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8年，共20卷的《萧军全集》正式出版。萧军的代表作《八月的乡村》、《五月的矿山》、《过去的年代》、《吴越春秋史话》等数百万字的小说、戏剧、散文、回忆录及近千首诗词，将永载中华文学史册。
萧军是位作家，也曾是一位报人。对萧军，很多人注重研究他的文学创作，其实他的报人经历也很值得研究。
在哈尔滨：从报坛步入文坛
1907年，萧军出生在辽宁省凌海市（时称奉天省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1931年“九·一八”事变，正值中华民族危难之时，他在沈阳东北宪兵教练处策划发动学生兵打击日寇未成，愤然来到吉林的舒兰，与在东北军六十六团第二营担任副营长的朋友方未艾，进行抗日武装活动。失败后，到了哈尔滨。
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这时，满腔义愤、穷困潦倒的萧军和朋友住在一家小旅店，开始向当地报刊投稿。萧军写的一篇《暴风雨中的葩蕾》，揭露日军占领沈阳的暴行，投给了哈尔滨《国民日报》发表出来。之后，他和朋友又写了多篇文章，陆续在《东三省商报》、《国际协报》发表。之后，萧军受《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裴馨园的邀请，协助编辑副刊。
这是萧军正式由报坛步入文坛的开始。
《国际协报》是哈尔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影响颇大的一家民办报纸，创刊于1918年，不但造就了一批左翼作家，也是东北作家群的摇篮。1937年，该报被日本关东军哈尔滨特务机关强令停刊。
萧军在《国际协报》不仅为副刊选稿、编辑，还代跑印刷厂处理一些棘手的事务。后来，裴馨园就让萧军搬到他家中居住。这年7月，萧军结识了困居在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里的萧红，两人结为伴侣。在日伪残酷统治时期，萧军还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黄吟秋、金伯阳，之后与中共地下党员金剑啸、舒群、罗烽、侯小古成为朋友，参加了党领导的维纳斯画会、星星剧团。
1933年夏，萧军、萧红为长春《大同报》文艺副刊《夜哨》组稿，继续在《国际协报》、《哈尔滨公报》副刊发表文章。10月，萧军、萧红在朋友的资助下，将一年来发表的部分作品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跋涉》。由于有反满抗日的嫌疑，《跋涉》印了1000本，上市没几天，就被日伪特务机关将送到书店、商场的书全部没收焚毁。萧军、萧红也为此上了日伪的“黑名单”。
1934年6月，一位朋友透漏消息给萧军，日伪宪兵要逮捕他们两人。萧军和萧红闻讯后逃往青岛。在他走后，哈尔滨警察大搜捕，一些地下党员和反满抗日志士被投进监狱。如果萧军不走，就有可能和《国际协报》副刊编辑白朗的爱人罗烽一样，被抓进日本监狱。
其实，萧军的反抗精神，最早在沈阳一家报纸发表的处女作中就初绽锋芒。
1929年，萧军在沈阳东北讲武堂预备队学习期间，受到一位参加过北伐战争、在地下反帝大同盟担任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叶开的积极影响。叶开常把共产党的刊物《关外》杂志、反帝大同盟的刊物及其他宣传品，不断地送给他阅读。
这是萧军第一次接近共产党人，读到共产党的刊物。当时，萧军每天都习惯写日记，既记当日所见所闻、新人新事，也记过去所见所闻、旧人旧事。当年5月，萧军把一篇题为《懦》的纪实小说寄给了一家日本人办的《盛京时报》，仅寄去5天，便在《盛京时报》的《神皋杂俎》专栏连载。这是一部反对中国军阀的作品。萧军为了掩人耳目，用一个类似日本人的名字“酡颜三郎”作为笔名。
《懦》写的是一个部队的士兵，死了以后他的脑袋被野狗叼出坟外，一群在野外练习军事的学生兵发现后，拿这个脑袋当球踢。萧军在文章中发出呐喊：“……那些军阀们利用你们的性命夺地盘、发财致富，他们买姨太太，吃喝玩乐，你们死了，却在这里被狗啃，脑袋被大家当球踢，你们就这样甘心，难道你们就这样怯懦么？”
这是萧军正式发表的处女作。接着又写出《鞭痕》、《端阳节》、《汽笛声中》、《孤坟的畔》等文章。
在《青岛晨报》：
与地下党员共事
1934年6月15日，萧军、萧红逃离哈尔滨到了青岛，投奔先来几个月的朋友舒群。
20世纪30年代初的青岛，有七八家中文报纸。年初，青岛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山东省委派高嵩任青岛地下市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市政府公安局警员。高嵩和4月来到青岛的舒群，是哈尔滨商船学校的同班同学。萧军由舒群推荐到《青岛晨报》当副刊编辑。当时，《青岛晨报》由中共党员、党的外围组织“荒岛书店”领导人孙乐文接管。
萧军在《青岛晨报》一边编稿、写稿，一边继续写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这段时间，他发表了《消息》、《鞭挞我自己》、《涓涓》等作品。萧红在家中埋头完成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生死场》。
萧军在《青岛晨报》虽然只担任了几个月的副刊编辑，却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转折。
这年的10月初，萧军在孙乐文的鼓励下，给上海的鲁迅先生写去了第一封信。鲁迅在接信当天晚上，就写了回信告诉他：“不要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萧军遵照鲁迅先生的嘱咐，将自己与萧红两人的一张合影、萧红的小说复写稿和一本《跋涉》，挂号寄往上海。从此，与鲁迅结下了永世不忘的情缘。
1934年10月22日，青岛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萧军、萧红在孙乐文的帮助下，乘轮船离开青岛，11月2日到达上海。
