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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两党终于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协议，美债危机似乎应得以化解，然而标普却给美国国债降了级，继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自1917年主权信用评级制度推出以来，美国国债信用首次从顶级跌落，低于英、法、德等国。透视美债危机，我们可以看到些什么？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老二”，究竟是该挑战“老大”还是该辅佐“老大”？美债危机与欧债危机有何不同？欧洲的出路又在哪儿……看看本刊采访的专家们怎么说。
市场反应有道理，但也有些过分。
为何一揽子协议没能给人信心？
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标准普尔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AA降为AA ，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反应激烈。这种反应有道理，但也有些过分。为什么说有道理？因为美元资产是金融机构最主要的保险资产，美国国债基本上是等同于现金的、既保险而流动性又好的资产，所以各国银行机构握有这些资产。特别是从2008年危机以来，美联储把利率基本降为零，美国的银行可以从美联储零利率借到钱，再买入美国国a债，有利息而没风险，是笔好买卖。但标普一降级，别人就怀疑这些银行机构的资产可能有问题，于是市场出现了两种反应：一是全世界的银行股遭大量抛售；二是银行机构自己为了对付风险也要平衡自己手里的资产，也要卖出、买入资产。为什么又说市场的反应是过分的呢？股市本来就是非理性的，往往过分乐观或过分悲观，这次显然是有些过分悲观了，股市反应过度了。因为虽然美国国债被降了级，但那是讲长期表现，短期不会出现债务违约。所以，第二天股市就有了回升。但这却提示我们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标普降级继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过度反应，是在美国两党就债务上限、削减赤字问题达成了一揽子协议之后发生的，那么，这一揽子协议为什么没给人以信心？我想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美国经济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情况下政府又要削减开支，很不利于美国经济未来的复苏，而且，削减开支中削减最多的又是社会福利开支。在金融危机阴霾未散的情况下去削减福利开支，肯定会引起非常大的社会动荡，英国伦敦等地发生的骚乱就说明了这点。这种事情如果将来在美国出现，那我们一点也不用吃惊。现在美国失业率这么高，经济增长如此乏力，在经济基本面没有好转的情况下再去削减福利开支，那些在社会底层的人就会感到特别不公平，闹事的几率就很大，继而导致动荡，又会给经济带来新的损失。这将是一个恶性循环。
第二，社会不公平明显，政治危机严重。实际上这也是标普降级的道理之一。金融危机后，美国民众不相信政治精英了，不相信政府了，这是个挺大的危机。因为民众觉得这些所谓的精英、特别是金融精英们制造了这场金融危机，然而他们非但没有受到惩罚还在政府的帮助下发了财。政府拿老百姓的钱去救这些金融机构，而老百姓却要承受金融危机的后果。于是，美国民众不认同政府的政策，不认同政府，对政府的信任度在下降。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在下降，同时，两党斗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互不让步。这一切都导致了标普的降级举动。
第三，美国中产阶级被“毁”了。美国社会是一个消费型社会，消费的主力军不是富人而是中产阶级。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中产阶级受到的损失最大，他们的购买力下降得很厉害。最重要的消费群体没有消费能力了，经济增长的困难也就更大了。
短期内，美国国债还是国际投资者无奈的选择。
丁一凡：尽管如此，短期内，美国国债还是国际投资者无奈的选择。这是因为：
首先，就在标普给美国降级那天，市场上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并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这是一个特别不正常的反应。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于美国国债的特殊性——基本上是等同于现金的、既保险而流动性又好的资产，因此，金融机构还是在留有美国国债。
其次，市场仍然相信美国政府有处理违约问题的能力。1995～1996年的时候，克林顿政府要提高债务上限但国会就是不同意，那次闹得比这次还要严重，政府有些机构不得不关门了。最后还是克林顿想出了“招儿”，通过缓付机构投资者利息等手段“混过”了这场麻烦，市场没有因此产生很大的反应。当然，当时情况跟现在不一样，克林顿时期正是股市泡沫膨胀的时候，大家都在关心技术股、技术债，这些都能赚钱，所以当时公司债券市场和公司股票市场比国债市场吸引力大得多，国债市场没太多人关心。a当一个国家其他金融市场特别好的时候，国债就不是一个抢手货。而现在正好相反：金融危机爆发，公司频频出事，公司股和公司债都不好，而国债是最保险的。所以，这个时候国债出问题要比克林顿时期严重些。不过，投资者觉得美国政府还是有办法的。
再次，没有更好的证券可以投资。欧洲债务的情况比美国还要可怕。按照美国财政部的统计，金融危机以来出现的趋势是外国与国际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在增长，而美国的金融机构是在减持美国国债——由于需要清债等原因，需要卖掉国债来弥补自己账面的损失。所以，美国的金融机构在大量出售国债，而外国的金融机构却在不断买入。当然，这里面有新兴经济体干预汇率的因素。金融危机以来，美元的实际汇率下降不少，这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形成升值压力。这些国家的货币当局采用了买入美元卖出本币干预市场的做法，而买入的往往是流动性基本上可以等同于现金的美国国债。这样也使美国国债的需求增长很大。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抛售。
长期来看，美国国债非常危险。输入型通胀让中国无法躲藏。
丁一凡：但从长期来看，美国国债确实非常危险。这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看。
美国提高债务上限的频率在加快，而且幅度越来越大。比如，从2007年算起，债务上限已经提高了6次，总额为5.329万亿美元。而自奥巴马2008年担任总统职位以来，国会已经3次提高债务上限，提高总额为2.979万亿美元。2011年6月，美国总债务达到14.34万亿美元，已接近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这就是不可持续性。这从算数上就能看得出来。
从历史经验来看，当债务总额占GDP比例超过一定幅度、债务利息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后，违约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这个时候，所谓货币霸权就成为包袱了，这也是当年英镑的命运。当年英镑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货币，英国可以随便发英镑，然后就是债务增长。19世纪下半叶英国意识到这个问题，历届政府上台首要问题就是缩减开支，减少债务，但政府换了好几届，债务是只增不减。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当你是霸权货币的时候这个事情很难解决。英国当时是金本位，英镑不能贬值，而英镑不贬值就根本解不了套。英国搞了半个多世纪，结果是一塌糊涂，债务一直涨到GDP的130%，实在撑不下去了，干脆就打了仗。二战后英镑退出了霸主货币的位置，也可以贬值了。大概通过英镑连续贬值15年，英国的债务从占GDP130%降到了60%，基本上到了可以承受的地步。然而，那些持有英镑的国家可惨了去了，荷兰中央银行行长因此而自杀。
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说明了同样的道理。五六十年代，日本和西欧国家都攒了大量的美元债务。到了1971年，美国发现自己的黄金储备不足以对付这些债权了，就关闭了黄金窗口——美元不能兑换黄金了。那次违约比现在大得多。但一次贬值解决不了多少问题，所以整个70年代都是美元贬值，通货膨胀。只要美元贬值，大宗商品价格就上涨，西欧和日本都不得不承受全球通货膨胀的后果。差不多经历了十年，到沃克尔上台﹑里根上台，才整个扭转了货币政策。通过十年的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美国把债务甩得差不多了，但基本上也把西欧国家坑得差不多了。所以，西欧国家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搞欧元的。那时美国是对欧洲国家，现在则是对亚洲国家。美国之所以让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就是要我们承担他们的损失。美国还有一套说法，叫做“债务的货币化”——货币贬值慢慢冲销了债务，使之可持续，否则是不可持续的。美国国会预算局去年曾做过一项研究，认为如果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得不到改善，美国要支付的债务利息将从目前占财政收入的9%上升为2020年的20%，2030年的36%。到2040年，这个数字是58%——财政收入一半以上都要拿出来付利息，政府基本上没法过了。所以，惟一的办法就是靠美元贬值、通货膨胀。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格林斯潘曾说，美国是不会违约的，美国可以印钞票，你要多少，我印多少。说得很直白，很露骨，但是句实话。
