最大限度保持社会的活力，实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事实上，运用行政手段在对娱乐等节目起到约束作用的同时，其自身也存在诸多弊端。其一，行政干预这种方式常常大快人心，也往往能赢得许多人的支持，但通常没有形成一个预防类似问题的制度。而在“堵”之前，电视台已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耗费了公众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其二，在广电总局对这类节目进行规范之前，电视台实际上已经赚到了非常高的收视率，以及由此带来的广告、影响力等回报，而广电总局行政干预的惩罚性又太弱，根本无法从根本上遏制媒体不规范行为。另外，从电视节目的长远发展来看，过多使用行政干预，并不利于媒体内容的创新和发展。
在国外，媒体行业协会是解决此类问题的重要途径，这些参与其中的媒体深刻地懂得：如果他们自己不对传播的内容进行约束，那政府就有理由来干预，民众也可能会站在政府一边。而在我国，与媒体相关的行业协会几乎难以发挥作用，在政府的媒体管理部门对假新闻、恶俗电视节目做出规范和处罚前，很少有媒体的行业协会表达意见。③由此看来，如果单纯依靠行政干预，其结果很可能导致一种悖论：越管制，越缺少自律，越缺少自律，管制越多，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三、受众参与
我国媒介具有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双重属性，只可能走适度市场化道路，但我国有些媒介为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赢得更多的广告收入，已越过媒介适度市场化的底线，这也是造成部分受众媒介素养低的深层原因，给社会、受众以及媒介自身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低俗娱乐节目所折射的大众文化消解着我国的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指的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传播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集中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的文化”④，体现着娱乐性、商业性和消费性的特征。应该说，大众文化在客观上释放人的欲望、回归人的娱乐本性、体现世俗人生和现实生活的人文关怀方面，是时代发展的一种进步。但大众文化毕竟是大众媒介在商业动机的刺激下所普及的流行文化，往往推销一种“低水平的满足”，烘托着一种奢靡的享乐主义氛围，误导着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消解着社会的主流文化，也消解着关注人文价值、倡导思想的独立性、伦理的严肃性与艺术的创造性的精英文化。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认为现代大众传播具有明显的“麻醉作用”，认为受众过度沉溺于媒介提供的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中，就会降低其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而满足于“被动的知识积累”⑤。所以防范娱乐节目低俗化必须从规范媒体行为入手，呼吁媒介经营管理者要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重塑受众需求，扭转低俗娱乐节目背后的受众观。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我国目前广播电视娱乐等节目的监管，仅仅依靠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是远远不够的。笔者期待行业协会、媒体的评价指标以及公众的媒介素养都能有所改变，进而形成合力，共同规范媒体内容，构建和谐有序的精神文明环境。
参考文献
①隋岩：《当代中国电视文化格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②刘智：《新闻文化学》，新华出版社，2001
③《电视相亲节目低俗广电总局出手 监管模式是关键》，《中国青年报》，2010-06-23
④张小争、郑旭、何佳：《明星引爆媒介娱乐经济》，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⑤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9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
【关键词】广播电视监管 媒体自律 行政干预 受众参与
在广电总局综艺娱乐类节目监管细则中，对于综艺娱乐节目的价值取向，选题内容，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有明确的限制规定，但仍有部分媒体为追求收视率不惜违背监管细则，节目低俗出位。针对此类现象，广电总局下发两份文件以整治“相亲”节目：“严禁伪造嘉宾身份，炒作拜金等低俗内容”。而央视《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亦连番批评，矛头直指内地最火相亲节目《非诚勿扰》，指出其拜金思想已严重影响社会的婚恋观，及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另外，早在2007-2008年间，广电总局曾连颁三道“封杀令”。重庆卫视《第一次心动》节目首当其冲，由于评委言行失态，节目现场混乱，内容低俗不堪，首先被喊停；深圳卫视交友节目，搬来芙蓉姐姐，主持人一味向低俗方向引导，遭遇停播；紧接着，广电总局又颁发了禁止播放群众参与的整容变性节目的通知。
去年颁布的广电总局对于综艺娱乐类节目监管细则中，对于综艺娱乐节目的价值取向，选题内容，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例如“坚持正确健康的价值取向、审美取向和优秀文化传统。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原则，反对过度商业炒作和商业化。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那么，如何在实现政府管理的同时保障公民的精神文化自由，社会自治的范围和空间到底有多大，媒体如何来维护和遵守，这些都是政府在进行行政干预时应该顾及的问题。
一、媒体自律
从媒体角度来看，综观国内大部分娱乐节目，普遍存在一系列单纯的为追求收视率，不顾广电总局要求制作播出违规节目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
在一些电视娱乐节目中，文化常常被娱乐化了，而娱乐又被商业化了。“电视大众文化在物质话语僭越的当代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大众文化的商业性稀释、消解着高雅文化的艺术性，具体表现为那些具有大众文化倾向的电视文本以商业目的的直接功利性替代着高雅文化的无功利性；以情感策划的虚假性拆解着高雅文化的情感判断的真实性和深沉感；以享乐性、消遣性置换着高雅文化的启蒙性、先驱性。”①
事实证明，娱乐传播也需要文化内涵的支撑。“如果说，没有传播的文化是死文化的话，那么，没有文化的传播就是死传播。”②电视娱乐节目应自觉坚守电视的文化品格，坚守娱乐底线，致力于提升电视娱乐节目的品质，做到通俗而不庸俗、娱乐而不愚乐。
2、节目内容低俗化
现在的媒体，有一种“潜规则”是：“只有吸引到收视率的节目才是好节目。”因此，崔永元曾将“收视率”称为是“万恶之源”。最近被叫停的数档节目，很多内容低俗不堪，可为何节目制作的“把关人”却视若无睹，禁令的力量如此强大，“叫停”、“封杀”、“整改”有效而迅速地扼制了低俗庸俗之风。电视媒体是一个传播面最广、影响力大的严肃大众媒体，它要对大多数人负责，肩负社会健康发展的导向重任。
