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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世纪的沙皇俄国，上流社会贵族间盛行决斗的风习。许多著名作家，如格列鲍耶托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等都有过多次决斗的冒险经历,其中普希金、莱蒙托夫还因决斗断送了性命，给后人留下莫大遗憾。俄国的决斗史，称得上是一部集死亡、荣誉、崇高激情和道德堕落于一身的悲剧史。
决斗作为一种残酷的文化风习，兴起于西欧中世纪早期，具有浓厚的基督教宣判色彩。当时法官或神职公诉人以纠纷双方现场格斗（拳斗或刀剑比武）的胜负结果来断定案件的是非曲直。人们相信正义的一方受上帝庇护，必然获胜，而败者必然有罪。这种决斗被称作“上帝的裁决”，属于神的法权之列。在15-16世纪期间，决斗逐渐在欧洲宫廷和上流社会间开始流行开来，而且逐渐由最初具有宗教色彩的决斗过渡为单纯的荣誉决斗,即为维护女性、亲友名声或自身人格进行的决斗。经过中世纪骑士文化的熏陶和激风暴雨的十字军精神的鼓舞，17世纪以后决斗风潮已经席卷了欧洲并延续了数百年，直到20世纪初才逐渐走向绝迹。
决斗流传到俄国基本上是18世纪以后的事情。最初决斗仅在西欧俄国侨民中间进行，国内很少看到。17世纪决斗在德国、法国、英国等地已如火如荼，但在沙皇阿列科谢.米哈伊洛维奇（1629-1676）时期的法律案件中从未提到决斗和对决斗者的惩罚。决斗传入俄国应归作彼得大帝改革的附加结果：那些随皇上私访欧洲的贵族不仅学到了西方的先进科技和思想，还意外地把决斗风习带入了俄国。另外，决斗在彼得时期迅速兴盛起来，还与俄国贵族的独特身份有关：俄国贵族与西欧贵族不同，他们没有那么多绅士般的高雅，最初不过是一些宫廷扈从，具有尚武精神，其中打仗、镇压叛乱是他们的使命。决斗的野蛮性、刺激性和俄国贵族的尚武精神正好不谋而合。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使俄国贵族呈现出双重性意识，也为决斗奠定了心理基础。尽管在沙皇面前贵族们还自觉为奴仆，但自尊和个人价值观念开始在部分优秀军官身上萌芽。彼得大帝希望贵族中间出现一类独立且富有主动精神的人。这些人在庄重场合应该看上去有尊严，但在皇帝面前又要言听计从。此后几十年间，俄国贵族的头脑中便一直进行着这两种互相有排斥倾向的斗争。俄国贵族中出现了少数“先锋派”：一批随时准备为国家利益而献身的上流精英。他们开始具有维护个人尊严的独立意识，迅速接受了西方决斗理念。这差不多成了俄国“全盘西化”运动的重要后果，而这一后果却是彼得大帝始料不及的。
俄国决斗的出现是与彼得大帝改革后迅速形成的贵族先锋派分不开的。从理论意义上说，获得决斗权不失为获得自由和人身解放的明证。人们至少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哪怕是为此付出流血和生命的代价。对于这些新型贵族而言，自尊和人格远重于生命。当时深具远见的彼得大帝已预见到决斗的危险性。他参照德国法律采取了许多先发制人的措施：因为德国早在17世纪末就有对挑起决斗的人处以绞刑的法律条款。同时期的法国对决斗者的惩罚也十分严厉：决斗被视作对皇帝陛下的公开亵渎。因为决斗者向封建帝王决定臣民命运这一生杀大权提出了挑战。鉴于决斗世风日盛,1701年彼得大帝下诏严禁决斗，1716年又颁布律法，规定不仅对决斗者要处以绞刑，决斗副手和证人也要处以绞刑，更有甚者，连决斗中死去的人也必须重新吊起，施以绞刑。
俄国先锋派贵族在观念上倾向于将决斗视作类似中世纪的神明裁决。决斗中正义的一方必定获胜，因为他是正义的，而上帝站在正义者一边。他们相信《罗兰之歌》里的蒂埃里必然获胜，尽管对手非常强大且武艺高超，因为恶人必须受到惩治。17世纪在俄国上层广为流行的瓦特.斯各特的小说《艾凡赫》中，病弱的艾凡赫虽骑着一匹柔弱劣马，但还是战胜了强有力的神殿骑士。在这种上帝裁定式决斗中，正义获胜是预先注定的。19世纪著名诗人莱蒙托夫的叙事诗《商人卡拉什尼科夫之歌》典型反映了17世纪俄国贵族头脑中的决斗观念。商人卡拉什尼科夫必然会最终战胜傲慢的沙皇侍卫兵。因为他去和侍卫兵（其背后有沙皇和宪兵团撑腰）决斗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宗教家庭美德，因而是上帝裁决式的，其结局是上帝的安排。
当时在贵族生活中由思想或政治歧见引发的政治性决斗十分少见。在彼得大帝之后的叶卡捷琳娜、巴维尔统治时期，政治决斗还是空白。当时的决斗大多为偶发的、荒唐可笑或激烈逗闹的行为，尽管结局十分糟糕。需要指出的是，18世纪末以前在俄国进行决斗不是用手枪射击，而是用刀砍或剑刺。用军刀或佩剑决斗与后来用手枪决斗相比，对生命的威胁要小得多。决斗本身在当时看上去很滑稽。即使到18世纪70年代，情况依然如此。普希金的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的故事就发生在18世纪70年代，以普加乔夫叛乱为背景。在这篇小说中描写了主人公格利尼约夫与告秘者施瓦布林间的一场刀剑决斗。这本是君子和小人的较量，结果格利尼约夫却受了伤，似乎不大符合神明裁决，反而带有讽刺意味，反映出普希金对决斗的揶揄态度，但普希金本人对自己的决斗经历却不这么看。
