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素以心理描写见长。在其作品中，作家广泛运用双声语等多种艺术手法，生动地再现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蜕化时期俄国民众复杂迷惘的心理状况。究其根源，这是西方与本土不同信仰和价值观念冲突的结果。如何穿越生命重重的困扰与冲突，最终实现心灵的回归？作者认为作家在小说中以特定的人物形象设置和情节安排方式，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的契机。
关键词： 人格分裂 复活 博爱 宽恕 道德理想
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时代正是俄国农奴制土崩瓦解，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过渡时期”，整个社会危机四伏，矛盾重重。正如当时的一位保守人士在日记中记述的那样：“悲惨的景象就代表了我们当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恢弘的志向，没有公正司法，没有朴实，没有互相敬重的风尚，一句话——没有任何道德力量健康自然，蓬勃发展的证明。”这是一个新旧价值观念发生尖锐冲突的时期。伴随着信仰失落而来的，是道德的失落和人性的裂变。面对西方思潮对于本土文化及信仰的强烈冲击，人们在思想上陷入极度的困扰之中。对此，作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探索。在经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抉择之后，作家最后对于重建和谐社会作出了先知般的预言：唯有信仰，唯有爱，才能拯救世界。这一信念在作家多篇小说的人物形象创作中，不同角色的配置中，以及这些小说的情节发展的逻辑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众多具有双重人格的人物形象
作为发展心理和意识描写的一代宗师，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深层心理活动的描写，尤其善于表现于善恶交织的双重心理。作家通过独白中的双声语，自我对话和内心冲突的外在流露等表现手法，将当时处于动荡激变的转折时期的俄国社会大众内心深处理想与现实、善与恶、崇高与卑劣的激烈冲突与斗争，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在小说《罪与罚》中，作者对于“超人”哲学实验者的心理进行了深入的刻画与分析。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把人分为“常人”和“非常人”，“前者只能听命于人，逆来顺受，而后者则可以超越道德和法律，自由表现意志，为所欲为”。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像拿破仑一样的“非常人”，他便以杀富济贫为借口，谋杀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他证明了自己的“权力”，却发现自己内心恐惧不安，根本没有“不平凡者”铜铸般的性格，相反，另一个平凡的自我却一再地跳出来谴责自己。两个自我频频展开争辩，拉斯柯尔尼科夫因此陷入内心冲突的漩涡而难以自拔。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富哲理性的作品，小说反映了无神论与东正教思想的冲突与斗争。德米特里和伊凡兄弟二人因为身上有“上帝的自我”和“兽的自我”的矛盾与冲突，产生了一系列精神痛苦。神性与魔性的作用在伊凡的身上表现为两极的人格特征：他不忍心看见孩子的泪水，却毫无人性地唆使杀父的恶行；他主张人道主义精神，却不人道地妨害他人。上帝的问题构成了伊凡思想危机的核心，究竟要不要上帝？有没有灵魂不死？如果没有上帝，则“一切都可以被许可，兽的自我就会抛开一切道德原则，滑向罪恶的深渊”。不可调和的内心冲突在最后一章幻化成他与魔鬼之间的争辩，两者的较量反映了在个人主义思潮的冲击下，知识青年内心的痛苦裂变。
伊凡的哥哥德米特里生活放荡，性情暴烈，但同时又坦率慷慨。他狂热冲动地追逐酒色之欲，却又崇敬上帝，畏惧“十诫”；他拯为所欲为，追求欲望的满足，却又在放纵的生活中感到痛苦，渴望有种神圣的力量拯救自己脱离苦海。高尚与卑鄙，理想与堕落，美与丑，善与恶的冲突与交织构成了德米特里心理对话的一大特征，也是造成他命运沉浮的根源所在。
在《白痴》中，同样地由于信仰的失落，善恶界限的模糊，使罗戈任陷于对娜斯塔霞的狂热的情欲之中不能自拔，欲对情敌杀之而后快，却又为公爵圣徒般的精神所感动，不想再嫉妒梅什金公爵与娜斯塔霞的精神之爱，而愿以兄弟之情对待他。内心同样也备受煎熬。