在上海：得到恩师鲁迅爱护
在上海，国民党戒令“言抗日者杀无赦”。萧军、萧红见到鲁迅后，鲁迅亲自为他们看了书稿、写了序，帮助他们秘密出版了《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由于反映了东北抗日斗争和奴隶反抗的心，书很快被当局查禁，但从此奠定了两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鲁迅先生的爱护和帮助下，萧军与聂绀弩、胡风、黄源等成为挚友，参加文学月刊《家》和《海燕》的编辑工作。鲁迅亲笔写了《萧军小传》，寄给了美国作家斯诺。莫斯科出版的俄文国际文学杂志上，也刊载了萧军《八月的乡村》，介绍萧军是“中国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作家”。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在上海病逝。萧军悲痛万分，参加鲁迅治丧办事处的各项具体工作。10月22日，他担任1万多人送葬队伍游行示威总指挥，在移灵过沪郊虹桥路“万国公墓”落葬前，代表鲁迅治丧办事处和鲁迅生前支持的《作家》、《译文》、《中流》、《文季》刊物所有人员讲话。他激愤地说：“……鲁迅先生的死是一把刀——一把饥饿的刀！深深地插进了我们的胸槽；我们要用自己和敌人的血将它喂饱！我们要复仇和前进！”
萧军忍着心中的悲痛，立即投入到《鲁迅先生纪念集》编辑工作中。次年8月，校完了《鲁迅先生纪念集》全部稿样，并写了《后记》，交文化生活出版社付印。他还协助鲁迅夫人许广平对鲁迅《且介亭杂文集》三集做校对、付印及出版发行等工作……
对恩师鲁迅的真挚感情，晚年依然如故。萧军在1976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先生逝世40周年时写诗悼念：“无求无惧寸心忝，岁月迢遥四十年。镂骨恩情一若昔，临渊思训体犹寒！啮金有口随销铄，折戟沉沙战未阑。待得黄泉拜见日，敢将赤胆奉尊前。”1988年病重期间，他对病榻边的儿女语重心长地说：“鲁迅先生是我平生惟一钟爱的人，一直到我死都钟爱他，希望你们也能如此，他是中国真正的人！”
在武汉、兰州：坚持抗日宣传
1937年七七事变后，正值国共合作时期，萧军在武汉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与诗人蒋锡金、作家端木蕻良和流亡到武汉的舒群、白朗、罗烽、孔罗荪等青年作家，形成一个有影响的东北作家群。
萧军与胡风、聂绀弩等人编辑文学刊物《七月》，发表抗日诗文，曾被便衣特务寻衅绑架，险些被丢进长江，幸亏得到董必武等人营救获释。
1938年初，应李公仆邀请，萧军和萧红到山西临汾抗日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由于日军逼近临汾，形势紧张，“民大”要撤到乡宁。萧军坚持要参加五台山抗日游击队，为此与同甘共苦生活6年的萧红发生分歧分道扬镳。萧军途经延安，与毛泽东见面并受到热情接待。由于战事阻隔，萧军始终无法动身去五台山投军抗日，最终还是听了丁玲的劝说，随她前往西安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萧军与萧红彻底分手，从此“生离死别两浮沉，玉洁冰壶一寸心”。
1938年4月28日，萧军和戏剧家塞克及作曲家王洛宾等一同由西安来到兰州。兰州《民众通讯社》相约社会各界民众组织和各文化团体欢迎萧军、塞克等人。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和处长伍修权出席了欢迎会。5月，萧军通过《民众通讯社》社长丛德滋与《甘肃民国日报》总编苏耀江的关系，在《甘肃民国日报》社主办的《西北文艺》副刊当主编。
持有异议的知识分子，在专制统治者眼里永远是捣乱分子。萧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文艺路线、介绍进步文艺作品、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日的各种阴谋，遭到当局阻挠，只出了7期。萧军在兰州结识了天真纯净的姑娘王德芬，从此两人相依相守、一生为伴。
临离兰州前，萧军在副刊发表了《告别》一文。其中写道：“人是不应该像一只狗似的为了一个馒头，就没有选择地靠一个主人而终生。但是也不能像最近那位‘弃暗投明’的张国焘先生。否则，那就有过犹不及的危险。比方他主观上口口声声在说他是‘舍身救国’，而客观上却是做了减削分解民族抗战力量的勾当。人们对于类似这一般的人型，特别是在抗战救亡的过程中，是应该加以注意和研究的呢！”
他在日后回忆：“1938年6月6日早晨，也就是《告别》那篇文章要见报的当天，我离开兰州。在往汽车站去的途中，我想不点明张国焘的名字不过瘾，要揭就揭个痛快。于是我又急忙去了报社，叫排字工人把‘×××’改为‘张国焘’，然后才乘汽车去西安了。”
这篇文章给他惹了麻烦，有关部门立即打电话给沿途各处，通令扣留萧军。因萧军身带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的介绍信，沿途无人敢扣。于是当局下令《西北文艺》和萧军与塞克主编的《剧运》停刊，总编辑苏耀江被撤职。6月10日，《甘肃民国日报》刊登“编者小启”告示民众：“查萧军主编之《西北文艺》，曾借本报版位出刊。但所发稿件经编者审核后，方准付印。而主编人萧军，私令排字工人擅改字局，越权行动，殊属非是，该《西北文艺》一版，从此停止，不再出刊。”
在成都：主编《新民报》
副刊又上“黑名单”
萧军于1938年7月18日来到成都，在《新民报》主编副刊。
为了追求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萧军以鲁迅为榜样，教育启发民众与权力抗争。他在副刊上开设了“工人岗位”、“青年岗位”、“妇女岗位”、“救亡岗位”4个专栏，还负责文协成都分会的出版部。在10月19日成都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周年大会上，萧军做了鲁迅生平的报告。12月9日，抗敌协会为纪念“一二·九”运动，邀请萧军和大学教授邓初民讲演，参加者有大中学生600多人。萧军在会上演讲，遭到当局派人破坏捣乱。他对此毫不畏惧，除了自己写文章，还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他创办了一所“印刷工人文艺补习夜校”，自任讲师，每周上两次课，主要讲文艺常识和写作方法。经过半年的学习，一些工人文学爱好者提高了思想觉悟和创作水平，成为左翼文艺队伍的新生力量。