俄国决斗可谓集经验与智慧于一身，体现出对决斗品格的尊重。它宣称决斗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作为满足个人私利的手段，决斗仅仅是维护荣誉的方法。这一原则是至高无上的：一方愤然将白手套扔在对方脚下（提出决斗的仪式），意味着另一方必须要接受挑战，否则便是一个懦夫，便不是好男儿。但许多情况下那不过是理论上说说而已。实际上，后来越来越多的决斗被广泛用来化解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其中决斗还被当作政治工具。俄国第一个政治决斗发生在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实质上这是一场政治谋杀。在这场决斗中被打死的是戈利钦公爵，就是那位普希金提到的“给普加乔夫致命一击的美男子”。叶卡捷琳娜女皇在一次宫廷舞会上看到这位公爵后赞叹道：“你看他长得真帅，多像个漂亮玩偶！”女皇这番赞美之辞实际上毁了戈利钦公爵。他后来在决斗中死于女皇宠臣波将金侄子的刀下。在波将金眼里，戈利钦不仅是潜在的情敌，还可能是政治宿敌。令波将金害怕的倒不是因此可能失去与女皇偷情的机会，而是害怕失去权力。波将金通过肮脏的决斗阴谋毁掉了一个年轻有为的公爵的仕途和性命。
叶卡捷琳娜女皇起初对决斗态度暧昧。她认为只需惩罚一下挑起决斗者，而对那些被迫应战者，因为是出于维护自我尊严，可宣布无罪。这位聪明女皇非常清楚决斗的社会实质，一直和贵族们玩着猫捉老鼠的微妙把戏，不想彻底剥夺骄傲的贵族们参加决斗的权利。戈利钦之死以及18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决斗浪潮使女皇大为震惊，所以专门为此制定了法律，其规定差不多和彼得大帝时期一样苛刻，但执行起来大多从宽发落。
从理论上看,要想使决斗成为一种被贵族在心理上普遍接受的正常现象，还需要一个重要条件，一个在个人层面上或许是决定性的条件，那就是贵族的人身自由。1762年贵族们通过一连串宫廷政变终于获得了深具价值的“贵族自由宣言”。正是这一宣言取消了长期以来对尊贵阶层进行体罚的法律条款，因而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根据皇上的意志可能随时被痛打一顿：要么打棍子，要么打耳光，那还谈得上什么个人尊严！当年彼得大帝在世时，对贵族毫不客气，常用大棒痛打那些王公贵族。一些近卫军官仅仅因为一点小过失便遭严酷鞭刑的事屡见不鲜。因此只有贵族被免于体罚，才能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独立人格，才会觉得有必要用决斗方式来维护个人的尊严。
俄国决斗高潮期是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期”，以在皇家近卫军团中最盛。1794年叶卡捷琳娜女皇意外颁布了《军官间争端审理原则》，规定如果贵族军官们的个人荣誉受辱，所成立的“军官公断会”根据情况可判定双方以决斗作为复仇的手段。若一方不肯决斗，则长官有权向“军官公断会”申请将其除名。这事实上使决斗在军中半合法化了。到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后，俄国决斗风潮已是一浪高过一浪。那些近卫军官如果受到当众侮辱甚至敢于向亲王提出决斗。当时对个人尊严尤其不能原谅的冒犯便是打耳光——它很容易令人想起彼得大帝时期不体面的体罚。有时挨顿老拳倒算不上什么大耻辱，而打耳光则是绝对不能饶恕的。
1805-1815年拿破仑入侵俄国期间，军官或贵族中决斗事件大幅减少。因为他们的能量在战场上找到了发泄口。另外，这是贵族同政府一道忠君爱国，同仇敌忾时期，内部决斗被视作捣乱。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20年代，在高加索与当地山民作战的野战军军官中间，决斗积极性同样不高，原因大概和反拿破仑战争时期大致相同。1815年反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决斗在贵族生活中重又占据了显要位置。这不仅由于人们需要新的借口来发泄能量，同时还源于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后那种紧张、活跃的政治气氛。进步贵族间秘密社会团体的大量涌现、自我意识的空前高涨以及越来越强烈的对抗严酷专制秩序的渴望给决斗实践带来了新的文化情调。