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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紧急叫停海南、广东江门违规调整中小学教材行为，但却难以摆脱权力寻租和垄断保护的舆论质疑漩涡。
早从2001年开始，我国就顺应世界趋势和现实需求，着力打破“大一统”的教材垄断格局，推行教材多样化建设，以期激活“百花齐放”的竞争活力，增加教材选用时的灵活性和激发教材质量提升。
然而，理想虽丰满，现实却骨感，好经屡屡被念歪。为何一些地方频频出现类似违规事件，不惜牺牲教学质量和师生权益？教材市场争夺战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利益博弈？
权力插手市场 利益干预竞争
距教育部下发关于“2013年秋季学期各地仍沿用2012年使用的教材版本”的通知还未满月，海南省、广东江门市对学生教材予以大面积更换。虽然两地违规更换教材的行为及时被叫停，但公众追问并未停止：违规闹剧背后，是否存在权力寻租、利益作祟？
公众的质疑并非杞人忧天，大规模更换教材版本的事件也不止一次发生。部分地方检察机关查处案件情况显示，教材出版发行已成为商业贿赂多发领域。
“教材是一块‘肥肉’，出版商在每个省都安排专门人员甚至团队跑关系，使出各种手段对相关领导进行公关，想尽办法为自己的教材攻城略地。”西部某省教育厅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说。
北京一位资深教材出版人士也坦言，仅中小学教材一项，每年市场规模就高达300亿元。每一次教材更换，都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割。“金钱开路，左右地方教育部门选用教材”，是教材出版界的潜规则。
“一家出版社在某省的代理商，为把教材打进某市，一次拿出20多万元给当地教育部门，结果该地区教育部门领导不顾教育部不许中途更换教材版本的指令，一个学期内就把一至九年级的某主科教材版本全部换成了代理商推销的教材版本。”知情人士透露说。
“教材选用上行政干预过度。”教育部西南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安平说，一些地方教育部门随意调整已经选定或正在使用的教材，教材选用委员会权威得不到保障，部门或个人从中捞取好处。
“教材选用必须要以保证教学质量和师生权益为前提。”2l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尽管进入目录的教材已经过教育部筛选，但质量和服务仍有高低之分，如果因为利益驱使指定教材，破坏了“优胜劣汰”和质量竞争法则，对于教材和教学质量也有消极影响，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联手施压强买 坐享垄断分利
虽然教育部三令五申“严禁增删书目”，但很多地方教育部门依然我行我素，以指定版本或删减书目方式，实现对地方出版集团的保护。其中，较为普遍采用的是强制“租型”。
所谓“租型”，即教材原创单位将通过教育部审定通过的中小学教材定稿制作成胶片交给通常为省级出版集团或总社的租型单位，由其转手将胶片交给印刷厂印制教材，由新华书店发行。在这一链条上，租型单位、印刷厂、新华书店分别拿走教材总价格的约27%、42%和25%，剩给原创出版社只有约3%。
“假设一本教材定价10块钱，原创出版社仅剩3毛钱毛利润，根本不够支付教材维护、修订、培训费用，这无异于‘杀鸡取卵’。”北京一家出版社负责人说。
这种看起来并不公平的交易却是通过“强买”完成的。一些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部分地方强行规定外省市教材进入“领地”必须同意“租型”，否则不列入或撤下本省《教学用书目录》，或直接调换为接受租型的出版社教材。
一些出版社则以市场份额要占到50%左右作为“租型”合作的条件，而地方出版集团也往往以提供数百万元甚至千万元培训费的名义作为回报，从而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同盟”。
此次海南更换采取“租型”的“人教版”教材，其唯一代理单位为海南凤凰新华教材出版发行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涉及教育行政部门、出版发行部门、出版社等多方面的利益分配，十分敏感，不方便多说，“怎么解释都会损害一方的经济利益。”
教育科学出版社一位部门负责人向记者坦言，行业里要求“租型”省份很多，背后是地方垄断利益保护，不利于教材质量的不断完善提高。而另一家知名出版社社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用“水很深”“水很混”来形容当前的教材市场。
