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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知道阿来，还是因为《尘埃落定》，那个魔幻又没落的康巴世界。一个偏重乡土题材的藏族作家，这是很多读者对他的印象，有些浪漫，喜欢抒情和牧歌。阿来的民族身份的确影响了他，但远不止于此。当下一直伴随着他的写作，无论是作为故事的近景，还是隐含的主题，都有着现实的维度。
《尘埃落定》让他成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当时只有41岁。转眼过去了将近20年，小说还一直在写，速度不快。每次持久的写作过后，几乎都伴随着一次漫长的间歇。
阿来的新书跟死亡有关。这本名为《云中记》的小说写了五个月，却在阿来的心里埋了十年，直到一年前，也就是5·12地震10周年纪念日，才终于决定下笔。灾难发生的时候，很多人争着写地震题材的东西，阿来忙着救援，一路上见了太多的死，觉得下不去笔。没想到，当许多事情都化作尘埃，记忆却再次找上门来。
不得不写，阿来本来在创作另一部作品，只好停下笔来，新建了一个文件夹。诗人欧阳江河读了之后说，这是掘地三尺的写作。这么久的时间过去，阿来笔下的土地不只是曾经的废墟，更指向我们身处的现实，有时候残酷，另一些时候，则有些诡谲，有其功利化的一面，也与精神层面有关。
现实
阿来站在废旧工厂搭建起来的广场上，台下是附近的居民，还有外地来的观众，阳光猛烈，他感觉自己回到了农民的状态。这是吕梁文学季的现场，位于山西贾家庄，是导演贾樟柯发起的一个文化活动，邀请了众多作家来此展开对话，对话发生在作家与作家之间，也发生在作家与乡村之间。文学和乡村，某种程度上说，像这个时代的梦境和挽歌。阿来作了演讲，题目是“乡村的消逝”。
他身上有时尚的一面，也有看起来保守的一面。比如，他的穿搭很讲究。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将一件衬衫披在肩上，那是很时兴的穿法。第二次见到，是在新书发布会上，他穿了一件花格子衬衫，很精神。
再比如，他不用微信，平时出门就带一本书，也会电子阅读，最近他一直在手机上读《二十四史》，现在读到《元史》了。
最近很多人开始关注城市题材的写作，一些作家试图直面当下的社會现实，在小说里安插了大量的新闻事件。
有出版社的人曾经劝阿来，让他借鉴一些更加流行的写作方式，但他没有接受。他很警惕，觉得还需要再缓一缓。现实盘踞在头顶，有时候你必须站得再高一些，才能看清我们身处的世界。然而，他有时候发现，商业的逻辑无处不在，他的《尘埃落定》出版后，出现了很多盗版，还被旅行社当作招牌。
“商业社会的这种诱导，比意识形态对文学的瓦解还强。意识形态还有人反抗，成了英雄。消费社会连反抗的道理都不给你，跟不上趟，你就是一个落伍的人，甚至是废人。”阿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些现实里的诱导经常在那些虚构的小说里出现。《河上柏影》里，稀缺的柏树成为了被炒作的对象，当地的人都去挖。《三只虫草》里，虫草作为一种商品，经历了一段“旅程”，让乡村和城市有了直接的关联。消费社会重塑了城乡之间的关系，也拆解了乡村的朴素伦理。无节制的商业炒作背后是欲望，带来的是人心的变化。对于阿来，这是比民族关系更加核心的问题。
阿来关注这些，正是因为他对商业社会和乡土伦理的逻辑都很熟悉。1996年，他在《科幻世界》工作。这是一个市场化的杂志，阿来需要跟各种人打交道，比如广告商、供稿人和经销商。在很短的时间内，阿来让《科幻世界》成为了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这段经历给阿来提供了很多接触现实的机会。
历史
阿来原来是写诗的。他有一段非常理想主义的过去，热爱聂鲁达，还有自由歌唱的惠特曼。1989年的时候，阿来刚满30岁，第一部诗集正式出版，小说处女作也同时问世。翻开阿来的诗集，还能感觉到那种扑面而来的生气。此前，他是四川马尔康中学的一位老师，每天除了固定的讲课，剩下的时间都跟诗歌有关。
“那是我的青春时期，出身贫寒，经济窘迫，身患痼疾，除了上课铃响的时候，你必须出现在讲台上之外，在这个世界大多数人的眼里，并没有你的存在。就在那样的时候，我沉溺于阅读，沉溺于音乐。”阿来这样回忆。
然而，作品出版后的四年里，阿来一个字也没写。一方面，抒情本身无法提供持续的写作动力，与那些更为丰富的现实之间，以及写作者的内心之间，很难建立一种对应的关系;另一方面，他无法对外界的现实事件熟视无睹。某种虚无的感觉萦绕着他，挥之不去，曾经的热情逐渐转化成怀疑。
