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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习惯称你是“新左派”，你自己好像不太喜欢这个称谓？
汪晖：我不喜欢被归类，也不喜欢标签，虽然最终也证明摆脱不了（笑）。我不否认存在左右的分化，并不害怕也不拒绝“左”这个词，但不愿意被标签束缚。对于思想者来说，被标签化是很无聊了。喜欢标签化的，是那些媒体知识分子。有些人用这个词是为了以最荒谬的方式将你的讨论等同于无法展开论述的“文革”，从根本上取消你说话的合法性；而另一些人只是热衷于“纸糊的假冠”，根本不关心你讨论什么问题。在这样的氛围中，標签又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新闻周刊：你似乎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批判的知识分子”？
汪晖：我提出批判知识分子的看法是针对90年代，特别是中后期的思想争论。批判不等同于简单地否定，批判也包含着建设，包含着创造性，没有一个批判性的检讨和思考，你很难去讨论创造性。我不赞成将批判与建设对立起来的看法。除了自我定位，批判的知识分子也意味着自我反思，不要总是说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但我说的自我反思不只是一个道德态度，而且也是一种思想能力，是要通过具体的研究来呈现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大学、研究生阶段几乎贯穿了整个1980年代，而在那个“启蒙时代”成长起来的很多年轻人后来都成为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你是个例外？
汪晖：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个例外。1980年代是一个复杂的年代。我在扬州读书的时候，身边的老师和老一代人多半是做传统学问的，到北京后，老师们也多为老一代，但年轻一代中流行的都是西方的东西。我也浸染其中，但在两代人之间，我的思考与活跃在前台的人的看法有差别恐怕也很自然。那时，我正在做鲁迅研究。鲁迅一直是对自己的时代抱着一种怀疑的人。不经过对抗和切身经验的检验，他不轻易相信潮流。或许，我跟那个时代的对话既是潮流的一部分，又包含了一个反思的过程。
今天，80年代已经成为很多人怀旧的对象。那是一个青春勃发的、混乱的时代，但我没有那么怀旧。我一直觉得80年代隐含的危机是早就在那儿的。从思想的角度说，那时流行的许多命题、说法、概念，到90年代之后就灰飞烟灭了，这不就多少说明，那个时代未能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解我们时代的思想吗？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扬州读书时，老一代学者给了你很大的影响？
汪晖：对。我们那一届学生的幸运之处就是还能够亲聆老一代学者的教诲。由于各种原因，许多老一代人失去了传道授业的大好时光，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前期，他们重登讲台。那是他们“凋谢”之前的最后一次绽放。他们不是80年代的时代英雄，但这个时代的底蕴是由他们奠定的。
一方面，我多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一些传统的学问，另一方面，则是学到他们知人论事、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些方式。那一代人是在“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经历了民国时代的动荡、战争和分裂，也经历了新中国诞生后的很多变迁，这些尚未凝聚为理论的形态，却体现在他们的学术训练和解释历史的方式之中。这一代人的历史观点凝聚了20世纪中国的各种经验、矛盾和冲突。这一点，我年轻的时候并不完全理解，随着自己的成长才慢慢有所体会。
很多人对80年代的回忆是以我们这一代或者稍早一点的一代人为中心的，这并不错；但在80年代中期以前，在许多领域，很多重大的问题，是由老一代人率先提出来的。这一点几乎被遗忘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扬州生活了整整25年，那个环境给你留下什么影响？
汪晖：家乡是无可替代的。一个人最初的经验、情感、友谊等等无不是在这个环境中形成。
中国文明是由许多地方性的传统构成的。所谓地方性的文化，它的形成也并不只是地方的，相反，地方性文化也是在流动中逐渐凝聚起来的。到北京以后，我渐渐发现，有没有一个地方的视野来理解我们自己的环境、理解中国，还是挺重要的。如果你一开始就处在中心，就不大容易有这个感觉。就跟我们看历史一样，有很多幽暗的地方。如果你总是盯着舞台上的事情，聚焦于几个灯光下的人物，对于一个时代、对于历史、对于很多东西的理解都失之于浅。要是能够在幽暗处看到很多人看不到的东西，你对历史的理解就会有所不同。
