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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1日，莫斯科地铁运行一如往常，库尔斯卡亚地铁站里，人们松散地排成两队等待上车。嘈杂中，一位耄耋老人静静地坐在站台的长椅上，她叫娜塔莉亚，80年前的深夜，刺耳的防空警报响彻首都，父母带着她和襁褓中的弟弟随人群躲进了库尔斯卡亚地铁站。娜塔莉亚任由父亲拉着穿梭在慌乱的人群中，弟弟在母亲怀里大哭，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更无法想象战争与死亡的残酷。随后的近半年时间里，她几乎每个夜晚都在地铁站中度过，周围有她熟悉的邻居和同学，他們逐渐从惊恐变得平静，甚至习惯了按时响起的警报声和站台里的夜。1941年莫斯科地铁仅开通了3条线，共设21站，库尔斯卡亚站只是这21个用于防空避难的地铁站之一，像娜塔莉亚一家这样躲避空难的莫斯科家庭有几十万个。
致命夏天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闪电进攻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全面爆发。7月21日，希特勒的王牌飞行队已盘旋在莫斯科上空，对整个城市展开无差别轰炸。首次空袭从21日22点25分开始，持续至次日凌晨3点。苏联官方的数据是，近5个小时的疯狂轰炸导致792人伤亡，引起火灾1166起，破坏电网3处、天然气网3处、水管线2处。
娜塔莉亚的父亲从报纸上读到仅有几架德军飞机突破城市防空，击中城市的不过是9枚爆破弹和5000枚燃烧弹。然而，放眼望去满目疮痍，市民被断壁残垣和硝烟所包围，陷入巨大的恐慌。莫斯科防空局局长索洛维耶夫回忆道：“1941年7月23日下午四五点钟，德国飞机又出现在莫斯科上空，对阿尔巴特地铁站周围狂轰乱炸，毫无防备的市民涌入阿尔巴特站内。人群压塌了楼梯，46人丧生。到了深夜，德军又轰炸了斯摩棱斯克站到阿尔巴特站的隧道，间接导致14人死亡。”
空袭前的3个月，苏联中央人民委员会下令改造地铁。苏联领导人担心德军动用毒气弹，于是在地铁站大厅、机车隧道和通风井全部加装木质密封系统。为了满足大量市民的生存需求，每个站台必须配备饮用水源、盥洗室和一处商店，铁轨在夜间临时铺上床板。政府还设置了专门的空袭隧道管理员，负责组织避难市民有序分布。空袭发生后，地铁每天运行至18点;夜幕降临后，地铁化身城市防空洞，接收前来避难的市民。政府还作出了一系列相关规定，包括禁止传染病患者进入地铁站避难、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等，违规者罚款100卢布，而当时一名车间技工的月收入约为200卢布。
“抵抗”还是“宿命”？
1941年7月末开始，德军的空袭愈加规律。每当夕阳西沉、城市逐渐沉静时，希特勒的轰炸机就会准时出现，从高空扔下密集的燃烧弹。莫斯科市民在白天还能过正常的生活，不过娜塔莉亚的小学停课了。她的父亲是军工厂的一名工人，战争爆发后，工厂的生产任务变得紧张起来，他们必须夜以继日地生产武器装备。然而，德军空袭中断了工厂的夜间作业，为了保护军工厂，政府对厂房外表进行了必要伪装，部分生产线转移至莫斯科郊外。娜塔莉亚的父亲每天仍需到工厂参加生产，而母亲在家中照顾她和刚出生不久的弟弟。傍晚，一家人并不会立刻躲到最近的库尔斯卡亚地铁站，他们会在家里享用一顿晚餐，感恩这一日的生命，祈祷明天能够平安。
天幕刚刚染上深色之时，防空警报响起。娜塔莉亚的父母带上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一家人前往库尔斯卡亚地铁站。街上挤满了背着简易行李逃难的行人，父亲小心护着娜塔莉亚，在人群中踉跄前行。进站后，娜塔莉亚的母亲通常被允许带着孩子们睡在较为舒适的车厢内，父亲运气好时能分到一张折叠床，或者睡到铺在铁轨上的木板上。
娜塔莉亚所在的地铁站配了几名警察，负责巡逻和维护治安。警察在地铁入口设置检查点，以防避难市民携带违禁品，随后他们迅速将市民引入站厅和隧道，交给地铁站内的工作人员。每个家庭可获得一小块专属区域，孕妇被安排到停在站台的机车车厢内——当时被人戏称为“软卧”，分不到折叠床的人们会先在地上铺一层报纸，然后铺上毛毯。
娜塔莉亚的父亲仍保持着在“地上”的消遣习惯。他拿出从家里带来的红茶和果酱，到站厅的开水炉那里接一杯热水泡茶，配上果酱，边看书边享用。周围的人们有的在玩多米诺骨牌，妇女们或做针线活儿或聊天，甚至还有人照常“走亲访友”。昏暗的隧道里忽然传来一阵喧闹，原来是分不到折叠床的几个男人在骂政府，说德国即将攻占莫斯科。危言耸听在战争年代总是能一石激起千层浪。警察无计可施，但也不能任由恐慌情绪反复传播，于是将这些人赶出了地铁站。
