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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在首尔，4月15日在东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秘书长拉斯姆森和美国国务卿克里两次“撞到了一起”。
新晋美国国务卿首次亚洲行所到之处皆刮起媒体旋风，相形之下，拉斯姆森的日韩之行尽管创下了“两个第一次”，却处处遇冷。“都没注意到日本媒体有什么报道，连篇累牍的是关于克里的消息。”日本知名私立大學拓殖大学的华人教授、日本外交问题专家杜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或许拉斯姆森已经习惯了聚光灯不再照在他的头顶。4月19日，回到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后，就刚刚结束的日韩之行，他在记者会上依然志得意满地列举了出访的两大成果：“这是北约秘书长第一次访问韩国”，“我和日本首相安倍签署了北约和日本间的首份共同宣言。”
即便没有同克里的亚洲行“撞车”，拉斯姆森也不会指望着自己成为日韩媒体的宠儿。
2011年3月，北约决定全面接管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的所有针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是北约迄今为止“最后的风光”。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战事，冷战后出生的年轻人中，没有多少人会知道北约究竟是个什么组织，更鲜有人知晓北约的军事开销一度占到全世界军事总开销的七成以上。
“没有战事，就没有北约什么事。”批评者的嘲讽有些刻薄，却是冷战后北约尴尬境遇的真实写照。牵头军事介入1993年6月到1999年4月的前南斯拉夫冲突，2003年8月以反恐之名在阿富汗开始其在欧洲境外的首次军事行动，再然后就是接管对利比亚军事行动，除此之外，北约大都过着默默无闻的黯淡时日。
4月15日，日本东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拉斯姆森（左）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官邸举行会谈并签署了共同政治宣言，这是日本首次与北约签署共同宣言。
或许还有一个例外，本世纪的头几年里，北约完成了第二波东扩计划。但在质疑者的眼里，那是它“拼尽全力的最后一搏”，从此气数难复。
遭受冷遇不是让北约在冷战后感到尴尬的全部。自“华约”解散后，关于北约是否还有必要存在的争论从未停息。
“华约”的全称是华沙公约组织，它和北约这两大分别代表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和美欧资本主义阵营的军事同盟，将对抗贯穿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直至前者在1991年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而解散。
此后，失去了“军事对手”的北约在美国的主导下，一步步艰难地向地区性防卫协作组织转化，所要面对的议题也从过去单一的军事对抗，扩展到全球恐怖主义、能源安全、网络攻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多元问题上。
但数次战略调整和结构改造，都没能取得成功，其继续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打造“亚洲版北约”，是这个过程中的一次至今无果的尝试。
名噪一时的“亚洲版北约”有两个版本：一是2001年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封堵正在崛起的亚洲大国”，让北约南下，同亚太安全同盟机制接轨，赋予日本、韩国、巴基斯坦、中国台湾这些关键国家和地区以及泰国、菲律宾等东盟国家 “非北约盟国”地位；另外一个版本由时任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纳拉帕特教授于2002年提出，由印美主导，联合亚洲民主国家和地区组建“北美亚洲公约组织”。
“一来东盟等亚洲国家不愿意选边站，二来传统北约国家内部分歧严重，这两个异曲同工的亚洲版北约都注定搞不起来。” 中国前APEC高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位今年已经84岁的资深外交家于1993年至1998年出任中国APEC高官，当时美国倡导建立的APEC影响力渐增，欧洲便与亚洲联合成立了亚欧会议。“欧洲这样做，一个很重要的考虑是与美国争夺亚洲市场，当时最主要的就是想和中国、东盟国家加强合作。”他说。
在北约如今的28个成员国里，除了美国和加拿大，其余全部来自欧洲。
有意或无意，虽然在访问行程中与克里两次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但拉斯姆森本人以及北约都在回避与“美国”或“克里”相关的字眼，也没有任何关于拉斯姆森和克里在同一场合出现的消息。
北约方面只透露，拉斯穆森此行是很早以前就确定的安排，与朝鲜半岛当下的紧张形势并无必然关联。另一层意思则是，和克里的“撞车”纯属巧合。
撇清此行与美国的关系，拉斯姆森是要避免让人将这次行程与曾经的“亚洲版北约”进行联系，还不想因为北约同日韩的走近引发中国的担忧。
“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寻求多种保证自己安全的方式，但在国家实力的对比进行转换之际，一些原本寻常的举动会变得敏感，引发额外的担忧。”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日本问题高级研究员谢拉·史密斯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整个行程中，拉斯姆森留给人的是“避实就虚”的谨慎印象。“日韩两国尽管在地理上被海水相隔，但都是北约的重要伙伴，我们持有共同的价值观，比如个人自由、民主和法治精神。”拉斯姆森在回到布鲁塞尔后面对记者时说。
话虽务虚，日本方面却很受用。安倍晋三二度入主内阁后着力推行的“价值观外交”，得到了北约的遥相呼应。