“一些省级教育部门和当地出版集团沆瀣一气，出版集团和原创出版社结成利益联盟，频繁更换其他出版社的教材，可能会出现教师吃不准教材、教辅材料重新更换、影响教学质量的后果。”周安平说。
对此，一些中小学教师反映，个别教材出版商由于资金回笼困难，不愿或无力修订、完善教材，会使课改的初衷落空。
严查权力寻租 消除地方保护
分割每年估计约600亿元的中小学生教材教辅材料“蛋糕”，要以引入竞争机制来保证多样性，提高教材质量和教育效果，消除权力寻租和地方保护的温床，避免由原来的“大一统”沦为“小一统”。
“对于违规更换或指定教材现象，必须深查背后有无存在权力寻租问题。一经发现，绝不姑息。”海口一中的一位教师建议。
与此同时，也必须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狭隘的部门利益驱动，避免由原来的“大一统”沦为“小一统”。
“行政色彩过于浓厚，是目前中小学教材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熊丙奇说，要切断教育行政部门和当地出版集团之间的利益输送通道，减少行政干预，建立公正、透明、民主、科学的教材选用机制，充分尊重学校、老师和学生的选用权利，真正实现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保护教材编写者和团队的利益和积极性，才能充分保证让优秀教材脱颖而出和教材多样化战略顺利实施，也才能不断完善提高教材质量。
而作为重要配套的是，必须完善相关规定，设置更多“硬杠杠”。
“教育部目前的教材选用办法没有对违规将会受到何种处罚做出实质性规定，也缺少有效监督、问责手段。”周安平表示，现有选用教材的规则亟待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特别是应加强、细化监督和问责的条款。
另外，教材多样化建设是国家基础教育改革的一项长期基本方针，但相关规定中并无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底线”，特别是每个省单一学科的品种以及比例。
“中小学教材选用管理办法一定要规定，每学科供选用的教材版本不应低于三种，同一版本原则上不应超过本省区市学生使用量的50%。不符合规定的，教材选用工作领导小组可以进行相应调控。”西南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宋乃庆在给教育部的建议中说。
早从2001年开始，我国就顺应世界趋势和现实需求，着力打破“大一统”的教材垄断格局，推行教材多样化建设，以期激活“百花齐放”的竞争活力，增加教材选用时的灵活性和激发教材质量提升。
然而，理想虽丰满，现实却骨感，好经屡屡被念歪。为何一些地方频频出现类似违规事件，不惜牺牲教学质量和师生权益？教材市场争夺战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利益博弈？
权力插手市场 利益干预竞争
距教育部下发关于“2013年秋季学期各地仍沿用2012年使用的教材版本”的通知还未满月，海南省、广东江门市对学生教材予以大面积更换。虽然两地违规更换教材的行为及时被叫停，但公众追问并未停止：违规闹剧背后，是否存在权力寻租、利益作祟？
公众的质疑并非杞人忧天，大规模更换教材版本的事件也不止一次发生。部分地方检察机关查处案件情况显示，教材出版发行已成为商业贿赂多发领域。
“教材是一块‘肥肉’，出版商在每个省都安排专门人员甚至团队跑关系，使出各种手段对相关领导进行公关，想尽办法为自己的教材攻城略地。”西部某省教育厅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说。
北京一位资深教材出版人士也坦言，仅中小学教材一项，每年市场规模就高达300亿元。每一次教材更换，都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割。“金钱开路，左右地方教育部门选用教材”，是教材出版界的潜规则。
“一家出版社在某省的代理商，为把教材打进某市，一次拿出20多万元给当地教育部门，结果该地区教育部门领导不顾教育部不许中途更换教材版本的指令，一个学期内就把一至九年级的某主科教材版本全部换成了代理商推销的教材版本。”知情人士透露说。
“教材选用上行政干预过度。”教育部西南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安平说，一些地方教育部门随意调整已经选定或正在使用的教材，教材选用委员会权威得不到保障，部门或个人从中捞取好处。