由于在《新民报》上抨击国统区的政治黑暗，萧军再次上了国民党的暗杀“黑名单”。
1939年1月14日，经老舍、李劼人等多方筹措，成立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萧军任理事，并担任了文艺刊物《笔阵》的编辑，继续宣传抗战，在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大。
这时，萧军一直坚持写作从临汾到延安的经历《侧面》，这是一部18万字的纪实性作品。4月8日，萧军参加成都“文协”在春熙路青年礼堂举行的文艺演讲会，题目是《奴才文学和奴隶文学》，矛头直指汪精卫之流及汉奸文人，受到听众热烈欢迎。
针对萧军在《新民报》的社会影响，国民党指令要么停刊，要么转向。国民党特务在大中学校还贴出《限制异党活动》告示，列出不许邀请讲课人员名单和不准阅读书目，萧军和他的作品名列其中。
时年32岁的萧军一腔怒火，公开发表文章宣布：“我的资本——脑袋一颗；我的武器——尖刀一把；我的办法——两手换（拼个你死我活），到必要时就把这颗脑袋掷过去。”他说到做到，真的准备了一把尖刀，出门时就揣在大衣口袋里。
1940年春，中共川康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疏散一批党员及骨干。为了预防不测，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通知萧军及早离开。成都白色恐怖愈加严重，在“抢米风潮”中，两名进步记者被枪杀，罗世文和特委军委书记车耀先被捕。萧军3月27日到达到重庆，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萧军乔装军医，妻子王德芬乔装护士，舒群乔装战士，3人搭乘一辆军车奔赴延安。萧军正式加入中共组织领导的队伍，从此他以一名有政治身份的作家、报人的形象出现在文坛、报坛。
在延安：主办《文艺月报》
1940年6月14日，萧军第二次到延安，至1945年11月15日赴东北解放区，在延安共有5年多时间。萧军与毛泽东、彭真等党中央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延安有一个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简称“文协”，丁玲是主任。“文协”的“文艺月会”创办了《文艺月报》，萧军与丁玲、舒群轮流担任主编，还担任“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鲁迅研究丛刊》主编等等。萧军这时除了继续写他的长篇小说《第三代》和话剧剧本《恩仇》外，还从事许多文化活动。
延安还有一所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院长是周扬。与萧军一起来延安的舒群被请到鲁艺文学系任教。1941年6月17、18、19三日，周扬在《解放日报》上连载了一篇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文章中说：“在延安创作家不能写出东西所根据的诸种理由是不能算为理由的。主要的‘写什么’？自己写不出东西来，应该怨自己（无能或不会适应新环境，不懂呼吸新鲜空气等）那不能‘矮子怨天高’，‘脚大怨鞋小’以至于‘拉不出屎来怨茅房臭’。”
“文协”的艾青、罗烽、白朗、萧军等人对他的论点很有意见，大家讨论之后，由萧军执笔，写成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寄给《解放日报》，却被退了回来。
萧军气愤《解放日报》连载周扬文章，却不准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决定离开延安回重庆。7月下旬，他临走前向毛泽东辞行时，直言不讳地谈了“延安存在宗派主义和行帮作风”。毛泽东听后认真看了周扬的文章，对萧军劝说：“《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啊。”于是，萧军将《〈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登在《文艺月报》第八期上。
萧军还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建议：共产党应该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文艺工作有所依据和遵循，以免各个领导自行其是。毛泽东接受了他的建议，要萧军留下帮他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萧军答应下来，很认真地帮毛泽东做这项工作，这对日后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讲过引言之后，丁玲提议萧军先发言。萧军说到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并举鲁迅为例。胡乔木反驳说文艺界需要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领导是不足，而不是他的光荣。对于胡乔木的发言，毛泽东很赞赏。
1943年7月13日萧军在日记写道：“不入党，不做官，这是我的决定，但要站在比较自由的地位，监督革命前进——这是我的责任。”
重返哈尔滨：
主办《文化报》受到大批判
抗日战争胜利后，萧军于1945年11月15日从延安启程奔赴东北解放区。他绝不会想到仅过几年，自己就由一名满腔热血的革命者被打成“革命对象”。