丁一凡：美国不会傻得不还钱，还会付你利息，但是你的实际购买力没有了。从账面上看没有损失，真正的损失是购买力的下降。对中国经济来说，最难受的还不是外汇储备实际购买力的缩水，而是像以前的西欧、日本那样——输入型通货膨胀让你躲都没地方躲。当年西欧和日本历届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遏制通货膨胀，中国在今后多年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这个。通货膨胀会在我们国内造成一系列反应，老百姓不满意，处理不好甚至会引起社会动荡。
现在世界上大家不信任美元、欧元、日元这些发达国家的货币了，对人民币的呼声之大远远超出中国人的想象。中国人觉得自己差远了——我们怎么可能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可人家不这么认为。从今年年初开始，在香港市场上发的人民币债券受到热捧。所以，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方面，有很多问题都需要仔细研究。
标普调降美国债评级，实质是打掉了人们对美国的信心。
江涌：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美国整个社会发生裂变，欧洲也是这样——核心国家和边缘地区的裂变，甚至可以说整个世界都在发生裂变，贫富对立（不仅是穷人和富人，也包括穷国和富国），社会失衡。金融危机把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原有的矛盾空前激化了。“伟大”的政治家们扮演的都只是裱糊匠的角色——把裂缝给糊上，但这不管用，稍微有点风吹草动裂缝就暴露出来，而且会产生更大的裂变。
像现在的美国，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被证明不行；而凯恩斯主义又把债务搞得这么大；社会主义呢？在美国没市场。所以，现在的美国的确是没方向了，找不着北了。
有人说标普给美国降级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依我看，无论是象征意义还是实际意义都是非常大的。标普的调降实际上是对市场的一个确认。我们知道，AAA评级是无风险的，像刚才丁老师讲的——像现金一样，100块钱美国债就相当于100块钱现金。我们去银行以一般的资产抵押贷款——假如你的房子值100万，银行给你贷个50万就不错了；而美国国债就没有抵押折扣，AAA评级是无风险的。现在不一样了，美国国债在市场上已经有折扣了。比如你拿100块的国债去办抵押贷款，不再给你100元钱了，要收取你的折扣费，可能只有几毛钱，但却证明了你持有的债券已经不是AAA了。标普调降美国国债就是对市场的确认，说白了就像《皇帝的新衣》那个故事一样，标普就是那个小孩，他说出了美国这个皇帝“没穿衣服”，这个举动是革命性的。这时大家都必须直面美国国债问题，不能再回避、掩饰它了。美国国债已经不是AAA了，不再是无风险了。而金融是靠信用维持的，资本主义是靠信用维持的。标普调降美国债评级，实质就是打掉了人们对美国的信心。
美国政府被“绑架”，危机有了“下半场”。
江涌：根据我们的分析判断，应该是第二波危机到来了，其实更准确地说应是危机的“下半场”，是危机的延续，因为2008年的危机并没有结束。就像1929～1933年的大危机那样，1930年下半年的时候情景比较好，大家都认为危机结束了，可以开party了，音乐声都响起来了，大家都开始随着音乐起舞了。然而，“黑天鹅事件”出现了。法国要制裁奥地利的一家银行，把资金撤了回来，就是这根稻草把整个欧洲和世界又拖回到危机当中。但这不是重新开始一场危机，而是原来的危机并没有结束，只是大家都没有正视它，而这时候的一个小概率事件就能把信心打回去。这次也一样。
这场危机开始于次贷危机。评级机构给了次贷产品一个过高的评级，把本不应该赋予AAA评级的产品都给了AAA评级。在美国，很多大的投资机构（如各类养老基金）按规定只能购买、持有AAA级投资品，所以很多机构买了大量标识为AAA评级的次贷产品，雷曼就是个例子，在这方面发了大财。但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后来真相大白，危机就爆发了，这是一个信贷信心的崩溃——我不知道你手上拿了多少CDO和CDS（都是次贷金融产品），所以我不敢对你放贷，也不敢和你进行交易。这样，金融市场的信贷急剧收缩，产生了信贷危机。如果这些大型机构倒下，就会产生系统性危机，这样国家便出来搭救，如此也就把国家“绑架”了——搭救就是将私人债务国家化，这些坏的、不确定的资产都由政府揽了过来。于是，市场动荡慢慢平息了，信贷有所恢复，经济出现好转。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国家先是把私人债务包揽过来，但包袱越来越重，终于背不动了。在美国两党为债务上限而争吵，这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分裂。这么多年，美国的中产阶级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收缩。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华尔街富得流油，而一般投资者、股民和消费者则日趋“人比黄花瘦”。奥巴马本来下决心要修理华尔街，结果反被华尔街给修理了。他不仅没有给华尔街这个“纵火犯”应有的惩罚，反而把债务买下来，使得后来华尔街“应得的收益得到了，不该得的收益也得到了”。由此不难看出，这个危机纯粹是纳税人、投资者买单，所以它加剧了社会分裂。这一次美国两党围绕债务上限和减赤问题进行的争吵，其实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分裂。
巴菲特是等待时机，索罗斯是寻找时机，拉登是创造时机。
江涌：在美国，当初“福特主义”（代表产业资本）很好地解决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实现了劳资的和谐。但是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变了，“摩根主义”（代表金融资本）僵尸还魂了。本来，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就是“摩根主义”造的孽，后来罗斯福向金融资本宣战，给金融资本戴上枷锁以约束他们，《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就是来约束“摩根主义”的。但到了六七十年代，金融资本利用经济的滞涨发起了决定性的反扑。而且，金融资本不仅实现了自己的崛起和扩张，还把产业资本牢牢控制住了。这种控制的重要体现就是，在美国的制造企业中都有财务和投资公司，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其收益越来越依靠金融投资，这就显示出经济的金融化在美国彻底完成了，就是金融资本把美国整个都控制了。“摩根主义”逐渐在美国占据了主导地位。90年代末旅行者集团和花旗集团的合并，《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废除，标志着金融资本把产业资本打败了，“摩根主义”把“福特主义”给打败了。
“福特主义”要求国际汇率、金融市场稳定，因为产业资本的投资周期长，它需要稳定预期，只有这样才能方便计算自己的成本和投资收益。在IMF的章程中都有相关条款，就是要防止资本的大量流动而破坏汇率的稳定，而破坏汇率的稳定就会破坏对投资的预测和前瞻，破坏对于收益的计算。然而，金融资本厌恶这种稳定就好比细菌厌恶真空一样，因为对他们来说稳定就意味着没有机会，它必须让市场动荡，动荡才会产生投机收益。虽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但金融资本在没缝的地方都能撕开一条缝。看看几个国际级的大腕人物——沃伦·巴菲特是等待时机，乔治·索罗斯是寻找时机，本·拉登是创造时机。本·拉登这样的人在华尔街越来越多了，这些人就是要创造一些机会来制造动荡。所以说，不能把今天由金融资本支撑的美元等同于昔日由产业资本支撑的美元，不能把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的强势美元当做必然，认为储备美元与美元资产没有风险，这绝对是历史性错误。
经济越是金融化、虚拟化，对信用的依赖就越大。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机构之间没有信任了，投资者之间也不再信任了。现在标普又下调美国评级，国家之间都不再信任了。契约精神和信用是整个资本主义的基础和前提。而现在基础和前提都丧失了，谈何稳定？更何况金融资本就是厌恶稳定，这种历史条件和内在因素决定了国际经济会持续走向动荡。金融危机大地震过后不仅加剧了社会的裂变，同时也加速了金融和经济的裂变。
这场危机的第一波冲击在股市、大宗商品、黄金市场等方面表现出来。第二波应是银行业危机。第三波会在主权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美元霸权由三大支柱支撑：美国国债市场，以美元计价的国际金融市场，华尔街。现在三根支柱都出现了危机，这就直接烧到了美元，美元已经不被信任了。冲击一波接一波，这种火烧连营的状况正在而且将继续在全球几大市场来回进行，而且越烧越烈。所以，金融资本主义——德国人称之为野兽资本主义，真的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了。中国已把自己绑在了美元战车上，这种状况下，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可能都无助于根本解决我们目前的窘况，至多是调整一下我们在“泰坦尼克”号上的座椅靠背而已。如果没有某些方面大的政策出现的话，中国只能被越拖越深。这是我的一个解读。当然，我们有峰回路转的可能，但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与魄力，目前看还不行。
雷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我认为中国很难脱离出来。第一，我们买了那么多的美债；第二，我们有那么多企业依靠向美国出口以取得利润；第三，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也很多。所以的确很难。
对中国企业境外资金的监管已取得了进步。美元不会崩溃。