在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根据各种不同规则进行的决斗一般不被法律追究。即使对那些爱决斗的人，法律也不予严惩，最多流放高加索了事。决斗被皇上视作“痛苦的必要”，这无形中助长了决斗风习的盛行，以至于出现了许多毫无意义的决斗事件。对动辄决斗的人来说，决斗是向他人生命的挑战，极富有刺激性。更有甚者，在这一气氛里出现了决斗“变体”，即为决斗而决斗。事实上习以为常的决斗成了调解贵族间个人关系的手段。如果强行禁止可能意味着打破关系平衡，这一点是亚历山大一世不愿看到的。在十二月党人运动和起义的岁月里，许多秘密团体的参与者都生活在挑战和决斗中，决斗的动机各异。有些决斗纯粹起因于生活中的偶然冲突，如多为女人争风吃醋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人们随时准备走向决斗场。尊贵阶层中弥漫着一种浪漫主义叛逆精神，认为决斗是光明磊落地维护个人尊严的正当行为。当时的决斗名册上经常闪过十二月党人的名字。这些精英们还将决斗看作挑战社会、追求自由的手段。这一点对普希金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最终导致他在决斗中丧生。
取代亚历山大登上王位的尼古拉沙皇非常清楚决斗的政治动机。尼古拉曾有一句名言：“那些可恶的哲学家（在他眼里哲学家是革命者的代名词）都应该患肺痨。”决斗在这位暴君眼里是思想不轨，是仇恨的自发流露，一句话，是“哲学性显示”。彼得大帝以后的历代沙皇中还不曾有谁像尼古拉那样激烈地反对决斗，但有趣的是他也没有加重对决斗者的处罚。他执政时那种压抑、恐怖、人人自危的政治空气意想不到地窒息了荣誉的火焰。在那一气氛里所谓因政治歧见引发的决斗很少。决斗在这一时期呈递减趋势，不幸的是逐步丧失了精神品格。
俄国决斗比起欧洲决斗要残酷得多。这倒不是因为法国记者或奥匈帝国的军官与俄国贵族相比要胆小，也不是因为在俄国人的生命被看得更低贱，而是因为俄国这样一个从封建宗法制度迅速跨入资本主义的国家，拥有在调节个人关系方面迥异的文化背景。俄国人将决斗完全看作宗教裁决，而不像西欧贵族那样仅把决斗视作礼仪上化解人格侮辱的手段之一。可以说俄国人对决斗的理解要严肃得多，决斗的条件也异常苛刻。不仅在近卫军官的意识里，而且在许多审慎的贵族精英意识里，潜藏着追求生命冒险和终极体验的民族心理动机。决斗既然是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就不需要人为的障碍去影响上帝的最高裁决。这种裁决并非私刑，而是带有庄重的骑士色彩。所以在俄国决斗副手们所唯一能做的不像在西欧那样设法平息干戈，而是尽量使决斗双方在同等条件下进行决斗，这就需要一部严格的决斗法典。
1830年前欧洲并不存在成文的决斗法典。人们只能见到个别法律条款。在法国出现这样的法典是1830年以后的事。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后，新闻自由呼声迅猛高涨。许多记者敢于揭露上层贵族的隐私和丑闻，从而引发许多决斗事件。1832-1835年间，据统计，仅在巴黎就有一百八十多起由记者们参加的决斗。这就需要制定法律，将公众舆论限定在排除人身攻击的范围内。顺便提一下，在俄国这种“隐私”借口是荒唐的。普希金是个令人胆寒的决斗高手，一生参加过上百次决斗，但对当时报纸刊登的有关他的艳闻轶事不屑一顾，不打算用决斗来还击，因为这是小事一桩，非事关人格。在英国，人们为了维护荣誉，一般诉诸法律手段；而在专制下的俄国却多诉诸决斗，因而决斗被看得异常富有尊严。
法国在出现决斗风潮后很快制定了决斗法典。该法典后来成为人们决斗行为上不可抗拒的指南。其他欧洲国家相应也制定了决斗法典。这些法典条款在俄国贵族中广为人知，但值得注意的是俄国人对它们作了大胆的更改：欧洲法典规定同样的侮辱（名誉）仅允许决斗一次。但在俄国却可以决斗多次。难怪在彼得堡黑水溪畔的决斗中受了重伤的普希金还挣扎着说：“等我伤好了，再重来！”另外，欧洲法典力图尽量避免决斗造成的生命危险，规定任何情况下决斗副手都不得建议或同意双方进行生死决斗。而在俄国生死决斗比比皆是。尤为可怕的是：在俄国，决斗中尚未射击的一方有权要求已射击的对方走近决斗线，在最短的距离内像对着不动靶子一样开枪，因此俄国那些决斗高手们一般都不会首先射击。
法国制定的决斗法典规定决斗双方间的距离不得少于15步，一般为25-35步。而在俄国决斗双方最短距离只有3步，平均距离也仅8-10步，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据历史记载，法国在1839-1848年间的决斗盛期每年因决斗死亡的不到6人。而在俄国,因决斗伤亡的数目则难以估量。当然，欧洲决斗同样存在着生命危险，但流血的结局不过偶然；而在俄国不流血的决斗结局倒是意外。无论决斗作为强烈的复仇手段，还是作为反抗社会的叛逆方式（如十二月党人的决斗），都需要最大程度的残酷性。