途经张家口期间，他与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和何干之、成仿吾、欧阳凡海等人，成立了“鲁迅学会”、“东北同乡会”，举办了鲁迅文艺讲座、暑期座谈会，并给《晋察冀日报》写了多篇言论性文章。
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哈尔滨。8月7日，萧军尚在赴哈尔滨途中，《东北日报》就发出消息：萧军任东北大学鲁迅文学院院长。这是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作出的任职决定。
萧军9月21日上午到达哈尔滨，受到东大副校长舒群和罗烽、白朗、金人等老友的欢迎。下午，萧军看望了东北局领导彭真、林彪、凯丰等。27日参加了“哈尔滨各界欢迎萧军先生大会”，并在会上提出要成立鲁迅学会、鲁迅文化出版社、鲁迅社会大学，当场就有多人签名参加。随后，萧军在彭真的支持下，应邀到各学校、机关、团体作了50多天讲演，针对群众的思想问题，积极热情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他站在社会思想的潮头，四处活动，为新政权呐喊助阵，直言不讳社会现实问题，不愧为一位有良知的宣传家。
1947年4月，在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的支持下，拨给萧军三两半黄金，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5月4日创办了《文化报》，萧军任出版社社长和文化报主编，同时兼任东北文协常委、研究部长。这是萧军重返东北后，最受社会各界推崇，也最雄心勃勃大张旗鼓干事业的时期。
因经费紧张，《文化报》用“白不白、灰不灰、黄不黄”的8开更生纸印刷，五日刊。刊载内容主要是文化、文艺活动消息和三言五语的短文。中途由于萧军被临时派到黑龙江富拉尔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文化报》暂时停刊3个月。
萧军回到哈尔滨后，《文化报》于1948年1月1日复刊。凯丰批给萧军2吨白纸，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帮助从外地拉来5吨白纸。
《文化报》扩为4开印刷，仍是5日刊彩色套版。因白纸来之不易，印报仍用更生纸，但内容增加了短文、短篇小说、诗歌、读者问答、科学小品、“文章理发馆”和国内外文化文艺消息，也时常刊载一些短评、社论。萧军的自传《我底生涯》、《鲁迅先生书简注释》及来稿的小说、译文、杂文等也陆续刊出。《文化报》的订户和零售量不断增加，最多时每月达七八千份。
鲁迅文化出版社印书全用白纸，先后出版了鲁迅、毛泽东、列宁著作活页文选、《干部政策》、《财经六讲》、《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还出版了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第三代》，短篇小说集《羊》、萧红的《生死场》等。
1948年初，彭真奉调离哈到北京工作。萧军的厄运悄悄袭来。
5月初，以东北局宣传部秘书长刘芝明为领导、宋之的为主编，办了一张与《文化报》同样大小的《生活报》，也是五日刊，报头鲜红色，白纸印刷。在创刊号头版，发表了一篇用黑色边框圈的短文《今古王通》。文中说隋末的一个知识分子王通，封自己做孔子，“少不了有些群众要被迷惑的。这种借他人名望以帮衬自己，以吓唬读者的事，可见古已有之了。不晓得今之王通，是不是古之王通的徒弟”，文章署名邓森。被激怒的萧军以《风风雨雨话王通》，立即在《文化报》上予以回击。从此，拉开了两报公开论战的序幕。
1948年7月25日，萧军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给凯丰。8月初，经毛泽东批准：“可以参加党小组生活”。萧军被接受为中共党员，东北局正式通知了他。
凯丰因病赴苏治疗离开哈尔滨后，刘芝明主政东北局宣传部。1949年5月,迁入沈阳的东北局在《东北日报》上，先后公布了《东北文艺协会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和《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决定》最后一条是：“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之后，又发表了刘芝明长达万言的批判文章《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在全东北地区的党内外,各机关、学校、单位开展了3个月的“对于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的反动思想的批判”。
《文化报》从1947年5月4日创刊，至1948年11月2日被迫终刊，正式出版72期，另有8期增刊，总计80期。萧军从此离开奋斗多年的报坛，也淡出了文坛。
萧军曾坦言：“为了爱我、爱过我和我所爱过以及正在爱着的人们，为了我所恨和恨过或正在恨我的人们……我要把自己尽可能真诚地写出来：不管它是耻辱或光荣；卑鄙或崇高……我愿有这勇气。”
“只要有机、有可能，我从来没有放过这种机会和可能，尽我所有的力量——用口或用笔——用各种方式、方法，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政策精神……在群众中间体现出来。从来也没有畏首畏尾过……”萧军在日伪统治下如此，在国民党统治下也是如此。这是萧军不畏权势的可贵秉性。
萧军一倒就是30多年。作为报人的他凸显了一个执意追求正义、自由、真理、公正的倔强灵魂。1980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批复北京市委给萧军作了政治结论：“……萧军同志早年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反对派的卖国政策和独裁统治，他为追求进步和光明，两次去延安。萧军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并在结论中申明：关于《东北局对萧军问题的决定》、《文艺报》对萧军的“再批判”……都是错误的，应予平反。