通过众多分裂人格的形象刻画，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揭示出当时动荡激变转折时期的俄国社会，各类思想的复繁与交锋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与迷惘；从这些内心冲突本身折射出一些积极的社会意义：作家认为，内心分裂是内心良心尚存的表现。内心分裂的人格往往表现为“思善不能，行恶不忍”。虽然从罪行上不见有什么差异，都是为了贪欲或私利而造恶于人，但是由于良心尚存，这些造恶者不能宽恕自己不道德的行为，于是心灵变成了激烈斗争的战场，生命在善与恶的不断对抗中走向最终的分裂。
二、照亮黑暗世界的爱心天使
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看到当时的社会充满罪恶与苦难，但同时又认识到：唯其如此，人类才有新生的基础。维·伊万诺夫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中灵魂是活的和充满生机的，有时全部都趋于死亡，但又常常趋向复活或已经复活。”这个复活过程是需要信念和希望的引导的，更需要大爱精神的感化的。在陀氏的作品中出现了众多代表人类高尚精神层面的人物形象，如《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辽沙，以及《罪与罚》中的索尼娅等。他们都有着纯洁高尚的心灵和仁慈的爱心，对于苦难众生怀有深切的同情，“自愿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去代为偿还人们所欠下的苦难和不幸的宿债”。
在《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看来，“同情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唯一法则”，他深切地关怀与同情所有被践踏被损害的人们。他感化并带动孩子们关心和帮助曾遭受鄙视和唾弃的弃儿玛丽，在关爱和珍视中帮助她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为了拯救备受蹂躏与伤害的女主人公娜斯塔霞，他将自身的名誉、幸福乃至生命都弃之不顾。虽然他这份单纯而美好的爱心遭到了现实力量的拒斥，也没能改变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但在当时混乱颠倒的世界里，他这份纯洁而无私的爱意，恰如黑夜里的一盏明灯，点燃了人们心头的希望。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多次被冠以天使称呼的阿辽沙，纯真善良，信仰坚定。他的处世态度是博爱与宽容，一直在积极地帮助和关怀他人。这位悲天悯人的年轻人，始终在思考如何拯救和改造人类社会，一直在梦想着“一切人都成为圣者，互相友爱，不分贫富，没有高低”。对于伤害过自己的伊留莎，他却一直回报以深深的理解与同情，并关怀对方到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当父亲与兄长间爆发出尖锐冲突时，他不偏不倚，“本着善良的愿望，四处奔波调解”。作为作家笔下的理想人格形象，阿辽沙以其高尚无私的精神发挥示范世人的作用。 与当时流行的利己主义思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罪与罚》中妓女索尼娅的无私人格。索尼娅恭顺，忍让，甘于受苦，富于牺牲精神。为了养活自己的双亲和弟妹，她甘愿出卖自己的肉体，却因此横遭周围人们的蔑视和唾弃。然而，对于任何羞辱她都加以理解和宽恕，她的人生信条是“对任何人小心，和气，顺从是可以消灾免祸的”。通过承受苦难与不幸，索尼娅净化了自己的人格，诠释了大爱的真谛，最终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蒙其感化，并最终与之携手走向赎罪道路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在内心里曾说：“只要这世界存在，索尼娅就是永存的！”这句话是对索尼娅这种敢于承受苦难，无私博爱精神的高度赞扬。
通过塑造出梅什金公爵、阿辽沙和索尼娅等圣徒般的高尚人物形象，作家表达了其对于人类社会使命的深入思考和对于未来发展方向的设想。那就是以博爱精神温暖世间，凭信仰之力和谐生命。观待这些高尚人物，任何人都会受到灵魂的拷问，并会重新审思未来人类的出路。也许作者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在无法逃遁的人间苦难面前，唯有无条件地承担，无保留地牺牲。唯其如此，生命才能获得价值与意义。这种忍耐宽恕的品质需要在坚定信仰的支撑下下才能得以实现。
三、“上帝”的感召与转化