3、抄袭、炒作之风盛行
在我国娱乐节目兴起之初，曾经涌现过大批成功的模仿国外模式的节目，它们既借鉴了国外优秀节目的优点，又融入了本土特色。《超级女声》的成功，是与其成功的本土化策略分不开的。与中国本土文化一样，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本土化也不是一个封闭的、停滞的概念，而是一个流动着的、发展着的概念。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本土化，体现在电视娱乐节目的内容、形式、品质等多个方面。电视娱乐节目形态要发展，就应该不断使其适应本国具体情况，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抄袭阶段。
为了吸引观众眼球，提高收视率，有一些媒体的娱乐节目大肆炒作，各种“门”事件铺天盖地，仅拿相亲节目《非诚勿扰》来说，就有网友列出其“恶炒十大丑闻”，其中包括女嘉宾闫凤娇厕所艳照门，“拜金女”马诺，“豪宅女”朱金芳以及被网友发现的有作秀嫌疑的演员杨曼等等，节目中一些错误的婚恋观不免给社会带来极坏的影响。
可是，即便如此，这种恶俗的电视相亲节目的收视率非常高，观众是“一边骂一边看”。不管监管部门怎么批评，专家如何表态，高收视率却是实实在在的。有统计显示，“自1月15日开播以来，在播出的34期中，超过30期都获得了同时段收视第一名，包揽了2010年前23周中的15次全国卫视周收视总冠军。”大众的评价虽然参差不齐，但肯定的是受众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行政干预
我国广播电视监管的现状是政策规制重于法律治理。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再到主管部门的方针政策，对广播电视的新闻宣传、文艺创作、事业建设、技术规划、管理体制等各方面进行了规定。早在1983年中共中央就下发过《关于批转广播电视部党组＜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汇报提纲＞的通知》，规定：“搞好广播电视宣传必须坚持自己走路的方针，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广播电视宣传改革；调整事业建设方针和技术政策。”
广播电视媒介属于社会公共舆论工具，广播电视监管源于社会公众利益，公共性是广播电视监管的总体目标，同时应兼顾竞争性和多样性。竞争性是指维持市场的竞争态势，防止出现市场失灵和市场垄断；竞争性主要强调广播电视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努力使有限的广播电视资源发挥最大效益，体现效率原则；多样性是指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多样性、精神文化的多样性。它主要强调广播电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地位，推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防止千篇一律、舆论一律、思想僵化，最大限度保持社会的活力，实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事实上，运用行政手段在对娱乐等节目起到约束作用的同时，其自身也存在诸多弊端。其一，行政干预这种方式常常大快人心，也往往能赢得许多人的支持，但通常没有形成一个预防类似问题的制度。而在“堵”之前，电视台已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耗费了公众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其二，在广电总局对这类节目进行规范之前，电视台实际上已经赚到了非常高的收视率，以及由此带来的广告、影响力等回报，而广电总局行政干预的惩罚性又太弱，根本无法从根本上遏制媒体不规范行为。另外，从电视节目的长远发展来看，过多使用行政干预，并不利于媒体内容的创新和发展。
在国外，媒体行业协会是解决此类问题的重要途径，这些参与其中的媒体深刻地懂得：如果他们自己不对传播的内容进行约束，那政府就有理由来干预，民众也可能会站在政府一边。而在我国，与媒体相关的行业协会几乎难以发挥作用，在政府的媒体管理部门对假新闻、恶俗电视节目做出规范和处罚前，很少有媒体的行业协会表达意见。③由此看来，如果单纯依靠行政干预，其结果很可能导致一种悖论：越管制，越缺少自律，越缺少自律，管制越多，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三、受众参与
我国媒介具有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双重属性，只可能走适度市场化道路，但我国有些媒介为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赢得更多的广告收入，已越过媒介适度市场化的底线，这也是造成部分受众媒介素养低的深层原因，给社会、受众以及媒介自身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低俗娱乐节目所折射的大众文化消解着我国的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指的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传播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集中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的文化”④，体现着娱乐性、商业性和消费性的特征。应该说，大众文化在客观上释放人的欲望、回归人的娱乐本性、体现世俗人生和现实生活的人文关怀方面，是时代发展的一种进步。但大众文化毕竟是大众媒介在商业动机的刺激下所普及的流行文化，往往推销一种“低水平的满足”，烘托着一种奢靡的享乐主义氛围，误导着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消解着社会的主流文化，也消解着关注人文价值、倡导思想的独立性、伦理的严肃性与艺术的创造性的精英文化。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认为现代大众传播具有明显的“麻醉作用”，认为受众过度沉溺于媒介提供的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中，就会降低其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而满足于“被动的知识积累”⑤。所以防范娱乐节目低俗化必须从规范媒体行为入手，呼吁媒介经营管理者要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重塑受众需求，扭转低俗娱乐节目背后的受众观。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我国目前广播电视娱乐等节目的监管，仅仅依靠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是远远不够的。笔者期待行业协会、媒体的评价指标以及公众的媒介素养都能有所改变，进而形成合力，共同规范媒体内容，构建和谐有序的精神文明环境。
参考文献
①隋岩：《当代中国电视文化格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②刘智：《新闻文化学》，新华出版社，2001
③《电视相亲节目低俗广电总局出手 监管模式是关键》，《中国青年报》，2010-06-23
④张小争、郑旭、何佳：《明星引爆媒介娱乐经济》，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⑤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9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