在记者会上，拉斯姆森还指出，北约的全球化发展思路并不意味着北约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但纵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北约间开展的合作，拉斯姆森的这些话显得有些言不由衷。
1991年，时任北约秘书长曼弗雷德·韦尔纳实现了开启了北约秘书长访问东京的先河，一举改变了此前北约对亚洲地区冷眼相待的做法，扩大了日本和北约的交往和合作。自此，受和平宪法制约的日本自卫队屡屡通过同北约的合作，与北约军队一起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维和及救援行动中。而北约军队的身影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除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大战场之外的亚洲其他区域。
因此，在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倾斜的背景下，当拉斯姆森和克里的行程不乏巧合地连续撞到一起，任凭拉斯姆森言行多小心谨慎，也无法打消外界对其是否要重新打造“亚洲版北约”的疑虑，尤其是当他和安倍晋三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时。因为如果拉斯姆森要搞“亚洲版新北约”，安倍晋三是亚洲地区为数不多的与其志同道合的好搭档。
2006年，一本名叫《走向美丽之国》的书在日本出版，书中明确提出另一种思路的“亚洲版北约”：在亚太地区组建由美日澳印组成的四国同盟的构想。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安倍晋三。当时，距离安倍首次入主日本首相府的时间不过数月。
首次首相仅当了一年，安倍还没来得及落实自己的构想就草草辞职。在其二度入主首相府的数月后，日本和北约签下的首份共同宣言难免让人产生联想。
“中日关系处于紧张之时，东京自然欢迎外界在安全上对其提供帮助。”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他非常肯定地认为，日本没有遏制中国的战略。
“尽管与中国关系紧张，但日本在中国的投资仍在增加，对华援助也没有中断。这些，恰恰和所谓的遏制背道而驰。”包道格说。
在此问题上，谢拉·史密斯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布什同包道格的看法颇为一致。理查德·布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世界同中国的关系很多元很复杂，但没人总想着要遏制中国。”
在合作代替对抗成为主流的世界里，北约也无意去寻找一个新的强大的对抗者，它要做的是，如何在当下找到并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
谢拉·史密斯则表示，一方面，世界尤其是邻国要适应实力增强的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也要反思，为什么在有些中国人看来，谁都要对中国进行遏制。
曾提出“亚洲版北约”构想的纳拉帕特教授已于两年前坦承，当年的设想是错误的，因为那基于中国是一个富于攻击性的国家的假设，而事实上，近十年中国一直为和平在努力。
“我已放弃了‘亚洲版北约’的想法。”他说。让他感到吃惊的是，“亚洲版北约”的想法在一些国家仍然颇有市场。
新晋美国国务卿首次亚洲行所到之处皆刮起媒体旋风，相形之下，拉斯姆森的日韩之行尽管创下了“两个第一次”，却处处遇冷。“都没注意到日本媒体有什么报道，连篇累牍的是关于克里的消息。”日本知名私立大學拓殖大学的华人教授、日本外交问题专家杜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或许拉斯姆森已经习惯了聚光灯不再照在他的头顶。4月19日，回到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后，就刚刚结束的日韩之行，他在记者会上依然志得意满地列举了出访的两大成果：“这是北约秘书长第一次访问韩国”，“我和日本首相安倍签署了北约和日本间的首份共同宣言。”
存在的“合法性”悬而未决
即便没有同克里的亚洲行“撞车”，拉斯姆森也不会指望着自己成为日韩媒体的宠儿。
2011年3月，北约决定全面接管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的所有针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是北约迄今为止“最后的风光”。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战事，冷战后出生的年轻人中，没有多少人会知道北约究竟是个什么组织，更鲜有人知晓北约的军事开销一度占到全世界军事总开销的七成以上。
“没有战事，就没有北约什么事。”批评者的嘲讽有些刻薄，却是冷战后北约尴尬境遇的真实写照。牵头军事介入1993年6月到1999年4月的前南斯拉夫冲突，2003年8月以反恐之名在阿富汗开始其在欧洲境外的首次军事行动，再然后就是接管对利比亚军事行动，除此之外，北约大都过着默默无闻的黯淡时日。
或许还有一个例外，本世纪的头几年里，北约完成了第二波东扩计划。但在质疑者的眼里，那是它“拼尽全力的最后一搏”，从此气数难复。
遭受冷遇不是让北约在冷战后感到尴尬的全部。自“华约”解散后，关于北约是否还有必要存在的争论从未停息。
“华约”的全称是华沙公约组织，它和北约这两大分别代表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和美欧资本主义阵营的军事同盟，将对抗贯穿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直至前者在1991年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而解散。
此后，失去了“军事对手”的北约在美国的主导下，一步步艰难地向地区性防卫协作组织转化，所要面对的议题也从过去单一的军事对抗，扩展到全球恐怖主义、能源安全、网络攻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多元问题上。