在一八五四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致信给冯维辛娜：“我是时代的孩童，直到现在，甚至（我知道这一点）直到进入坟墓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童。”然而，在随后的文字中，作家却告诉对方：“这种对信仰的渴望使我过去和现在经受了多少可怕的折磨啊！我的反对的论据越多，我心中的这种渴望就越强烈。”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相信有一个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独立自在”的上帝，并因此曾备受精神煎熬。然而，出于对于真、善和美的渴望，对于心灵关怀的需求，“上帝”在作家的心灵深处最终被复活了：“我爱人，也认为自己被人所爱，正是在这种时刻，我心中形成了宗教的信仰。”这时的信仰与其说是一种宗教崇拜，毋宁说是作家通过理性选择的一种道德理想，是一个引导性灵成长的完美象征。
这一道德理想存在的巨大意义在于它可以唤醒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能够使人们感受到爱与被爱，能赋予人们战胜黑暗与丑恶的力量。《罪与罚》中索尼娅之所以能默默地经受侮辱、不幸与苦难，并在屈辱中坚韧地生存下来，并让心灵不遭受半点污染，这都是因为她内心里对于上帝的虔信。她说：“没有上帝，我能做什么呢？”拉斯柯尼科夫曾嘲笑索尼娅说：“那么上帝答谢你，给你做了什么呢？”索尼娅却一反常态地驳斥道：“别说了！别问我！你不配！……”索尼娅柔弱善良的外表下隐藏着极其坚定的信心，而正是这种积极的信念使得她在卑微的境遇中还保有人格的尊严。
同样的，正是在这种强大的道德力量的感召下，在那个惊心动魄的黑夜里面，杀人后的拉斯柯尼科夫跪倒在这个高贵的妓女索尼娅脚下说：“我不是向你下跪，而是向人类的一切苦难下跪！”能使得拉斯柯尼科夫的道德复活的力量是爱，是索尼娅的爱，而这股爱的力量昭示出人性中至善、至真、至纯的一面，那是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具备的一个层面，但唯有凭着虔诚的信仰，人们才能够开启它。因此，当服役中的拉斯柯尼科夫在索尼娅无私大爱精神的感召下，最终决定以对方的信仰为自己的信仰时，作家告诉我们：“一个新的故事已经开始，这是一个人逐渐获得新生的故事，是一个人逐渐洗心革面、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故事。”是内心从分裂走向统一，思想由苦闷绝望走向希望与光明的美好故事的新开端。
然而，在作家看来，给人类重新注入强大“生命气息”的来源——信仰，并非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内心里爱的力量的觉醒。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当《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阿辽沙因佐西马长老的尸体发臭而动摇了对上帝的信念之后，却仍未放弃对信仰的追求。“关于臭味的问题，不久前在他看来还是那样可怕而且丢脸”。然而在祈祷时，阿辽沙在自心纷乱的思绪中却观察到“某种总的坚定而使人慰藉的心情在主宰着他的心灵”。那是传自佐西马长老的一种可贵的宗教品质“爱与宽恕”。佐西马长老一生的主要思想便是：“凡爱人的必爱他们的快乐。”正是凭借这一理念的信心，阿辽沙在祈祷中仿佛感觉到他的心灵“与另一个世界相沟通”，并由此激发出爱并宽恕一切人的强烈愿望，而这一思想成为他今后实践道德理想的强大原动力。
在一八七六年给阿列克谢耶夫的书信中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强调过“美的理想”的重要性，作家认为：“若缺乏精神生活，缺乏美的理想，人就会忧伤，死亡，发疯，自杀，或者沉湎于种种多神教的幻想。”“在人们的心里，内心有了这种理想，彼此就会亲如兄弟，那时候彼此就会互助……”虽然对宗教信仰一直抱有怀疑态度，但是作家并不认为人应该完全放弃信仰，相反作家一直设想在一个更宽泛的角度重新诠释信仰的意义。透过理想主义哲学的视角，基督等神圣的概念在作家笔下已转换成了“美的理想”的化身，是人类可以通过践行博爱宽恕的义理能最终实现的目标。在作家看来，人类唯有在这一道德理想的感召下，不断发展精神中崇高的一面，才能从痛苦的心理分裂状态中走出来，最终实现生命的真正回归。
参考文献：
[1]陈燊.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郭家申，袁亚楠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2]格罗斯曼.陀斯妥耶夫斯基传.王建夫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
[3]蒋承勇.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4]程正民.俄国作家创作心理研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5]何怀民.假如没有上帝世界如何可能.南昌大学学报，1999（1）.
[6]傅景川.陀斯妥耶夫斯基与现代派.外国文学研究，1998（5）.
