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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三大古剧文化的发展与成熟，皆涉都市形成、经济发展、大众文化需求，以及有较长篇幅的通俗叙事文学的发达等因素。但三者的形成又有早晚之分，其更为可证的原因在于它们所依赖题材的有长度叙事文学的发达有早晚。汉民族的神话及长篇史诗流失，使中国有长度通俗叙事文学的发达推后了千余年，也使中国戏曲的成熟晚于古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千余年。中国小说戏曲同源共流，有长度小说发展成熟一样偏晚便是明证。
[关键词]中国戏曲；有长度叙事文学；宋元杂剧
[中图分类号]I207.3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729（2007）01-0083-03
（一）
中国戏曲在十二三世纪的北宋末至元初方始成熟[1](P80) ，这比无论古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都晚了千余年。有学者认为中国戏曲之所以发展迟缓，最大原因在于“文人以戏曲为下等的艺术，为以娱乐他人为业的‘弄人’们的专业，不屑去顾问他”[2]。这一说法一定程度来源于对下述史实的注意：元代统治者曾停止科举70余年，致使文人改变了以往对民间艺术的轻视态度，投身杂剧剧本的创作，因而才有元杂剧的兴盛。不过这一史实只能说明元杂剧兴盛的某些方面的原因——文人与民间戏曲艺术相结合有利于戏剧艺术的进步，但却不能说明12世纪后期南宋戏文的发展与渐次繁荣，不能说明杂剧何以在北宋末就已形成较完整的艺术形态，因为南宋与北宋并未出现文人地位降低的问题，也不存在改变对民间艺术的态度这样的状况，相反，南宋科举名额还有所扩大，文人也普遍轻视民间艺术。
有些学者从城市经济发展与平民文化需求的角度来解释中国戏曲何以起源甚早而成熟甚迟的原因：“戏曲的发展需要艺人的职业化。因此都市的出现、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大量存在和艺术经验充分的积累都是先决的条件。而这些条件直到北宋末即12世纪之初才完全具备。”[3](P77)“古剧……自民间来，以满足平民阶层的娱乐消闲为第一要点。因此，它的成熟期也非要等待中国农业社会演化的结果：宋代呈现出一个具体而微的‘大众市民社会’不可了。”[4]戏剧的最终形式是舞台演出，因而成为古代普通文化阶层乃至文盲娱乐欣赏的对象，戏剧便总是和剧团、剧场联系在一起，其建设与维持要有一定的费用，需仰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都市的繁荣，甚至是宫廷的扶持。中国宋王朝农业蕃庶，汴、杭都是人口百万的都会，商业繁荣，瓦肆勾栏兴盛。同样，古希腊雅典城邦工商业繁荣，民主制催熟了平民阶层文化，戏剧成为大、小奴隶主的主要娱乐对象；印度孔雀与笈多王朝经济繁荣，首都华氏城麇集豪门贵族，农村公社自由民阶层广大，梵剧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
但局限于经济文化发展来谈戏剧成熟的条件未免失之笼统。确实，古希腊戏剧活动的繁盛颇得力于城邦国家的资助；而从梵剧多搬演帝王将相事，王朝中一再出现奖掖文艺的国王这些征象看，它也相当程度地是在宫廷中演出并由宫廷扶持的。但中国戏曲也并不都如宋元杂剧那样依赖于瓦肆勾栏中商业性经营，中国宋以前的歌舞戏剧活动，同样不缺乏在宫廷、贵族中流行的例子。汉代角抵戏由民间进入宫廷，成为宫廷艺术，排场华丽；唐代玄宗更设内外教坊、梨园、太常寺三大文艺机构，教习串演器乐、歌舞百戏，规模宏大。一样有宫廷扶持，何以汉唐不能产生如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那样成熟的戏剧呢？这里最难确定的是发展程度。经济文化发展到何种程度，才有成熟的戏剧出现？商品经济、平民文化需求，在中国是很早已经产生了。战国时代的临淄城无论其规模还是经济文化的繁盛都不亚于同时期的雅典，汉唐两代也都有过经济文化发展的盛世及长安、洛阳这样的大都市，何以较为成熟的戏曲非要等到宋金元才产生？远古宗教巫舞，周秦俳优和角抵，汉代角抵戏和“百戏”，唐代歌舞戏和参军戏，皆为雅俗共赏的大众文艺，这一事实既说明戏剧在其起源及雏形阶段即已具大众文艺性质，也说明平民文艺需求早已有之，并不一定以商品经济的发达为必需条件。
