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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在一个对谈中言及“理想”，朱伟化调侃为正经，非常认真地说自己的理想就是让水墨画值点钱。他始终有一股气堵在心里：本土的东西，怎么就不行了呢？不管市场起伏不起伏，他一心想把自己的水墨画好。河东河西，如今水墨果真火了，还被打扮成了“新水墨”，名正言顺地登堂入室当代艺术圈。11月，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了一场朱伟的水墨作品大展，做为2013年的一个完美收梢。朋友们拿朱伟打趣，“当年你就已经拿水墨挣美元了，现在又让你赶上了，占了两回便宜。”
“当年”说的是20世纪90年代，他是最早一拨儿在海外产生影响并被西方商业画廊和拍卖市场接纳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从1993年开始，他便与分支机构遍布欧洲、美国和中国香港的万玉堂画廊合作，一纸合约一签就是12年。他的画虽是水墨，那时在西方市场却与方力钧等人的当代油画价格相仿，这使他很早“致富”。对于30多年的中国当代艺术而言，他是实实在在的亲历者和受益者。
可是，说“幸运”、“占便宜”，他觉得自己无辜又百口莫辩。“我可是一直在呼吁水墨画啊，跟祥林嫂似的，专栏写了都有7年了！”他在画画之余为艺术杂志写专栏，称自己“天天都在提倡不要冷落水墨画，传统绘画形式也是有当代性的”。他在国外多年，西方人看作品，不管是用什么材料画成，只要说的是当下的故事，并且说得有意思，那它就是当代作品。回国办展，朱伟却时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哟，水墨怎么能这么画？这算什么？”不知道该怎样来评价他。也有艺术评论家，看了一眼他的画，立刻就简单省事地给贴上了标签，“你这叫水墨政治波普”，他不知怎么接话。这样的讨论及分类进行了十几年，却一直没结果，他也悠闲了这么多年。即使到了拍卖行，也依然尴尬，“一进拍卖行，作品马上就归类到书画了，价格肯定上不去， 跟那帮搞油画的人一比，明显就吃亏。”
这两年水墨开始升温，朱伟也纳闷，怎么就热了，一下子弄得大家都招架不过来。“水墨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热的，一定是前面有人一直在默默地做着。新水墨，‘新’啥呀，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画水墨也画了20多年了，基本上水墨是跟中国当代艺术、跟油画同步的，只不过水墨被忽略了，觉得它太传统、太民族。”他做这个展览，为的就是以正视听，“有些人现在才看到它，其实我们一直在玩儿。”
90年代初，对摇滚乐相当发烧的朱伟一边画着工笔画，一边听着崔健的摇滚乐，一边用中国传统的没骨工笔来进行当代观念的创作，听上去南辕北辙。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穿军装、中山装的形象，以及会场上的红旗、鲜花、高举的手臂、红色的帷幕、人们木讷的神情，都制造出讽刺意味和冲突感，很自然地让观者联想到意识形态和政治。海外的艺术媒体与评论者也乐于把朱伟塑造成体制反叛者形象。
朱伟认为水墨画之所以让大家不待见，是因为它长期以来脱离生活，不表现这个社会现实的轰轰烈烈，“老弄一些小情调、小趣味”。他让水墨画也能跟当下社会挂钩，发生互动，变得有血有肉、有哭有笑。中国社会是一个权力社会，政治无处不在，艺术作品也应该体现这种社会现状。“我很多作品在西方藏家和观众那里都能被接受，这就说明水墨并不是障碍，关键看你要表达什么。”
2013年对朱伟而言异常忙碌，他在新加坡、印尼、北京办了个展，新的个展也在筹备。不过，他依旧用他那种半自嘲半认真的口气说，画家无非就是个熟练工。“二十多年混下来，就像是坐上过山车，一路跟头把式冲下来，啥都来不及想。”唯一满意的，就是自己的作品，除了装饰功能之外，还能把一些观念传达给观众，对人有所触动。
关于过去一年
一件最关心的事情：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水墨画能否当代的问题，弄好了肯定有人跟着，说不准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一个最欣赏的人：