[7]张巧丽.浅谈陀斯妥耶夫斯基理想中的宗教.外国文学研究，1999（2）.
[8]Leatherbarrow，W.J.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ostoevski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关键词： 人格分裂 复活 博爱 宽恕 道德理想
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时代正是俄国农奴制土崩瓦解，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过渡时期”，整个社会危机四伏，矛盾重重。正如当时的一位保守人士在日记中记述的那样：“悲惨的景象就代表了我们当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恢弘的志向，没有公正司法，没有朴实，没有互相敬重的风尚，一句话——没有任何道德力量健康自然，蓬勃发展的证明。”这是一个新旧价值观念发生尖锐冲突的时期。伴随着信仰失落而来的，是道德的失落和人性的裂变。面对西方思潮对于本土文化及信仰的强烈冲击，人们在思想上陷入极度的困扰之中。对此，作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探索。在经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抉择之后，作家最后对于重建和谐社会作出了先知般的预言：唯有信仰，唯有爱，才能拯救世界。这一信念在作家多篇小说的人物形象创作中，不同角色的配置中，以及这些小说的情节发展的逻辑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众多具有双重人格的人物形象
作为发展心理和意识描写的一代宗师，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深层心理活动的描写，尤其善于表现于善恶交织的双重心理。作家通过独白中的双声语，自我对话和内心冲突的外在流露等表现手法，将当时处于动荡激变的转折时期的俄国社会大众内心深处理想与现实、善与恶、崇高与卑劣的激烈冲突与斗争，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在小说《罪与罚》中，作者对于“超人”哲学实验者的心理进行了深入的刻画与分析。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把人分为“常人”和“非常人”，“前者只能听命于人，逆来顺受，而后者则可以超越道德和法律，自由表现意志，为所欲为”。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像拿破仑一样的“非常人”，他便以杀富济贫为借口，谋杀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他证明了自己的“权力”，却发现自己内心恐惧不安，根本没有“不平凡者”铜铸般的性格，相反，另一个平凡的自我却一再地跳出来谴责自己。两个自我频频展开争辩，拉斯柯尔尼科夫因此陷入内心冲突的漩涡而难以自拔。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富哲理性的作品，小说反映了无神论与东正教思想的冲突与斗争。德米特里和伊凡兄弟二人因为身上有“上帝的自我”和“兽的自我”的矛盾与冲突，产生了一系列精神痛苦。神性与魔性的作用在伊凡的身上表现为两极的人格特征：他不忍心看见孩子的泪水，却毫无人性地唆使杀父的恶行；他主张人道主义精神，却不人道地妨害他人。上帝的问题构成了伊凡思想危机的核心，究竟要不要上帝？有没有灵魂不死？如果没有上帝，则“一切都可以被许可，兽的自我就会抛开一切道德原则，滑向罪恶的深渊”。不可调和的内心冲突在最后一章幻化成他与魔鬼之间的争辩，两者的较量反映了在个人主义思潮的冲击下，知识青年内心的痛苦裂变。
伊凡的哥哥德米特里生活放荡，性情暴烈，但同时又坦率慷慨。他狂热冲动地追逐酒色之欲，却又崇敬上帝，畏惧“十诫”；他拯为所欲为，追求欲望的满足，却又在放纵的生活中感到痛苦，渴望有种神圣的力量拯救自己脱离苦海。高尚与卑鄙，理想与堕落，美与丑，善与恶的冲突与交织构成了德米特里心理对话的一大特征，也是造成他命运沉浮的根源所在。
在《白痴》中，同样地由于信仰的失落，善恶界限的模糊，使罗戈任陷于对娜斯塔霞的狂热的情欲之中不能自拔，欲对情敌杀之而后快，却又为公爵圣徒般的精神所感动，不想再嫉妒梅什金公爵与娜斯塔霞的精神之爱，而愿以兄弟之情对待他。内心同样也备受煎熬。
通过众多分裂人格的形象刻画，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揭示出当时动荡激变转折时期的俄国社会，各类思想的复繁与交锋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与迷惘；从这些内心冲突本身折射出一些积极的社会意义：作家认为，内心分裂是内心良心尚存的表现。内心分裂的人格往往表现为“思善不能，行恶不忍”。虽然从罪行上不见有什么差异，都是为了贪欲或私利而造恶于人，但是由于良心尚存，这些造恶者不能宽恕自己不道德的行为，于是心灵变成了激烈斗争的战场，生命在善与恶的不断对抗中走向最终的分裂。
