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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仆高高在上”，这是一个草民的体验。什么时候草民在权力面前能真正成为主人？希望这不只是一种“希望”。
一日外出，偶遇中学时的同窗。时隔近40年相见，他显得很兴奋，于是就近找了个茶座。自然要聊这些年的经历，也聊当下的生活。
聊着聊着，说起他的户口。同窗一家5口，是那个年代的标准家庭。文革来了，父母下干校，妹妹进工厂，弟弟到内蒙古兵团，他去了山西农村，5口人分了四处。同窗虽然早就离开农村，但因为工作关系一直留在外省，现在退了休，才盼到与同样是知青的妻子在北京团聚。
同窗的儿子在20年前就按知青政策将户口转回北京落在爷爷奶奶处，隔了几年妻子因为自己父母生病，也为照顾儿子，千方百计找到一家接收单位，将户口落至她的父母处，如此一家3口的户口又分在了三处。好在妻子当老师，每年有两个假期，于是两个人多年来一直如牛郎织女般鹊桥相会。过够了夫妻分离的日子，一家人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退休，按政策可以回北京“投靠”妻子了。
以为很简单的事情，到派出所一问，先就傻了眼。除了一应的退休证明文件、身边无子女证明、结婚证等，还需要独生子女证明。这让他们有些犯难。同窗觉得孩子早已成年，不知将那个证明独生子女的小本放在了何处。于是找到办事警官，通融的办法是让单位再开具“只有一个孩子”的证明，且要说明孩子不在同窗身边。于是，同窗抓紧忙了一气，证明开来了。
还是不行。还需要当年将孩子户口转回北京的原始批件的复印件，于是同窗又到区档案馆复印盖章。资料很详细，可看出同窗哪年下乡，孩子哪年出生，因何故将户口转回北京，上有各级部门的批示、公章。
接下来写“投靠”申请。同窗的妻子退休前在中学教语文，文字表达能力应当不错，但这一关并不好过，一个小小的申请，写了4遍跑了4遍才勉强通过。于是同窗感叹，办事机构完全可以采用便民措施，比如给个统一格式。
相当厚度的各种证明、资料、证件等经过一番忙碌一一备齐，夫妻俩站在警官面前分别签了字，材料终于被接收，接下来似乎就等通知了。岂料一周后办事警官来了电话，让同窗必须补办一份他当年的户口迁出证明。
听到这里，我也不由地感叹了。当年我也插过队，不到一分钟功夫派出所就将户口上的卡片取下，再开出一纸迁出证明，这个人就算彻底了断了和北京的联系。如此简捷的手续让同窗对当年户口怎样迁出已毫无印象。再说40年北京变化之大，当时户口辖区的派出所在哪儿都无从知道了。
但这一关不可逃避，于是想办法。打114没用，同窗根本报不出派出所的名称，只好到原住地寻访，终于找到派出所了，他满怀信心地拿着证件去开证明。汗淋淋地站在那里却被告知，管档案的警官恰好外出，整个派出所只一人管着这档事，要办也只能第二天再去了。
现今的北京从城东到城西往返至少要大半天。同窗耐着性子第二天一早赶去，幸运地“逮”着了那位警官。一番查找后，还真找到了已经泛黄的小小户籍卡片，然而又出了意外，上面显示，同窗已于考上高中的1963年将户口转至学校，我们读书的101中学生都要住校。接下来的事情是找到学校的辖区派出所，问此处的警察，竟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让打114问。同窗迟疑地报出几个可能的派出所名称，得到号码后不是无人接听，就是线路忙。无奈之下，决定亲自去101中学问个明白。同窗费了老大的力气查到一条信息，学校已于1968年春将学生的户口全部迁回了各自的家。
同窗只好原路返回，又一番查找，除了那张显示当年上高中时迁出的户口卡片，再没有其他的任何资料。
我和同窗见面时，他还在等待，并且颇为烦恼。他说，派出所的主管警察下周要学习，只能等学习结束后再上网查找，是什么结果还不可知。警察说，或许在网上可以查到相关资料。于是同窗很郁闷。之前他曾请朋友在网上帮忙找资料，很容易地查到了儿子当年迁入北京的相关资料。既然网上的资料如此详细，为什么一定要让老百姓顶着烈日跑来跑去？
同窗说，在办户口的这一轮奔波中，许多事原本并不复杂，但繁琐的程序和一些办事人员居高临下的冷漠使他备感屈辱。他说：每当我满头大汗、狼狈不堪并且用乞求的眼神站在他们面前时，我会从他们脸上看到一种快感。