中国古代社会历时长、发展慢，这可能是中国戏剧从先秦已具雏形，却历时近2000年，直到宋元才具完整艺术形态的根本原因。但这个过程中仍有一个奇特现象：从周秦俳优和角抵，到汉角抵戏和“百戏”，再到唐歌舞戏和参军戏，几个阶段皆相隔数百年，但皆停顿于戏剧之雏形阶段；而从唐歌舞戏参军戏到宋杂剧金院本元杂剧，同样相隔数百年，包括都市、商品经济、大众文化需求这些因素在内的封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也都没有发生明显的质的变化，中国戏曲却突然步入了成熟。何以如此？其间发生了什么？除都市、商品经济、大众文化需求这些条件外，是否还有一个造成戏曲成熟的同样重要甚至更有意义的条件呢？
讨论至此，我们其实一直还处于“形而上”的层面，并未深入到戏剧作品这一具体的“形”之中。中国戏曲的晚成熟，其更为确切的原因极可能就隐匿在作品尤其剧本之中。
（二）
古剧多为综合艺术，如中国戏曲是“唱、念、做、打”的综合，印度梵剧是“吟诵、歌唱、模仿、情味”的综合，这些综合可归纳为三个要素：乐、舞、对话。王国维说：古剧“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1](P45)又说：“杂剧之为物，合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1](P118)古剧之乐与舞两个因素已难详考，留存的只有对话（在中国戏曲主要包括“念”即宾白与“唱”中的唱词）这一语言艺术部分，由文字记载，并以剧本形式表现，它们留存了古剧最多的信息。戏剧成熟的早晚正是以剧本及其出现的时间为重要依据的。剧本既为语言艺术，主要记录唱词和宾白，内容便主要是题材、人物故事，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主题，简言之即叙事，剧本乃叙事文学。所谓戏剧的成熟与否，很大程度上便是以叙事的简繁短长、片断或完整为判别标准的。亚理斯多德说：戏剧情节“环绕着一个整一的行动，有头，有身，有尾，这样才能像一个完整的活东西，给我们一种它特别能给的快感。”[5]李渔说：“戏之好者必长。”[6]他们实际都在强调叙事完整有长度是戏剧成熟的重要标志。对古剧发展程度的判断，往往更依赖于对叙事变化发展情况的判断，尤其在戏剧的成熟阶段。中国戏曲从唐参军戏到宋杂剧，再到元杂剧南戏、明清传奇杂剧的发展，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角色的多样化和折子的愈益增加，故事情节也愈益复杂。唐参军戏有“参军”与“苍鹘”两种固定角色，可作对话，已是戏剧，但只有两个演员，故事情节较简单。宋杂剧既已有四五个角色，一个戏班可以有8个演员[7]，叙事已有一定长度。孟元老所记应是明证：“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8]一出戏能连演数日或反复演数日，应颇有吸引观众的丰富曲折的情节了。元杂剧有末、旦、净三大类角色，每类还有许多分别，此外还有孤、孛老、卜儿、俫儿等角色名目；剧本已有较稳定的结构，一般按戏剧冲突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分4个折子，如关汉卿《窦娥冤》便是如此；遇较复杂的人物故事，还加一个“楔子”，或分成多本多折演出，如王实甫《西厢记》有5本21折。元末南戏角色分生、外、旦、贴、净、丑、末7类, 结构严谨完整，篇幅比杂剧增加许多，高明《琵琶记》便长42出，篇幅长《窦娥冤》3倍，比《西厢记》也长出1/3。明清传奇角色行当分工更细，昆山腔就从南戏7个角色发展为“江湖十二脚色”（清代李斗《杨州画舫录》），元杂剧的主角一人独唱、四折一楔子的体制被打破，多为四五十出，孟称舜《娇红记》、洪升《长生殿》都长50出，汤显祖《牡丹亭》长55出，篇幅较《琵琶记》又多出1倍。从唐参军戏，经宋元杂剧南戏直到明清传奇，杂剧的角色丰富，折子增多，篇幅加大，都涉及对剧情愈益复杂完整有长度这些新情况的适应，即为了适应叙事的发展。中国戏曲进入成熟期，很重要的因素是叙事方面的发展。