丁一凡：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的“走出去”绝对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战略，而且中国在非洲和拉美的投资年收益可以达到20%以上，也就是说五年就收回成本了。但这里的问题是，企业财务监管上的漏洞如何解决，管理人员私吞、转移资产怎么办？
方明（中国银行总行公司金融总部高级经理）：说到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的确要看到有风险，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现在和十几年前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十几年前，基本上所有的资产都被企业管理者自己卷走——卷包走人嘛，这是个事实。但近些年来，整个银行系统、我们的财务管理系统通过电子银行的方式基本上解决了对境外资金的监管问题。在这之前，企业资金的监管一年或半年报一次账，上面无法知晓每笔钱在境外被如何使用。现在这些资金时时都可以在总部的财务管理账面上看到，资金的进出随时可以发现。每笔钱该不该动，总部都会考虑，拿不准也可以直接询问海外公司，再拿不准就派人去查。所以，就这些年中国的银行系统和财务管理来说，与过去比较是有根本性差异的。这一点变化我们一定要看到。我自己现在就在做对“走出去”企业的服务。当然，不是说我们机制上没有漏洞，还是需要进一步完善。而且现在的漏洞是因为即时的市场风险变动产生出来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企业管理者卷包跑了。现在真的很少听到这样的消息了。
我们“走出去”的一些企业有时会看不清市场趋势。比如油价很高——150美元/桶还要看“多”，股市也是买涨不买跌。其实市场规律是有涨有跌。比如看美元，貌似该破产了，但在与美元形成竞争的货币出现以前，美元不可能大幅度贬值。汇率就是一种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相对价格，反过来说，如果美元要大幅贬值，那其他货币就要升值。谁能升——欧元？英镑？瑞士法郎？日元？又都能升多少？这些国家自己的经济发展还要不要？从市场来看，美元一般是涨七年跌十年，这是技术性规律。有人说美元会崩溃，我认为这个情况大家不会看到。原因很简单，没有什么货币能承受美元如此大幅度的贬值，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承受得了。目前的这种状况表面上看是危机的继续，而且影响还非常大，但是大家仔细看看：美国用这种方式可能已经化解了一些问题！当然，不排除金融市场还会有很大波动，甚至会形成比较大的冲击，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些波动最终的“落脚点”不是在美法德身上，只会在新兴市场国家身上，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最根本问题。美国在干嘛——采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低利率维持到2013年，也就是说通过印钞解决问题。如果GDP增长比较快，经济恢复后各方面税收收入比较稳定，而债务方面比较稳定，就会使得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下降。
美国的问题当然还是存在的，就是信用问题，当然也是全球经济体系的问题。马克思曾经说供求关系的均衡是最核心的问题。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产生了那么多的供给，那需求靠谁呢？靠发达国家，靠美国、靠欧洲。他们用什么方式创造这些需求？用信用贷款。而这些发达国家的信用降低了，显然供需就失衡了。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发达国家的需求还会相对比较稳定，但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发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比如，中国加大对非洲和拉美国家的投资，其实也是在帮助他们创造财富。将来也就是用这种方式创造新的均衡。我对经济危机的判断是：发达国家的危机相对可控，如果没有出现可以对美元和美元债券形成冲击的资产产品，那么美元会升值的。如果2013年整个发达国家经济稳定了、逐步上升，资金也是会流向美国的。于是美元会升值，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贬值，然后资金流出新兴市场国家。1997年的金融风暴就是这么来的。
美国还想按照现有的方式继续玩下去，还会不断试错。
雷达：近来发生的一系列情况，起因于美国两党关于债务上限的争论。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美国作为主导国家以及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现有的资本双流动这样一种现状，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美国还想按照现有的方式继续玩下去。外围国家、东亚国家在积累贸易顺差的同时其美元又流回到美国，美国继续利用美元、美元的霸主地位以及其金融体系，来获取全球金融收益的格局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我觉得这是判断美国债务上限调高行为意义的关键，而且今后美国还会继续如此。关于降级，大家说得很多了——市场反应是有道理的，但反应也是过度了，或者说市场有恐慌的一面。但反应过度和恐慌是不是意味着有更深层次的危机在后面？从2007年开始到美国被降级后市场所做出的种种反应，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说现有的全球资本主义这样一种统治体系的总体危机？是不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或者说像1929～1933年的危机，甚至像马克思所预言的这个制度总有一天要崩溃？从2007年到现在的情况来判断，市场的确有恐慌情绪；而且，可能我们在判断问题的时候，往往也会受市场恐慌情绪的影响。2007～2008年美国出现次贷危机，就是市场恐慌情绪所引发的。
我的观点是：第一，2007年的危机不是类似于1929～1933年的危机，而是类似于1973～1975年的危机，这是一个基本判断。第二，尽管2009年出现了复苏，但并不意味着2007年危机的调整已经到尾。1973～1975年危机后也不断地有危机，一直到1982年左右美国才走出来，到克林顿时期才真正好转。
从2007年开始，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不断动荡的时代，或者说，从政策、制度层面来看，美国的执政能力在下降，美国的货币主义不行了，凯恩斯主义也不行了。但我认为，美国人还是会不断地试错，危机还会不断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看到美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能最终走出来的可能还是从美国这边开始。什么时候真正走出来呢？在制度创新方面，不管是福特主义还是摩根主义，不管是货币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留给制度设计者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了。尽管美国现在还在大胆地用数量型宽松货币政策，但这是否能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全球的问题？留给美国人的空间、留给制度设计者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小了。那么，什么时候走出来？怎么走出来？我认为取决于下一轮的技术创新在哪儿。看到技术创新的曙光了，我们也就能看到了这轮调整的曙光。未来的世界经济如果没有技术创新作为支撑的话，我们还要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煎熬很长时间。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美国是不是衰退了？我的判断是美国依然还能够玩下去。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认为美国不行了，日本将会主导这个世界，结果呢？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在美国出现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要看欧洲有主权债务危机，不要看美国有主权债务危机，真正可怕的可能是外围国家、东亚的危机，尤其是中国的危机。为什么？我从2007年起就一直在说，美国这次调整的成本不会自己承担的。数量型宽松货币政策是美国转移调整成本的一个手段。更可怕的一点是，你的汇率不升吗？让你跟欧洲一样难受！这就是现在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输入型通胀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没法解决。从经济学角度讲，输入型通胀是一个供给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从供给层面入手，而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从需求层面去解决通胀问题，拼命地控制信贷规模。美国拼命地在那儿发钱，而我们却拼命地在这儿收钱，能解决世界的通胀吗？把自己当成“老二”还是“老大”？从2007年危机一开始，美国人就在炒G2概念，不断地压中国。实际上，汇率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恰恰是，作为世界经济的“老二”，中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当然，我们还是比较明智地否定了G2这个概念。
作为“老二”，中国是挑战“老大”还是辅佐“老大”?
