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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納女作家阿玛·阿塔·艾都（Ama Ata Aidoo，1942— ）是非洲最多产的女作家之一。多年来，她笔耕不辍，致力于描绘非洲女性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的处境，探讨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对加纳乃至非洲当代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
艾都1942年出生于加纳中部的芳蒂镇。她的爷爷为英军所害，父亲是当地的酋长，一直坚持反英，而且他赞同教育家的主张，认为接受正式的教育对所有的非洲人特别是女性群体非常重要。艾都的母亲出身宫廷，这使得艾都接受了完备的传统美德教育。中学毕业后，艾都在位于勒贡的加纳大学攻读学士学位，在这里她参加了大学主办的戏剧机构和作家研讨会，并对口述叙事产生兴趣。由此她写下了处女作——戏剧 《鬼魂的困境》（1965），开启了她的文学生涯。获得英语学士学位后，艾都在非洲和美国的许多大学先后访学进修。她目前居住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
《鬼魂的困境》
《阿诺哇》（1970）根据加纳人耳熟能详的一个民间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19世纪美丽的加纳姑娘阿诺哇的悲情故事。阿诺哇不顾母亲的反对，嫁给了当地男子柯非做妻子。在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下，阿诺哇个性独立，敢于反叛，追求爱情，享受平等；柯非羡慕白人，重视经商，购买黑奴，贪图享乐。爱财的丈夫和怀揣梦想的阿诺哇经营着他们自己的生意，虽然家庭财富不断积累，但阿诺哇却并没有感到幸福。受非洲传统的影响，阿诺哇坚持朴素的生活，鼓励柯非续娶二房，反对黑奴买卖；柯非不喜欢阿诺哇在外抛头露面，而且因自己无法生育觉得丢失男人的颜面……东西方强烈的文化反差和价值冲突最终导致了这场爱情悲剧。相比于《鬼魂的困境》，这部剧作更为成熟，对民间传说的巧妙改造突显出艾都戏剧技巧的成熟，展示了她在作品主题、结构上与民俗、文学惯例的整合方面更高超的技巧。该剧作被津巴布韦国际书展协会评为“20世纪非洲百佳图书”之一。
通过上述两部剧作，艾都对创作的主题、结构、叙事风格做了有益的探索，而《这里没有甜蜜》（1970）进一步展现了艾都将非洲口头技巧与西方文学习俗成功整合的努力，为其长篇小说创作打下了基础。《这里没有甜蜜》收集了艾都创作的十一章故事，全景式涵盖了诸多问题：女性成长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危机；现代化对妇女的冲击；人文价值观主张对堕落的超越，等等。实际上所有的故事都在重复同一个主题——生活中缺乏真正的甜蜜。艾都在作品中投入的同情将这些故事“提升到当代文学少有的世界水准”。
艾都在5年内出版了三部作品，树立了自己的声誉，然而加纳政局的动荡反复以及孩子的出生拖延了她的创作速度，直到1977年她才出版了下一部作品《斜眼妹妹》，这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其代表作。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艾都创作的第二时期。这一时期她的主要成就在诗歌领域，先后出版了《有人谈起某时》（1986）、《一月里一封愤怒的信》（1992），此外还为儿童创作了《鹰和鸡以及其他的故事》（1986）和《鸟类和其他的诗》（1987）。1981年12月罗林斯政变上台后，成立加纳临时国防委员会，奉行民族和解和经济复兴政策，结束了加纳之前动荡的局面。1982年，艾都被任命为加纳教育部部长。受父亲影响，艾都对教育的重要性早有了解，她在职期间努力让所有儿童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但未能如愿。一年半后，她辞去部长职务，专心从事教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有人谈起某时》以诗歌的方式再一次全景式描绘了人们的苦难、政治的不公正以及后殖民主义带来的问题，其机智、幽默的语调也传达出一丝模糊的希望。
《斜眼妹妹》
第三章是“斜眼姊妹的来信”。在这部分，艾都检视了自我流放的非洲同胞特别是男性同胞的心态。西西雅来到殖民母国英国，惊讶地发现，这里的黑人中，男人们大都攻读机械工程、医学或法律，女人们则学做裁缝或美发。他们即便是扫街也觉得比在家乡生活要好。这样的自甘流放令西西雅不解且心痛：这些流亡海外的非洲留学生自动移植了白人的价值观，却把自己国家的政治现实抛在脑后，不管不问家乡同胞的生死命運。 在第四章“一封情书”中，艾都以西西雅私密的口吻更深刻地探讨了自我流放的同胞心态。回到加纳后，西西雅决定给前男友写一封信，把自己在欧洲的所见所感告诉对方。她强调自己所用的语言是奴役她的语言，因此时时觉得受到囚禁。同时西西雅也试着从历史的角度强调了解历史、认识自我的重要性，认为白人殖民有色人种的理由之一便是矮化、丑化其他种族及其文化。