萧军是位作家，也曾是一位报人。对萧军，很多人注重研究他的文学创作，其实他的报人经历也很值得研究。
在哈尔滨：从报坛步入文坛
1907年，萧军出生在辽宁省凌海市（时称奉天省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1931年“九·一八”事变，正值中华民族危难之时，他在沈阳东北宪兵教练处策划发动学生兵打击日寇未成，愤然来到吉林的舒兰，与在东北军六十六团第二营担任副营长的朋友方未艾，进行抗日武装活动。失败后，到了哈尔滨。
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这时，满腔义愤、穷困潦倒的萧军和朋友住在一家小旅店，开始向当地报刊投稿。萧军写的一篇《暴风雨中的葩蕾》，揭露日军占领沈阳的暴行，投给了哈尔滨《国民日报》发表出来。之后，他和朋友又写了多篇文章，陆续在《东三省商报》、《国际协报》发表。之后，萧军受《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裴馨园的邀请，协助编辑副刊。
这是萧军正式由报坛步入文坛的开始。
《国际协报》是哈尔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影响颇大的一家民办报纸，创刊于1918年，不但造就了一批左翼作家，也是东北作家群的摇篮。1937年，该报被日本关东军哈尔滨特务机关强令停刊。
萧军在《国际协报》不仅为副刊选稿、编辑，还代跑印刷厂处理一些棘手的事务。后来，裴馨园就让萧军搬到他家中居住。这年7月，萧军结识了困居在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里的萧红，两人结为伴侣。在日伪残酷统治时期，萧军还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黄吟秋、金伯阳，之后与中共地下党员金剑啸、舒群、罗烽、侯小古成为朋友，参加了党领导的维纳斯画会、星星剧团。
1933年夏，萧军、萧红为长春《大同报》文艺副刊《夜哨》组稿，继续在《国际协报》、《哈尔滨公报》副刊发表文章。10月，萧军、萧红在朋友的资助下，将一年来发表的部分作品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跋涉》。由于有反满抗日的嫌疑，《跋涉》印了1000本，上市没几天，就被日伪特务机关将送到书店、商场的书全部没收焚毁。萧军、萧红也为此上了日伪的“黑名单”。
1934年6月，一位朋友透漏消息给萧军，日伪宪兵要逮捕他们两人。萧军和萧红闻讯后逃往青岛。在他走后，哈尔滨警察大搜捕，一些地下党员和反满抗日志士被投进监狱。如果萧军不走，就有可能和《国际协报》副刊编辑白朗的爱人罗烽一样，被抓进日本监狱。
其实，萧军的反抗精神，最早在沈阳一家报纸发表的处女作中就初绽锋芒。
1929年，萧军在沈阳东北讲武堂预备队学习期间，受到一位参加过北伐战争、在地下反帝大同盟担任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叶开的积极影响。叶开常把共产党的刊物《关外》杂志、反帝大同盟的刊物及其他宣传品，不断地送给他阅读。
这是萧军第一次接近共产党人，读到共产党的刊物。当时，萧军每天都习惯写日记，既记当日所见所闻、新人新事，也记过去所见所闻、旧人旧事。当年5月，萧军把一篇题为《懦》的纪实小说寄给了一家日本人办的《盛京时报》，仅寄去5天，便在《盛京时报》的《神皋杂俎》专栏连载。这是一部反对中国军阀的作品。萧军为了掩人耳目，用一个类似日本人的名字“酡颜三郎”作为笔名。
《懦》写的是一个部队的士兵，死了以后他的脑袋被野狗叼出坟外，一群在野外练习军事的学生兵发现后，拿这个脑袋当球踢。萧军在文章中发出呐喊：“……那些军阀们利用你们的性命夺地盘、发财致富，他们买姨太太，吃喝玩乐，你们死了，却在这里被狗啃，脑袋被大家当球踢，你们就这样甘心，难道你们就这样怯懦么？”
这是萧军正式发表的处女作。接着又写出《鞭痕》、《端阳节》、《汽笛声中》、《孤坟的畔》等文章。
在《青岛晨报》：
与地下党员共事
1934年6月15日，萧军、萧红逃离哈尔滨到了青岛，投奔先来几个月的朋友舒群。
20世纪30年代初的青岛，有七八家中文报纸。年初，青岛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山东省委派高嵩任青岛地下市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市政府公安局警员。高嵩和4月来到青岛的舒群，是哈尔滨商船学校的同班同学。萧军由舒群推荐到《青岛晨报》当副刊编辑。当时，《青岛晨报》由中共党员、党的外围组织“荒岛书店”领导人孙乐文接管。
萧军在《青岛晨报》一边编稿、写稿，一边继续写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这段时间，他发表了《消息》、《鞭挞我自己》、《涓涓》等作品。萧红在家中埋头完成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生死场》。
萧军在《青岛晨报》虽然只担任了几个月的副刊编辑，却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转折。
这年的10月初，萧军在孙乐文的鼓励下，给上海的鲁迅先生写去了第一封信。鲁迅在接信当天晚上，就写了回信告诉他：“不要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萧军遵照鲁迅先生的嘱咐，将自己与萧红两人的一张合影、萧红的小说复写稿和一本《跋涉》，挂号寄往上海。从此，与鲁迅结下了永世不忘的情缘。
1934年10月22日，青岛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萧军、萧红在孙乐文的帮助下，乘轮船离开青岛，11月2日到达上海。
在上海：得到恩师鲁迅爱护
