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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曹卫东的《“Com-munication(交往)”》一文(《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二期)，觉得有补充的必要。
此短文有两个目的。一是想对Communication“正本清源”，二是想略略介绍一下西方对Communi－cation的思考。
中西文化交流中由于语言的不同，一切正本清源的企图都将以失败告终。这种情势下，唯一能做的是把这种企图用引号限制起来。但名不正而言不顺，正名，正本又必将先行，不管这种做法有多大的局限。“正名”是中外的通病。西方的海德格尔就掀起一阵“正”希腊之名的风。他的“语文学”式的正名脱离语言学的正轨，腾空出世，信手拈来，不乏新义。其实本无法正，源也无法清，一切都是哲学的想象，一种建立在个人出发点(position)，历史角度和思想的继承和扬弃上的想象。
从词源上考查可以得知Com－munication来源于动词Commu－nicate。从动词可以推出另一个名词Commune。Commune的中文之义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即“公社”。其实“公社”的原义并非中国人理解中的在一九七八年以后无法生存的“人民公社”。“公社”是一种社体，原义指宗教的“会众”，亦即接受同样上帝赐于的圣餐(Communion)的群体。只是在这意义上，教会会员之问才能有沟通、交流(Communi－cate，converse)的可能。Com－mune，Communion，communi－cate和communication本质上都带有这种宗教色彩。
Communicate和Communi－cation似不适于译为“交往”。“交往”有很大的行动感，比如两国人员的交往(互访)。交往的英语“对等词”应是“intercourse”。此词之动感使它可以用在“sexual inter－course”(性交)中。Communica－tion主要指语言，会话上的交流和传播，或传达和交际。于是masscommunication可译作“大众传播”，communicationski11s可译作“交际能力”(言谈和表达)，tele－communication可译作“电讯”或“传讯”，communicab1e可译为“可传达的”，而communicative可译为“有口才”。这一切都和“交往”无关。
今天的西方一切都离不开Communication，比如在大多数的面谈中受试人的“交流／际能力”都成为应聘的主要条件。但Commu－nication所指的“交际能力”并非指“能说会道”。能说会道这种口才英语里用articu1ate。Communica－tion，communicable，communi－cative和communicate指的是一种意识到“共同性”后的语言表达(expression，articulation)。前面说了，究其根本，这种“共同性”的基础是宗教上的同一：同一上帝，同一宗教，同一圣餐。在这种同一的前提下出现了社区(community)，公社(commune)，共同点(com－munaFlity)等等。更进一步，这种“共同性”的宗教和文化使康德悟出了审美共感性(sensuscommunis)。
无疑，对Communication这种理解在当代西方受到了挑战。在上帝死去或者说迟到的今天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少；一切都在发生极端的分裂、瓦解和重新组合。那么交流或交际是否还可能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作两种不同的回答。从大的层面上讲，带有传统宗教或隐含宗教征服的交流越来越困难。海德格尔后哲学所挞伐正是这种本体—宗教观念上的交流，于是便引出了对“真理”，“渊源”和“起源”的批判，这也就是对希腊—欧洲哲学思想的批判。从另一方面讲，即使是同一国家和民族中共同的意识、真理或共同体也已经无法维持。“人民公社”的解体可否算为一例？
从小的层面上讲，交流、交际则必不可少，或者说由于大层面上的交流发生阻碍小层面上交流成了一种必然的补充。科学的行业越分越细。进入一种职业就进入一种交流区，掌握新的交流术语，并理解此种交流的“共同／通性”。一个个不同的领域似乎成了一个个不同的宗教团体：外来者被拒之门外。但极端的排斥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预示着自身的灭亡。因此团体间便形成了交流。这种交流在保持自己本色，的同时进入对方的领域以形成相互间的理解和谅解。比如美国大学的许多学生团体联合组成大的联合体(coalition)。这是一个少数人种的学生联合体而在一个共同性的交流中注重保持各加入者的“本色”。
交流的过程应该是寻找和发现共同点的过程或理解的过程。从一种既定的共同或共通性出发的交流只能造成一种被迫接受或强迫施予，如帝国主义的文化、宗教、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殖民性征服。这种强迫性的“交流”或“传播”是一些当代思想对西方批判的主攻方面。但也应看到交流就是生存。
尽管交流和生存一样有其无可克服的困难，但生存的困难毕竟由于交流的实际可能而变得容易忍受一些。这里我们又得重提开头讲过的支流的宗教性色彩。也许宗教的聚众不过是克服生存的孤独的一种方式，因为它揭示了人的一种本能，一种“入群”的本能。但交流不必奉供一个上帝并把这种奉供视为始终如一，因为交流是一种寻求暂时的，出于权宜之计考虑的共同点。交流应当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上，因为差异的存在导致交流。但交流不是克服差异，更不是用一种既定的同一性去抹杀差异；相反，交流是对差异性的理解。由于达到的共同点只能是暂时的，权宜之计的，交流是一种寻求“共视”和“共识”的永不停息的过程。永不停息，因为没有终极“共识”和“共视”。