西西雅诉说着对情人的想念，不敢相信他竟然决定远走他乡、不再回国。但是西西雅表示，如果这就是他们最后的结局，她会安然接受——她宁可忍受孤单的痛苦，也不愿意欺骗自己，追随他到天涯海角，去过自己不想过的生活。对她而言，单趟行程代表了与族群的隔离，回到家园才是完整的旅程。
西西雅作为她的人民的“眼睛”，作为殖民者“文明”世界的寄居者，勇敢表达着英语文学中鲜少被听到的非洲女性“流亡者”的观点。实际上，女性寄居者们并没有被新殖民地的谎言所迷惑，她们看到了流亡地真实的样子。
《斜眼妹妹》的副标题——“来自一个斜眼黑人的思考”清楚地指出了艾都的意图——西西雅用她的斜眼，審视着欧洲，审视着加纳，审视着每一个她所遇见的人；展现了艾都全球性的视野与深刻的思考，她对妇女的书写不只出于女性主义的观照，也将女性经历作为揭示非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剥削压迫状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西西雅的冒险之旅结束时，她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说出了自己的恐惧和希望，还明确表达了“改进非洲”的承诺。
艾都曾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我是一个非洲人和一个女人，这使我处于当代政治历史的爆炸性交汇点。”纵观艾都的文学创作生涯，不难看出她始终围绕女性展开书写，价值观则以后殖民主义为导向，这使她在众多加纳作家中独树一帜。
她认为西方的女性主义对非洲不是完全适用的，希望通过深入了解自身文化的潜力与限制，进而发展本土的女性主义话语、女性解放运动，以建构自身文化里的性别平权意识。这种从非洲本土出发、从女性经验出发的写作策略对她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有论者指出，艾都模仿非洲女性说书人的口吻，诉说过去和当下时空交错的事件和人物，营造出意义模棱两可、难以定于一尊的叙事结构，由读者来解读其意义与观点；她继承了非洲的口述文学传统，并成功将之与西方文学形式结合起来，发展为自己文学的革新性特点，这种形式对于凝聚族群认同感、建立女性主体性都有重要意义。这样的写作策略也使她与其他非洲男性作家以反殖民论述为主导的作风大不相同，她避免了空洞的宏大叙事，以女性独有的细腻表现对后殖民现状的思考。
艾都曾声称自己是“斗士的后代”。从大学时代就开始戏剧创作的她以笔战斗，刻画了西方殖民历史在非洲造成的创伤、残存殖民势力的余留影响，对性别、政治、种族的压迫一一回击，在非洲大陆上为女性和更广泛的人群进行着没有硝烟的战争。尽管非洲各国已经独立，艾都与很多同时代非洲作家不谋而合，更愿意采用“泛非洲主义”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正如美国黑人女作家艾莉斯·沃克所说：“艾都的作品让我再次相信，书写文字具有打动人心、教化鼓舞、壮大女性的力量。”
创作历程
艾都1942年出生于加纳中部的芳蒂镇。她的爷爷为英军所害，父亲是当地的酋长，一直坚持反英，而且他赞同教育家的主张，认为接受正式的教育对所有的非洲人特别是女性群体非常重要。艾都的母亲出身宫廷，这使得艾都接受了完备的传统美德教育。中学毕业后，艾都在位于勒贡的加纳大学攻读学士学位，在这里她参加了大学主办的戏剧机构和作家研讨会，并对口述叙事产生兴趣。由此她写下了处女作——戏剧 《鬼魂的困境》（1965），开启了她的文学生涯。获得英语学士学位后，艾都在非洲和美国的许多大学先后访学进修。她目前居住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
《阿诺哇》（1970）根据加纳人耳熟能详的一个民间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19世纪美丽的加纳姑娘阿诺哇的悲情故事。阿诺哇不顾母亲的反对，嫁给了当地男子柯非做妻子。在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下，阿诺哇个性独立，敢于反叛，追求爱情，享受平等；柯非羡慕白人，重视经商，购买黑奴，贪图享乐。爱财的丈夫和怀揣梦想的阿诺哇经营着他们自己的生意，虽然家庭财富不断积累，但阿诺哇却并没有感到幸福。受非洲传统的影响，阿诺哇坚持朴素的生活，鼓励柯非续娶二房，反对黑奴买卖；柯非不喜欢阿诺哇在外抛头露面，而且因自己无法生育觉得丢失男人的颜面……东西方强烈的文化反差和价值冲突最终导致了这场爱情悲剧。相比于《鬼魂的困境》，这部剧作更为成熟，对民间传说的巧妙改造突显出艾都戏剧技巧的成熟，展示了她在作品主题、结构上与民俗、文学惯例的整合方面更高超的技巧。该剧作被津巴布韦国际书展协会评为“20世纪非洲百佳图书”之一。
通过上述两部剧作，艾都对创作的主题、结构、叙事风格做了有益的探索，而《这里没有甜蜜》（1970）进一步展现了艾都将非洲口头技巧与西方文学习俗成功整合的努力，为其长篇小说创作打下了基础。《这里没有甜蜜》收集了艾都创作的十一章故事，全景式涵盖了诸多问题：女性成长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危机；现代化对妇女的冲击；人文价值观主张对堕落的超越，等等。实际上所有的故事都在重复同一个主题——生活中缺乏真正的甜蜜。艾都在作品中投入的同情将这些故事“提升到当代文学少有的世界水准”。