雷达：再有就是，标普给美国降了级，对中国是好还是不好？美国还是要发那么多的债券，新的债券融资成本将会提高，这实际上对买债的人是有利的。继续持有美国债券将是会有利的，况且我们有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对我们不一定是坏事。当然，这次美国把国债上限再提高的话，意味着美国还得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所以美国会不断地采取数量型宽松货币政策——原因很简单，它要维持低利率，才能保证它借新债还旧债；如果利率提高的话，那一定意味着新的债券融资成本会上升。也就是说美国将会持续使其货币不断地宽松下去，不断地维持这种低利率的状况。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国际资本会向哪儿流？欧洲经济不行，那很可能就流向东亚国家。刚才大家也在说：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是必须的，但目前这种状况下资本账户开放，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如果未来五到十年，美国人都在不断试错的话呢，那中国怎么办？我们得做出战略上的判断。我们现在有没有实力去挑战美国？如果做不到，就还得维持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换句话说，作为世界经济的“老二”必须要做出选择：挑战“老大”还是辅佐“老大”？这个角色我们推不掉，不能像某些国家那样缩在后面，去等待。我们不能仅仅地从国内一些现有的问题——比如三万亿美元储备怎么处理呀，这么一个狭窄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问题，才是对中国未来十年非常重要的。
江涌：刚才雷教授说到美国经济能否复苏，关键要看有没有新的一轮技术创新。我接着这个话题说几句。资本主义活力就在创新，美国摆平世界主要就靠创新，“美国梦”描绘的也是所谓创新。但是，你看一看美国现在的资源配置和整个社会结构，这个机制已经不存在了。创新主要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的支撑是人才队伍，是相关一整套体制。但这一套体制在美国已经出现了裂变。“福特资本主义”时，优秀的人才都在产业领域，现在呢？都跑到华尔街去了，那儿收益高嘛。创新的基础——人才储备，没有了。中国现在也掉到这个漩涡里了，优秀的人才不愿学理工，都是往金融的方向发展。
丁一凡：在华尔街发明投资模型的那些人，都是理工科的尖子，很多都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美国工程师的摇篮。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麻省理工学院培养出来的尖子全部进了华尔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型。
雷达：不光是技术领域的创新，宏观经济领域的创新、金融创新都很重要。技术创新固然重要，但只占三分之一的权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新技术的出现往往和军备有关系。而这点市场不见得能一下子看到，我并不认为企业家永远比政治家看得更清楚。技术创新完全要靠市场运营去给出一个答案的话，我觉得很难，而且市场有时是会误导的。事实上，如果没有老布什的伊拉克战争的话，IT可能就出不来。IT出来后产生的革命性冲击非常大，最重要的是之后整个供给体系发生变化了，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消费网络。一个供给、一个需求，同时拉起来的话，才能维持大概20年的繁荣。IT已经进入尾声了，经济不可能像黄金期的20年那样发展。但科技发展是有其自身规律的，新科技还是会出现的。
欧洲不能往回走，只有走向一体化的财政。
丁一凡：我回答一下欧洲如何才能真正地摆脱债务危机、走出困局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只有联邦化，只有让一体化向前走一步，走向一体化的财政。其实，欧洲债务水平比美国还低一点，如果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财政，欧洲的处境应该好得多。我们刚刚说了这次美国遇到的是政治问题，是政治危机造成目前这种局面。其实欧洲也面临着政治危机。欧洲这些民族国家的领导人们非常清楚他们哪方面能做哪方面不能做。比如，德国领导人很清楚怎样才能解决目前欧洲面临的问题，但她要那样做了就会得罪选民，德国的选民会认为她在背叛德国的利益——为什么要拿钱去救希腊？欧洲现在的民族国家的构架和选举制度使得其领导人不敢公开地说这个事，根本不敢提这种建议。所以，欧洲的问题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了。中国中央政府每年拿钱投放到西藏去，其他地区的老百姓不会有意见，因为大家属于同一个国家，拥有同一个中央政府。
有人说也可以让一体化往回走，把那些“不争气的落后分子”从欧盟中踢出去。果真如此，那情况就危险啦，绝不是只踢出个别国家联盟就能维持，那将是欧盟全面的瓦解。苏联是怎么解体的？是因为俄罗斯人不干了！联盟中的主体民族不干了！硬要把别的加盟共和国踢出去，所以导致整个联盟土崩瓦解，一下子全完了。现在，德国、法国是欧盟中最富有的主体，如果他们准备把谁踢出去的话，那这一干起来欧盟就会解体，是全面的解体。不是说把一个希腊踢出去欧洲还能维持住联盟，那根本不可能。
其实，那些“欧洲之父”们，瞄准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联邦，但这是渐进性的，不是用武力方式成立，采用的是经济手段。方案是一层一层设计的，当时就设计了一个不能倒退的机关，就是说只能往前走。有统一的货币政策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那就会有危机，这样，危机发生后欧洲领导人们就会思考：我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会知道如果不往前走、不形成某种统一的、联邦式的经济政府，是走不出危机的；接下来就会想：如果我们的经济政府能成功，那为什么我们不干脆成立一个政府什么都管了呢？由此看出，当初所有的设计都是环环相扣的，但就是没有想到现在民意恰恰是从相反方向来的，老百姓不干了，于是这些民族国家的领导人也就不敢往这个方向走。
雷达：欧洲走出困境是艰难的，然而一旦走出来，那就是革命性的。我认为欧洲的困难比美国要大，因为欧元与美元相比地位差得太明显了，非霸权货币国家摆脱危机的困难也就比较大。说到欧洲往前走还是往后走的问题，如果往前走了，意味着很大的突破，那人类的曙光也许就在欧洲了！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跨越民族国家的制约了。而且，民族国家在欧洲版图上的形成，是和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连在一起的，那是不是也意味着他们就跨越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这个坎儿了？那将不只是这次危机的曙光，而是人类的曙光。
美国债务危机VS欧洲债务危机
策的基础也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对于理解美、欧债务问题及其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夯实应对政
美国债务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性。认识两者的差异性，
2011年是全球经济的“债务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美国主权债务危机“你方唱罢我登场”。美国和欧洲的债务危机都是过度负债的体现，是政府收支的不匹配性和严重的失衡。但是，美国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又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性，两者产生的根源、诱发因素、演进、表现形式以及全球影响等都有差异。认识两者的差异性，对于理解美、欧债务问题及其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夯实应对政策的基础也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美、欧债务危机具有一定的共性。一是相关的政府没有实施审慎的财政预算制度，公共支出没有坚守量入为出原则，过度透支政府未来收入的信用。二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引发债务危机的重大现实根源，为了应对危机后的经济衰退，扩大政府支出是必然的选择，而财政收入在危机时期增长有限甚至是负增长，就直接导致收支失衡或恶化。三是政府对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升高的警惕性较差，或采取善意忽视，缺乏明确、合理和有效的财政整固计划，使得债务问题不断深化，最后引发危机。
美、欧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具有差异性。美国债务危机也根源于财政收支失衡，但其引发具有一定的偶然性。2011年上半年，全球对于美国主权债务违约并没有明显的市场预期。美国政府和国会关于债务上限的巨大分歧，导致了“财政整固政策的不可预见性”，最后标准普尔意外地降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引发了美国主权债务危机。而欧洲债务危机是其债务问题不断深化的结果，是债务问题普遍性的持续发酵，具有必然性。欧元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二元结构矛盾是欧洲债务危机的制度基础，欧元区成员国货币政策是统一制定的，成员国只能更多地以财政政策来救援经济并促进增长和就业。欧洲债务问题更为内在，更具有必然性。