作为一种理念，决斗的最高宗旨应是维护神圣的个人尊严，因而决斗中义气和风度非常重要。而在黑暗的尼古拉沙皇时代，原来颇具骑士精神的决斗意识渐渐消失，决斗的品格开始走向衰落。尽管决斗看上去仍像以前那样残酷，但崇高理念却丧失了。更重要的是自彼得大帝时代起贵族间形成的强烈道义和荣誉感在尼古拉时代受到致命打击。对尼古拉来说，人格观念是无足轻重的。“你们干吗在我面前用‘肮脏’的人格作担保呢？”——他曾对一个参加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军官这样叫道。在尼古拉沙皇时期，自彼得大帝以来由“军官公断会”对事关荣誉的纠纷做决斗判决的全权被取消了。尼古拉，按普希金的话说“比彼得大帝更像一个步兵准尉”，只关心巩固权力，全然不顾他的政策实际上动摇了贵族的道德荣誉基础。
19世纪30年代发生的决斗事件仍不胜枚举，但情势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如今贵族在决斗中可以当众玩弄小人伎俩，可以鄙视公众舆论的注意，而这对他们的个人仕途和地位却丝毫无损，甚至一些原本正直、受人尊敬的人也开始变得无耻起来。卑鄙和粗野代替了骑士风度和高傲。与此同时，有人遇到反击或决斗挑战时随时准备食言变卦。无聊的吵闹越来越多，真正的公平决斗却越来越少。神圣的决斗权还变成了拒绝决斗权。那些在沙龙里被打耳光的贵族青年不是奋起走向决斗场，而是在背后阴险地施放冷箭。现在就连决斗仪式也变成了某种讽刺闹剧。莱蒙托夫在小说《当代英雄》中讲述了一个在30年代以前的人们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决斗案例：“多余人”毕乔林与准尉格鲁什尼茨基的决斗。与格鲁什尼茨基同伙的几个军官密谋在事关人格的决斗中耍卑劣的小人把戏：他们只给格鲁什尼茨基的手枪里装子弹，而给毕乔林的却是空枪。患有时代“忧郁症”、因厌恶上流社会而变得玩世不恭的毕乔林在决斗中奋然了杀死对方。因为格氏和他的同伙试图嘲弄一个贵族在公正决斗中表现自己君子风度的神圣权力。毕乔林渴望呼吸自由的空气，而格氏和他的决斗副手们则是尼古拉时代的典型小人，他们不敢面对命运挑战，只做那种十二月党人时代不可思议的卑劣勾当。决斗在他们眼里是实施谋杀的手段，而信誉和人格不过是些空洞的音符。正是在这类小人作乱下，本来用以体面地维护荣誉的决斗却给时代增添了耻辱。决斗传统在俄国的衰落及其品格的丧失，原因是多方面的。伴随着以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贵族先锋派的不幸毁灭，相应的崇高决斗观念荡然无存：人们现在毫不羞耻地拒绝决斗或干脆动用私刑，荣誉在许多人眼里已变成莫名其妙的东西。
在普希金描绘的格利尼约夫与施瓦布林的决斗与莱蒙托夫讲述的毕乔林与格鲁什尼茨基的决斗之间有五十多年的跨度。前者发生在18世纪70年代，后者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在这一历程中，俄国决斗有过灿烂的英雄主义时期。那时贵族具有强烈的荣誉感。他们创造出了浪漫的，对高贵的绅士所必要的决斗规范。这半个世纪是俄国贵族辉煌与悲剧的历史。期间以进步和富有远见的先锋派贵族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陷入了与戕害国家的专制政体的尖锐冲突。十二月党人起义便是最好的例证。在这场历史性“大决斗”中先锋派贵族输掉了，但他们用决斗来挑战生命极限、挑战沙皇秩序的勇气却鼓舞了几代人斗争精神。
另外，19世纪俄国文学中亦不乏大量决斗事件的描写。除上面提到的部分作品外，在普希金著名诗体长篇小说《叶弗盖尼.奥涅金》中精彩地叙述了奥涅金和另一个贵族青年连斯基的决斗，另外在诗人《别尔金小说集》的《射击》篇中也闪现过决斗骑士的身影；在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有“新人”巴扎洛夫和贵族巴维尔的决斗，其短篇小说《春潮》也以决斗故事吸引读者；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有彼埃尔和多罗霍夫的决斗；……20世纪初小说家H.库普林在1905年发表的小说也直接以《决斗》命名，描绘了19世纪末驻守俄国远东地区的边防军官间残酷而又悲切的决斗故事：军官们用决斗来寻求心灵刺激，打发无聊的军旅光阴。
直到19世纪中后期甚至20世纪初俄国仍发生过许多决斗。1905年革命后，总理大臣斯托雷平曾向国家杜马里的立宪党人罗吉切夫挑起过决斗，后者在杜马会议发言时戏用“斯托雷平的领带”来形容绞架。十月党人领袖古奇科夫因在杜马里激烈争吵而向立宪党人领袖米留科夫挑起决斗，后者毅然奉陪，最后在决斗副手们的劝解下才罢休。诗人古米廖夫和诗人沃罗申用手枪进行过决斗，幸好二人免于灾难。诗人曼捷尔什塔姆和诗人谢尔舍涅维奇曾因争吵互相打耳光，曼氏奋然提出决斗，而谢氏则拒绝了。此事后来被曼氏的决斗副手当作丑闻在杂志上公布于众。但无论如何这些决斗已不是贵族精英时代崇高理念上的决斗了。经典的俄国决斗随着先锋派贵族从未实现的自由理想一起陨落了。尽管决斗一向被认为是残酷的风习，但它作为历史上一个特别的俄国文化现象，崇尚尊严、荣誉和自由，曾经散发出高贵的品格和浪漫主义的光辉。
