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的逃杀与真实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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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9月,韩国电视剧《鱿鱼游戏》在奈飞(Netflix)上线,一时间火爆全球,成为“韩流”又一次向世界的成功进军。该剧极具冲击性的画面、夸张性的设置、暗黑性的情节,引起媒体和公众的热烈讨论与争议。暴力、血腥、生存、逃亡、选择、考验、惩罚……在这些人性难题的背后,有个很难绕开的话题——丛林法则。人与人之间究竟是永远的野蛮斗争,还是持久的和谐共处?《鱿鱼游戏》中冷血残酷的逃杀是虚拟的情节,而观众心中无限内卷的竞争却是真实的感受。

虚拟的逃杀或有终局


  9月17日,奈飞出品的《鱿鱼游戏》正式上线,在短短1个月内就在90多个国家和地区拿下霸屏冠军。它不仅是首部在北美夺冠的奈飞原创韩剧,也是第1部创造了全球现象级热播记录的韩剧,目前已然成为史上收视率最高的非英语原创剧。
  《鱿鱼游戏》在全世界热播的成功密码是什么?大开脑洞的剧情、童年回忆的游戏、看透人性的规则、让人窒息的画面、荒谬粗暴的背景、工业设计的服装、色彩鲜艳的镜头……可以说,一千个观众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观众眼中就有一千个《鱿鱼游戏》。值得一提的是,剧外的奈飞也将线上和线下的营销做到了极致。这些都共同造就了全球现象级的流行文化景观。
  然而,《鱿鱼游戏》的诞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几经波折。10年前《鱿鱼游戏》的剧本就已完成,但整个韩国电视圈一直沉浸在“粉红浪漫”的创作套路中,无暇顾及其他题材。对于韩国影视公司而言,这部剧充斥着反乌托邦的暗黑情节,剧情荒诞不经。然而,奈飞的强势入局根本扭转了这部剧的命运,令它“逆袭成功”。在此之前,奈飞已经积累了与海外公司合作打造爆款影视剧的丰富经验:和英国合作的《王冠》已上线第3季,席卷几届艾美奖的多个奖项;首部美韩合作的《王国》虽然只播出了两季,也获评美国《纽约时报》2019年“十佳电视剧”。这次为了《鱿鱼游戏》,奈飞斥资2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1亿元),汇集了韩国顶级演员阵容,可谓重金倾力打造。
  而把《鱿鱼游戏》推上“韩流”顶峰的,是它抓人眼球的惊悚剧情和刺激体验。作为一部悬疑作品,《鱿鱼游戏》主要讲述了一个荒诞的“大逃杀”的游戏故事。游戏参与者是456个走投无路的社会边缘人,游戏奖金是456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5亿元),游戏筹码是每个参与者的鲜活生命,游戏规则是只有最终胜利者才能拿到奖金,而其他455个人都有可能是输家,其结局不过是极其野蛮的不同死法。而接受了神秘邀请的几百个参与者,需要参与的生存游戏包括“一二三木头人”“抠糖饼”“拔河”“打弹珠”“走玻璃桥”和“鱿鱼游戏”等6关。这些游戏都是韩国20世纪70年代的儿童游戏,但儿童游戏与成人生存之间的巨大反差让观众瞠目结舌又欲罢不能。
  “游戏很残酷,可现实不比游戏更残酷吗?”《鱿鱼游戏》的这句台词可谓年度金句,无疑让千万观看者仿佛置身于原始丛林,活下来、活到最后就是最高奖赏,这是唯一目标。摆在参与者面前的6个游戏虽简单,但因为玩法粗暴,往往需要参与者发挥出所有技能、最大潜力和最高智慧,否则就会当场惨死。这就是人与人之间残酷竞争、你死我活的原始森林,它成了野兽的天堂、人类的地狱。在这里,希望与绝望、喜悦与愤怒、安全与恐怖、幸福与悲伤、信任与背叛、温暖与冷酷、善良与凶恶的斗争较量历历在目,无休无止。在这里,没有真正的公平正义,没有长久的和平与爱。死在岛上、葬身于丛林就是大多数人的宿命吗?
  早在《鱿鱼游戏》之前,日剧《大逃杀》等就有类似的设定。2000年,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大逃杀》上映,演绎了一群初中生在荒凉小岛进行“杀戮游戏”的恐怖故事。影片设定在未来世界,亚洲各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有的国家经济彻底崩溃,失业者遍地,而学生也不再上学。为改变这种乱局,每年,一个初中三年级的班级被随机挑选出来,逼迫整个班级在荒岛上自相残杀,以此培养孩子们坚忍不拔的生存能力。而改编自同名漫畫的电影《赌博启示录》于2009年上映,叙述了一个落魄青年走上血雨腥风的赌博不归路的故事。主角伊藤开司胸无大志,自甘颓废,终于有一次可以通过“限定猜拳”的赌博游戏改变命运的机会。其实,这不过是“获得胜利的人能获得一切,而输了就是垃圾”的一场丛林游戏。情节设定相似的日本漫画《弥留之国的爱丽丝》在被改编为同名动画片之后,也被奈飞相中,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去年底在网站首播。