美、欧债务危机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其成员国的收支失衡问题引发的债务支付困难，表现形式是典型的债务危机，是一种经济层面的危机。美国的债务危机主要根源于政治决策机制带来的市场预期的逆转，是一种政治危机，表现了一种信任或信用危机。美国债务危机一定意义上是一场政治博弈，是一出政治闹剧。这出闹剧的载体是美国主权信用，两党将主权信用玩弄于口水之争，而将债权人利益搁置一旁，对民主政治的过度热衷，实质上是对债权人利益的亵渎和玩弄。
美、欧债务危机的演进过程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欧洲债务问题从点到面、从小到大，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冰岛、中东欧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型危机，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其银行部门资产缩水引发了资产债务表恶化；第二阶段是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欧洲债务问题的普遍性日益凸显，“欧猪五国”债务问题显现，是一种临时性偿付危机；现阶段是欧洲债务问题不断扩大并向大中型成员国蔓延，如西班牙和意大利，是债务危机内在的一种传染过程，也是偿付能力的进一步恶化，可能演化为一种持续性的偿付危机。美国债务危机主要是一种脉冲性的或然危机，美国目前仍然没有面临明显的偿付困难。
美、欧债务危机的应对方式是不一样的。欧洲债务危机的应对之策主要在于解决债务偿付危机，是以欧盟和IMF为主导的国际救援模式。2010年5月，欧元区同意在未来三年内与IMF为希腊提供总规模为1100亿欧元贷款。同时，欧盟和IMF同意设立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安排7500亿美元援助计划，以应对欧洲债务问题可能引发的风险。2011年7月欧盟针对希腊的第二轮救援仍然是在于解决希腊的债务偿付危机。由于美国主权债务危机是一种脉冲式的危机，其应对更主要由美国政府主导，主要着眼于中长期的财政整固计划，从收支两个方面来加强债务的可持续性。
美、欧债务危机的最后结局可能有天壤之别。由于美国的主权债务危机一定程度上是政治问题引发的，信用评级降低，反而有利于美国政府决策的改善和财政整固的加速，短期内美国出现新的债务危机可能性不大。欧洲爆发新的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甚至可能出现债务违约和债务重组。一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问题尚未明朗，二是希腊债务危机可能继续发酵，最终将走向“国家破产”，即出现主权违约，希腊可能无法在国际救援的框架下实现偿付能力的实质性恢复，债务重组可能是最后的归途。
危机对两个经济体未来的改革影响是大相径庭。由于欧洲债务问题的制度性根源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元结构矛盾，面对债务危机的考验，欧盟后续改革可能要选择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是一体化进程加速，将财政政策也统一至欧元区，实现财政和货币的一体化；二是一体化进程“向后退”，将不符合欧元区成员国标准的国家“开除”，建立欧元区成员国的退出机制。对于美国而言，危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国会两党的纷争不会肆无忌惮地滥用主权信用，对债务问题的决策或将更加审慎和有效；其二，财政整固计划有望加速，从收支两个方面同时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以夯实财政整固的基础。
美、欧债务危机的全球影响不尽相同。美国是全球经济体系的核心国家，其债务危机的系统性冲击更为明显：一是不利于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复苏，二是可能深刻改变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从而影响全球资本流动和资产价格，三是可能对大宗等金融市场造成明显的冲击。随着美国债务问题的深化，其全球影响可能进一步扩大。欧洲债务危机也可能通过贸易、资本和总需求等层面影响全球，但其程度相对较小。不过，如果欧洲爆发新的债务危机，其冲击性不可小视，特别是债务重组和欧元区解体，也将带来系统性冲击。
市场反应有道理，但也有些过分。
为何一揽子协议没能给人信心？
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标准普尔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AA降为AA ，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反应激烈。这种反应有道理，但也有些过分。为什么说有道理？因为美元资产是金融机构最主要的保险资产，美国国债基本上是等同于现金的、既保险而流动性又好的资产，所以各国银行机构握有这些资产。特别是从2008年危机以来，美联储把利率基本降为零，美国的银行可以从美联储零利率借到钱，再买入美国国a债，有利息而没风险，是笔好买卖。但标普一降级，别人就怀疑这些银行机构的资产可能有问题，于是市场出现了两种反应：一是全世界的银行股遭大量抛售；二是银行机构自己为了对付风险也要平衡自己手里的资产，也要卖出、买入资产。为什么又说市场的反应是过分的呢？股市本来就是非理性的，往往过分乐观或过分悲观，这次显然是有些过分悲观了，股市反应过度了。因为虽然美国国债被降了级，但那是讲长期表现，短期不会出现债务违约。所以，第二天股市就有了回升。但这却提示我们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标普降级继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过度反应，是在美国两党就债务上限、削减赤字问题达成了一揽子协议之后发生的，那么，这一揽子协议为什么没给人以信心？我想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美国经济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情况下政府又要削减开支，很不利于美国经济未来的复苏，而且，削减开支中削减最多的又是社会福利开支。在金融危机阴霾未散的情况下去削减福利开支，肯定会引起非常大的社会动荡，英国伦敦等地发生的骚乱就说明了这点。这种事情如果将来在美国出现，那我们一点也不用吃惊。现在美国失业率这么高，经济增长如此乏力，在经济基本面没有好转的情况下再去削减福利开支，那些在社会底层的人就会感到特别不公平，闹事的几率就很大，继而导致动荡，又会给经济带来新的损失。这将是一个恶性循环。
第二，社会不公平明显，政治危机严重。实际上这也是标普降级的道理之一。金融危机后，美国民众不相信政治精英了，不相信政府了，这是个挺大的危机。因为民众觉得这些所谓的精英、特别是金融精英们制造了这场金融危机，然而他们非但没有受到惩罚还在政府的帮助下发了财。政府拿老百姓的钱去救这些金融机构，而老百姓却要承受金融危机的后果。于是，美国民众不认同政府的政策，不认同政府，对政府的信任度在下降。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在下降，同时，两党斗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互不让步。这一切都导致了标普的降级举动。
第三，美国中产阶级被“毁”了。美国社会是一个消费型社会，消费的主力军不是富人而是中产阶级。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中产阶级受到的损失最大，他们的购买力下降得很厉害。最重要的消费群体没有消费能力了，经济增长的困难也就更大了。
短期内，美国国债还是国际投资者无奈的选择。
丁一凡：尽管如此，短期内，美国国债还是国际投资者无奈的选择。这是因为：
首先，就在标普给美国降级那天，市场上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并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这是一个特别不正常的反应。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于美国国债的特殊性——基本上是等同于现金的、既保险而流动性又好的资产，因此，金融机构还是在留有美国国债。
其次，市场仍然相信美国政府有处理违约问题的能力。1995～1996年的时候，克林顿政府要提高债务上限但国会就是不同意，那次闹得比这次还要严重，政府有些机构不得不关门了。最后还是克林顿想出了“招儿”，通过缓付机构投资者利息等手段“混过”了这场麻烦，市场没有因此产生很大的反应。当然，当时情况跟现在不一样，克林顿时期正是股市泡沫膨胀的时候，大家都在关心技术股、技术债，这些都能赚钱，所以当时公司债券市场和公司股票市场比国债市场吸引力大得多，国债市场没太多人关心。a当一个国家其他金融市场特别好的时候，国债就不是一个抢手货。而现在正好相反：金融危机爆发，公司频频出事，公司股和公司债都不好，而国债是最保险的。所以，这个时候国债出问题要比克林顿时期严重些。不过，投资者觉得美国政府还是有办法的。