世界三大古剧文化，古希腊悲剧除《波斯人》，其他30部皆为希腊神话题材；梵剧多取材印度神话、史诗及历史传说。元杂剧这方面的情况也不复杂，现存约140 种，仅十有一二题材来源不明，如关汉卿《救风尘》，其他十之八九皆取材于古籍、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佛教道教故事等。关汉卿《窦娥冤》剧情源于西汉刘向《说苑》和晋干宝《搜神记》，白朴《梧桐雨》取材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传说及唐陈鸿传奇《长恨歌传》，马致远《汉宫秋》取材民间传说，其昭君出塞和亲史实载于《汉书》和《后汉书》，王实甫《西厢记》源自唐元稹传奇《莺莺传》，李潜夫《灰阑记》取材于包拯传说，其中包拯智勘灰阑这一情节与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所记丞相黄霸详两妇争儿讼案、北魏僧人慧觉所译佛经中阿婆罗提目法王审二母争子案相似，如此等等[9]，留存的约200个南戏剧目，题材来源也大半出于正史、民间故事、佛道故事及唐宋传奇、宋金话本与杂剧。
世界三大古老戏剧皆主要取材于既往既成叙事，而非当下之人事。祖先早就发现古剧多取材于既往叙事。以古希腊为例，其三大悲剧诗人所取神话题材就彼此近似，比如都使用忒拜传说和阿加门农家族故事，且情节多有重复之处。隔400 余年，古罗马塞内加悲剧不仅依然取材于希腊神话，而且就以上述希腊悲剧为蓝本。中国戏曲在这方面的情况相似，现存金院本唯一目录——元陶宗仪《院本名目》与现存宋杂剧仅有目录——宋周密《官本杂剧段数》，就颇有若干剧目相同，现存元杂剧及元钟嗣成《录鬼簿》等所著录的元杂剧名目与《院本名目》亦有近 40出取材相同的作品。元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述及29种南戏名目，《永乐大典》收33种南戏名目，去重复者，共为53种，其中也有37种与元杂剧题材相同。[3](P65—115)
世界三大古剧文化中这些“皆是已往昔人”，都关“故人事”的既成叙事，其发生其实有早有晚。古希腊戏剧中的神话史诗题材产生较早，希腊神话在公元前12世纪已在流传，并在前8世纪有了书面作品赫西俄德的《神谱》，荷马史诗也在公元前9—8世纪形成。印度梵剧中的神话史诗与故事也发生较早，公元前20世纪中叶已有以颂神赞歌为核心的诗歌总集《吠陀》，纪元前后有《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史诗。相比较而言，元杂剧南戏中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佛道故事等，多采自两汉史传文学、乐府民歌、魏晋志怪与轶事小说、唐变文与传奇、宋话本与说唱，明显晚于古希腊戏剧及印度梵剧里的神话史诗题材。
造成中国戏曲成熟较晚的一个更为确切的原因，也许就在于它所依赖的既往既成叙事文学的发生晚于古希腊戏剧与印度梵剧所依赖的既往既成叙事文学的发生。世界各民族叙事文学多从神话、民间传说开始，其顺序总的是从神话史诗到民间传说，再到历史故事。古希腊及印度通俗叙事文学发生较早且题材丰富，而汉民族这方面情况就有所不同，神话流传很少，长篇史诗更完全失传。此外，中国正统文人尚诗文，鄙视通俗叙事文学，“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就是这方面的某种说明，这既使神话史诗难以流传，也使非神话史诗性质的后续通俗叙事文学由于受到歧视而较晚发达。中国叙事文学基本是从春秋两汉史传文学开始，中经汉代及南北朝乐府民歌、魏晋南北朝小说，到唐变文与传奇、宋元话本与说唱方有较长篇幅的通俗叙事文学的丰富积累。古剧三要素，“乐”与“舞”既早已为中国叙事文学所具备，难以具备的便是“对话”这一要素，对于成熟戏剧而言，这“对话”或王国维所说的“言语”实际上就是有长度通俗叙事文学。中国丢失了神话与长篇史诗传统，等于丢失了千余年有较长篇幅通俗叙事文学的历史，中国叙事文学是在其后历经千余年重新积累，到唐宋之际方逐渐发达，又经那些能以新眼光看待通俗文学的文人与歌舞表演结合，才有了宋元之际较完整艺术形态的戏曲。