在上海，国民党戒令“言抗日者杀无赦”。萧军、萧红见到鲁迅后，鲁迅亲自为他们看了书稿、写了序，帮助他们秘密出版了《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由于反映了东北抗日斗争和奴隶反抗的心，书很快被当局查禁，但从此奠定了两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鲁迅先生的爱护和帮助下，萧军与聂绀弩、胡风、黄源等成为挚友，参加文学月刊《家》和《海燕》的编辑工作。鲁迅亲笔写了《萧军小传》，寄给了美国作家斯诺。莫斯科出版的俄文国际文学杂志上，也刊载了萧军《八月的乡村》，介绍萧军是“中国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作家”。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在上海病逝。萧军悲痛万分，参加鲁迅治丧办事处的各项具体工作。10月22日，他担任1万多人送葬队伍游行示威总指挥，在移灵过沪郊虹桥路“万国公墓”落葬前，代表鲁迅治丧办事处和鲁迅生前支持的《作家》、《译文》、《中流》、《文季》刊物所有人员讲话。他激愤地说：“……鲁迅先生的死是一把刀——一把饥饿的刀！深深地插进了我们的胸槽；我们要用自己和敌人的血将它喂饱！我们要复仇和前进！”
萧军忍着心中的悲痛，立即投入到《鲁迅先生纪念集》编辑工作中。次年8月，校完了《鲁迅先生纪念集》全部稿样，并写了《后记》，交文化生活出版社付印。他还协助鲁迅夫人许广平对鲁迅《且介亭杂文集》三集做校对、付印及出版发行等工作……
对恩师鲁迅的真挚感情，晚年依然如故。萧军在1976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先生逝世40周年时写诗悼念：“无求无惧寸心忝，岁月迢遥四十年。镂骨恩情一若昔，临渊思训体犹寒！啮金有口随销铄，折戟沉沙战未阑。待得黄泉拜见日，敢将赤胆奉尊前。”1988年病重期间，他对病榻边的儿女语重心长地说：“鲁迅先生是我平生惟一钟爱的人，一直到我死都钟爱他，希望你们也能如此，他是中国真正的人！”
在武汉、兰州：坚持抗日宣传
1937年七七事变后，正值国共合作时期，萧军在武汉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与诗人蒋锡金、作家端木蕻良和流亡到武汉的舒群、白朗、罗烽、孔罗荪等青年作家，形成一个有影响的东北作家群。
萧军与胡风、聂绀弩等人编辑文学刊物《七月》，发表抗日诗文，曾被便衣特务寻衅绑架，险些被丢进长江，幸亏得到董必武等人营救获释。
1938年初，应李公仆邀请，萧军和萧红到山西临汾抗日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由于日军逼近临汾，形势紧张，“民大”要撤到乡宁。萧军坚持要参加五台山抗日游击队，为此与同甘共苦生活6年的萧红发生分歧分道扬镳。萧军途经延安，与毛泽东见面并受到热情接待。由于战事阻隔，萧军始终无法动身去五台山投军抗日，最终还是听了丁玲的劝说，随她前往西安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萧军与萧红彻底分手，从此“生离死别两浮沉，玉洁冰壶一寸心”。
1938年4月28日，萧军和戏剧家塞克及作曲家王洛宾等一同由西安来到兰州。兰州《民众通讯社》相约社会各界民众组织和各文化团体欢迎萧军、塞克等人。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和处长伍修权出席了欢迎会。5月，萧军通过《民众通讯社》社长丛德滋与《甘肃民国日报》总编苏耀江的关系，在《甘肃民国日报》社主办的《西北文艺》副刊当主编。
持有异议的知识分子，在专制统治者眼里永远是捣乱分子。萧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文艺路线、介绍进步文艺作品、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日的各种阴谋，遭到当局阻挠，只出了7期。萧军在兰州结识了天真纯净的姑娘王德芬，从此两人相依相守、一生为伴。
临离兰州前，萧军在副刊发表了《告别》一文。其中写道：“人是不应该像一只狗似的为了一个馒头，就没有选择地靠一个主人而终生。但是也不能像最近那位‘弃暗投明’的张国焘先生。否则，那就有过犹不及的危险。比方他主观上口口声声在说他是‘舍身救国’，而客观上却是做了减削分解民族抗战力量的勾当。人们对于类似这一般的人型，特别是在抗战救亡的过程中，是应该加以注意和研究的呢！”
他在日后回忆：“1938年6月6日早晨，也就是《告别》那篇文章要见报的当天，我离开兰州。在往汽车站去的途中，我想不点明张国焘的名字不过瘾，要揭就揭个痛快。于是我又急忙去了报社，叫排字工人把‘×××’改为‘张国焘’，然后才乘汽车去西安了。”
这篇文章给他惹了麻烦，有关部门立即打电话给沿途各处，通令扣留萧军。因萧军身带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的介绍信，沿途无人敢扣。于是当局下令《西北文艺》和萧军与塞克主编的《剧运》停刊，总编辑苏耀江被撤职。6月10日，《甘肃民国日报》刊登“编者小启”告示民众：“查萧军主编之《西北文艺》，曾借本报版位出刊。但所发稿件经编者审核后，方准付印。而主编人萧军，私令排字工人擅改字局，越权行动，殊属非是，该《西北文艺》一版，从此停止，不再出刊。”
在成都：主编《新民报》
副刊又上“黑名单”
萧军于1938年7月18日来到成都，在《新民报》主编副刊。
为了追求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萧军以鲁迅为榜样，教育启发民众与权力抗争。他在副刊上开设了“工人岗位”、“青年岗位”、“妇女岗位”、“救亡岗位”4个专栏，还负责文协成都分会的出版部。在10月19日成都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周年大会上，萧军做了鲁迅生平的报告。12月9日，抗敌协会为纪念“一二·九”运动，邀请萧军和大学教授邓初民讲演，参加者有大中学生600多人。萧军在会上演讲，遭到当局派人破坏捣乱。他对此毫不畏惧，除了自己写文章，还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他创办了一所“印刷工人文艺补习夜校”，自任讲师，每周上两次课，主要讲文艺常识和写作方法。经过半年的学习，一些工人文学爱好者提高了思想觉悟和创作水平，成为左翼文艺队伍的新生力量。