再次，没有更好的证券可以投资。欧洲债务的情况比美国还要可怕。按照美国财政部的统计，金融危机以来出现的趋势是外国与国际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在增长，而美国的金融机构是在减持美国国债——由于需要清债等原因，需要卖掉国债来弥补自己账面的损失。所以，美国的金融机构在大量出售国债，而外国的金融机构却在不断买入。当然，这里面有新兴经济体干预汇率的因素。金融危机以来，美元的实际汇率下降不少，这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形成升值压力。这些国家的货币当局采用了买入美元卖出本币干预市场的做法，而买入的往往是流动性基本上可以等同于现金的美国国债。这样也使美国国债的需求增长很大。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抛售。
长期来看，美国国债非常危险。输入型通胀让中国无法躲藏。
丁一凡：但从长期来看，美国国债确实非常危险。这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看。
美国提高债务上限的频率在加快，而且幅度越来越大。比如，从2007年算起，债务上限已经提高了6次，总额为5.329万亿美元。而自奥巴马2008年担任总统职位以来，国会已经3次提高债务上限，提高总额为2.979万亿美元。2011年6月，美国总债务达到14.34万亿美元，已接近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这就是不可持续性。这从算数上就能看得出来。
从历史经验来看，当债务总额占GDP比例超过一定幅度、债务利息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后，违约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这个时候，所谓货币霸权就成为包袱了，这也是当年英镑的命运。当年英镑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货币，英国可以随便发英镑，然后就是债务增长。19世纪下半叶英国意识到这个问题，历届政府上台首要问题就是缩减开支，减少债务，但政府换了好几届，债务是只增不减。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当你是霸权货币的时候这个事情很难解决。英国当时是金本位，英镑不能贬值，而英镑不贬值就根本解不了套。英国搞了半个多世纪，结果是一塌糊涂，债务一直涨到GDP的130%，实在撑不下去了，干脆就打了仗。二战后英镑退出了霸主货币的位置，也可以贬值了。大概通过英镑连续贬值15年，英国的债务从占GDP130%降到了60%，基本上到了可以承受的地步。然而，那些持有英镑的国家可惨了去了，荷兰中央银行行长因此而自杀。
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说明了同样的道理。五六十年代，日本和西欧国家都攒了大量的美元债务。到了1971年，美国发现自己的黄金储备不足以对付这些债权了，就关闭了黄金窗口——美元不能兑换黄金了。那次违约比现在大得多。但一次贬值解决不了多少问题，所以整个70年代都是美元贬值，通货膨胀。只要美元贬值，大宗商品价格就上涨，西欧和日本都不得不承受全球通货膨胀的后果。差不多经历了十年，到沃克尔上台﹑里根上台，才整个扭转了货币政策。通过十年的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美国把债务甩得差不多了，但基本上也把西欧国家坑得差不多了。所以，西欧国家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搞欧元的。那时美国是对欧洲国家，现在则是对亚洲国家。美国之所以让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就是要我们承担他们的损失。美国还有一套说法，叫做“债务的货币化”——货币贬值慢慢冲销了债务，使之可持续，否则是不可持续的。美国国会预算局去年曾做过一项研究，认为如果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得不到改善，美国要支付的债务利息将从目前占财政收入的9%上升为2020年的20%，2030年的36%。到2040年，这个数字是58%——财政收入一半以上都要拿出来付利息，政府基本上没法过了。所以，惟一的办法就是靠美元贬值、通货膨胀。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格林斯潘曾说，美国是不会违约的，美国可以印钞票，你要多少，我印多少。说得很直白，很露骨，但是句实话。
丁一凡：美国不会傻得不还钱，还会付你利息，但是你的实际购买力没有了。从账面上看没有损失，真正的损失是购买力的下降。对中国经济来说，最难受的还不是外汇储备实际购买力的缩水，而是像以前的西欧、日本那样——输入型通货膨胀让你躲都没地方躲。当年西欧和日本历届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遏制通货膨胀，中国在今后多年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这个。通货膨胀会在我们国内造成一系列反应，老百姓不满意，处理不好甚至会引起社会动荡。
现在世界上大家不信任美元、欧元、日元这些发达国家的货币了，对人民币的呼声之大远远超出中国人的想象。中国人觉得自己差远了——我们怎么可能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可人家不这么认为。从今年年初开始，在香港市场上发的人民币债券受到热捧。所以，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方面，有很多问题都需要仔细研究。
标普调降美国债评级，实质是打掉了人们对美国的信心。
江涌：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美国整个社会发生裂变，欧洲也是这样——核心国家和边缘地区的裂变，甚至可以说整个世界都在发生裂变，贫富对立（不仅是穷人和富人，也包括穷国和富国），社会失衡。金融危机把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原有的矛盾空前激化了。“伟大”的政治家们扮演的都只是裱糊匠的角色——把裂缝给糊上，但这不管用，稍微有点风吹草动裂缝就暴露出来，而且会产生更大的裂变。
像现在的美国，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被证明不行；而凯恩斯主义又把债务搞得这么大；社会主义呢？在美国没市场。所以，现在的美国的确是没方向了，找不着北了。
有人说标普给美国降级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依我看，无论是象征意义还是实际意义都是非常大的。标普的调降实际上是对市场的一个确认。我们知道，AAA评级是无风险的，像刚才丁老师讲的——像现金一样，100块钱美国债就相当于100块钱现金。我们去银行以一般的资产抵押贷款——假如你的房子值100万，银行给你贷个50万就不错了；而美国国债就没有抵押折扣，AAA评级是无风险的。现在不一样了，美国国债在市场上已经有折扣了。比如你拿100块的国债去办抵押贷款，不再给你100元钱了，要收取你的折扣费，可能只有几毛钱，但却证明了你持有的债券已经不是AAA了。标普调降美国国债就是对市场的确认，说白了就像《皇帝的新衣》那个故事一样，标普就是那个小孩，他说出了美国这个皇帝“没穿衣服”，这个举动是革命性的。这时大家都必须直面美国国债问题，不能再回避、掩饰它了。美国国债已经不是AAA了，不再是无风险了。而金融是靠信用维持的，资本主义是靠信用维持的。标普调降美国债评级，实质就是打掉了人们对美国的信心。
美国政府被“绑架”，危机有了“下半场”。
江涌：根据我们的分析判断，应该是第二波危机到来了，其实更准确地说应是危机的“下半场”，是危机的延续，因为2008年的危机并没有结束。就像1929～1933年的大危机那样，1930年下半年的时候情景比较好，大家都认为危机结束了，可以开party了，音乐声都响起来了，大家都开始随着音乐起舞了。然而，“黑天鹅事件”出现了。法国要制裁奥地利的一家银行，把资金撤了回来，就是这根稻草把整个欧洲和世界又拖回到危机当中。但这不是重新开始一场危机，而是原来的危机并没有结束，只是大家都没有正视它，而这时候的一个小概率事件就能把信心打回去。这次也一样。
这场危机开始于次贷危机。评级机构给了次贷产品一个过高的评级，把本不应该赋予AAA评级的产品都给了AAA评级。在美国，很多大的投资机构（如各类养老基金）按规定只能购买、持有AAA级投资品，所以很多机构买了大量标识为AAA评级的次贷产品，雷曼就是个例子，在这方面发了大财。但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后来真相大白，危机就爆发了，这是一个信贷信心的崩溃——我不知道你手上拿了多少CDO和CDS（都是次贷金融产品），所以我不敢对你放贷，也不敢和你进行交易。这样，金融市场的信贷急剧收缩，产生了信贷危机。如果这些大型机构倒下，就会产生系统性危机，这样国家便出来搭救，如此也就把国家“绑架”了——搭救就是将私人债务国家化，这些坏的、不确定的资产都由政府揽了过来。于是，市场动荡慢慢平息了，信贷有所恢复，经济出现好转。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国家先是把私人债务包揽过来，但包袱越来越重，终于背不动了。在美国两党为债务上限而争吵，这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分裂。这么多年，美国的中产阶级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收缩。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华尔街富得流油，而一般投资者、股民和消费者则日趋“人比黄花瘦”。奥巴马本来下决心要修理华尔街，结果反被华尔街给修理了。他不仅没有给华尔街这个“纵火犯”应有的惩罚，反而把债务买下来，使得后来华尔街“应得的收益得到了，不该得的收益也得到了”。由此不难看出，这个危机纯粹是纳税人、投资者买单，所以它加剧了社会分裂。这一次美国两党围绕债务上限和减赤问题进行的争吵，其实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分裂。