不仅是学术，我觉得思考当代问题也是这样。例如，你讨论中国的变迁，除了观察沿海和中心地区，最好也要去看看这一轮发展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效果是怎样的；你要讨论政治制度的前景，除了在西方与中国之间比较，最好也要看看亚洲周边、非洲和拉美的经验。那个时候，好的东西就有点幽暗，而在幽暗的地方又突显了另一些你自己习焉不察的、值得探索的经验。1990年，我在商洛山，忽然发觉那是一个观察北京的好地方。
我并不是说中心不好，但边缘的经验往往会给你理解世界找到一个重要的方法。比如鲁迅， 他从年轻时代起，就不停地“走异路，逃异地”，但在他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中，与其说是东京、北京，不如说是他创造的鲁镇，构成了他理解中国的方法。如果没有对于绍兴的经验，你甚至很难理解他对中国的理解；但这个所谓绍兴的经验，早已不是所谓地方性的知识了。那里凝聚了他在日后生活中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经验、感觉和观察。
中国新闻周刊：8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大论战，你是那场论战的主要学者之一。回头再看，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
汪晖：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还有今天，是一个更需要独立思考的时代。在80年代，由上而下的改革与由知识精英推动的启蒙，共同构成了一个潮流；在这个潮流中涌现了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作家等。但为什么到了90年代很多人不是失语，就是丧失了创造力？就是因为在80年代，你只要顺着那个潮流走就会显得还是挺有思想的，可是90年代如果你没有一个真正独立的思索，是不会有什么思想可言的。在潮流中，也意味着你被潮流裹挟；你以为占据了潮头，其实不过是随波逐流。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你的很多观点和言论，是在为体制辩护？
汪晖：从90年代开始，只要不同于所谓主流的观点，媒体知识分子就会用“为体制辩护”加以否定。我在《代表性断裂：再論“什么的平等”？》及相关的文章中，论述遍布当代政治制度的危机，指出代表性断裂正是这一制度危机的症候。我丝毫没有低估中国政治制度、包括政党体制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但并不像这些媒体知识分子那样，将他们心仪的西方政党制度设定为改革的目标。
今天中国政党制度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发生在全球化这样一个独特的情境里面，它所面对的问题跟西方政治制度有很相似的地方。在日本，在欧洲，在印度，也在中国，政治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都涉及政党政治，但这些国家的政治形式是极不一样的，为什么如此？正由于此，我们需要探讨为什么在冷战时代处于对立位置的政治形式会面临一些相似的危机。
用一种冷战式的眼光打量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但无法从我们的历史道路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而且也会将当代世界面临的问题全部归结为中国的特殊性，即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由中国传统、中国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造成的。这种认识方式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无助于我们诊断当代中国面临的各种新问题，以及发生了变异的老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重视中国的独特性，又反对将中国问题特殊化。
中国新闻周刊：你很少回应别人对你的批评，为什么？
汪晖：如果这些批评击中了要害，就有必要回应，包括自我的检讨和自我批评。但许多人是先举起一个牌子，对论敌加以命名，再对那个牌子加以攻击，你不知道他是在批评他自己举起的牌子，还是在攻击他的论敌。这样的批评是垃圾，很多媒体辩论就充斥了这样的垃圾。有些所谓“自由主义者”觉得站在这块牌子下就足够正确了。
从90年代以来，我大概算是当代中国被攻击最多的人，那些攻击称得上是批评吗？刊载那些攻击性言论的媒体算得上是公共空间吗？与其去回应这样的“批评”，倒不如去分析这些现象本身。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汪晖自选集》（1998）、《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5）等。编有《文化与公共性》、《发展的幻象》等。近年来，汪晖出版的《去政治化的政治》《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及有关“代表性断裂”的研究，受国内外学界关注。