决斗作为一种残酷的文化风习，兴起于西欧中世纪早期，具有浓厚的基督教宣判色彩。当时法官或神职公诉人以纠纷双方现场格斗（拳斗或刀剑比武）的胜负结果来断定案件的是非曲直。人们相信正义的一方受上帝庇护，必然获胜，而败者必然有罪。这种决斗被称作“上帝的裁决”，属于神的法权之列。在15-16世纪期间，决斗逐渐在欧洲宫廷和上流社会间开始流行开来，而且逐渐由最初具有宗教色彩的决斗过渡为单纯的荣誉决斗,即为维护女性、亲友名声或自身人格进行的决斗。经过中世纪骑士文化的熏陶和激风暴雨的十字军精神的鼓舞，17世纪以后决斗风潮已经席卷了欧洲并延续了数百年，直到20世纪初才逐渐走向绝迹。
决斗流传到俄国基本上是18世纪以后的事情。最初决斗仅在西欧俄国侨民中间进行，国内很少看到。17世纪决斗在德国、法国、英国等地已如火如荼，但在沙皇阿列科谢.米哈伊洛维奇（1629-1676）时期的法律案件中从未提到决斗和对决斗者的惩罚。决斗传入俄国应归作彼得大帝改革的附加结果：那些随皇上私访欧洲的贵族不仅学到了西方的先进科技和思想，还意外地把决斗风习带入了俄国。另外，决斗在彼得时期迅速兴盛起来，还与俄国贵族的独特身份有关：俄国贵族与西欧贵族不同，他们没有那么多绅士般的高雅，最初不过是一些宫廷扈从，具有尚武精神，其中打仗、镇压叛乱是他们的使命。决斗的野蛮性、刺激性和俄国贵族的尚武精神正好不谋而合。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使俄国贵族呈现出双重性意识，也为决斗奠定了心理基础。尽管在沙皇面前贵族们还自觉为奴仆，但自尊和个人价值观念开始在部分优秀军官身上萌芽。彼得大帝希望贵族中间出现一类独立且富有主动精神的人。这些人在庄重场合应该看上去有尊严，但在皇帝面前又要言听计从。此后几十年间，俄国贵族的头脑中便一直进行着这两种互相有排斥倾向的斗争。俄国贵族中出现了少数“先锋派”：一批随时准备为国家利益而献身的上流精英。他们开始具有维护个人尊严的独立意识，迅速接受了西方决斗理念。这差不多成了俄国“全盘西化”运动的重要后果，而这一后果却是彼得大帝始料不及的。
俄国决斗的出现是与彼得大帝改革后迅速形成的贵族先锋派分不开的。从理论意义上说，获得决斗权不失为获得自由和人身解放的明证。人们至少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哪怕是为此付出流血和生命的代价。对于这些新型贵族而言，自尊和人格远重于生命。当时深具远见的彼得大帝已预见到决斗的危险性。他参照德国法律采取了许多先发制人的措施：因为德国早在17世纪末就有对挑起决斗的人处以绞刑的法律条款。同时期的法国对决斗者的惩罚也十分严厉：决斗被视作对皇帝陛下的公开亵渎。因为决斗者向封建帝王决定臣民命运这一生杀大权提出了挑战。鉴于决斗世风日盛,1701年彼得大帝下诏严禁决斗，1716年又颁布律法，规定不仅对决斗者要处以绞刑，决斗副手和证人也要处以绞刑，更有甚者，连决斗中死去的人也必须重新吊起，施以绞刑。
俄国先锋派贵族在观念上倾向于将决斗视作类似中世纪的神明裁决。决斗中正义的一方必定获胜，因为他是正义的，而上帝站在正义者一边。他们相信《罗兰之歌》里的蒂埃里必然获胜，尽管对手非常强大且武艺高超，因为恶人必须受到惩治。17世纪在俄国上层广为流行的瓦特.斯各特的小说《艾凡赫》中，病弱的艾凡赫虽骑着一匹柔弱劣马，但还是战胜了强有力的神殿骑士。在这种上帝裁定式决斗中，正义获胜是预先注定的。19世纪著名诗人莱蒙托夫的叙事诗《商人卡拉什尼科夫之歌》典型反映了17世纪俄国贵族头脑中的决斗观念。商人卡拉什尼科夫必然会最终战胜傲慢的沙皇侍卫兵。因为他去和侍卫兵（其背后有沙皇和宪兵团撑腰）决斗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宗教家庭美德，因而是上帝裁决式的，其结局是上帝的安排。
当时在贵族生活中由思想或政治歧见引发的政治性决斗十分少见。在彼得大帝之后的叶卡捷琳娜、巴维尔统治时期，政治决斗还是空白。当时的决斗大多为偶发的、荒唐可笑或激烈逗闹的行为，尽管结局十分糟糕。需要指出的是，18世纪末以前在俄国进行决斗不是用手枪射击，而是用刀砍或剑刺。用军刀或佩剑决斗与后来用手枪决斗相比，对生命的威胁要小得多。决斗本身在当时看上去很滑稽。即使到18世纪70年代，情况依然如此。普希金的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的故事就发生在18世纪70年代，以普加乔夫叛乱为背景。在这篇小说中描写了主人公格利尼约夫与告秘者施瓦布林间的一场刀剑决斗。这本是君子和小人的较量，结果格利尼约夫却受了伤，似乎不大符合神明裁决，反而带有讽刺意味，反映出普希金对决斗的揶揄态度，但普希金本人对自己的决斗经历却不这么看。
