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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与政治病毒交织，抗疫与抗议叠加，令美国一下子陷入动荡不休的局面。一段时间以来，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美国国内形势的发展，不少人猜测美国是否已经病入膏肓，会从此一蹶不振。如何诊断美国乱局的本质，如何把握美国未来的战略走势，是一个值得深长思之的重大课题。
毋庸讳言，当下美国正在经历一个混乱时期，类似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困扰下陷入混乱的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也类似于19世纪80年代镀金时代的美国，乱象丛生，不得安宁。要理解“美国之乱”并不容易，对一些现象的理解尤其不能流于表面。
事实上，从美国立国之初，政治上的混乱就是一种常态，美国的制宪先驱们在制度上就设计了一个分权制衡的“混乱”局面，美国社会内部成千上万社团在公共事务上争雄斗胜，乱作一团，在美国人看来是正常的“自然状态”。19世纪30年代，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游历美国之后，惊奇地发现协会成为美国民主的载体，也是理解美国政治奥秘的钥匙。
移民社会的国情、幅员辽阔的国土、重商实用的品行，都塑造了美国人爱管闲事和争吵辩论的性格，不仅街头抗议乃家常便饭，即便是社会骚乱对很多人来说也是见怪不怪。
建国至今的两百多年时间内，美国经历了独立战争、南北战争、进步主义、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冷战、民权运动、全球金融危机等众多足以动摇国本的危局和乱局，但最终都化险为夷。回顾历史，美国很多次都是在面对混乱和压力的生死关头，塑造出新的社会共识，甚至启动一场新的社会改革运动。
从这个视角看，美国时下的混乱并不是问题的本质，而依然是问题的现象，是美国多年来“政治极化”和“政治保守化”的一种社会产物。
导致美国当下乱局的根本原因是民主的困惑。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自诩为自由民主的典范，甚至不遗余力在世界各地推动所谓的“民主输出”。然而，以“华盛顿共识”和“颜色革命”为主要旗帜的民主战略，非但没给其他国家带来所谓的“福音”，反而在拉美、非洲、中东、东欧等世界各地造成了更大混乱，导致当地秩序崩溃，民不聊生。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在海外受挫的同时，国内也不时呈现出类似的“民主困惑”。从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萨缪尔·亨廷顿对“我们是谁”的“认同困惑”，到曾经高唱“历史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对“政治衰败”的忧虑，近年来反思美国民主实践的声音越来越多，甚至有学者激进地指出要“反对民主”“取消选举”，“把国王请回来”。
不少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对1700多项政策的制定过程进行研究，发现90%以上的政策实际上为亿万富翁所控制，美国的民主走向了反面，成了“金钱的民主”，越来越多学者开始讨论“极化的美国”“否决式政体”以及打破政治僵局的出路。民主的初衷走向了民主的反面，此种吊诡的“逻辑悖反”不仅是美国的悲剧，更是民主的悲剧。
近年来，美国国内不少人都在苦苦思索走出当前“民主困惑”的路径，为此也做出不懈努力。比如“创新资本主义”“包容资本主义”“新公益运动”等形形色色的声音此起彼伏。然而，迄今为止，所有这些努力都还没有形成美国社会的共识。
尤其是一些美国政客越来越以美国面临国际恐怖主义、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崛起等所谓“安全威胁”为借口，在“塑造敌人”的道路上执迷不悟，越陷越深，甚至提出了“新冷战”“脱钩”“退群”“筑墙”“排外”等充满腐朽气息的言论，令原本和平发展的世界被蒙上了战略对抗的阴影。实际上，对这些政客而言，真正的敌人并非来自美国之外，而是来自其内心深处的战略心魔。
美国目前陷入混乱，而美国混乱的根本原因来自自身“民主的困惑”，这一困惑并非来自某些美国政客鼓吹的“外来威胁”，而是来自美国制度自身。美国要想真正解决自身的“民主困惑”，需要来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甚至需要在制度发展上探索新路。
换而言之，“美国之乱”只是表面现象，真正本质是“美国之变”。当下的美国政坛和社会看上去乱哄哄，各种力量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很可能像美国历史上多次危急关头，内在地孕育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化。这一变化能否成功，既取决于客观上的时代潮流，更取决于美国社会各界的主观努力。从可见的未来视之，主要存在三种可能前景。
第一种可能是新进步主义的改革。如果美国主流建制派在政治层面能够取得政治共识，直面美国政治制度存在的极化和分化问题，积极推动民主制度改革和创新，对美国自由民主形成明确的改革方案，以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少数族裔和新社会群体的包容性，美国社会中急剧的贫富分化、种族问题、性别问题、族群问题等皆有可能在新的政治制度框架內得到释放，从而迎来新进步主义改革的前景。
第二种可能是新社会主义的改革。如果美国社会各界能够在社会层面取得社会共识，对改造美国社会制度形成一揽子的系统方案，建立起美国包括白人、少数族裔和新社会群体共同接受的社会民主方案，美国社会内部的诸多问题则可能通过新的社会制度框架得到解决，从而迎来新社会主义改革的前景。
第三种可能则是一些美国国内政治学者开始担忧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前景。如果美国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各界均无法达成共识，美国社会的混乱可能会在客观上要求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领导集团以维护社会秩序，美国现有的问题不能在制度内得到释放和解决，只能在制度内继续积聚，最终可能会陷入新法西斯主义的泥淖。
