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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和杨绛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我早就想写一篇文章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不过因为种种原因，再加上忙忙碌碌的，所以耽误了太久，实在惭愧。现在，钱先生已经去世多年了，此次去北京，特意写下这篇短文交给钱先生的夫人杨绛女士。
翻译“围城”
解释钱先生给我的帮助，应该从我学汉语开始：我在中学学习了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以后在大学专攻英美文学，中文只是副科。写博士论文时，我的论文题目是《庞德与中国》。由此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专心研究汉学。
我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情况跟现在大不一样。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汉学系学习，是先从儒家、道家的经典开始，同时也学习新中国的革命文学。那个时候，我脑海里的中国文化是神秘的、陌生的，与西方截然不同。一九七八年，我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汉学会议，在那儿听到钱钟书先生的报告。他用英语演讲，却完全不需要看讲稿，脱口而就，很精彩。和钱先生的相遇，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他给我打开了通向中国文化之门。认识钱先生使我突然发现，我以前想象中的中国不是整体的，只是一个小局部。于是我决定和我的中国朋友史仁仲翻译《围城》。这个工作，为我大大开阔了眼界。
翻译《围城》后，我就开始跟钱先生来往，先是通过书信。钱先生的信都是用毛笔写的，非常好看，而且经常引用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等。与钱先生和杨绛女士第一次见面是在八十年代。我那时候住在北大，看望他们还需要由人陪同。那天上午去他们家之前，我相当紧张。曾听说钱先生讨厌麻烦的提问者，极少接见来访者。在他家的门上有个猫眼，为的是让杨绛挡驾不速之客。钱先生有句话说：“外国人来北京，他们先要看的是两样东西，熊猫和我。”我在杨绛写的书里还读到过，钱先生在电话里劝过一位热爱《围城》的女士说，如果有人觉得一个鸡蛋好吃，不一定要看下蛋的母鸡。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经过第一次接触，我发现他们其实是很真诚地与朋友发展持久的友谊。
那次见面时，首先是由杨绛女士招待，她问我问题多不多？以后我才知道，就是因为我的问题不嗦，全是为了解决翻译《围城》的具体困难，也没有什么有关私人生活的问题，所以他们夫妇俩对我比较有好感。我的中文名字也是钱先生起的。还有一次在他们家跟钱钟书、杨绛和他们的女儿钱瑗教授一起吃饭，也是很难忘的。钱先生有惊人的记忆力。我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常常就是随手找出一本书，很快翻到某页，让我自己看。
一九八八年德文版《围城》在德国出版发行，受到很热烈的欢迎。一时间，德国大媒体，像《明镜》周刊、《法兰克福汇报》等，都纷纷发表书评，给予了很高评价，并认为钱钟书先生完全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围城》有一个特点：它是第一部中西文学合璧的小说。连书名都是中西“合资”。《围城》不但影射中日战争，同时也暗指法国哲学家蒙田（Montaigne）有关家庭生活的一句名言。《围城》里的年轻人也很巧妙地利用外国知识。方鸿渐买到了假的博士文凭，良心有点儿不安，不但靠孔子、孟子推脱，还扯上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可是——记着，方鸿渐进过哲学系的——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叫他们失望么？（《围城》，11页）
搞恋爱，外国语言更有用，可以克服害羞，大胆向情人求爱。给唐晓芙（杨绛在小说里的化身）写情书，方鸿渐也恨不得能用英文：
只有英文信容许他坦白的写：“我的亲爱的唐小姐”，“你的极虔诚的方鸿渐。”这些西文书函的平常称呼在中文里就刺眼肉麻。（《围城》，85页）
连方鸿渐的咒骂也因借了“外援”特别有力：“客人一转背，方鸿渐咬牙来个中西合璧的咒骂：To Hell（滚你妈的蛋）！”（《围城》，281页）
这都很有趣，但是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说钱先生发现不少中西方文化的共同点。《围城》序里就开宗明义地说：
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人是“具有无毛两足的动物”之说源于希腊柏拉图。人最基本的毛病是人的兽性，人性的自私，用《围城》的一个比喻来讲，是人的猴子尾巴。这个尾巴不但挂在中国人的身上，也挂在西方人的身上。
百科文化全书《管锥编》