俄国决斗可谓集经验与智慧于一身，体现出对决斗品格的尊重。它宣称决斗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作为满足个人私利的手段，决斗仅仅是维护荣誉的方法。这一原则是至高无上的：一方愤然将白手套扔在对方脚下（提出决斗的仪式），意味着另一方必须要接受挑战，否则便是一个懦夫，便不是好男儿。但许多情况下那不过是理论上说说而已。实际上，后来越来越多的决斗被广泛用来化解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其中决斗还被当作政治工具。俄国第一个政治决斗发生在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实质上这是一场政治谋杀。在这场决斗中被打死的是戈利钦公爵，就是那位普希金提到的“给普加乔夫致命一击的美男子”。叶卡捷琳娜女皇在一次宫廷舞会上看到这位公爵后赞叹道：“你看他长得真帅，多像个漂亮玩偶！”女皇这番赞美之辞实际上毁了戈利钦公爵。他后来在决斗中死于女皇宠臣波将金侄子的刀下。在波将金眼里，戈利钦不仅是潜在的情敌，还可能是政治宿敌。令波将金害怕的倒不是因此可能失去与女皇偷情的机会，而是害怕失去权力。波将金通过肮脏的决斗阴谋毁掉了一个年轻有为的公爵的仕途和性命。
叶卡捷琳娜女皇起初对决斗态度暧昧。她认为只需惩罚一下挑起决斗者，而对那些被迫应战者，因为是出于维护自我尊严，可宣布无罪。这位聪明女皇非常清楚决斗的社会实质，一直和贵族们玩着猫捉老鼠的微妙把戏，不想彻底剥夺骄傲的贵族们参加决斗的权利。戈利钦之死以及18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决斗浪潮使女皇大为震惊，所以专门为此制定了法律，其规定差不多和彼得大帝时期一样苛刻，但执行起来大多从宽发落。
从理论上看,要想使决斗成为一种被贵族在心理上普遍接受的正常现象，还需要一个重要条件，一个在个人层面上或许是决定性的条件，那就是贵族的人身自由。1762年贵族们通过一连串宫廷政变终于获得了深具价值的“贵族自由宣言”。正是这一宣言取消了长期以来对尊贵阶层进行体罚的法律条款，因而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根据皇上的意志可能随时被痛打一顿：要么打棍子，要么打耳光，那还谈得上什么个人尊严！当年彼得大帝在世时，对贵族毫不客气，常用大棒痛打那些王公贵族。一些近卫军官仅仅因为一点小过失便遭严酷鞭刑的事屡见不鲜。因此只有贵族被免于体罚，才能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独立人格，才会觉得有必要用决斗方式来维护个人的尊严。
俄国决斗高潮期是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期”，以在皇家近卫军团中最盛。1794年叶卡捷琳娜女皇意外颁布了《军官间争端审理原则》，规定如果贵族军官们的个人荣誉受辱，所成立的“军官公断会”根据情况可判定双方以决斗作为复仇的手段。若一方不肯决斗，则长官有权向“军官公断会”申请将其除名。这事实上使决斗在军中半合法化了。到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后，俄国决斗风潮已是一浪高过一浪。那些近卫军官如果受到当众侮辱甚至敢于向亲王提出决斗。当时对个人尊严尤其不能原谅的冒犯便是打耳光——它很容易令人想起彼得大帝时期不体面的体罚。有时挨顿老拳倒算不上什么大耻辱，而打耳光则是绝对不能饶恕的。
1805-1815年拿破仑入侵俄国期间，军官或贵族中决斗事件大幅减少。因为他们的能量在战场上找到了发泄口。另外，这是贵族同政府一道忠君爱国，同仇敌忾时期，内部决斗被视作捣乱。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20年代，在高加索与当地山民作战的野战军军官中间，决斗积极性同样不高，原因大概和反拿破仑战争时期大致相同。1815年反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决斗在贵族生活中重又占据了显要位置。这不仅由于人们需要新的借口来发泄能量，同时还源于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后那种紧张、活跃的政治气氛。进步贵族间秘密社会团体的大量涌现、自我意识的空前高涨以及越来越强烈的对抗严酷专制秩序的渴望给决斗实践带来了新的文化情调。在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根据各种不同规则进行的决斗一般不被法律追究。即使对那些爱决斗的人，法律也不予严惩，最多流放高加索了事。决斗被皇上视作“痛苦的必要”，这无形中助长了决斗风习的盛行，以至于出现了许多毫无意义的决斗事件。对动辄决斗的人来说，决斗是向他人生命的挑战，极富有刺激性。