巴菲特是等待时机，索罗斯是寻找时机，拉登是创造时机。
江涌：在美国，当初“福特主义”（代表产业资本）很好地解决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实现了劳资的和谐。但是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变了，“摩根主义”（代表金融资本）僵尸还魂了。本来，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就是“摩根主义”造的孽，后来罗斯福向金融资本宣战，给金融资本戴上枷锁以约束他们，《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就是来约束“摩根主义”的。但到了六七十年代，金融资本利用经济的滞涨发起了决定性的反扑。而且，金融资本不仅实现了自己的崛起和扩张，还把产业资本牢牢控制住了。这种控制的重要体现就是，在美国的制造企业中都有财务和投资公司，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其收益越来越依靠金融投资，这就显示出经济的金融化在美国彻底完成了，就是金融资本把美国整个都控制了。“摩根主义”逐渐在美国占据了主导地位。90年代末旅行者集团和花旗集团的合并，《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废除，标志着金融资本把产业资本打败了，“摩根主义”把“福特主义”给打败了。
“福特主义”要求国际汇率、金融市场稳定，因为产业资本的投资周期长，它需要稳定预期，只有这样才能方便计算自己的成本和投资收益。在IMF的章程中都有相关条款，就是要防止资本的大量流动而破坏汇率的稳定，而破坏汇率的稳定就会破坏对投资的预测和前瞻，破坏对于收益的计算。然而，金融资本厌恶这种稳定就好比细菌厌恶真空一样，因为对他们来说稳定就意味着没有机会，它必须让市场动荡，动荡才会产生投机收益。虽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但金融资本在没缝的地方都能撕开一条缝。看看几个国际级的大腕人物——沃伦·巴菲特是等待时机，乔治·索罗斯是寻找时机，本·拉登是创造时机。本·拉登这样的人在华尔街越来越多了，这些人就是要创造一些机会来制造动荡。所以说，不能把今天由金融资本支撑的美元等同于昔日由产业资本支撑的美元，不能把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的强势美元当做必然，认为储备美元与美元资产没有风险，这绝对是历史性错误。
经济越是金融化、虚拟化，对信用的依赖就越大。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机构之间没有信任了，投资者之间也不再信任了。现在标普又下调美国评级，国家之间都不再信任了。契约精神和信用是整个资本主义的基础和前提。而现在基础和前提都丧失了，谈何稳定？更何况金融资本就是厌恶稳定，这种历史条件和内在因素决定了国际经济会持续走向动荡。金融危机大地震过后不仅加剧了社会的裂变，同时也加速了金融和经济的裂变。
这场危机的第一波冲击在股市、大宗商品、黄金市场等方面表现出来。第二波应是银行业危机。第三波会在主权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美元霸权由三大支柱支撑：美国国债市场，以美元计价的国际金融市场，华尔街。现在三根支柱都出现了危机，这就直接烧到了美元，美元已经不被信任了。冲击一波接一波，这种火烧连营的状况正在而且将继续在全球几大市场来回进行，而且越烧越烈。所以，金融资本主义——德国人称之为野兽资本主义，真的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了。中国已把自己绑在了美元战车上，这种状况下，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可能都无助于根本解决我们目前的窘况，至多是调整一下我们在“泰坦尼克”号上的座椅靠背而已。如果没有某些方面大的政策出现的话，中国只能被越拖越深。这是我的一个解读。当然，我们有峰回路转的可能，但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与魄力，目前看还不行。
雷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我认为中国很难脱离出来。第一，我们买了那么多的美债；第二，我们有那么多企业依靠向美国出口以取得利润；第三，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也很多。所以的确很难。
对中国企业境外资金的监管已取得了进步。美元不会崩溃。
丁一凡：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的“走出去”绝对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战略，而且中国在非洲和拉美的投资年收益可以达到20%以上，也就是说五年就收回成本了。但这里的问题是，企业财务监管上的漏洞如何解决，管理人员私吞、转移资产怎么办？
方明（中国银行总行公司金融总部高级经理）：说到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的确要看到有风险，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现在和十几年前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十几年前，基本上所有的资产都被企业管理者自己卷走——卷包走人嘛，这是个事实。但近些年来，整个银行系统、我们的财务管理系统通过电子银行的方式基本上解决了对境外资金的监管问题。在这之前，企业资金的监管一年或半年报一次账，上面无法知晓每笔钱在境外被如何使用。现在这些资金时时都可以在总部的财务管理账面上看到，资金的进出随时可以发现。每笔钱该不该动，总部都会考虑，拿不准也可以直接询问海外公司，再拿不准就派人去查。所以，就这些年中国的银行系统和财务管理来说，与过去比较是有根本性差异的。这一点变化我们一定要看到。我自己现在就在做对“走出去”企业的服务。当然，不是说我们机制上没有漏洞，还是需要进一步完善。而且现在的漏洞是因为即时的市场风险变动产生出来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企业管理者卷包跑了。现在真的很少听到这样的消息了。
我们“走出去”的一些企业有时会看不清市场趋势。比如油价很高——150美元/桶还要看“多”，股市也是买涨不买跌。其实市场规律是有涨有跌。比如看美元，貌似该破产了，但在与美元形成竞争的货币出现以前，美元不可能大幅度贬值。汇率就是一种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相对价格，反过来说，如果美元要大幅贬值，那其他货币就要升值。谁能升——欧元？英镑？瑞士法郎？日元？又都能升多少？这些国家自己的经济发展还要不要？从市场来看，美元一般是涨七年跌十年，这是技术性规律。有人说美元会崩溃，我认为这个情况大家不会看到。原因很简单，没有什么货币能承受美元如此大幅度的贬值，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承受得了。目前的这种状况表面上看是危机的继续，而且影响还非常大，但是大家仔细看看：美国用这种方式可能已经化解了一些问题！当然，不排除金融市场还会有很大波动，甚至会形成比较大的冲击，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些波动最终的“落脚点”不是在美法德身上，只会在新兴市场国家身上，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最根本问题。美国在干嘛——采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低利率维持到2013年，也就是说通过印钞解决问题。如果GDP增长比较快，经济恢复后各方面税收收入比较稳定，而债务方面比较稳定，就会使得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下降。
美国的问题当然还是存在的，就是信用问题，当然也是全球经济体系的问题。马克思曾经说供求关系的均衡是最核心的问题。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产生了那么多的供给，那需求靠谁呢？靠发达国家，靠美国、靠欧洲。他们用什么方式创造这些需求？用信用贷款。而这些发达国家的信用降低了，显然供需就失衡了。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发达国家的需求还会相对比较稳定，但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发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比如，中国加大对非洲和拉美国家的投资，其实也是在帮助他们创造财富。将来也就是用这种方式创造新的均衡。我对经济危机的判断是：发达国家的危机相对可控，如果没有出现可以对美元和美元债券形成冲击的资产产品，那么美元会升值的。如果2013年整个发达国家经济稳定了、逐步上升，资金也是会流向美国的。于是美元会升值，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贬值，然后资金流出新兴市场国家。1997年的金融风暴就是这么来的。