翻译完《围城》，然后研究《管锥编》，这部书给了我更大的启发。在我面前出现了千千万万个中国文化的新图景，比我以前的想法更真切、生动、丰富多彩。《管锥编》一九七九年第一版，便赢得了国际声誉。这一著作写于极其困难的七十年代，那时，刚经历了“文革”的中国图书馆还是一片混乱。钱先生用那些逃过“文革”劫难，积累了几十年的读书笔记，完成了该书的写作。写这部著作时，他没得到任何政府帮助，同时他还病着，他意识到他的工作是在“与死亡赛跑”。《管锥编》是一部百科文化全书，也涉及文化革命社会形式，体现了与当时政治相冲突的视角。因此它不是用现代汉语，而是用比较难懂的古代汉语写成的。
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对《管锥编》入门非常不易，让我心惊胆战。我第一次打开《管锥编》的时候，觉得典故像炮弹似的打在我身上，让我莫名其妙。书中旁征博引，上引自西周，下至近代，背景脉络读书者自须知会。书中僻书尤多，查阅类书，也少济于事。理想读者不但要熟悉三千年的经史诗文、佛典、小说、戏曲、笔记、笑林、方言、谚语，还需要熟悉欧洲的多种语言和文学。没有中国朋友的帮助和研究《管锥编》的精彩中文专著做参考，《管锥编》于我大概到现在还是天书。
像《围城》一样，《管锥编》也把中国和西方“撮”合起来，把“围城”艺术发展为学术性的方法。有一些话题钱先生在《围城》中已轻松处理过。因此可以把《围城》当作《管锥编》的一个很有趣的序幕来读，并从中找到一条通向《管锥编》的捷径。
比如，“性爱与吃饭”的联想。当《围城》里丰满的鲍小姐只穿着天蓝色短裤和玫瑰色胸罩出现在甲板上时，船上的中国留学生们给了她一个法国外号“charcuterie”（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围城》，5页）。她的性感魔力被描绘成“肥腻辛辣”（《围城》，13页）。当鲍小姐与方鸿渐在一起度过了一个甜蜜的情爱之夜后，两个人一起去吃饭；这顿劣质的饭已经预示了两人狂热情爱的终结：
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曾长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两人吃得倒尽胃口，谈话也不投机。（《围城》，17页）
《管锥编》处理同一比喻。其所引述的最早例证是《诗经》中的第十首《汝坟》，内有句云：“未见君子，如调饥。”同样，《楚辞·天问》中，诗人把传说中的禹王同九尾狐的恋爱描写成幸福的“朝饱”。后世诗人如曹植或沈约等人用得文雅多了：现在爱情不等于吃饱，相反，诗人在令人陶醉的爱情中倒会忘掉饥饿的。李后主在哀悼大周后的词中（《昭惠周后诔》）还巧妙地把爱情与死亡连在一起，如：“实日能容，壮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饥是慰。”在明清通俗小说中，高雅的浪漫主义重新让位于旺盛的生命力：用活泼生动的成语像“秀色可餐”或“恨不能一口水吞了她”描写自然痛快的爱情。
接着，钱先生提到西方作家如阿里斯托芬、巴尔扎克、莎士比亚、菲尔丁、劳伦斯、克莱斯特等作家，用五光十色的名句引文证实和补充中国人的看法并与之相比照。《管锥编》用不止一页的篇幅，描述了《围城》“性爱与吃饭”这个联想的历史发展及其变异，并举出西方文学中很多栩栩如生的相应实例。
翻译“围城”
解释钱先生给我的帮助，应该从我学汉语开始：我在中学学习了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以后在大学专攻英美文学，中文只是副科。写博士论文时，我的论文题目是《庞德与中国》。由此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专心研究汉学。
我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情况跟现在大不一样。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汉学系学习，是先从儒家、道家的经典开始，同时也学习新中国的革命文学。那个时候，我脑海里的中国文化是神秘的、陌生的，与西方截然不同。一九七八年，我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汉学会议，在那儿听到钱钟书先生的报告。他用英语演讲，却完全不需要看讲稿，脱口而就，很精彩。和钱先生的相遇，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他给我打开了通向中国文化之门。认识钱先生使我突然发现，我以前想象中的中国不是整体的，只是一个小局部。于是我决定和我的中国朋友史仁仲翻译《围城》。这个工作，为我大大开阔了眼界。
翻译《围城》后，我就开始跟钱先生来往，先是通过书信。钱先生的信都是用毛笔写的，非常好看，而且经常引用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等。与钱先生和杨绛女士第一次见面是在八十年代。我那时候住在北大，看望他们还需要由人陪同。那天上午去他们家之前，我相当紧张。曾听说钱先生讨厌麻烦的提问者，极少接见来访者。在他家的门上有个猫眼，为的是让杨绛挡驾不速之客。钱先生有句话说：“外国人来北京，他们先要看的是两样东西，熊猫和我。”我在杨绛写的书里还读到过，钱先生在电话里劝过一位热爱《围城》的女士说，如果有人觉得一个鸡蛋好吃，不一定要看下蛋的母鸡。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经过第一次接触，我发现他们其实是很真诚地与朋友发展持久的友谊。