“教材选用必须要以保证教学质量和师生权益为前提。”2l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尽管进入目录的教材已经过教育部筛选，但质量和服务仍有高低之分，如果因为利益驱使指定教材，破坏了“优胜劣汰”和质量竞争法则，对于教材和教学质量也有消极影响，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联手施压强买 坐享垄断分利
虽然教育部三令五申“严禁增删书目”，但很多地方教育部门依然我行我素，以指定版本或删减书目方式，实现对地方出版集团的保护。其中，较为普遍采用的是强制“租型”。
所谓“租型”，即教材原创单位将通过教育部审定通过的中小学教材定稿制作成胶片交给通常为省级出版集团或总社的租型单位，由其转手将胶片交给印刷厂印制教材，由新华书店发行。在这一链条上，租型单位、印刷厂、新华书店分别拿走教材总价格的约27%、42%和25%，剩给原创出版社只有约3%。
“假设一本教材定价10块钱，原创出版社仅剩3毛钱毛利润，根本不够支付教材维护、修订、培训费用，这无异于‘杀鸡取卵’。”北京一家出版社负责人说。
这种看起来并不公平的交易却是通过“强买”完成的。一些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部分地方强行规定外省市教材进入“领地”必须同意“租型”，否则不列入或撤下本省《教学用书目录》，或直接调换为接受租型的出版社教材。
一些出版社则以市场份额要占到50%左右作为“租型”合作的条件，而地方出版集团也往往以提供数百万元甚至千万元培训费的名义作为回报，从而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同盟”。
此次海南更换采取“租型”的“人教版”教材，其唯一代理单位为海南凤凰新华教材出版发行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涉及教育行政部门、出版发行部门、出版社等多方面的利益分配，十分敏感，不方便多说，“怎么解释都会损害一方的经济利益。”
教育科学出版社一位部门负责人向记者坦言，行业里要求“租型”省份很多，背后是地方垄断利益保护，不利于教材质量的不断完善提高。而另一家知名出版社社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用“水很深”“水很混”来形容当前的教材市场。
“一些省级教育部门和当地出版集团沆瀣一气，出版集团和原创出版社结成利益联盟，频繁更换其他出版社的教材，可能会出现教师吃不准教材、教辅材料重新更换、影响教学质量的后果。”周安平说。
对此，一些中小学教师反映，个别教材出版商由于资金回笼困难，不愿或无力修订、完善教材，会使课改的初衷落空。
严查权力寻租 消除地方保护
分割每年估计约600亿元的中小学生教材教辅材料“蛋糕”，要以引入竞争机制来保证多样性，提高教材质量和教育效果，消除权力寻租和地方保护的温床，避免由原来的“大一统”沦为“小一统”。
“对于违规更换或指定教材现象，必须深查背后有无存在权力寻租问题。一经发现，绝不姑息。”海口一中的一位教师建议。
与此同时，也必须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狭隘的部门利益驱动，避免由原来的“大一统”沦为“小一统”。
“行政色彩过于浓厚，是目前中小学教材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熊丙奇说，要切断教育行政部门和当地出版集团之间的利益输送通道，减少行政干预，建立公正、透明、民主、科学的教材选用机制，充分尊重学校、老师和学生的选用权利，真正实现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保护教材编写者和团队的利益和积极性，才能充分保证让优秀教材脱颖而出和教材多样化战略顺利实施，也才能不断完善提高教材质量。
而作为重要配套的是，必须完善相关规定，设置更多“硬杠杠”。
“教育部目前的教材选用办法没有对违规将会受到何种处罚做出实质性规定，也缺少有效监督、问责手段。”周安平表示，现有选用教材的规则亟待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特别是应加强、细化监督和问责的条款。
另外，教材多样化建设是国家基础教育改革的一项长期基本方针，但相关规定中并无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底线”，特别是每个省单一学科的品种以及比例。
“中小学教材选用管理办法一定要规定，每学科供选用的教材版本不应低于三种，同一版本原则上不应超过本省区市学生使用量的50%。不符合规定的，教材选用工作领导小组可以进行相应调控。”西南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宋乃庆在给教育部的建议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