更有甚者，在这一气氛里出现了决斗“变体”，即为决斗而决斗。事实上习以为常的决斗成了调解贵族间个人关系的手段。如果强行禁止可能意味着打破关系平衡，这一点是亚历山大一世不愿看到的。在十二月党人运动和起义的岁月里，许多秘密团体的参与者都生活在挑战和决斗中，决斗的动机各异。有些决斗纯粹起因于生活中的偶然冲突，如多为女人争风吃醋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人们随时准备走向决斗场。尊贵阶层中弥漫着一种浪漫主义叛逆精神，认为决斗是光明磊落地维护个人尊严的正当行为。当时的决斗名册上经常闪过十二月党人的名字。这些精英们还将决斗看作挑战社会、追求自由的手段。这一点对普希金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最终导致他在决斗中丧生。
取代亚历山大登上王位的尼古拉沙皇非常清楚决斗的政治动机。尼古拉曾有一句名言：“那些可恶的哲学家（在他眼里哲学家是革命者的代名词）都应该患肺痨。”决斗在这位暴君眼里是思想不轨，是仇恨的自发流露，一句话，是“哲学性显示”。彼得大帝以后的历代沙皇中还不曾有谁像尼古拉那样激烈地反对决斗，但有趣的是他也没有加重对决斗者的处罚。他执政时那种压抑、恐怖、人人自危的政治空气意想不到地窒息了荣誉的火焰。在那一气氛里所谓因政治歧见引发的决斗很少。决斗在这一时期呈递减趋势，不幸的是逐步丧失了精神品格。
俄国决斗比起欧洲决斗要残酷得多。这倒不是因为法国记者或奥匈帝国的军官与俄国贵族相比要胆小，也不是因为在俄国人的生命被看得更低贱，而是因为俄国这样一个从封建宗法制度迅速跨入资本主义的国家，拥有在调节个人关系方面迥异的文化背景。俄国人将决斗完全看作宗教裁决，而不像西欧贵族那样仅把决斗视作礼仪上化解人格侮辱的手段之一。可以说俄国人对决斗的理解要严肃得多，决斗的条件也异常苛刻。不仅在近卫军官的意识里，而且在许多审慎的贵族精英意识里，潜藏着追求生命冒险和终极体验的民族心理动机。决斗既然是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就不需要人为的障碍去影响上帝的最高裁决。这种裁决并非私刑，而是带有庄重的骑士色彩。所以在俄国决斗副手们所唯一能做的不像在西欧那样设法平息干戈，而是尽量使决斗双方在同等条件下进行决斗，这就需要一部严格的决斗法典。
1830年前欧洲并不存在成文的决斗法典。人们只能见到个别法律条款。在法国出现这样的法典是1830年以后的事。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后，新闻自由呼声迅猛高涨。许多记者敢于揭露上层贵族的隐私和丑闻，从而引发许多决斗事件。1832-1835年间，据统计，仅在巴黎就有一百八十多起由记者们参加的决斗。这就需要制定法律，将公众舆论限定在排除人身攻击的范围内。顺便提一下，在俄国这种“隐私”借口是荒唐的。普希金是个令人胆寒的决斗高手，一生参加过上百次决斗，但对当时报纸刊登的有关他的艳闻轶事不屑一顾，不打算用决斗来还击，因为这是小事一桩，非事关人格。在英国，人们为了维护荣誉，一般诉诸法律手段；而在专制下的俄国却多诉诸决斗，因而决斗被看得异常富有尊严。
法国在出现决斗风潮后很快制定了决斗法典。该法典后来成为人们决斗行为上不可抗拒的指南。其他欧洲国家相应也制定了决斗法典。这些法典条款在俄国贵族中广为人知，但值得注意的是俄国人对它们作了大胆的更改：欧洲法典规定同样的侮辱（名誉）仅允许决斗一次。但在俄国却可以决斗多次。难怪在彼得堡黑水溪畔的决斗中受了重伤的普希金还挣扎着说：“等我伤好了，再重来！”另外，欧洲法典力图尽量避免决斗造成的生命危险，规定任何情况下决斗副手都不得建议或同意双方进行生死决斗。而在俄国生死决斗比比皆是。尤为可怕的是：在俄国，决斗中尚未射击的一方有权要求已射击的对方走近决斗线，在最短的距离内像对着不动靶子一样开枪，因此俄国那些决斗高手们一般都不会首先射击。
法国制定的决斗法典规定决斗双方间的距离不得少于15步，一般为25-35步。而在俄国决斗双方最短距离只有3步，平均距离也仅8-10步，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据历史记载，法国在1839-1848年间的决斗盛期每年因决斗死亡的不到6人。而在俄国,因决斗伤亡的数目则难以估量。当然，欧洲决斗同样存在着生命危险，但流血的结局不过偶然；而在俄国不流血的决斗结局倒是意外。无论决斗作为强烈的复仇手段，还是作为反抗社会的叛逆方式（如十二月党人的决斗），都需要最大程度的残酷性。