汪晖：我不喜欢被归类，也不喜欢标签，虽然最终也证明摆脱不了（笑）。我不否认存在左右的分化，并不害怕也不拒绝“左”这个词，但不愿意被标签束缚。对于思想者来说，被标签化是很无聊了。喜欢标签化的，是那些媒体知识分子。有些人用这个词是为了以最荒谬的方式将你的讨论等同于无法展开论述的“文革”，从根本上取消你说话的合法性；而另一些人只是热衷于“纸糊的假冠”，根本不关心你讨论什么问题。在这样的氛围中，標签又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新闻周刊：你似乎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批判的知识分子”？
汪晖：我提出批判知识分子的看法是针对90年代，特别是中后期的思想争论。批判不等同于简单地否定，批判也包含着建设，包含着创造性，没有一个批判性的检讨和思考，你很难去讨论创造性。我不赞成将批判与建设对立起来的看法。除了自我定位，批判的知识分子也意味着自我反思，不要总是说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但我说的自我反思不只是一个道德态度，而且也是一种思想能力，是要通过具体的研究来呈现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大学、研究生阶段几乎贯穿了整个1980年代，而在那个“启蒙时代”成长起来的很多年轻人后来都成为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你是个例外？
汪晖：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个例外。1980年代是一个复杂的年代。我在扬州读书的时候，身边的老师和老一代人多半是做传统学问的，到北京后，老师们也多为老一代，但年轻一代中流行的都是西方的东西。我也浸染其中，但在两代人之间，我的思考与活跃在前台的人的看法有差别恐怕也很自然。那时，我正在做鲁迅研究。鲁迅一直是对自己的时代抱着一种怀疑的人。不经过对抗和切身经验的检验，他不轻易相信潮流。或许，我跟那个时代的对话既是潮流的一部分，又包含了一个反思的过程。
今天，80年代已经成为很多人怀旧的对象。那是一个青春勃发的、混乱的时代，但我没有那么怀旧。我一直觉得80年代隐含的危机是早就在那儿的。从思想的角度说，那时流行的许多命题、说法、概念，到90年代之后就灰飞烟灭了，这不就多少说明，那个时代未能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解我们时代的思想吗？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扬州读书时，老一代学者给了你很大的影响？
汪晖：对。我们那一届学生的幸运之处就是还能够亲聆老一代学者的教诲。由于各种原因，许多老一代人失去了传道授业的大好时光，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前期，他们重登讲台。那是他们“凋谢”之前的最后一次绽放。他们不是80年代的时代英雄，但这个时代的底蕴是由他们奠定的。
一方面，我多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一些传统的学问，另一方面，则是学到他们知人论事、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些方式。那一代人是在“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经历了民国时代的动荡、战争和分裂，也经历了新中国诞生后的很多变迁，这些尚未凝聚为理论的形态，却体现在他们的学术训练和解释历史的方式之中。这一代人的历史观点凝聚了20世纪中国的各种经验、矛盾和冲突。这一点，我年轻的时候并不完全理解，随着自己的成长才慢慢有所体会。
很多人对80年代的回忆是以我们这一代或者稍早一点的一代人为中心的，这并不错；但在80年代中期以前，在许多领域，很多重大的问题，是由老一代人率先提出来的。这一点几乎被遗忘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扬州生活了整整25年，那个环境给你留下什么影响？
汪晖：家乡是无可替代的。一个人最初的经验、情感、友谊等等无不是在这个环境中形成。
中国文明是由许多地方性的传统构成的。所谓地方性的文化，它的形成也并不只是地方的，相反，地方性文化也是在流动中逐渐凝聚起来的。到北京以后，我渐渐发现，有没有一个地方的视野来理解我们自己的环境、理解中国，还是挺重要的。如果你一开始就处在中心，就不大容易有这个感觉。就跟我们看历史一样，有很多幽暗的地方。如果你总是盯着舞台上的事情，聚焦于几个灯光下的人物，对于一个时代、对于历史、对于很多东西的理解都失之于浅。要是能够在幽暗处看到很多人看不到的东西，你对历史的理解就会有所不同。
不仅是学术，我觉得思考当代问题也是这样。例如，你讨论中国的变迁，除了观察沿海和中心地区，最好也要去看看这一轮发展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效果是怎样的；你要讨论政治制度的前景，除了在西方与中国之间比较，最好也要看看亚洲周边、非洲和拉美的经验。那个时候，好的东西就有点幽暗，而在幽暗的地方又突显了另一些你自己习焉不察的、值得探索的经验。1990年，我在商洛山，忽然发觉那是一个观察北京的好地方。