由于在《新民报》上抨击国统区的政治黑暗，萧军再次上了国民党的暗杀“黑名单”。
1939年1月14日，经老舍、李劼人等多方筹措，成立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萧军任理事，并担任了文艺刊物《笔阵》的编辑，继续宣传抗战，在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大。
这时，萧军一直坚持写作从临汾到延安的经历《侧面》，这是一部18万字的纪实性作品。4月8日，萧军参加成都“文协”在春熙路青年礼堂举行的文艺演讲会，题目是《奴才文学和奴隶文学》，矛头直指汪精卫之流及汉奸文人，受到听众热烈欢迎。
针对萧军在《新民报》的社会影响，国民党指令要么停刊，要么转向。国民党特务在大中学校还贴出《限制异党活动》告示，列出不许邀请讲课人员名单和不准阅读书目，萧军和他的作品名列其中。
时年32岁的萧军一腔怒火，公开发表文章宣布：“我的资本——脑袋一颗；我的武器——尖刀一把；我的办法——两手换（拼个你死我活），到必要时就把这颗脑袋掷过去。”他说到做到，真的准备了一把尖刀，出门时就揣在大衣口袋里。
1940年春，中共川康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疏散一批党员及骨干。为了预防不测，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通知萧军及早离开。成都白色恐怖愈加严重，在“抢米风潮”中，两名进步记者被枪杀，罗世文和特委军委书记车耀先被捕。萧军3月27日到达到重庆，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萧军乔装军医，妻子王德芬乔装护士，舒群乔装战士，3人搭乘一辆军车奔赴延安。萧军正式加入中共组织领导的队伍，从此他以一名有政治身份的作家、报人的形象出现在文坛、报坛。
在延安：主办《文艺月报》
1940年6月14日，萧军第二次到延安，至1945年11月15日赴东北解放区，在延安共有5年多时间。萧军与毛泽东、彭真等党中央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延安有一个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简称“文协”，丁玲是主任。“文协”的“文艺月会”创办了《文艺月报》，萧军与丁玲、舒群轮流担任主编，还担任“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鲁迅研究丛刊》主编等等。萧军这时除了继续写他的长篇小说《第三代》和话剧剧本《恩仇》外，还从事许多文化活动。
延安还有一所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院长是周扬。与萧军一起来延安的舒群被请到鲁艺文学系任教。1941年6月17、18、19三日，周扬在《解放日报》上连载了一篇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文章中说：“在延安创作家不能写出东西所根据的诸种理由是不能算为理由的。主要的‘写什么’？自己写不出东西来，应该怨自己（无能或不会适应新环境，不懂呼吸新鲜空气等）那不能‘矮子怨天高’，‘脚大怨鞋小’以至于‘拉不出屎来怨茅房臭’。”
“文协”的艾青、罗烽、白朗、萧军等人对他的论点很有意见，大家讨论之后，由萧军执笔，写成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寄给《解放日报》，却被退了回来。
萧军气愤《解放日报》连载周扬文章，却不准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决定离开延安回重庆。7月下旬，他临走前向毛泽东辞行时，直言不讳地谈了“延安存在宗派主义和行帮作风”。毛泽东听后认真看了周扬的文章，对萧军劝说：“《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啊。”于是，萧军将《〈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登在《文艺月报》第八期上。
萧军还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建议：共产党应该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文艺工作有所依据和遵循，以免各个领导自行其是。毛泽东接受了他的建议，要萧军留下帮他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萧军答应下来，很认真地帮毛泽东做这项工作，这对日后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讲过引言之后，丁玲提议萧军先发言。萧军说到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并举鲁迅为例。胡乔木反驳说文艺界需要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领导是不足，而不是他的光荣。对于胡乔木的发言，毛泽东很赞赏。
1943年7月13日萧军在日记写道：“不入党，不做官，这是我的决定，但要站在比较自由的地位，监督革命前进——这是我的责任。”
重返哈尔滨：
主办《文化报》受到大批判
抗日战争胜利后，萧军于1945年11月15日从延安启程奔赴东北解放区。他绝不会想到仅过几年，自己就由一名满腔热血的革命者被打成“革命对象”。
途经张家口期间，他与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和何干之、成仿吾、欧阳凡海等人，成立了“鲁迅学会”、“东北同乡会”，举办了鲁迅文艺讲座、暑期座谈会，并给《晋察冀日报》写了多篇言论性文章。