作为一种理念，决斗的最高宗旨应是维护神圣的个人尊严，因而决斗中义气和风度非常重要。而在黑暗的尼古拉沙皇时代，原来颇具骑士精神的决斗意识渐渐消失，决斗的品格开始走向衰落。尽管决斗看上去仍像以前那样残酷，但崇高理念却丧失了。更重要的是自彼得大帝时代起贵族间形成的强烈道义和荣誉感在尼古拉时代受到致命打击。对尼古拉来说，人格观念是无足轻重的。“你们干吗在我面前用‘肮脏’的人格作担保呢？”——他曾对一个参加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军官这样叫道。在尼古拉沙皇时期，自彼得大帝以来由“军官公断会”对事关荣誉的纠纷做决斗判决的全权被取消了。尼古拉，按普希金的话说“比彼得大帝更像一个步兵准尉”，只关心巩固权力，全然不顾他的政策实际上动摇了贵族的道德荣誉基础。
19世纪30年代发生的决斗事件仍不胜枚举，但情势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如今贵族在决斗中可以当众玩弄小人伎俩，可以鄙视公众舆论的注意，而这对他们的个人仕途和地位却丝毫无损，甚至一些原本正直、受人尊敬的人也开始变得无耻起来。卑鄙和粗野代替了骑士风度和高傲。与此同时，有人遇到反击或决斗挑战时随时准备食言变卦。无聊的吵闹越来越多，真正的公平决斗却越来越少。神圣的决斗权还变成了拒绝决斗权。那些在沙龙里被打耳光的贵族青年不是奋起走向决斗场，而是在背后阴险地施放冷箭。现在就连决斗仪式也变成了某种讽刺闹剧。莱蒙托夫在小说《当代英雄》中讲述了一个在30年代以前的人们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决斗案例：“多余人”毕乔林与准尉格鲁什尼茨基的决斗。与格鲁什尼茨基同伙的几个军官密谋在事关人格的决斗中耍卑劣的小人把戏：他们只给格鲁什尼茨基的手枪里装子弹，而给毕乔林的却是空枪。患有时代“忧郁症”、因厌恶上流社会而变得玩世不恭的毕乔林在决斗中奋然了杀死对方。因为格氏和他的同伙试图嘲弄一个贵族在公正决斗中表现自己君子风度的神圣权力。毕乔林渴望呼吸自由的空气，而格氏和他的决斗副手们则是尼古拉时代的典型小人，他们不敢面对命运挑战，只做那种十二月党人时代不可思议的卑劣勾当。决斗在他们眼里是实施谋杀的手段，而信誉和人格不过是些空洞的音符。正是在这类小人作乱下，本来用以体面地维护荣誉的决斗却给时代增添了耻辱。决斗传统在俄国的衰落及其品格的丧失，原因是多方面的。伴随着以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贵族先锋派的不幸毁灭，相应的崇高决斗观念荡然无存：人们现在毫不羞耻地拒绝决斗或干脆动用私刑，荣誉在许多人眼里已变成莫名其妙的东西。
在普希金描绘的格利尼约夫与施瓦布林的决斗与莱蒙托夫讲述的毕乔林与格鲁什尼茨基的决斗之间有五十多年的跨度。前者发生在18世纪70年代，后者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在这一历程中，俄国决斗有过灿烂的英雄主义时期。那时贵族具有强烈的荣誉感。他们创造出了浪漫的，对高贵的绅士所必要的决斗规范。这半个世纪是俄国贵族辉煌与悲剧的历史。期间以进步和富有远见的先锋派贵族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陷入了与戕害国家的专制政体的尖锐冲突。十二月党人起义便是最好的例证。在这场历史性“大决斗”中先锋派贵族输掉了，但他们用决斗来挑战生命极限、挑战沙皇秩序的勇气却鼓舞了几代人斗争精神。
另外，19世纪俄国文学中亦不乏大量决斗事件的描写。除上面提到的部分作品外，在普希金著名诗体长篇小说《叶弗盖尼.奥涅金》中精彩地叙述了奥涅金和另一个贵族青年连斯基的决斗，另外在诗人《别尔金小说集》的《射击》篇中也闪现过决斗骑士的身影；在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有“新人”巴扎洛夫和贵族巴维尔的决斗，其短篇小说《春潮》也以决斗故事吸引读者；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有彼埃尔和多罗霍夫的决斗；……20世纪初小说家H.库普林在1905年发表的小说也直接以《决斗》命名，描绘了19世纪末驻守俄国远东地区的边防军官间残酷而又悲切的决斗故事：军官们用决斗来寻求心灵刺激，打发无聊的军旅光阴。
直到19世纪中后期甚至20世纪初俄国仍发生过许多决斗。1905年革命后，总理大臣斯托雷平曾向国家杜马里的立宪党人罗吉切夫挑起过决斗，后者在杜马会议发言时戏用“斯托雷平的领带”来形容绞架。十月党人领袖古奇科夫因在杜马里激烈争吵而向立宪党人领袖米留科夫挑起决斗，后者毅然奉陪，最后在决斗副手们的劝解下才罢休。诗人古米廖夫和诗人沃罗申用手枪进行过决斗，幸好二人免于灾难。诗人曼捷尔什塔姆和诗人谢尔舍涅维奇曾因争吵互相打耳光，曼氏奋然提出决斗，而谢氏则拒绝了。此事后来被曼氏的决斗副手当作丑闻在杂志上公布于众。但无论如何这些决斗已不是贵族精英时代崇高理念上的决斗了。经典的俄国决斗随着先锋派贵族从未实现的自由理想一起陨落了。尽管决斗一向被认为是残酷的风习，但它作为历史上一个特别的俄国文化现象，崇尚尊严、荣誉和自由，曾经散发出高贵的品格和浪漫主义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