（摘自6月15日《环球时报》。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教授）
美国之乱
毋庸讳言，当下美国正在经历一个混乱时期，类似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困扰下陷入混乱的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也类似于19世纪80年代镀金时代的美国，乱象丛生，不得安宁。要理解“美国之乱”并不容易，对一些现象的理解尤其不能流于表面。
事实上，从美国立国之初，政治上的混乱就是一种常态，美国的制宪先驱们在制度上就设计了一个分权制衡的“混乱”局面，美国社会内部成千上万社团在公共事务上争雄斗胜，乱作一团，在美国人看来是正常的“自然状态”。19世纪30年代，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游历美国之后，惊奇地发现协会成为美国民主的载体，也是理解美国政治奥秘的钥匙。
移民社会的国情、幅员辽阔的国土、重商实用的品行，都塑造了美国人爱管闲事和争吵辩论的性格，不仅街头抗议乃家常便饭，即便是社会骚乱对很多人来说也是见怪不怪。
建国至今的两百多年时间内，美国经历了独立战争、南北战争、进步主义、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冷战、民权运动、全球金融危机等众多足以动摇国本的危局和乱局，但最终都化险为夷。回顾历史，美国很多次都是在面对混乱和压力的生死关头，塑造出新的社会共识，甚至启动一场新的社会改革运动。
从这个视角看，美国时下的混乱并不是问题的本质，而依然是问题的现象，是美国多年来“政治极化”和“政治保守化”的一种社会产物。
美国之惑
导致美国当下乱局的根本原因是民主的困惑。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自诩为自由民主的典范，甚至不遗余力在世界各地推动所谓的“民主输出”。然而，以“华盛顿共识”和“颜色革命”为主要旗帜的民主战略，非但没给其他国家带来所谓的“福音”，反而在拉美、非洲、中东、东欧等世界各地造成了更大混乱，导致当地秩序崩溃，民不聊生。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在海外受挫的同时，国内也不时呈现出类似的“民主困惑”。从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萨缪尔·亨廷顿对“我们是谁”的“认同困惑”，到曾经高唱“历史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对“政治衰败”的忧虑，近年来反思美国民主实践的声音越来越多，甚至有学者激进地指出要“反对民主”“取消选举”，“把国王请回来”。
不少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对1700多项政策的制定过程进行研究，发现90%以上的政策实际上为亿万富翁所控制，美国的民主走向了反面，成了“金钱的民主”，越来越多学者开始讨论“极化的美国”“否决式政体”以及打破政治僵局的出路。民主的初衷走向了民主的反面，此种吊诡的“逻辑悖反”不仅是美国的悲剧，更是民主的悲剧。
近年来，美国国内不少人都在苦苦思索走出当前“民主困惑”的路径，为此也做出不懈努力。比如“创新资本主义”“包容资本主义”“新公益运动”等形形色色的声音此起彼伏。然而，迄今为止，所有这些努力都还没有形成美国社会的共识。
尤其是一些美国政客越来越以美国面临国际恐怖主义、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崛起等所谓“安全威胁”为借口，在“塑造敌人”的道路上执迷不悟，越陷越深，甚至提出了“新冷战”“脱钩”“退群”“筑墙”“排外”等充满腐朽气息的言论，令原本和平发展的世界被蒙上了战略对抗的阴影。实际上，对这些政客而言，真正的敌人并非来自美国之外，而是来自其内心深处的战略心魔。
美国之变
美国目前陷入混乱，而美国混乱的根本原因来自自身“民主的困惑”，这一困惑并非来自某些美国政客鼓吹的“外来威胁”，而是来自美国制度自身。美国要想真正解决自身的“民主困惑”，需要来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甚至需要在制度发展上探索新路。
换而言之，“美国之乱”只是表面现象，真正本质是“美国之变”。当下的美国政坛和社会看上去乱哄哄，各种力量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很可能像美国历史上多次危急关头，内在地孕育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化。这一变化能否成功，既取决于客观上的时代潮流，更取决于美国社会各界的主观努力。从可见的未来视之，主要存在三种可能前景。
第一种可能是新进步主义的改革。如果美国主流建制派在政治层面能够取得政治共识，直面美国政治制度存在的极化和分化问题，积极推动民主制度改革和创新，对美国自由民主形成明确的改革方案，以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少数族裔和新社会群体的包容性，美国社会中急剧的贫富分化、种族问题、性别问题、族群问题等皆有可能在新的政治制度框架內得到释放，从而迎来新进步主义改革的前景。
第二种可能是新社会主义的改革。如果美国社会各界能够在社会层面取得社会共识，对改造美国社会制度形成一揽子的系统方案，建立起美国包括白人、少数族裔和新社会群体共同接受的社会民主方案，美国社会内部的诸多问题则可能通过新的社会制度框架得到解决，从而迎来新社会主义改革的前景。
第三种可能则是一些美国国内政治学者开始担忧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前景。如果美国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各界均无法达成共识，美国社会的混乱可能会在客观上要求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领导集团以维护社会秩序，美国现有的问题不能在制度内得到释放和解决，只能在制度内继续积聚，最终可能会陷入新法西斯主义的泥淖。
（摘自6月15日《环球时报》。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