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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幸福、最快活的人确实是那些敬畏法度的“良民”，其实他们也是最聪明的人。
前苏联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是一个苏联人同几个西方国家的人讨论各自认为最幸福的事。几个西方人说的无非都是些中大奖、赢得美女芳心之类的事儿。最后轮到苏联人说了，他说道：“你们说的都不错，但在我们国家，那些还都不是最幸福的事儿。我认为最幸福的是当你半夜被敲门声惊醒，开门见面前围着一群克格勃时，你非常坦然地告诉他们：‘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伊万诺夫，他住在隔壁。’”
这仅仅是个笑话，可以一笑了之。但在中国的杂史中有着这样的记载：
明太祖朱元璋在一天早朝时突然问诸位大臣：天下何人最快活？诸位大臣众说纷纭，无外乎是些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有权有势之类的老生常谈。这时，有一位名叫万钢的大臣答曰：畏法度者最快活。朱元璋沉思一会，点头称是，并称赞他的见解“甚独”。
也许你会说，身为统治阶级的皇帝，当然希望天下的老百姓都遵纪守法，按时交纳皇粮，不造反了。这话没错，但并不这么简单。
我们暂且不考虑战争、动乱等人类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就以和平的文明社会而言，最幸福、最快活的人确实是那些敬畏法度的“良民”，其实他们也是最聪明的人。
中国古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所谓的亏心事，除去在道德良心层面上受谴责的以外，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违法乱纪的事儿。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是有个别的漏网之鱼，也多会提心吊胆，不得安宁，何谈幸福和快活。
这些年来，不断有政界高官和商界名流落马的新闻。之所以说是新闻，就是因为是个别现象，我们大多数的官员和企业老总都是廉洁奉公的。但就这些个别现象，也足以引人深思。
就拿企业界的一些例子来说吧。由于国情的限制，很多企业有一些先天性的制度缺陷，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一些私有企业挂靠某个单位而戴着“红帽子”，企业主要领导使企业起死回生获得超常规的发展却无法保证自己的利益等等。针对这些情况，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对策，也就有了不同的归宿。
一种是刘晓庆式的：认为自己了不起，可以置法律于不顾，或心理不平衡又没有解决问题的智慧，干脆就铤而走险，结果不但没有得到更多的利益，反而闹得自己身败名裂。
二是潘宁式的：顾全大局，退而求其次。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不可能完全到位、一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就退而求其次，既拿到了部分利益（已经比一般人强很多了），又保全了自己的名节，可谓功成身退。2002年４月９日，科龙为潘宁、陈福兴等四位退休老总开了欢送会之后，潘宁就正式从科龙告退了，潘宁临别对媒体有段赠言：“现在退下来，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国内好多知名的企业家，有的升了官，有的没有后继力，还有的犯了错误，极个别的上了刑场。像我一样干到６５岁的企业家，屈指可数。”
三是柳传志式的：等待时机，积极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智慧，为解决此类问题而积极推进法律的完善和体制的进步，努力争取一种皆大欢喜的局面。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许经过努力仍不能完全解决，但既没有以身试法，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为社会做出了新的贡献，后人对其评价会更高。
同样的社会大环境，个人的处境也很相近，为什么会有差别如此之大的结局？说到底，还是个人素质和智慧的问题。
英国丹宁勋爵说过：无论你多高贵，都请记住，法律在你头上。所以，一个聪明人的第一原则就是：无论你多么优秀成功，都别跟法律过不去，甚至急得跳墙也没用。
第二条原则是：即使法律暂时不够完善，你也不能以身试法，而是要努力寻求合理的途径推进法律的进步。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智慧和耐心，那也只有退而求其次了。因为人生注定要有一些遗憾，诸如此类的遗憾多了，触动了历史老人的良心，法律也就被迫进步了。你我的遗憾将不再在我们的后人身上重演，也是对你我一个无可奈何的安慰。
前苏联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是一个苏联人同几个西方国家的人讨论各自认为最幸福的事。几个西方人说的无非都是些中大奖、赢得美女芳心之类的事儿。最后轮到苏联人说了，他说道：“你们说的都不错，但在我们国家，那些还都不是最幸福的事儿。我认为最幸福的是当你半夜被敲门声惊醒，开门见面前围着一群克格勃时，你非常坦然地告诉他们：‘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伊万诺夫，他住在隔壁。’”
这仅仅是个笑话，可以一笑了之。但在中国的杂史中有着这样的记载：
明太祖朱元璋在一天早朝时突然问诸位大臣：天下何人最快活？诸位大臣众说纷纭，无外乎是些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有权有势之类的老生常谈。这时，有一位名叫万钢的大臣答曰：畏法度者最快活。朱元璋沉思一会，点头称是，并称赞他的见解“甚独”。
也许你会说，身为统治阶级的皇帝，当然希望天下的老百姓都遵纪守法，按时交纳皇粮，不造反了。这话没错，但并不这么简单。
我们暂且不考虑战争、动乱等人类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就以和平的文明社会而言，最幸福、最快活的人确实是那些敬畏法度的“良民”，其实他们也是最聪明的人。
中国古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所谓的亏心事，除去在道德良心层面上受谴责的以外，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违法乱纪的事儿。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是有个别的漏网之鱼，也多会提心吊胆，不得安宁，何谈幸福和快活。
这些年来，不断有政界高官和商界名流落马的新闻。之所以说是新闻，就是因为是个别现象，我们大多数的官员和企业老总都是廉洁奉公的。但就这些个别现象，也足以引人深思。
就拿企业界的一些例子来说吧。由于国情的限制，很多企业有一些先天性的制度缺陷，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一些私有企业挂靠某个单位而戴着“红帽子”，企业主要领导使企业起死回生获得超常规的发展却无法保证自己的利益等等。针对这些情况，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对策，也就有了不同的归宿。
一种是刘晓庆式的：认为自己了不起，可以置法律于不顾，或心理不平衡又没有解决问题的智慧，干脆就铤而走险，结果不但没有得到更多的利益，反而闹得自己身败名裂。
二是潘宁式的：顾全大局，退而求其次。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不可能完全到位、一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就退而求其次，既拿到了部分利益（已经比一般人强很多了），又保全了自己的名节，可谓功成身退。2002年４月９日，科龙为潘宁、陈福兴等四位退休老总开了欢送会之后，潘宁就正式从科龙告退了，潘宁临别对媒体有段赠言：“现在退下来，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国内好多知名的企业家，有的升了官，有的没有后继力，还有的犯了错误，极个别的上了刑场。像我一样干到６５岁的企业家，屈指可数。”
三是柳传志式的：等待时机，积极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智慧，为解决此类问题而积极推进法律的完善和体制的进步，努力争取一种皆大欢喜的局面。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许经过努力仍不能完全解决，但既没有以身试法，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为社会做出了新的贡献，后人对其评价会更高。
同样的社会大环境，个人的处境也很相近，为什么会有差别如此之大的结局？说到底，还是个人素质和智慧的问题。
英国丹宁勋爵说过：无论你多高贵，都请记住，法律在你头上。所以，一个聪明人的第一原则就是：无论你多么优秀成功，都别跟法律过不去，甚至急得跳墙也没用。
第二条原则是：即使法律暂时不够完善，你也不能以身试法，而是要努力寻求合理的途径推进法律的进步。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智慧和耐心，那也只有退而求其次了。因为人生注定要有一些遗憾，诸如此类的遗憾多了，触动了历史老人的良心，法律也就被迫进步了。你我的遗憾将不再在我们的后人身上重演，也是对你我一个无可奈何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