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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4年出版的《易经》英译本是翻译家闵福德的又一力作，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认可。闵福德在译本中采用了“厚翻译”策略，通过长篇序言、附录、索引、文内注释、显化翻译等深度语境化的方式，将读者置于丰富的中国文化和语言环境中，增进了他们对《易经》言辞及其文化内蕴的理解。“厚翻译”策略在典籍翻译和弥补文化差异上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易经》 闵福德 翻译 厚翻译
一、引言
《易经》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蕴含着历代圣贤对万千事物变化规律的解读。自17世纪以来，出于传教、学习研究或传播中华文化的目的，西方传教士、汉学家和本土学者开始关注并译介这部渊深邃古的经典巨著。从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麦格基（Rev. Canon McClatchie， 1813—1885）的首例英译本问世以来，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卫礼贤/贝恩斯（Richard Wilhelm， 1873—1930/Cary F. Baynes 1883—1977）、汪榕培（1942—2017）、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1952— ）等人的译作也颇具代表性，为《易经》英译贡献了重要力量。2014年闵福德《易经》英译本一面世即受到学界高度赞扬和肯定，其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的“厚翻译”策略为其译作增色不少。探讨“厚翻译”策略有助于丰富中华典籍英译的方法，助力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二、厚翻译策略
“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这一概念源于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莱尔（Gilbert Ryle， 1900—1976）提出的“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后被用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基于此理论，美国哈佛大学非美文学研究中心教授阿皮亚（Kwane Anthony Appiah）于1993年在《卡拉萝》（Callaloo）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Thick Translation”的文章，具体阐述其在翻译非洲加纳谚语时，为了弥补将加纳方言翻译成英文时造成的文化损失，在译文中添加了注释和伴随注解， 将译文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阿皮亚不再把翻译看作是用一种语言准确再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而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传递。人们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语言习惯近似，在信息传递中对于同一话语的意图和含义有相同或相似的理解，然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话语交流中，精确的字面翻译不能完全准确地传递原文的观点和意图，进而导致译语读者对原文中某些文化要素产生错误的理解。阿皮亚所采用的“厚翻译”策略可以通过增量文本将译文读者置于构建的文化语境中，加深其对源语文化的关注和兴趣，使其更好地接受和尊重源语文化，从而消除文化误解，实现文化交流。
“厚翻译”又称为深度翻译、丰厚翻译或增量翻译，核心含义为“深度语境化”（thick contextualization），其表现形式为：序言、按语、附笔、文内释义、文外说明、脚注、尾注等，其目的是为读者提供理解原文所需的足够背景知识信息，便于读者理解和鉴赏。“厚翻译”通过一系列增量信息使译文读者处于文本和社会存在之间的相互作用中，进行文本的阅读、理解和阐释。
三、翻译家闵福德及其“厚翻译”策略
闵福德（John Minford，1946— ）是当代著名的翻译家和汉学家。自1979以来翻译并出版了《鹿鼎记》《道德经》《聊斋志异》《孙子兵法》等多部中国文学和文化著作，作品跨时近三千年，语言从文言到白话，体裁形式多样，称得上是当代最多产、最负盛名的译者之一。闵氏于1966年进入英国牛津大学中文系学习，师从知名翻译家、汉学家和红学家霍克斯（David Hawkes，1923—2009）。自20世纪70年代起，既是师徒又是翁婿的二人共同谱写了一段合译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佳话。1977年闵福德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拜于华裔汉学家柳存仁（Liu Ts’un-yan， 1917—2009）门下，1980年完成其博士论文《〈红楼梦〉后四十回探》（The Last Chapters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毕业后，闵福德来到中国，就职于天津外国语学院，后辗转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现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休教授。1982年企鹅出版社出版了闵福德与霍克斯合译的《红楼梦》，这让闵福德在国际翻译界和汉学界声名鹊起。正因为闵氏的汉学学习和工作經历以及其在中国文学和文化英译上取得的瞩目成就，2002年他收到企鹅出版社翻译《易经》的邀约，历时十二载于2012年终将 《易经》英译本付梓。澳大利亚“卓越翻译奖”评审委员会专家称其译作为“具有决定意义的译本”：“闵福德在翻译中采用了富有思想性、尊重原著的、灵活的翻译方法，将一个意义重大的新的翻译文本贡献给了世界文学”。
《易经》乃“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蕴含着光辉的哲理和文化内蕴，被称为中华民族不竭的智慧之源。然而，由于其言辞太过深奥，读者往往需要大量阅读附加的阐释性文本才能理解其深邃的哲学义理和文化内蕴。闵福德将译本的目标读者定为“非专业人士”的普通读者，他们对中华文化知之甚少，因此闵氏在其译本中增添了许多原文不曾有的信息，供读者参阅。例如介绍翻译方法、译文体例、参考文献等内容的长篇序言和导论；对《易经》中涉及中华传统文化概念的阐释性词汇表和附录；解释《易传》的注释和自己对《易经》中蕴含哲理进行评论的随文注疏。这种使用增量文本的“厚翻译”策略，极大地扫清了读者，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初学者在阅读如“天书”般《易经》时的障碍，将《易经》中的文化信息准确再现，从而增进了西方读者对《易经》的理解和接受。闵福德作为汉学家孜孜不倦投身中国经典著作的英译事业中，其在翻译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使用“厚翻译”的翻译方法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易经》 闵福德 翻译 厚翻译