（三）
世界各民族文学多遵循先诗歌后戏剧再后小说的发展路线，但中国文学发展却有一个与此不很一致之处，那就是戏曲与小说差不多同时生长、在同一种历史文化空间中发展。中国戏曲与同时代的小说艺术形式颇多相似，如结构上都不受时间整齐划一的限制，又如元明戏曲、小说都主要采用白话语体，从唐“说话”到宋元明清“话本”、“演义”等也都较多采用戏曲那种韵散结合的文体。中国戏曲与小说同源共流。同源，乃前述春秋两汉，经魏晋到唐宋逐渐积累起来的有长度通俗叙事文学，因为宋元话本到明小说演述的也主要是春秋列国五代史、三国、西游、水浒、包公、八仙等这些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与佛道故事。共流，乃戏曲小说比肩而行，艺术上互补共赢。当中国戏曲处于《东海黄公》这样的角抵戏、《踏摇娘》《兰陵王》这样的歌舞戏、“苍鹘”戏弄“参军”这样的参军戏等雏形时，中国小说也处于魏晋志怪志人故事、唐变文传奇这样的还不甚发达的阶段；元杂剧南戏标志中国戏曲艺术的成熟，差不多同时或稍后，元明《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水浒传》的出现则标志中国白话小说的成熟。中国戏曲小说的同源共流，主要内容恰是题材与叙事的同源共流，有叙事文学的发生发展就有戏曲与小说的共同发生发展，叙事文学积累到唐宋元之际有了一定长度和丰富题材后，戏曲与小说艺术也几乎在同时成熟。
世界三大古剧文化的发展与成熟，皆涉都市形成、经济发展、大众文化需求，以及有较长篇幅的通俗叙事文学的发达等因素。但三者的形成又有早晚之分，其更为可证的原因在于它们所依赖题材的有长度叙事文学的发达有早晚。汉民族的神话及长篇史诗流失，使中国有长度通俗叙事文学的发达推后了千余年，也使中国戏曲的成熟晚于古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千余年。中国小说戏曲同源共流，有长度小说发展成熟一样偏晚便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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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戏曲；有长度叙事文学；宋元杂剧
[中图分类号]I207.3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729（2007）01-0083-03
（一）
中国戏曲在十二三世纪的北宋末至元初方始成熟[1](P80) ，这比无论古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都晚了千余年。有学者认为中国戏曲之所以发展迟缓，最大原因在于“文人以戏曲为下等的艺术，为以娱乐他人为业的‘弄人’们的专业，不屑去顾问他”[2]。这一说法一定程度来源于对下述史实的注意：元代统治者曾停止科举70余年，致使文人改变了以往对民间艺术的轻视态度，投身杂剧剧本的创作，因而才有元杂剧的兴盛。不过这一史实只能说明元杂剧兴盛的某些方面的原因——文人与民间戏曲艺术相结合有利于戏剧艺术的进步，但却不能说明12世纪后期南宋戏文的发展与渐次繁荣，不能说明杂剧何以在北宋末就已形成较完整的艺术形态，因为南宋与北宋并未出现文人地位降低的问题，也不存在改变对民间艺术的态度这样的状况，相反，南宋科举名额还有所扩大，文人也普遍轻视民间艺术。