那次见面时，首先是由杨绛女士招待，她问我问题多不多？以后我才知道，就是因为我的问题不嗦，全是为了解决翻译《围城》的具体困难，也没有什么有关私人生活的问题，所以他们夫妇俩对我比较有好感。我的中文名字也是钱先生起的。还有一次在他们家跟钱钟书、杨绛和他们的女儿钱瑗教授一起吃饭，也是很难忘的。钱先生有惊人的记忆力。我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常常就是随手找出一本书，很快翻到某页，让我自己看。
一九八八年德文版《围城》在德国出版发行，受到很热烈的欢迎。一时间，德国大媒体，像《明镜》周刊、《法兰克福汇报》等，都纷纷发表书评，给予了很高评价，并认为钱钟书先生完全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围城》有一个特点：它是第一部中西文学合璧的小说。连书名都是中西“合资”。《围城》不但影射中日战争，同时也暗指法国哲学家蒙田（Montaigne）有关家庭生活的一句名言。《围城》里的年轻人也很巧妙地利用外国知识。方鸿渐买到了假的博士文凭，良心有点儿不安，不但靠孔子、孟子推脱，还扯上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可是——记着，方鸿渐进过哲学系的——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叫他们失望么？（《围城》，11页）
搞恋爱，外国语言更有用，可以克服害羞，大胆向情人求爱。给唐晓芙（杨绛在小说里的化身）写情书，方鸿渐也恨不得能用英文：
只有英文信容许他坦白的写：“我的亲爱的唐小姐”，“你的极虔诚的方鸿渐。”这些西文书函的平常称呼在中文里就刺眼肉麻。（《围城》，85页）
连方鸿渐的咒骂也因借了“外援”特别有力：“客人一转背，方鸿渐咬牙来个中西合璧的咒骂：To Hell（滚你妈的蛋）！”（《围城》，281页）
这都很有趣，但是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说钱先生发现不少中西方文化的共同点。《围城》序里就开宗明义地说：
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人是“具有无毛两足的动物”之说源于希腊柏拉图。人最基本的毛病是人的兽性，人性的自私，用《围城》的一个比喻来讲，是人的猴子尾巴。这个尾巴不但挂在中国人的身上，也挂在西方人的身上。
百科文化全书《管锥编》
翻译完《围城》，然后研究《管锥编》，这部书给了我更大的启发。在我面前出现了千千万万个中国文化的新图景，比我以前的想法更真切、生动、丰富多彩。《管锥编》一九七九年第一版，便赢得了国际声誉。这一著作写于极其困难的七十年代，那时，刚经历了“文革”的中国图书馆还是一片混乱。钱先生用那些逃过“文革”劫难，积累了几十年的读书笔记，完成了该书的写作。写这部著作时，他没得到任何政府帮助，同时他还病着，他意识到他的工作是在“与死亡赛跑”。《管锥编》是一部百科文化全书，也涉及文化革命社会形式，体现了与当时政治相冲突的视角。因此它不是用现代汉语，而是用比较难懂的古代汉语写成的。
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对《管锥编》入门非常不易，让我心惊胆战。我第一次打开《管锥编》的时候，觉得典故像炮弹似的打在我身上，让我莫名其妙。书中旁征博引，上引自西周，下至近代，背景脉络读书者自须知会。书中僻书尤多，查阅类书，也少济于事。理想读者不但要熟悉三千年的经史诗文、佛典、小说、戏曲、笔记、笑林、方言、谚语，还需要熟悉欧洲的多种语言和文学。没有中国朋友的帮助和研究《管锥编》的精彩中文专著做参考，《管锥编》于我大概到现在还是天书。
像《围城》一样，《管锥编》也把中国和西方“撮”合起来，把“围城”艺术发展为学术性的方法。有一些话题钱先生在《围城》中已轻松处理过。因此可以把《围城》当作《管锥编》的一个很有趣的序幕来读，并从中找到一条通向《管锥编》的捷径。
比如，“性爱与吃饭”的联想。当《围城》里丰满的鲍小姐只穿着天蓝色短裤和玫瑰色胸罩出现在甲板上时，船上的中国留学生们给了她一个法国外号“charcuterie”（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围城》，5页）。她的性感魔力被描绘成“肥腻辛辣”（《围城》，13页）。当鲍小姐与方鸿渐在一起度过了一个甜蜜的情爱之夜后，两个人一起去吃饭；这顿劣质的饭已经预示了两人狂热情爱的终结：
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曾长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两人吃得倒尽胃口，谈话也不投机。（《围城》，17页）
《管锥编》处理同一比喻。其所引述的最早例证是《诗经》中的第十首《汝坟》，内有句云：“未见君子，如调饥。”同样，《楚辞·天问》中，诗人把传说中的禹王同九尾狐的恋爱描写成幸福的“朝饱”。后世诗人如曹植或沈约等人用得文雅多了：现在爱情不等于吃饱，相反，诗人在令人陶醉的爱情中倒会忘掉饥饿的。李后主在哀悼大周后的词中（《昭惠周后诔》）还巧妙地把爱情与死亡连在一起，如：“实日能容，壮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饥是慰。”在明清通俗小说中，高雅的浪漫主义重新让位于旺盛的生命力：用活泼生动的成语像“秀色可餐”或“恨不能一口水吞了她”描写自然痛快的爱情。
接着，钱先生提到西方作家如阿里斯托芬、巴尔扎克、莎士比亚、菲尔丁、劳伦斯、克莱斯特等作家，用五光十色的名句引文证实和补充中国人的看法并与之相比照。《管锥编》用不止一页的篇幅，描述了《围城》“性爱与吃饭”这个联想的历史发展及其变异，并举出西方文学中很多栩栩如生的相应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