阿来重新对自己的民族身份进行了思考。外界一直存在着对西藏的神秘化想象，与此同时，藏族的历史被纳入到官方的坚固叙述中。身处边地的阿来对这两者都有些警惕。放弃那种抒情性的写作，即是对这种浪漫想象的回应。另一方面，他开始做地方史研究，阅读大量档案资料，研究了18个土司的家族史，试图抚平历史的褶皱。
这构成了小说《尘埃落定》的写作动力。在更为流行的历史叙事中，西藏是被解放然后行进到新社会的，但是这种新与旧的对立遮盖了很多历史的细节。在阿来看来，回到历史和民族本身，正是对他所身处的当下社会的反思。
也就是说，写历史，其实是在写现实，希望能够将当下的源头呈现出来。那种进步取代落后的现代神话无法解释乡土社会面临的当下困境，阿来希望能够进入这个系统和制度的内部，看到底发生了什么。阿来写出了这个现实的多种侧面，那些魔幻的部分，还有历史的细节，共同围绕着这个现实的中心转动。 《尘埃落定》之后，阿来又写了《空山》，一共6部中篇小说，还包括一些短篇和速写。与那种以家族为中心的长河小说不同，这种碎片式的结构，是阿来对于乡村状况的一种呈现。从5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乡村经历了一系列的剧烈变化，常常处于一种没有中心的状态。阿来希望能够通过写作来描述这种现实，每部中篇的焦点人物不同，合起来又组成了一个村庄的整体。
记忆
见到阿来的时候，是在吕梁文学季的作家村。时间是5月11日，正好是汶川地震纪念日的前一天。地震发生的时候，阿来正在成都的家里，写《格萨尔王》。一阵剧烈的摇晃，让阿来和儿子冲到楼下，混入惊惶的人群。楼道被封锁，只好坐在车里，等待消息。等到通讯恢复的时候，才知道是汶川发生了地震。
汶川所在的阿坝州，是阿来的老家。电话打过去，所幸的是老家所在的村子里没有伤亡。不过，阿来的三妹带车跑长途，还没有消息，这让他揪心。阿来给四川省青年联合会打电话，要求参加志愿者团队，被拒绝，理由是年纪大。
阿来还是决定去灾区。他去超市买物资，放在自己的那辆吉普车上，沿途发放给灾民，需要的时候，也帮忙运送伤员。路上，车还被两块石头砸了。天气很热，可以闻见腐烂的味道，需要戴三层口罩。
阿来在一个讨论会上，回忆起当年的这些细节，他和其他那些作家围坐在桌子周围，桌子之间有空当。他指着会议桌之间的距离说，当时挖了两米宽的大坑，差不多跟这个的距离一样宽，堆一层尸体，铺一层石灰，垫一层土，然后再堆一層。承受不住的时候，就回到车子里，小声播放莫扎特的《安魂曲》。夜里漆黑一片，有不认识的人站过来，也一起听。
那时候，阿来把作家的身份撂在了一边。在成都工作的作家麦家打电话过来，提议一起发起捐款，阿来也开始忙活。当时很多人都在写与地震相关的诗歌，也有很多媒体邀请他写文章，写小说。但下不去笔，也不敢写，他觉得，死亡的现实过于迫近，甚至还没有看清它的面目。他需要等。
大概两三年前，一位摄影师朋友给阿来看自己的作品，有一张照片吸引了作家的注意。一位当地的巫师站在一片废墟前面，拿着一只鼓。这个村子发生地质灾害，整体搬迁了。这位祭师返回到那个被遗弃的家乡，他的理由是，活下来的人政府来管，我作为巫师，是管鬼的。阿来记住了这个形象。
去年，地震十周年那天，成都城里按照惯例，拉起了警报。记忆像生物钟一样再次浮现，很多痛苦已经被时间过滤。当时阿来正在写别的东西，也是长篇，不得不先放下，他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决定写这本和大地震有关的《云中记》。
巫师的形象成为了《云中记》主人公阿巴的原型。“阿巴一个人在山道上攀爬”，小说的开篇这样写道，这构成了小说在精神层面的隐喻。阿巴是云中村的祭师，在全村迁徙之后，独自回到了原来的土地上。说是祭师，其实本来也有些半吊子，他是云中村第一个发电员，最早接触到所谓的现代文明，却不断被某种精神的力量所感召。他回到云中村，带着许多幸存者的嘱托，与那些地震中的死者对话，被记忆所围绕。
与阿巴对应的人物，是那位担任乡长的外甥仁钦，他是共产党员。作为云中村救灾领导小组组长、灾后重建负责人，仁钦需要确保所有的人离开云中村，这里可能会再次发生地震灾害。
但作为一个个体，仁钦也是云中村的一员，共享着同样的文化和伦理。这成为了两难的困境。仁钦理解舅舅的选择，一度因此被停职。小说的最后，阿巴则随着云中村一起，在新的滑坡来临时沉入地底。一些评论家注意到，通过阿巴和仁钦的这种充满差异又相互理解的关系，其实可以看出阿来对于文化和身份层面的新思考。
这次写作持续了五个月。阿来常常听着莫扎特的《安魂曲》，写完之后，他觉得，那个埋伏十年的创痛终于得到了一些抚慰，至少，不用再那么频繁地陷入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