有些学者从城市经济发展与平民文化需求的角度来解释中国戏曲何以起源甚早而成熟甚迟的原因：“戏曲的发展需要艺人的职业化。因此都市的出现、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大量存在和艺术经验充分的积累都是先决的条件。而这些条件直到北宋末即12世纪之初才完全具备。”[3](P77)“古剧……自民间来，以满足平民阶层的娱乐消闲为第一要点。因此，它的成熟期也非要等待中国农业社会演化的结果：宋代呈现出一个具体而微的‘大众市民社会’不可了。”[4]戏剧的最终形式是舞台演出，因而成为古代普通文化阶层乃至文盲娱乐欣赏的对象，戏剧便总是和剧团、剧场联系在一起，其建设与维持要有一定的费用，需仰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都市的繁荣，甚至是宫廷的扶持。中国宋王朝农业蕃庶，汴、杭都是人口百万的都会，商业繁荣，瓦肆勾栏兴盛。同样，古希腊雅典城邦工商业繁荣，民主制催熟了平民阶层文化，戏剧成为大、小奴隶主的主要娱乐对象；印度孔雀与笈多王朝经济繁荣，首都华氏城麇集豪门贵族，农村公社自由民阶层广大，梵剧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
但局限于经济文化发展来谈戏剧成熟的条件未免失之笼统。确实，古希腊戏剧活动的繁盛颇得力于城邦国家的资助；而从梵剧多搬演帝王将相事，王朝中一再出现奖掖文艺的国王这些征象看，它也相当程度地是在宫廷中演出并由宫廷扶持的。但中国戏曲也并不都如宋元杂剧那样依赖于瓦肆勾栏中商业性经营，中国宋以前的歌舞戏剧活动，同样不缺乏在宫廷、贵族中流行的例子。汉代角抵戏由民间进入宫廷，成为宫廷艺术，排场华丽；唐代玄宗更设内外教坊、梨园、太常寺三大文艺机构，教习串演器乐、歌舞百戏，规模宏大。一样有宫廷扶持，何以汉唐不能产生如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那样成熟的戏剧呢？这里最难确定的是发展程度。经济文化发展到何种程度，才有成熟的戏剧出现？商品经济、平民文化需求，在中国是很早已经产生了。战国时代的临淄城无论其规模还是经济文化的繁盛都不亚于同时期的雅典，汉唐两代也都有过经济文化发展的盛世及长安、洛阳这样的大都市，何以较为成熟的戏曲非要等到宋金元才产生？远古宗教巫舞，周秦俳优和角抵，汉代角抵戏和“百戏”，唐代歌舞戏和参军戏，皆为雅俗共赏的大众文艺，这一事实既说明戏剧在其起源及雏形阶段即已具大众文艺性质，也说明平民文艺需求早已有之，并不一定以商品经济的发达为必需条件。
中国古代社会历时长、发展慢，这可能是中国戏剧从先秦已具雏形，却历时近2000年，直到宋元才具完整艺术形态的根本原因。但这个过程中仍有一个奇特现象：从周秦俳优和角抵，到汉角抵戏和“百戏”，再到唐歌舞戏和参军戏，几个阶段皆相隔数百年，但皆停顿于戏剧之雏形阶段；而从唐歌舞戏参军戏到宋杂剧金院本元杂剧，同样相隔数百年，包括都市、商品经济、大众文化需求这些因素在内的封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也都没有发生明显的质的变化，中国戏曲却突然步入了成熟。何以如此？其间发生了什么？除都市、商品经济、大众文化需求这些条件外，是否还有一个造成戏曲成熟的同样重要甚至更有意义的条件呢？
讨论至此，我们其实一直还处于“形而上”的层面，并未深入到戏剧作品这一具体的“形”之中。中国戏曲的晚成熟，其更为确切的原因极可能就隐匿在作品尤其剧本之中。
（二）
古剧多为综合艺术，如中国戏曲是“唱、念、做、打”的综合，印度梵剧是“吟诵、歌唱、模仿、情味”的综合，这些综合可归纳为三个要素：乐、舞、对话。王国维说：古剧“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1](P45)又说：“杂剧之为物，合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1](P118)古剧之乐与舞两个因素已难详考，留存的只有对话（在中国戏曲主要包括“念”即宾白与“唱”中的唱词）这一语言艺术部分，由文字记载，并以剧本形式表现，它们留存了古剧最多的信息。戏剧成熟的早晚正是以剧本及其出现的时间为重要依据的。剧本既为语言艺术，主要记录唱词和宾白，内容便主要是题材、人物故事，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主题，简言之即叙事，剧本乃叙事文学。所谓戏剧的成熟与否，很大程度上便是以叙事的简繁短长、片断或完整为判别标准的。亚理斯多德说：戏剧情节“环绕着一个整一的行动，有头，有身，有尾，这样才能像一个完整的活东西，给我们一种它特别能给的快感。”