我并不是说中心不好，但边缘的经验往往会给你理解世界找到一个重要的方法。比如鲁迅， 他从年轻时代起，就不停地“走异路，逃异地”，但在他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中，与其说是东京、北京，不如说是他创造的鲁镇，构成了他理解中国的方法。如果没有对于绍兴的经验，你甚至很难理解他对中国的理解；但这个所谓绍兴的经验，早已不是所谓地方性的知识了。那里凝聚了他在日后生活中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经验、感觉和观察。
中国新闻周刊：8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大论战，你是那场论战的主要学者之一。回头再看，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
汪晖：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还有今天，是一个更需要独立思考的时代。在80年代，由上而下的改革与由知识精英推动的启蒙，共同构成了一个潮流；在这个潮流中涌现了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作家等。但为什么到了90年代很多人不是失语，就是丧失了创造力？就是因为在80年代，你只要顺着那个潮流走就会显得还是挺有思想的，可是90年代如果你没有一个真正独立的思索，是不会有什么思想可言的。在潮流中，也意味着你被潮流裹挟；你以为占据了潮头，其实不过是随波逐流。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你的很多观点和言论，是在为体制辩护？
汪晖：从90年代开始，只要不同于所谓主流的观点，媒体知识分子就会用“为体制辩护”加以否定。我在《代表性断裂：再論“什么的平等”？》及相关的文章中，论述遍布当代政治制度的危机，指出代表性断裂正是这一制度危机的症候。我丝毫没有低估中国政治制度、包括政党体制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但并不像这些媒体知识分子那样，将他们心仪的西方政党制度设定为改革的目标。
今天中国政党制度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发生在全球化这样一个独特的情境里面，它所面对的问题跟西方政治制度有很相似的地方。在日本，在欧洲，在印度，也在中国，政治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都涉及政党政治，但这些国家的政治形式是极不一样的，为什么如此？正由于此，我们需要探讨为什么在冷战时代处于对立位置的政治形式会面临一些相似的危机。
用一种冷战式的眼光打量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但无法从我们的历史道路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而且也会将当代世界面临的问题全部归结为中国的特殊性，即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由中国传统、中国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造成的。这种认识方式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无助于我们诊断当代中国面临的各种新问题，以及发生了变异的老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重视中国的独特性，又反对将中国问题特殊化。
中国新闻周刊：你很少回应别人对你的批评，为什么？
汪晖：如果这些批评击中了要害，就有必要回应，包括自我的检讨和自我批评。但许多人是先举起一个牌子，对论敌加以命名，再对那个牌子加以攻击，你不知道他是在批评他自己举起的牌子，还是在攻击他的论敌。这样的批评是垃圾，很多媒体辩论就充斥了这样的垃圾。有些所谓“自由主义者”觉得站在这块牌子下就足够正确了。
从90年代以来，我大概算是当代中国被攻击最多的人，那些攻击称得上是批评吗？刊载那些攻击性言论的媒体算得上是公共空间吗？与其去回应这样的“批评”，倒不如去分析这些现象本身。
汪晖的著作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汪晖自选集》（1998）、《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5）等。编有《文化与公共性》、《发展的幻象》等。近年来，汪晖出版的《去政治化的政治》《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及有关“代表性断裂”的研究，受国内外学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