剧中的关卡设计为韩国儿童游戏,意在引起观众共鸣的同时,也让观众感受到游戏与成人社会的反差。

  同样的,《饥饿游戏》等美剧借鉴了《大逃杀》的剧情模式。2012年,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饥饿游戏》上映,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24名男女选手被选出参加一年一度的“饥饿游戏”,并被电视直播,以维护威权统治。这些选手不仅要与各种猛兽斗争,更残酷的是必须杀死其他选手,最后的生存者才能获得巨额奖金。2015年,英国广播公司出品的悬疑电视剧《无人生还》首播,它改编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小说,讲述了8个彼此陌生的人和2名管家受困于一座小岛,不断被杀的惊悚故事。尽管已经被改编过无数次,这部电视剧还是鲜明地表现出了英剧一贯的冷峻质感和让人惊叹的微妙细节,最重要的是赤裸裸地展露出让人不寒而栗的人性丑恶与黑暗。   无论是韩剧《鱿鱼游戏》、日剧《大逃杀》《赌博启示录》等,还是美剧《饥饿游戏》、英剧《无人生还》,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设定,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在自然界,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动物野兽们的生存法则。在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也是你死我活、赢者通吃吗?对此,人们的立场迥异、观点驳杂,同时争议不休。当然,作为虚拟的艺术创作,影视剧的致命逃杀毕竟有终局的时刻,无论这种结局是否是观众想要的。


剧中的“ 竞争”,不仅仅在游戏关卡之中,也出现在游戏之外的宿舍里。

真实的竞争无限内卷


  不言而喻,《鱿鱼游戏》带给观众的思考远远超过影视剧本身。参与游戏的大多是因犯罪、贪婪、颓废、赌博等人性弱点而堕落到社会底层的边缘人,他们在剧中的表现极大地影响和塑造了韩国观众的所感所想、心理体验。影视剧是反映制作方艺术思想与表演技巧的一面镜子,也是反映社会群体集体意识和精神状况的一面镜子。换句话说,《鱿鱼游戏》实际上就是韩国社会现状和问题的一种折射。玩法简单的儿童游戏、“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发展繁荣、疫情加持的经济萧条、逼仄绝望的生存现实一起构成了戏内戏外真假莫辨的“丛林法则”。


韩国30至39岁人群的未婚比重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增加,2020年高达42.5%,创下历史记录。

  韩国国宝级艺人李政宰冷峻英武,素有“沉默武士”之称。他在《鱿鱼游戏》中精彩地饰演了人生失败者成奇勋。遭遇公司重組的男主失业后,游走于债务与赌博之间,导致婚姻破裂,过上了“绝对自由”的单身生活。嗜赌如命且茫然无助的成奇勋,最终走上了通过“最纯真”游戏进行最残忍杀戮的人间绝路。他45岁还依靠母亲养老金、沉迷于赌博的人设,让人不免联想到当代韩国数量庞大的啃老族、未婚族。据韩媒报道,韩国2020年有314万“啃老”的成年人,其中65万人年龄在30至49岁之间,占20.7%;而20至29岁的人群占比最高,竟达38.9%。30至39岁人群的未婚比重自上世纪90年代连续增加,2020年高达42.5%,创下历史记录。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鱿鱼游戏》导演兼编剧黄东赫说:“该剧故事和人物都非常个性化,但也反映了韩国社会的问题和现实。”游戏后面剩下的几十名参与者分别代表了不同领域的社会底层,映照着他们各自的社会焦虑和生活窘迫。成奇勋既付不起母亲的医疗费,也没钱给女儿买拿得出手的生日礼物;他的邻居名牌大学毕业,但因为管理客户资金不当而被通缉;其中还有一个女性“脱北者”,急需钱来帮助母亲“脱北”,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弟。“大首尔”地区疯涨的房价、日趋加剧的职场竞争、看不到增加希望的微薄收入、日益严峻的养老难题,现实生活的刻骨忧愁让众多观众对《鱿鱼游戏》中的情节感同身受。
  回首历史,曾经创造了“汉江奇迹”的韩国何其辉煌。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在短短几十年内经济飞速发展,200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2万美元大关,2013年迈入世界30强。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乏力,韩国经济也萎靡不振。《鱿鱼游戏》的构想就发生在这场金融危机期间。经济增长放缓之时,贫富悬殊、阶级固化、生育锐减等问题加速恶化,严重困扰着韩国的底层人群,尤其是青年人。近年来,韩国网络上开始流行所谓“勺子阶级论”,把20到39岁年轻人按照家庭财产或收入分为“金勺”“银勺”“铜勺”“土勺”4个阶级,其中“土勺”的家庭财产低于5000万韩元(约27万元人民币),或年收入低于2000万韩元(约11万元人民币)。韩国学者金洛年的研究证实了“勺子阶级论”的说法。2019年电影《寄生虫》上映,尖锐而辛辣地揭露了韩国社会存在的阶级固化和贫富差距鸿沟。