艾都在5年内出版了三部作品，树立了自己的声誉，然而加纳政局的动荡反复以及孩子的出生拖延了她的创作速度，直到1977年她才出版了下一部作品《斜眼妹妹》，这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其代表作。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艾都创作的第二时期。这一时期她的主要成就在诗歌领域，先后出版了《有人谈起某时》（1986）、《一月里一封愤怒的信》（1992），此外还为儿童创作了《鹰和鸡以及其他的故事》（1986）和《鸟类和其他的诗》（1987）。1981年12月罗林斯政变上台后，成立加纳临时国防委员会，奉行民族和解和经济复兴政策，结束了加纳之前动荡的局面。1982年，艾都被任命为加纳教育部部长。受父亲影响，艾都对教育的重要性早有了解，她在职期间努力让所有儿童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但未能如愿。一年半后，她辞去部长职务，专心从事教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有人谈起某时》以诗歌的方式再一次全景式描绘了人们的苦难、政治的不公正以及后殖民主义带来的问题，其机智、幽默的语调也传达出一丝模糊的希望。
第三章是“斜眼姊妹的来信”。在这部分，艾都检视了自我流放的非洲同胞特别是男性同胞的心态。西西雅来到殖民母国英国，惊讶地发现，这里的黑人中，男人们大都攻读机械工程、医学或法律，女人们则学做裁缝或美发。他们即便是扫街也觉得比在家乡生活要好。这样的自甘流放令西西雅不解且心痛：这些流亡海外的非洲留学生自动移植了白人的价值观，却把自己国家的政治现实抛在脑后，不管不问家乡同胞的生死命運。 在第四章“一封情书”中，艾都以西西雅私密的口吻更深刻地探讨了自我流放的同胞心态。回到加纳后，西西雅决定给前男友写一封信，把自己在欧洲的所见所感告诉对方。她强调自己所用的语言是奴役她的语言，因此时时觉得受到囚禁。同时西西雅也试着从历史的角度强调了解历史、认识自我的重要性，认为白人殖民有色人种的理由之一便是矮化、丑化其他种族及其文化。
西西雅诉说着对情人的想念，不敢相信他竟然决定远走他乡、不再回国。但是西西雅表示，如果这就是他们最后的结局，她会安然接受——她宁可忍受孤单的痛苦，也不愿意欺骗自己，追随他到天涯海角，去过自己不想过的生活。对她而言，单趟行程代表了与族群的隔离，回到家园才是完整的旅程。
西西雅作为她的人民的“眼睛”，作为殖民者“文明”世界的寄居者，勇敢表达着英语文学中鲜少被听到的非洲女性“流亡者”的观点。实际上，女性寄居者们并没有被新殖民地的谎言所迷惑，她们看到了流亡地真实的样子。
《斜眼妹妹》的副标题——“来自一个斜眼黑人的思考”清楚地指出了艾都的意图——西西雅用她的斜眼，審视着欧洲，审视着加纳，审视着每一个她所遇见的人；展现了艾都全球性的视野与深刻的思考，她对妇女的书写不只出于女性主义的观照，也将女性经历作为揭示非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剥削压迫状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西西雅的冒险之旅结束时，她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说出了自己的恐惧和希望，还明确表达了“改进非洲”的承诺。
非洲人和女人的双重身份
艾都曾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我是一个非洲人和一个女人，这使我处于当代政治历史的爆炸性交汇点。”纵观艾都的文学创作生涯，不难看出她始终围绕女性展开书写，价值观则以后殖民主义为导向，这使她在众多加纳作家中独树一帜。
她认为西方的女性主义对非洲不是完全适用的，希望通过深入了解自身文化的潜力与限制，进而发展本土的女性主义话语、女性解放运动，以建构自身文化里的性别平权意识。这种从非洲本土出发、从女性经验出发的写作策略对她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有论者指出，艾都模仿非洲女性说书人的口吻，诉说过去和当下时空交错的事件和人物，营造出意义模棱两可、难以定于一尊的叙事结构，由读者来解读其意义与观点；她继承了非洲的口述文学传统，并成功将之与西方文学形式结合起来，发展为自己文学的革新性特点，这种形式对于凝聚族群认同感、建立女性主体性都有重要意义。这样的写作策略也使她与其他非洲男性作家以反殖民论述为主导的作风大不相同，她避免了空洞的宏大叙事，以女性独有的细腻表现对后殖民现状的思考。
艾都曾声称自己是“斗士的后代”。从大学时代就开始戏剧创作的她以笔战斗，刻画了西方殖民历史在非洲造成的创伤、残存殖民势力的余留影响，对性别、政治、种族的压迫一一回击，在非洲大陆上为女性和更广泛的人群进行着没有硝烟的战争。尽管非洲各国已经独立，艾都与很多同时代非洲作家不谋而合，更愿意采用“泛非洲主义”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正如美国黑人女作家艾莉斯·沃克所说：“艾都的作品让我再次相信，书写文字具有打动人心、教化鼓舞、壮大女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