二、照亮黑暗世界的爱心天使
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看到当时的社会充满罪恶与苦难，但同时又认识到：唯其如此，人类才有新生的基础。维·伊万诺夫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中灵魂是活的和充满生机的，有时全部都趋于死亡，但又常常趋向复活或已经复活。”这个复活过程是需要信念和希望的引导的，更需要大爱精神的感化的。在陀氏的作品中出现了众多代表人类高尚精神层面的人物形象，如《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辽沙，以及《罪与罚》中的索尼娅等。他们都有着纯洁高尚的心灵和仁慈的爱心，对于苦难众生怀有深切的同情，“自愿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去代为偿还人们所欠下的苦难和不幸的宿债”。
在《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看来，“同情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唯一法则”，他深切地关怀与同情所有被践踏被损害的人们。他感化并带动孩子们关心和帮助曾遭受鄙视和唾弃的弃儿玛丽，在关爱和珍视中帮助她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为了拯救备受蹂躏与伤害的女主人公娜斯塔霞，他将自身的名誉、幸福乃至生命都弃之不顾。虽然他这份单纯而美好的爱心遭到了现实力量的拒斥，也没能改变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但在当时混乱颠倒的世界里，他这份纯洁而无私的爱意，恰如黑夜里的一盏明灯，点燃了人们心头的希望。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多次被冠以天使称呼的阿辽沙，纯真善良，信仰坚定。他的处世态度是博爱与宽容，一直在积极地帮助和关怀他人。这位悲天悯人的年轻人，始终在思考如何拯救和改造人类社会，一直在梦想着“一切人都成为圣者，互相友爱，不分贫富，没有高低”。对于伤害过自己的伊留莎，他却一直回报以深深的理解与同情，并关怀对方到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当父亲与兄长间爆发出尖锐冲突时，他不偏不倚，“本着善良的愿望，四处奔波调解”。作为作家笔下的理想人格形象，阿辽沙以其高尚无私的精神发挥示范世人的作用。 与当时流行的利己主义思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罪与罚》中妓女索尼娅的无私人格。索尼娅恭顺，忍让，甘于受苦，富于牺牲精神。为了养活自己的双亲和弟妹，她甘愿出卖自己的肉体，却因此横遭周围人们的蔑视和唾弃。然而，对于任何羞辱她都加以理解和宽恕，她的人生信条是“对任何人小心，和气，顺从是可以消灾免祸的”。通过承受苦难与不幸，索尼娅净化了自己的人格，诠释了大爱的真谛，最终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蒙其感化，并最终与之携手走向赎罪道路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在内心里曾说：“只要这世界存在，索尼娅就是永存的！”这句话是对索尼娅这种敢于承受苦难，无私博爱精神的高度赞扬。
通过塑造出梅什金公爵、阿辽沙和索尼娅等圣徒般的高尚人物形象，作家表达了其对于人类社会使命的深入思考和对于未来发展方向的设想。那就是以博爱精神温暖世间，凭信仰之力和谐生命。观待这些高尚人物，任何人都会受到灵魂的拷问，并会重新审思未来人类的出路。也许作者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在无法逃遁的人间苦难面前，唯有无条件地承担，无保留地牺牲。唯其如此，生命才能获得价值与意义。这种忍耐宽恕的品质需要在坚定信仰的支撑下下才能得以实现。
三、“上帝”的感召与转化
在一八五四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致信给冯维辛娜：“我是时代的孩童，直到现在，甚至（我知道这一点）直到进入坟墓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童。”然而，在随后的文字中，作家却告诉对方：“这种对信仰的渴望使我过去和现在经受了多少可怕的折磨啊！我的反对的论据越多，我心中的这种渴望就越强烈。”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相信有一个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独立自在”的上帝，并因此曾备受精神煎熬。然而，出于对于真、善和美的渴望，对于心灵关怀的需求，“上帝”在作家的心灵深处最终被复活了：“我爱人，也认为自己被人所爱，正是在这种时刻，我心中形成了宗教的信仰。”这时的信仰与其说是一种宗教崇拜，毋宁说是作家通过理性选择的一种道德理想，是一个引导性灵成长的完美象征。