韩国国宝级艺人李政宰在《鱿鱼游戏》中饰演了人生失败者成奇勋。他45岁还依靠母亲的养老金过活,沉迷于赌博,人生茫然无助。

  2021年初,韩国统计厅报告韩国生育率降到创纪录的0.84,为全球最低。牛津大学教授大卫·科尔曼甚至称:“预计韩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消失的国家。”在历史最低的生育率背后,是经济拮据的年轻人的放弃式婚恋观,很多人办不起婚礼,买不起婚房,更没有钱养育孩子。一些认同“勺子阶级论”的韩国青年人自称是“三弃一代”,也就是放弃恋爱、放弃结婚、放弃生育。还有些年轻人成为“达观一代”,即对挣钱毫无兴趣、不求上进、安于现状。《寄生虫》中的儿子金基宇即便竭尽全力,也只能自我催眠,最终也是南柯一梦。近似游戏的竞争内卷、无比沉重的生存压力,迫使少数年轻人铤而走险,作出极端选择。韩国保健福利部和生命尊重希望财团最近发布的资料显示,青少年自杀率近5年来逐年上升。
  与之相似,《大逃杀》也深刻展现了日本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的恶劣生存竞争。该剧中,国家经济崩溃、成千上万人失业、孩子们遭受成年人威胁、学生们被逼逆境生存等情节设置都与日本的实际情况一一对应。二战后至1974年,日本经济迎来发展的辉煌时期,1968年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陷入低迷时代,被称为“失去的20年”。近10年来,日本GDP年平均增长率不足1%,暴露出高度老龄化、少子化、劳动力短缺、雇佣制僵化等深层次问题。日本年轻人自愿不婚不育相当普遍,即便要了孩子,有些父母也会放弃养育甚至虐待孩子。这就是《大逃杀》揭露人性之恶、讽刺社会弊端的现实背景。   《鱿鱼游戏》全球热播,刺激了遍及全球的无数边缘群体。黄东赫强调,在接下来的10年里,“赢家”与“输家”之间的差异将更加突出。他说,脸书(现已更名为Meta)、谷歌、韩国Naver等信息技术巨头公司的兴起,虽然用创新重构了我们的生活,但也使它们变得非常富有。韩国流行文化专家、加州大学教授金暻鉉指出,《鱿鱼游戏》影射了悲惨的社会现实。他认为,过去二三十年里韩国体面的工作大量减少,中产阶级规模缩小,大多数人将自己看作穷人而不是中产阶级。据菲律宾学者艾瑞克·凯皮斯丹诺的观察,之所以很多菲律宾人将《鱿鱼游戏》的剧情和他们心中的自身社会现状联系起来,是因为这些角色的故事如此真实,可能就存在于社会中。无疑,全球范围的边缘群体就是《鱿鱼游戏》强大粉丝的来源,也说明他们对改变自身命运还有所期待。可是,他们逃得过不断内卷的真实竞争吗?




《寄生虫》剧照。贫富差距是这部电影所反映的主要社会问题。

走出丛林的人性考验


  就影视剧虚拟情节与剧外现实的对应关系而言,很多评论都是直言不讳。《纽约时报》称,“该剧利用了韩国社会不平等和就业机会减少带给人们的深刻感受,赢得了全球观众,它也激发了美国、西欧和世界其他地区人们所熟悉的一种感觉,即随着财富差距扩大、房价上涨超出可承受的水平,名义上富裕国家的繁荣越来越难以实现。”面对火爆全球的现象级剧作《鱿鱼游戏》,并非只有一种声音,有媒体对该剧就提出了批评:“它展示了残酷的韩国社会的悲惨现实,人类被迫陷入极端竞争,他们的人性被消灭了。”正反两方面的观点都说明,《鱿鱼游戏》的的确确向人们展示了现实社会的丛林法则,鲜明地揭示了人性的阴暗面。




日本內阁府对“蛰居族”的定义是:几乎不走出自家或自己房间以及除满足爱好以外不外出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不接触社会、不上学、不上班,自我封闭地生活。在日本,“蛰居族”人数超过100万,约占日本总人口的1%,其中80%是男性。冈田一雄就是其中一个,他已经7年闭门不出,以前是公司职员,现在呆在房间里,看书、演奏爵士乐是他的生活。