“公仆高高在上”，这是一个草民的体验。什么时候草民在权力面前能真正成为主人？希望这不只是一种“希望”。
一日外出，偶遇中学时的同窗。时隔近40年相见，他显得很兴奋，于是就近找了个茶座。自然要聊这些年的经历，也聊当下的生活。
聊着聊着，说起他的户口。同窗一家5口，是那个年代的标准家庭。文革来了，父母下干校，妹妹进工厂，弟弟到内蒙古兵团，他去了山西农村，5口人分了四处。同窗虽然早就离开农村，但因为工作关系一直留在外省，现在退了休，才盼到与同样是知青的妻子在北京团聚。
同窗的儿子在20年前就按知青政策将户口转回北京落在爷爷奶奶处，隔了几年妻子因为自己父母生病，也为照顾儿子，千方百计找到一家接收单位，将户口落至她的父母处，如此一家3口的户口又分在了三处。好在妻子当老师，每年有两个假期，于是两个人多年来一直如牛郎织女般鹊桥相会。过够了夫妻分离的日子，一家人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退休，按政策可以回北京“投靠”妻子了。
以为很简单的事情，到派出所一问，先就傻了眼。除了一应的退休证明文件、身边无子女证明、结婚证等，还需要独生子女证明。这让他们有些犯难。同窗觉得孩子早已成年，不知将那个证明独生子女的小本放在了何处。于是找到办事警官，通融的办法是让单位再开具“只有一个孩子”的证明，且要说明孩子不在同窗身边。于是，同窗抓紧忙了一气，证明开来了。
还是不行。还需要当年将孩子户口转回北京的原始批件的复印件，于是同窗又到区档案馆复印盖章。资料很详细，可看出同窗哪年下乡，孩子哪年出生，因何故将户口转回北京，上有各级部门的批示、公章。
接下来写“投靠”申请。同窗的妻子退休前在中学教语文，文字表达能力应当不错，但这一关并不好过，一个小小的申请，写了4遍跑了4遍才勉强通过。于是同窗感叹，办事机构完全可以采用便民措施，比如给个统一格式。
相当厚度的各种证明、资料、证件等经过一番忙碌一一备齐，夫妻俩站在警官面前分别签了字，材料终于被接收，接下来似乎就等通知了。岂料一周后办事警官来了电话，让同窗必须补办一份他当年的户口迁出证明。
听到这里，我也不由地感叹了。当年我也插过队，不到一分钟功夫派出所就将户口上的卡片取下，再开出一纸迁出证明，这个人就算彻底了断了和北京的联系。如此简捷的手续让同窗对当年户口怎样迁出已毫无印象。再说40年北京变化之大，当时户口辖区的派出所在哪儿都无从知道了。
但这一关不可逃避，于是想办法。打114没用，同窗根本报不出派出所的名称，只好到原住地寻访，终于找到派出所了，他满怀信心地拿着证件去开证明。汗淋淋地站在那里却被告知，管档案的警官恰好外出，整个派出所只一人管着这档事，要办也只能第二天再去了。
现今的北京从城东到城西往返至少要大半天。同窗耐着性子第二天一早赶去，幸运地“逮”着了那位警官。一番查找后，还真找到了已经泛黄的小小户籍卡片，然而又出了意外，上面显示，同窗已于考上高中的1963年将户口转至学校，我们读书的101中学生都要住校。接下来的事情是找到学校的辖区派出所，问此处的警察，竟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让打114问。同窗迟疑地报出几个可能的派出所名称，得到号码后不是无人接听，就是线路忙。无奈之下，决定亲自去101中学问个明白。同窗费了老大的力气查到一条信息，学校已于1968年春将学生的户口全部迁回了各自的家。
同窗只好原路返回，又一番查找，除了那张显示当年上高中时迁出的户口卡片，再没有其他的任何资料。
我和同窗见面时，他还在等待，并且颇为烦恼。他说，派出所的主管警察下周要学习，只能等学习结束后再上网查找，是什么结果还不可知。警察说，或许在网上可以查到相关资料。于是同窗很郁闷。之前他曾请朋友在网上帮忙找资料，很容易地查到了儿子当年迁入北京的相关资料。既然网上的资料如此详细，为什么一定要让老百姓顶着烈日跑来跑去？
同窗说，在办户口的这一轮奔波中，许多事原本并不复杂，但繁琐的程序和一些办事人员居高临下的冷漠使他备感屈辱。他说：每当我满头大汗、狼狈不堪并且用乞求的眼神站在他们面前时，我会从他们脸上看到一种快感。
“公仆高高在上”，这是一个草民的体验。什么时候草民在权力面前能真正成为主人？希望这不只是一种“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