[5]李渔说：“戏之好者必长。”[6]他们实际都在强调叙事完整有长度是戏剧成熟的重要标志。对古剧发展程度的判断，往往更依赖于对叙事变化发展情况的判断，尤其在戏剧的成熟阶段。中国戏曲从唐参军戏到宋杂剧，再到元杂剧南戏、明清传奇杂剧的发展，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角色的多样化和折子的愈益增加，故事情节也愈益复杂。唐参军戏有“参军”与“苍鹘”两种固定角色，可作对话，已是戏剧，但只有两个演员，故事情节较简单。宋杂剧既已有四五个角色，一个戏班可以有8个演员[7]，叙事已有一定长度。孟元老所记应是明证：“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8]一出戏能连演数日或反复演数日，应颇有吸引观众的丰富曲折的情节了。元杂剧有末、旦、净三大类角色，每类还有许多分别，此外还有孤、孛老、卜儿、俫儿等角色名目；剧本已有较稳定的结构，一般按戏剧冲突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分4个折子，如关汉卿《窦娥冤》便是如此；遇较复杂的人物故事，还加一个“楔子”，或分成多本多折演出，如王实甫《西厢记》有5本21折。元末南戏角色分生、外、旦、贴、净、丑、末7类, 结构严谨完整，篇幅比杂剧增加许多，高明《琵琶记》便长42出，篇幅长《窦娥冤》3倍，比《西厢记》也长出1/3。明清传奇角色行当分工更细，昆山腔就从南戏7个角色发展为“江湖十二脚色”（清代李斗《杨州画舫录》），元杂剧的主角一人独唱、四折一楔子的体制被打破，多为四五十出，孟称舜《娇红记》、洪升《长生殿》都长50出，汤显祖《牡丹亭》长55出，篇幅较《琵琶记》又多出1倍。从唐参军戏，经宋元杂剧南戏直到明清传奇，杂剧的角色丰富，折子增多，篇幅加大，都涉及对剧情愈益复杂完整有长度这些新情况的适应，即为了适应叙事的发展。中国戏曲进入成熟期，很重要的因素是叙事方面的发展。
世界三大古剧文化，古希腊悲剧除《波斯人》，其他30部皆为希腊神话题材；梵剧多取材印度神话、史诗及历史传说。元杂剧这方面的情况也不复杂，现存约140 种，仅十有一二题材来源不明，如关汉卿《救风尘》，其他十之八九皆取材于古籍、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佛教道教故事等。关汉卿《窦娥冤》剧情源于西汉刘向《说苑》和晋干宝《搜神记》，白朴《梧桐雨》取材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传说及唐陈鸿传奇《长恨歌传》，马致远《汉宫秋》取材民间传说，其昭君出塞和亲史实载于《汉书》和《后汉书》，王实甫《西厢记》源自唐元稹传奇《莺莺传》，李潜夫《灰阑记》取材于包拯传说，其中包拯智勘灰阑这一情节与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所记丞相黄霸详两妇争儿讼案、北魏僧人慧觉所译佛经中阿婆罗提目法王审二母争子案相似，如此等等[9]，留存的约200个南戏剧目，题材来源也大半出于正史、民间故事、佛道故事及唐宋传奇、宋金话本与杂剧。
世界三大古老戏剧皆主要取材于既往既成叙事，而非当下之人事。祖先早就发现古剧多取材于既往叙事。以古希腊为例，其三大悲剧诗人所取神话题材就彼此近似，比如都使用忒拜传说和阿加门农家族故事，且情节多有重复之处。隔400 余年，古罗马塞内加悲剧不仅依然取材于希腊神话，而且就以上述希腊悲剧为蓝本。中国戏曲在这方面的情况相似，现存金院本唯一目录——元陶宗仪《院本名目》与现存宋杂剧仅有目录——宋周密《官本杂剧段数》，就颇有若干剧目相同，现存元杂剧及元钟嗣成《录鬼簿》等所著录的元杂剧名目与《院本名目》亦有近 40出取材相同的作品。元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述及29种南戏名目，《永乐大典》收33种南戏名目，去重复者，共为53种，其中也有37种与元杂剧题材相同。[3](P65—115)