一、引言
《易经》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蕴含着历代圣贤对万千事物变化规律的解读。自17世纪以来，出于传教、学习研究或传播中华文化的目的，西方传教士、汉学家和本土学者开始关注并译介这部渊深邃古的经典巨著。从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麦格基（Rev. Canon McClatchie， 1813—1885）的首例英译本问世以来，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卫礼贤/贝恩斯（Richard Wilhelm， 1873—1930/Cary F. Baynes 1883—1977）、汪榕培（1942—2017）、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1952— ）等人的译作也颇具代表性，为《易经》英译贡献了重要力量。2014年闵福德《易经》英译本一面世即受到学界高度赞扬和肯定，其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的“厚翻译”策略为其译作增色不少。探讨“厚翻译”策略有助于丰富中华典籍英译的方法，助力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二、厚翻译策略
“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这一概念源于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莱尔（Gilbert Ryle， 1900—1976）提出的“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后被用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基于此理论，美国哈佛大学非美文学研究中心教授阿皮亚（Kwane Anthony Appiah）于1993年在《卡拉萝》（Callaloo）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Thick Translation”的文章，具体阐述其在翻译非洲加纳谚语时，为了弥补将加纳方言翻译成英文时造成的文化损失，在译文中添加了注释和伴随注解， 将译文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阿皮亚不再把翻译看作是用一种语言准确再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而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传递。人们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语言习惯近似，在信息传递中对于同一话语的意图和含义有相同或相似的理解，然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话语交流中，精确的字面翻译不能完全准确地传递原文的观点和意图，进而导致译语读者对原文中某些文化要素产生错误的理解。阿皮亚所采用的“厚翻译”策略可以通过增量文本将译文读者置于构建的文化语境中，加深其对源语文化的关注和兴趣，使其更好地接受和尊重源语文化，从而消除文化误解，实现文化交流。
“厚翻译”又称为深度翻译、丰厚翻译或增量翻译，核心含义为“深度语境化”（thick contextualization），其表现形式为：序言、按语、附笔、文内释义、文外说明、脚注、尾注等，其目的是为读者提供理解原文所需的足够背景知识信息，便于读者理解和鉴赏。“厚翻译”通过一系列增量信息使译文读者处于文本和社会存在之间的相互作用中，进行文本的阅读、理解和阐释。
三、翻译家闵福德及其“厚翻译”策略
闵福德（John Minford，1946— ）是当代著名的翻译家和汉学家。自1979以来翻译并出版了《鹿鼎记》《道德经》《聊斋志异》《孙子兵法》等多部中国文学和文化著作，作品跨时近三千年，语言从文言到白话，体裁形式多样，称得上是当代最多产、最负盛名的译者之一。闵氏于1966年进入英国牛津大学中文系学习，师从知名翻译家、汉学家和红学家霍克斯（David Hawkes，1923—2009）。自20世纪70年代起，既是师徒又是翁婿的二人共同谱写了一段合译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佳话。1977年闵福德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拜于华裔汉学家柳存仁（Liu Ts’un-yan， 1917—2009）门下，1980年完成其博士论文《〈红楼梦〉后四十回探》（The Last Chapters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毕业后，闵福德来到中国，就职于天津外国语学院，后辗转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现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休教授。1982年企鹅出版社出版了闵福德与霍克斯合译的《红楼梦》，这让闵福德在国际翻译界和汉学界声名鹊起。正因为闵氏的汉学学习和工作經历以及其在中国文学和文化英译上取得的瞩目成就，2002年他收到企鹅出版社翻译《易经》的邀约，历时十二载于2012年终将 《易经》英译本付梓。澳大利亚“卓越翻译奖”评审委员会专家称其译作为“具有决定意义的译本”：“闵福德在翻译中采用了富有思想性、尊重原著的、灵活的翻译方法，将一个意义重大的新的翻译文本贡献给了世界文学”。
《易经》乃“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蕴含着光辉的哲理和文化内蕴，被称为中华民族不竭的智慧之源。然而，由于其言辞太过深奥，读者往往需要大量阅读附加的阐释性文本才能理解其深邃的哲学义理和文化内蕴。闵福德将译本的目标读者定为“非专业人士”的普通读者，他们对中华文化知之甚少，因此闵氏在其译本中增添了许多原文不曾有的信息，供读者参阅。例如介绍翻译方法、译文体例、参考文献等内容的长篇序言和导论；对《易经》中涉及中华传统文化概念的阐释性词汇表和附录；解释《易传》的注释和自己对《易经》中蕴含哲理进行评论的随文注疏。这种使用增量文本的“厚翻译”策略，极大地扫清了读者，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初学者在阅读如“天书”般《易经》时的障碍，将《易经》中的文化信息准确再现，从而增进了西方读者对《易经》的理解和接受。闵福德作为汉学家孜孜不倦投身中国经典著作的英译事业中，其在翻译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使用“厚翻译”的翻译方法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