此短文有两个目的。一是想对Communication“正本清源”，二是想略略介绍一下西方对Communi－cation的思考。
中西文化交流中由于语言的不同，一切正本清源的企图都将以失败告终。这种情势下，唯一能做的是把这种企图用引号限制起来。但名不正而言不顺，正名，正本又必将先行，不管这种做法有多大的局限。“正名”是中外的通病。西方的海德格尔就掀起一阵“正”希腊之名的风。他的“语文学”式的正名脱离语言学的正轨，腾空出世，信手拈来，不乏新义。其实本无法正，源也无法清，一切都是哲学的想象，一种建立在个人出发点(position)，历史角度和思想的继承和扬弃上的想象。
从词源上考查可以得知Com－munication来源于动词Commu－nicate。从动词可以推出另一个名词Commune。Commune的中文之义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即“公社”。其实“公社”的原义并非中国人理解中的在一九七八年以后无法生存的“人民公社”。“公社”是一种社体，原义指宗教的“会众”，亦即接受同样上帝赐于的圣餐(Communion)的群体。只是在这意义上，教会会员之问才能有沟通、交流(Communi－cate，converse)的可能。Com－mune，Communion，communi－cate和communication本质上都带有这种宗教色彩。
Communicate和Communi－cation似不适于译为“交往”。“交往”有很大的行动感，比如两国人员的交往(互访)。交往的英语“对等词”应是“intercourse”。此词之动感使它可以用在“sexual inter－course”(性交)中。Communica－tion主要指语言，会话上的交流和传播，或传达和交际。于是masscommunication可译作“大众传播”，communicationski11s可译作“交际能力”(言谈和表达)，tele－communication可译作“电讯”或“传讯”，communicab1e可译为“可传达的”，而communicative可译为“有口才”。这一切都和“交往”无关。
今天的西方一切都离不开Communication，比如在大多数的面谈中受试人的“交流／际能力”都成为应聘的主要条件。但Commu－nication所指的“交际能力”并非指“能说会道”。能说会道这种口才英语里用articu1ate。Communica－tion，communicable，communi－cative和communicate指的是一种意识到“共同性”后的语言表达(expression，articulation)。前面说了，究其根本，这种“共同性”的基础是宗教上的同一：同一上帝，同一宗教，同一圣餐。在这种同一的前提下出现了社区(community)，公社(commune)，共同点(com－munaFlity)等等。更进一步，这种“共同性”的宗教和文化使康德悟出了审美共感性(sensuscommunis)。
无疑，对Communication这种理解在当代西方受到了挑战。在上帝死去或者说迟到的今天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少；一切都在发生极端的分裂、瓦解和重新组合。那么交流或交际是否还可能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作两种不同的回答。从大的层面上讲，带有传统宗教或隐含宗教征服的交流越来越困难。海德格尔后哲学所挞伐正是这种本体—宗教观念上的交流，于是便引出了对“真理”，“渊源”和“起源”的批判，这也就是对希腊—欧洲哲学思想的批判。从另一方面讲，即使是同一国家和民族中共同的意识、真理或共同体也已经无法维持。“人民公社”的解体可否算为一例？
从小的层面上讲，交流、交际则必不可少，或者说由于大层面上的交流发生阻碍小层面上交流成了一种必然的补充。科学的行业越分越细。进入一种职业就进入一种交流区，掌握新的交流术语，并理解此种交流的“共同／通性”。一个个不同的领域似乎成了一个个不同的宗教团体：外来者被拒之门外。但极端的排斥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预示着自身的灭亡。因此团体间便形成了交流。这种交流在保持自己本色，的同时进入对方的领域以形成相互间的理解和谅解。比如美国大学的许多学生团体联合组成大的联合体(coalition)。这是一个少数人种的学生联合体而在一个共同性的交流中注重保持各加入者的“本色”。
交流的过程应该是寻找和发现共同点的过程或理解的过程。从一种既定的共同或共通性出发的交流只能造成一种被迫接受或强迫施予，如帝国主义的文化、宗教、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殖民性征服。这种强迫性的“交流”或“传播”是一些当代思想对西方批判的主攻方面。但也应看到交流就是生存。
尽管交流和生存一样有其无可克服的困难，但生存的困难毕竟由于交流的实际可能而变得容易忍受一些。这里我们又得重提开头讲过的支流的宗教性色彩。也许宗教的聚众不过是克服生存的孤独的一种方式，因为它揭示了人的一种本能，一种“入群”的本能。但交流不必奉供一个上帝并把这种奉供视为始终如一，因为交流是一种寻求暂时的，出于权宜之计考虑的共同点。交流应当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上，因为差异的存在导致交流。但交流不是克服差异，更不是用一种既定的同一性去抹杀差异；相反，交流是对差异性的理解。由于达到的共同点只能是暂时的，权宜之计的，交流是一种寻求“共视”和“共识”的永不停息的过程。永不停息，因为没有终极“共识”和“共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