  在第一场游戏“一二三木头人”结束后,剩下的201人投票选择退出游戏。然而让人唏嘘不已的是,回到现实社会中的180多人竟然还会选择再赌一次。因为对这些人来说,现实世界就是他们的地狱,反而在岛上的游戏中,还有反叛的一丝机会!这就是人性的贪婪,这就是人性的缺陷。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深刻地指出:“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才能总是过于自负。这是历代哲学家和道德家所说的一种由来已久的人类通病。”对于买彩票这样的赌博行为来说,“人们自然而然地对得利的机会期望得过高。”尤其在青年时期,轻视危险和奢望成功的心理最为活跃。


韩国顶级大学的毕业生通常会入职三星这样的一流公司,他们有得到更高收入和幸福生活的可能,可谓人生赢家。

  回到现实中,赌博向来是韩国吸引海外游客的一块招牌。全国有23家赌场全部向外国人开放,而对韩国人开放的仅有1家。但考虑到博彩业的高额利润,韩国政府还是在近20年来向本国人陆续开放了赛马、赛车、赛艇等线下投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韩国人线上赌博人数激增2倍,年轻人也开始流行炒作虚拟货币。在《鱿鱼游戏》中,参与游戏的人显然都是人性贪婪的俘虏,试图通过投机来实现“咸鱼翻身”。该剧里,“鱿鱼游戏”自1988年首次举办以来,30多年从未停止。放眼现实生活,仿佛看不到尽头的巨大贫富差距导致的恶性循环,无疑与此相呼应。人类是否有能力克服自身的贪婪、投机和自私,真正走出野蛮生存的原始丛林呢?进一步说,如何走出丛林?靠谁走出丛林?靠什么走出丛林?
  毕业于首尔大学的黄东赫希望通过此剧激起公众情绪和讨论,为弱者发声。对于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它们被统称为“SKY”)这些韩国顶级大学的毕业生来说,他们通常会入职三星这样的一流公司,有得到更高收入和幸福生活的可能,可谓人生赢家。黄东赫说:“我拍电影,是因为看到这些社会问题未解决,这让我感到非常沮丧。我们可以通过电影看到自己被世界改变了多少。你不可能只用一部电影来改变社会,但我们可以从积极影响社会的角度来思考电影的力量。”可见,虽然一部电影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它引发的思考,对传统保守思想的冲击、震撼和改变有更大更广的意义。


延世大学在韩国高校中位列第一,入学竞争极为激烈。电影《寄生虫》导演奉俊昊毕业于延世大学社会系。

  解读韩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丛林法则,有一个更深刻的角度,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加州大学教授金暻鉉分析说,《鱿鱼游戏》揭示了几个问题,它探索了新自由主义游戏里的出路,也已成为韩国工人罢工使用的一种符号。在该剧的最后,他找到了一种答案或教训,即这种新自由主义竞争不能如此继续下去。这是因为,年轻人无法就业,阶级愈加固化,资本主义也不会保证机会均等。金暻鉉提出,《鱿鱼游戏》是一部反新自由主义、反暴力和反过度竞争的剧集,它促使大家进入其中。他还从文化的角度断言:“无论《寄生虫》还是《鱿鱼游戏》,不少歌词或对话都是英语,但最重要的是,这些都表现了美国所代表的感觉。一位美国人很容易理解它们,可以更投入里面的情节。”这说明,“韩流”不断在世界上收获成功,并不完全意味着韩国文化的真正输出,反而有可能是西方文化霸权全球化、本土化的一种回潮。
  关于影视剧中的丛林法则,启蒙思想家霍布斯有更精彩的描述: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他认为,人是一个自然生物,自然本性就是自私自利、恐惧、贪婪、残暴无情,人与人互相防范、敌对、争斗,类似狼与狼处于可怕的自然状态中。尽管霍布斯自认为他说的是野蛮人和原始人,但实际上也包括近代人,也就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新兴资产阶级。他把资产阶级早期的人性表现抽象为一般人性,从而掩饰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历史局限性:无止境地追求利润,从而导致劳动、经济、社会的无限内卷和恶性循环。今天,这一弊端及其广泛危害不仅没有消除,还更加严重。
  在《鱿鱼游戏》第1季的最后,男主成奇勋并没有按照游戏策划者吴一男的建议,搭上飞机离开,而是选择留下来,还要求重新登岛。表面上看,这是制作方为第2季留下的伏笔,但向深处看,这实际上是对游戏规则的挑战,是对人性的再挑战、再冒险和再考验。男主能够在下一季战胜自我、战胜贪婪、战胜自私,真正走出内心的暗黑丛林吗?让我们满怀期望,对明天,对未来。
  (责编:南名俊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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