但数次战略调整和结构改造，都没能取得成功，其继续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打造“亚洲版北约”，是这个过程中的一次至今无果的尝试。
名噪一时的“亚洲版北约”有两个版本：一是2001年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封堵正在崛起的亚洲大国”，让北约南下，同亚太安全同盟机制接轨，赋予日本、韩国、巴基斯坦、中国台湾这些关键国家和地区以及泰国、菲律宾等东盟国家 “非北约盟国”地位；另外一个版本由时任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纳拉帕特教授于2002年提出，由印美主导，联合亚洲民主国家和地区组建“北美亚洲公约组织”。
“一来东盟等亚洲国家不愿意选边站，二来传统北约国家内部分歧严重，这两个异曲同工的亚洲版北约都注定搞不起来。” 中国前APEC高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位今年已经84岁的资深外交家于1993年至1998年出任中国APEC高官，当时美国倡导建立的APEC影响力渐增，欧洲便与亚洲联合成立了亚欧会议。“欧洲这样做，一个很重要的考虑是与美国争夺亚洲市场，当时最主要的就是想和中国、东盟国家加强合作。”他说。
在北约如今的28个成员国里，除了美国和加拿大，其余全部来自欧洲。
避实就虚寻求价值观同盟
有意或无意，虽然在访问行程中与克里两次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但拉斯姆森本人以及北约都在回避与“美国”或“克里”相关的字眼，也没有任何关于拉斯姆森和克里在同一场合出现的消息。
北约方面只透露，拉斯穆森此行是很早以前就确定的安排，与朝鲜半岛当下的紧张形势并无必然关联。另一层意思则是，和克里的“撞车”纯属巧合。
撇清此行与美国的关系，拉斯姆森是要避免让人将这次行程与曾经的“亚洲版北约”进行联系，还不想因为北约同日韩的走近引发中国的担忧。
“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寻求多种保证自己安全的方式，但在国家实力的对比进行转换之际，一些原本寻常的举动会变得敏感，引发额外的担忧。”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日本问题高级研究员谢拉·史密斯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整个行程中，拉斯姆森留给人的是“避实就虚”的谨慎印象。“日韩两国尽管在地理上被海水相隔，但都是北约的重要伙伴，我们持有共同的价值观，比如个人自由、民主和法治精神。”拉斯姆森在回到布鲁塞尔后面对记者时说。
话虽务虚，日本方面却很受用。安倍晋三二度入主内阁后着力推行的“价值观外交”，得到了北约的遥相呼应。
在记者会上，拉斯姆森还指出，北约的全球化发展思路并不意味着北约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但纵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北约间开展的合作，拉斯姆森的这些话显得有些言不由衷。
1991年，时任北约秘书长曼弗雷德·韦尔纳实现了开启了北约秘书长访问东京的先河，一举改变了此前北约对亚洲地区冷眼相待的做法，扩大了日本和北约的交往和合作。自此，受和平宪法制约的日本自卫队屡屡通过同北约的合作，与北约军队一起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维和及救援行动中。而北约军队的身影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除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大战场之外的亚洲其他区域。
因此，在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倾斜的背景下，当拉斯姆森和克里的行程不乏巧合地连续撞到一起，任凭拉斯姆森言行多小心谨慎，也无法打消外界对其是否要重新打造“亚洲版北约”的疑虑，尤其是当他和安倍晋三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时。因为如果拉斯姆森要搞“亚洲版新北约”，安倍晋三是亚洲地区为数不多的与其志同道合的好搭档。
2006年，一本名叫《走向美丽之国》的书在日本出版，书中明确提出另一种思路的“亚洲版北约”：在亚太地区组建由美日澳印组成的四国同盟的构想。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安倍晋三。当时，距离安倍首次入主日本首相府的时间不过数月。
首次首相仅当了一年，安倍还没来得及落实自己的构想就草草辞职。在其二度入主首相府的数月后，日本和北约签下的首份共同宣言难免让人产生联想。
“中日关系处于紧张之时，东京自然欢迎外界在安全上对其提供帮助。”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他非常肯定地认为，日本没有遏制中国的战略。
“尽管与中国关系紧张，但日本在中国的投资仍在增加，对华援助也没有中断。这些，恰恰和所谓的遏制背道而驰。”包道格说。
在此问题上，谢拉·史密斯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布什同包道格的看法颇为一致。理查德·布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世界同中国的关系很多元很复杂，但没人总想着要遏制中国。”
在合作代替对抗成为主流的世界里，北约也无意去寻找一个新的强大的对抗者，它要做的是，如何在当下找到并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
谢拉·史密斯则表示，一方面，世界尤其是邻国要适应实力增强的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也要反思，为什么在有些中国人看来，谁都要对中国进行遏制。
曾提出“亚洲版北约”构想的纳拉帕特教授已于两年前坦承，当年的设想是错误的，因为那基于中国是一个富于攻击性的国家的假设，而事实上，近十年中国一直为和平在努力。
“我已放弃了‘亚洲版北约’的想法。”他说。让他感到吃惊的是，“亚洲版北约”的想法在一些国家仍然颇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