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哈尔滨。8月7日，萧军尚在赴哈尔滨途中，《东北日报》就发出消息：萧军任东北大学鲁迅文学院院长。这是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作出的任职决定。
萧军9月21日上午到达哈尔滨，受到东大副校长舒群和罗烽、白朗、金人等老友的欢迎。下午，萧军看望了东北局领导彭真、林彪、凯丰等。27日参加了“哈尔滨各界欢迎萧军先生大会”，并在会上提出要成立鲁迅学会、鲁迅文化出版社、鲁迅社会大学，当场就有多人签名参加。随后，萧军在彭真的支持下，应邀到各学校、机关、团体作了50多天讲演，针对群众的思想问题，积极热情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他站在社会思想的潮头，四处活动，为新政权呐喊助阵，直言不讳社会现实问题，不愧为一位有良知的宣传家。
1947年4月，在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的支持下，拨给萧军三两半黄金，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5月4日创办了《文化报》，萧军任出版社社长和文化报主编，同时兼任东北文协常委、研究部长。这是萧军重返东北后，最受社会各界推崇，也最雄心勃勃大张旗鼓干事业的时期。
因经费紧张，《文化报》用“白不白、灰不灰、黄不黄”的8开更生纸印刷，五日刊。刊载内容主要是文化、文艺活动消息和三言五语的短文。中途由于萧军被临时派到黑龙江富拉尔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文化报》暂时停刊3个月。
萧军回到哈尔滨后，《文化报》于1948年1月1日复刊。凯丰批给萧军2吨白纸，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帮助从外地拉来5吨白纸。
《文化报》扩为4开印刷，仍是5日刊彩色套版。因白纸来之不易，印报仍用更生纸，但内容增加了短文、短篇小说、诗歌、读者问答、科学小品、“文章理发馆”和国内外文化文艺消息，也时常刊载一些短评、社论。萧军的自传《我底生涯》、《鲁迅先生书简注释》及来稿的小说、译文、杂文等也陆续刊出。《文化报》的订户和零售量不断增加，最多时每月达七八千份。
鲁迅文化出版社印书全用白纸，先后出版了鲁迅、毛泽东、列宁著作活页文选、《干部政策》、《财经六讲》、《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还出版了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第三代》，短篇小说集《羊》、萧红的《生死场》等。
1948年初，彭真奉调离哈到北京工作。萧军的厄运悄悄袭来。
5月初，以东北局宣传部秘书长刘芝明为领导、宋之的为主编，办了一张与《文化报》同样大小的《生活报》，也是五日刊，报头鲜红色，白纸印刷。在创刊号头版，发表了一篇用黑色边框圈的短文《今古王通》。文中说隋末的一个知识分子王通，封自己做孔子，“少不了有些群众要被迷惑的。这种借他人名望以帮衬自己，以吓唬读者的事，可见古已有之了。不晓得今之王通，是不是古之王通的徒弟”，文章署名邓森。被激怒的萧军以《风风雨雨话王通》，立即在《文化报》上予以回击。从此，拉开了两报公开论战的序幕。
1948年7月25日，萧军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给凯丰。8月初，经毛泽东批准：“可以参加党小组生活”。萧军被接受为中共党员，东北局正式通知了他。
凯丰因病赴苏治疗离开哈尔滨后，刘芝明主政东北局宣传部。1949年5月,迁入沈阳的东北局在《东北日报》上，先后公布了《东北文艺协会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和《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决定》最后一条是：“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之后，又发表了刘芝明长达万言的批判文章《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在全东北地区的党内外,各机关、学校、单位开展了3个月的“对于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的反动思想的批判”。
《文化报》从1947年5月4日创刊，至1948年11月2日被迫终刊，正式出版72期，另有8期增刊，总计80期。萧军从此离开奋斗多年的报坛，也淡出了文坛。
萧军曾坦言：“为了爱我、爱过我和我所爱过以及正在爱着的人们，为了我所恨和恨过或正在恨我的人们……我要把自己尽可能真诚地写出来：不管它是耻辱或光荣；卑鄙或崇高……我愿有这勇气。”
“只要有机、有可能，我从来没有放过这种机会和可能，尽我所有的力量——用口或用笔——用各种方式、方法，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政策精神……在群众中间体现出来。从来也没有畏首畏尾过……”萧军在日伪统治下如此，在国民党统治下也是如此。这是萧军不畏权势的可贵秉性。
萧军一倒就是30多年。作为报人的他凸显了一个执意追求正义、自由、真理、公正的倔强灵魂。1980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批复北京市委给萧军作了政治结论：“……萧军同志早年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反对派的卖国政策和独裁统治，他为追求进步和光明，两次去延安。萧军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并在结论中申明：关于《东北局对萧军问题的决定》、《文艺报》对萧军的“再批判”……都是错误的，应予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