世界三大古剧文化中这些“皆是已往昔人”，都关“故人事”的既成叙事，其发生其实有早有晚。古希腊戏剧中的神话史诗题材产生较早，希腊神话在公元前12世纪已在流传，并在前8世纪有了书面作品赫西俄德的《神谱》，荷马史诗也在公元前9—8世纪形成。印度梵剧中的神话史诗与故事也发生较早，公元前20世纪中叶已有以颂神赞歌为核心的诗歌总集《吠陀》，纪元前后有《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史诗。相比较而言，元杂剧南戏中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佛道故事等，多采自两汉史传文学、乐府民歌、魏晋志怪与轶事小说、唐变文与传奇、宋话本与说唱，明显晚于古希腊戏剧及印度梵剧里的神话史诗题材。
造成中国戏曲成熟较晚的一个更为确切的原因，也许就在于它所依赖的既往既成叙事文学的发生晚于古希腊戏剧与印度梵剧所依赖的既往既成叙事文学的发生。世界各民族叙事文学多从神话、民间传说开始，其顺序总的是从神话史诗到民间传说，再到历史故事。古希腊及印度通俗叙事文学发生较早且题材丰富，而汉民族这方面情况就有所不同，神话流传很少，长篇史诗更完全失传。此外，中国正统文人尚诗文，鄙视通俗叙事文学，“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就是这方面的某种说明，这既使神话史诗难以流传，也使非神话史诗性质的后续通俗叙事文学由于受到歧视而较晚发达。中国叙事文学基本是从春秋两汉史传文学开始，中经汉代及南北朝乐府民歌、魏晋南北朝小说，到唐变文与传奇、宋元话本与说唱方有较长篇幅的通俗叙事文学的丰富积累。古剧三要素，“乐”与“舞”既早已为中国叙事文学所具备，难以具备的便是“对话”这一要素，对于成熟戏剧而言，这“对话”或王国维所说的“言语”实际上就是有长度通俗叙事文学。中国丢失了神话与长篇史诗传统，等于丢失了千余年有较长篇幅通俗叙事文学的历史，中国叙事文学是在其后历经千余年重新积累，到唐宋之际方逐渐发达，又经那些能以新眼光看待通俗文学的文人与歌舞表演结合，才有了宋元之际较完整艺术形态的戏曲。
（三）
世界各民族文学多遵循先诗歌后戏剧再后小说的发展路线，但中国文学发展却有一个与此不很一致之处，那就是戏曲与小说差不多同时生长、在同一种历史文化空间中发展。中国戏曲与同时代的小说艺术形式颇多相似，如结构上都不受时间整齐划一的限制，又如元明戏曲、小说都主要采用白话语体，从唐“说话”到宋元明清“话本”、“演义”等也都较多采用戏曲那种韵散结合的文体。中国戏曲与小说同源共流。同源，乃前述春秋两汉，经魏晋到唐宋逐渐积累起来的有长度通俗叙事文学，因为宋元话本到明小说演述的也主要是春秋列国五代史、三国、西游、水浒、包公、八仙等这些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与佛道故事。共流，乃戏曲小说比肩而行，艺术上互补共赢。当中国戏曲处于《东海黄公》这样的角抵戏、《踏摇娘》《兰陵王》这样的歌舞戏、“苍鹘”戏弄“参军”这样的参军戏等雏形时，中国小说也处于魏晋志怪志人故事、唐变文传奇这样的还不甚发达的阶段；元杂剧南戏标志中国戏曲艺术的成熟，差不多同时或稍后，元明《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水浒传》的出现则标志中国白话小说的成熟。中国戏曲小说的同源共流，主要内容恰是题材与叙事的同源共流，有叙事文学的发生发展就有戏曲与小说的共同发生发展，叙事文学积累到唐宋元之际有了一定长度和丰富题材后，戏曲与小说艺术也几乎在同时成熟。
世界三大古剧文化的发展与成熟，皆涉都市形成、经济发展、大众文化需求，以及有较长篇幅的通俗叙事文学的发达等因素。但三者的形成又有早晚之分，其更为可证的原因在于它们所依赖题材的有长度叙事文学的发达有早晚。汉民族的神话及长篇史诗流失，使中国有长度通俗叙事文学的发达推后了千余年，也使中国戏曲的成熟晚于古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千余年。中国小说戏曲同源共流，有长度小说发展成熟一样偏晚便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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