并非所有家庭都选择在地铁站避难，有些家庭也选择了别的方式，比如住在帕维列茨站附近的萨沙一家。那一年，帕维列茨站刚刚开建，还不足以作为一处合格的防空避难所，附近的市民有的早早搬离，有的提前在地下室挖好防空洞。第一次空袭后，母亲带着年幼的萨沙躲进帕维列茨站——与其说是车站，不如说是一处幽深的土坑，连接进出口和站台的是一片陡峭的土坡，前来避难的市民只能临时找一个角落蜷缩着。空袭过后，母亲必须在黑暗中背着小萨沙爬到出口，披着星光月色回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废墟还是港湾。几番下来，萨沙的母亲疲惫而绝望，她决定不再到帕维列茨站避难。
后来，萨沙的母亲带着他躲进了邻居家地下室中的防空洞，平静地度过了一段日子。然而好景不长，萨沙的母亲很快也不愿再去地下防空洞了，她抱怨那里局促、闷热，小孩子们不知感染了什么病毒，总是咳嗽不止。母亲决定干脆留在家里，颇有些听天由命的意味。再拉响防空警报时，萨沙的母亲会迅速将萨沙护在窗户旁的墙角处，两人紧紧地依偎着。母亲告诉他，如果有炸弹击中房子，这栋仅有5层的楼房救不了地下室中的防空洞;如果炸弹落在附近，最多会震碎玻璃，但80厘米厚的砖墙足以保护他们母子。萨沙的舅舅在每次空袭后都会打来电话，以确认他们母子平安。幸运的是，没有一枚炸弹击中萨沙的家。
莫斯科的“地下之城”
夏末秋初，德军的空袭越来越频繁。总参谋部先是在白俄罗斯站辟了一片区域办公，夜里，在此避难的市民们看着成批的机密文件被送进来，一时间紧张气氛加剧。总参谋部随后迁到了基洛夫斯卡亚站，白天，地铁运行不再停靠此站;夜里，此站也不接收避难民众。
市民们习惯了在地铁站里过夜，逐渐建构出一套“地下”的社会秩序，莫斯科地铁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下城市。1941年，地铁接收了约130万市民，生活所需的基本设施都可以在这里看到。幼师们在地铁站里自发组建了托儿所和幼儿园，有的小学将课堂搬进了地铁站，还组织了少儿兴趣班，开办讲座。政府每晚向儿童分发鲜牛奶和白面包。21个地铁站全部开设了医疗救助站，医生24小时接诊。据统计，空袭期间有200多名新生儿在地铁内呱呱坠地。理发师、美容师操起老本行，生意兴隆。政府不定时为市民举办展览、音乐会，放映电影，生活似乎和“地上”无异。1941年11月，娜塔莉亚避难的库尔斯卡亚地铁站开设了莫斯科公共历史图书馆分馆，供市民借阅报刊，到12月，到访图书馆的人数已达千人。
秋末，空袭骤增。1941年10月15日，苏联中央人民委员会下令全城撤离，随即，政府和重要军工厂撤出。莫斯科再次陷入混乱，投降的谣言传得满城风雨。交通部人民委员会主席卡冈诺维奇方寸大乱，连夜指挥在地铁站内布雷。10月16日，莫斯科地铁破天荒地关闭了，爆破正在酝酿中。清晨，市民们发现地铁站大门紧闭，一场真正的恐慌席卷整个城市，失去理智的人们洗劫了商店和仓库，奋力抓住一切能够带走的财物。娜塔莉亚的父亲一筹莫展，孩子太小，他们一家也不知还能再逃向何处。本来，能在离家最近的地铁站避难是最优选择，这里足够深，空袭伤不到他们，而且地铁站里的设施逐渐完善，人们遵守秩序，孩子们的恐慌情绪也能慢慢平复。可是现在，莫斯科要被放弃了，苏联又该何去何从？
令人欣慰的是，莫斯科地铁转天就恢复了工作。政府驳斥了卡冈诺维奇的决策，保住了危在旦夕的莫斯科地铁。政府清醒地意识到，炸毁地铁的后果将永远无法弥补，莫斯科必须守住。地铁工作人员表现出巨大的奉献精神，他们在短短一天内重新整理好站内秩序，启动机车，接收避难市民。1941年11月5日，政府为了稳定民心、鼓舞士气，在莫斯科最深的地铁站——马雅可夫斯基站厅内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晚会。父亲带着娜塔莉亚参加了晚会，这一晚，站厅内挤满了从不同地铁站赶来的市民，3个多月来，他们活在彷徨和恐惧中，站厅辉煌华丽的装饰令他们振奋，舞台、观众席一应俱全。娜塔莉亚瞬间仿佛回到了和平年代，那时父母经常带她去莫斯科大剧院，看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歌剧。停靠在地铁站内的机车车厢被改造成临时餐厅，市民们可免费享用啤酒和小吃。更加意外的是，就在第二天晚上，他们迎来了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他在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发表了著名的动员讲话。斯大林情绪激昂，听者无不屏住呼吸。他的演讲鼓舞了莫斯科市民早已疲惫和麻木的心，奏响了莫斯科保卫战胜利的序曲。1942年初，莫斯科战役大获全胜，到1943年6月，德军空袭彻底结束，莫斯科地铁终于恢复了它本来的样子。
如今，娜塔莉亚已是年近90岁的老人，和她一样的莫斯科人还有成千上万，他们是经受战争洗礼成长起来的一辈，又亲眼目睹了祖国的解体和新家园的诞生。80年后，这些老人再次来到地铁站，他们或许会在乘坐自动扶梯时想起曾经的惊惶不安，或许会在穹顶巨大的吊灯下回忆隧道内曾经的昏暗，或许会靠在站厅内的石柱上感受当年辗转反侧的那些夜晚……
娜塔莉亚有些累了，她起身走向出口。她明白，莫斯科地铁将伴随着他们，也将伴随着这个国家的历史，穿越炮火与废墟，穿越坚毅与希望，开向未来。
（责编：南名俊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