水墨画家谷文达，他以前画山水，后来做实验水墨，比如装置。他把水墨变成文化符号了，已经跳出水墨和绘画了。他用的其他途径，但还能找到水墨的元素，他是在形式有新意。
一个最感到享受的时刻：
跟彼此感到不累的朋友们在一起玩。我混的圈子是让我不累的，势利圈我就不往里混了，如非要往里挤那种的，累。
“当年”说的是20世纪90年代，他是最早一拨儿在海外产生影响并被西方商业画廊和拍卖市场接纳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从1993年开始，他便与分支机构遍布欧洲、美国和中国香港的万玉堂画廊合作，一纸合约一签就是12年。他的画虽是水墨，那时在西方市场却与方力钧等人的当代油画价格相仿，这使他很早“致富”。对于30多年的中国当代艺术而言，他是实实在在的亲历者和受益者。
可是，说“幸运”、“占便宜”，他觉得自己无辜又百口莫辩。“我可是一直在呼吁水墨画啊，跟祥林嫂似的，专栏写了都有7年了！”他在画画之余为艺术杂志写专栏，称自己“天天都在提倡不要冷落水墨画，传统绘画形式也是有当代性的”。他在国外多年，西方人看作品，不管是用什么材料画成，只要说的是当下的故事，并且说得有意思，那它就是当代作品。回国办展，朱伟却时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哟，水墨怎么能这么画？这算什么？”不知道该怎样来评价他。也有艺术评论家，看了一眼他的画，立刻就简单省事地给贴上了标签，“你这叫水墨政治波普”，他不知怎么接话。这样的讨论及分类进行了十几年，却一直没结果，他也悠闲了这么多年。即使到了拍卖行，也依然尴尬，“一进拍卖行，作品马上就归类到书画了，价格肯定上不去， 跟那帮搞油画的人一比，明显就吃亏。”
这两年水墨开始升温，朱伟也纳闷，怎么就热了，一下子弄得大家都招架不过来。“水墨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热的，一定是前面有人一直在默默地做着。新水墨，‘新’啥呀，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画水墨也画了20多年了，基本上水墨是跟中国当代艺术、跟油画同步的，只不过水墨被忽略了，觉得它太传统、太民族。”他做这个展览，为的就是以正视听，“有些人现在才看到它，其实我们一直在玩儿。”
90年代初，对摇滚乐相当发烧的朱伟一边画着工笔画，一边听着崔健的摇滚乐，一边用中国传统的没骨工笔来进行当代观念的创作，听上去南辕北辙。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穿军装、中山装的形象，以及会场上的红旗、鲜花、高举的手臂、红色的帷幕、人们木讷的神情，都制造出讽刺意味和冲突感，很自然地让观者联想到意识形态和政治。海外的艺术媒体与评论者也乐于把朱伟塑造成体制反叛者形象。
朱伟认为水墨画之所以让大家不待见，是因为它长期以来脱离生活，不表现这个社会现实的轰轰烈烈，“老弄一些小情调、小趣味”。他让水墨画也能跟当下社会挂钩，发生互动，变得有血有肉、有哭有笑。中国社会是一个权力社会，政治无处不在，艺术作品也应该体现这种社会现状。“我很多作品在西方藏家和观众那里都能被接受，这就说明水墨并不是障碍，关键看你要表达什么。”
2013年对朱伟而言异常忙碌，他在新加坡、印尼、北京办了个展，新的个展也在筹备。不过，他依旧用他那种半自嘲半认真的口气说，画家无非就是个熟练工。“二十多年混下来，就像是坐上过山车，一路跟头把式冲下来，啥都来不及想。”唯一满意的，就是自己的作品，除了装饰功能之外，还能把一些观念传达给观众，对人有所触动。
关于过去一年
一件最关心的事情：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水墨画能否当代的问题，弄好了肯定有人跟着，说不准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一个最欣赏的人：
水墨画家谷文达，他以前画山水，后来做实验水墨，比如装置。他把水墨变成文化符号了，已经跳出水墨和绘画了。他用的其他途径，但还能找到水墨的元素，他是在形式有新意。
一个最感到享受的时刻：
跟彼此感到不累的朋友们在一起玩。我混的圈子是让我不累的，势利圈我就不往里混了，如非要往里挤那种的，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