这一道德理想存在的巨大意义在于它可以唤醒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能够使人们感受到爱与被爱，能赋予人们战胜黑暗与丑恶的力量。《罪与罚》中索尼娅之所以能默默地经受侮辱、不幸与苦难，并在屈辱中坚韧地生存下来，并让心灵不遭受半点污染，这都是因为她内心里对于上帝的虔信。她说：“没有上帝，我能做什么呢？”拉斯柯尼科夫曾嘲笑索尼娅说：“那么上帝答谢你，给你做了什么呢？”索尼娅却一反常态地驳斥道：“别说了！别问我！你不配！……”索尼娅柔弱善良的外表下隐藏着极其坚定的信心，而正是这种积极的信念使得她在卑微的境遇中还保有人格的尊严。
同样的，正是在这种强大的道德力量的感召下，在那个惊心动魄的黑夜里面，杀人后的拉斯柯尼科夫跪倒在这个高贵的妓女索尼娅脚下说：“我不是向你下跪，而是向人类的一切苦难下跪！”能使得拉斯柯尼科夫的道德复活的力量是爱，是索尼娅的爱，而这股爱的力量昭示出人性中至善、至真、至纯的一面，那是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具备的一个层面，但唯有凭着虔诚的信仰，人们才能够开启它。因此，当服役中的拉斯柯尼科夫在索尼娅无私大爱精神的感召下，最终决定以对方的信仰为自己的信仰时，作家告诉我们：“一个新的故事已经开始，这是一个人逐渐获得新生的故事，是一个人逐渐洗心革面、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故事。”是内心从分裂走向统一，思想由苦闷绝望走向希望与光明的美好故事的新开端。
然而，在作家看来，给人类重新注入强大“生命气息”的来源——信仰，并非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内心里爱的力量的觉醒。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当《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阿辽沙因佐西马长老的尸体发臭而动摇了对上帝的信念之后，却仍未放弃对信仰的追求。“关于臭味的问题，不久前在他看来还是那样可怕而且丢脸”。然而在祈祷时，阿辽沙在自心纷乱的思绪中却观察到“某种总的坚定而使人慰藉的心情在主宰着他的心灵”。那是传自佐西马长老的一种可贵的宗教品质“爱与宽恕”。佐西马长老一生的主要思想便是：“凡爱人的必爱他们的快乐。”正是凭借这一理念的信心，阿辽沙在祈祷中仿佛感觉到他的心灵“与另一个世界相沟通”，并由此激发出爱并宽恕一切人的强烈愿望，而这一思想成为他今后实践道德理想的强大原动力。
在一八七六年给阿列克谢耶夫的书信中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强调过“美的理想”的重要性，作家认为：“若缺乏精神生活，缺乏美的理想，人就会忧伤，死亡，发疯，自杀，或者沉湎于种种多神教的幻想。”“在人们的心里，内心有了这种理想，彼此就会亲如兄弟，那时候彼此就会互助……”虽然对宗教信仰一直抱有怀疑态度，但是作家并不认为人应该完全放弃信仰，相反作家一直设想在一个更宽泛的角度重新诠释信仰的意义。透过理想主义哲学的视角，基督等神圣的概念在作家笔下已转换成了“美的理想”的化身，是人类可以通过践行博爱宽恕的义理能最终实现的目标。在作家看来，人类唯有在这一道德理想的感召下，不断发展精神中崇高的一面，才能从痛苦的心理分裂状态中走出来，最终实现生命的真正回归。
参考文献：
[1]陈燊.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郭家申，袁亚楠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2]格罗斯曼.陀斯妥耶夫斯基传.王建夫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
[3]蒋承勇.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4]程正民.俄国作家创作心理研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5]何怀民.假如没有上帝世界如何可能.南昌大学学报，1999（1）.
[6]傅景川.陀斯妥耶夫斯基与现代派.外国文学研究，1998（5）.
[7]张巧丽.浅谈陀斯妥耶夫斯基理想中的宗教.外国文学研究，1999（2）.
[8]Leatherbarrow，W.J.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ostoevski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