美国还想按照现有的方式继续玩下去，还会不断试错。
雷达：近来发生的一系列情况，起因于美国两党关于债务上限的争论。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美国作为主导国家以及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现有的资本双流动这样一种现状，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美国还想按照现有的方式继续玩下去。外围国家、东亚国家在积累贸易顺差的同时其美元又流回到美国，美国继续利用美元、美元的霸主地位以及其金融体系，来获取全球金融收益的格局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我觉得这是判断美国债务上限调高行为意义的关键，而且今后美国还会继续如此。关于降级，大家说得很多了——市场反应是有道理的，但反应也是过度了，或者说市场有恐慌的一面。但反应过度和恐慌是不是意味着有更深层次的危机在后面？从2007年开始到美国被降级后市场所做出的种种反应，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说现有的全球资本主义这样一种统治体系的总体危机？是不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或者说像1929～1933年的危机，甚至像马克思所预言的这个制度总有一天要崩溃？从2007年到现在的情况来判断，市场的确有恐慌情绪；而且，可能我们在判断问题的时候，往往也会受市场恐慌情绪的影响。2007～2008年美国出现次贷危机，就是市场恐慌情绪所引发的。
我的观点是：第一，2007年的危机不是类似于1929～1933年的危机，而是类似于1973～1975年的危机，这是一个基本判断。第二，尽管2009年出现了复苏，但并不意味着2007年危机的调整已经到尾。1973～1975年危机后也不断地有危机，一直到1982年左右美国才走出来，到克林顿时期才真正好转。
从2007年开始，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不断动荡的时代，或者说，从政策、制度层面来看，美国的执政能力在下降，美国的货币主义不行了，凯恩斯主义也不行了。但我认为，美国人还是会不断地试错，危机还会不断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看到美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能最终走出来的可能还是从美国这边开始。什么时候真正走出来呢？在制度创新方面，不管是福特主义还是摩根主义，不管是货币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留给制度设计者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了。尽管美国现在还在大胆地用数量型宽松货币政策，但这是否能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全球的问题？留给美国人的空间、留给制度设计者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小了。那么，什么时候走出来？怎么走出来？我认为取决于下一轮的技术创新在哪儿。看到技术创新的曙光了，我们也就能看到了这轮调整的曙光。未来的世界经济如果没有技术创新作为支撑的话，我们还要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煎熬很长时间。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美国是不是衰退了？我的判断是美国依然还能够玩下去。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认为美国不行了，日本将会主导这个世界，结果呢？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在美国出现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要看欧洲有主权债务危机，不要看美国有主权债务危机，真正可怕的可能是外围国家、东亚的危机，尤其是中国的危机。为什么？我从2007年起就一直在说，美国这次调整的成本不会自己承担的。数量型宽松货币政策是美国转移调整成本的一个手段。更可怕的一点是，你的汇率不升吗？让你跟欧洲一样难受！这就是现在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输入型通胀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没法解决。从经济学角度讲，输入型通胀是一个供给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从供给层面入手，而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从需求层面去解决通胀问题，拼命地控制信贷规模。美国拼命地在那儿发钱，而我们却拼命地在这儿收钱，能解决世界的通胀吗？把自己当成“老二”还是“老大”？从2007年危机一开始，美国人就在炒G2概念，不断地压中国。实际上，汇率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恰恰是，作为世界经济的“老二”，中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当然，我们还是比较明智地否定了G2这个概念。
作为“老二”，中国是挑战“老大”还是辅佐“老大”?
雷达：再有就是，标普给美国降了级，对中国是好还是不好？美国还是要发那么多的债券，新的债券融资成本将会提高，这实际上对买债的人是有利的。继续持有美国债券将是会有利的，况且我们有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对我们不一定是坏事。当然，这次美国把国债上限再提高的话，意味着美国还得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所以美国会不断地采取数量型宽松货币政策——原因很简单，它要维持低利率，才能保证它借新债还旧债；如果利率提高的话，那一定意味着新的债券融资成本会上升。也就是说美国将会持续使其货币不断地宽松下去，不断地维持这种低利率的状况。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国际资本会向哪儿流？欧洲经济不行，那很可能就流向东亚国家。刚才大家也在说：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是必须的，但目前这种状况下资本账户开放，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如果未来五到十年，美国人都在不断试错的话呢，那中国怎么办？我们得做出战略上的判断。我们现在有没有实力去挑战美国？如果做不到，就还得维持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换句话说，作为世界经济的“老二”必须要做出选择：挑战“老大”还是辅佐“老大”？这个角色我们推不掉，不能像某些国家那样缩在后面，去等待。我们不能仅仅地从国内一些现有的问题——比如三万亿美元储备怎么处理呀，这么一个狭窄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问题，才是对中国未来十年非常重要的。
江涌：刚才雷教授说到美国经济能否复苏，关键要看有没有新的一轮技术创新。我接着这个话题说几句。资本主义活力就在创新，美国摆平世界主要就靠创新，“美国梦”描绘的也是所谓创新。但是，你看一看美国现在的资源配置和整个社会结构，这个机制已经不存在了。创新主要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的支撑是人才队伍，是相关一整套体制。但这一套体制在美国已经出现了裂变。“福特资本主义”时，优秀的人才都在产业领域，现在呢？都跑到华尔街去了，那儿收益高嘛。创新的基础——人才储备，没有了。中国现在也掉到这个漩涡里了，优秀的人才不愿学理工，都是往金融的方向发展。
丁一凡：在华尔街发明投资模型的那些人，都是理工科的尖子，很多都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美国工程师的摇篮。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麻省理工学院培养出来的尖子全部进了华尔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型。
雷达：不光是技术领域的创新，宏观经济领域的创新、金融创新都很重要。技术创新固然重要，但只占三分之一的权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新技术的出现往往和军备有关系。而这点市场不见得能一下子看到，我并不认为企业家永远比政治家看得更清楚。技术创新完全要靠市场运营去给出一个答案的话，我觉得很难，而且市场有时是会误导的。事实上，如果没有老布什的伊拉克战争的话，IT可能就出不来。IT出来后产生的革命性冲击非常大，最重要的是之后整个供给体系发生变化了，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消费网络。一个供给、一个需求，同时拉起来的话，才能维持大概20年的繁荣。IT已经进入尾声了，经济不可能像黄金期的20年那样发展。但科技发展是有其自身规律的，新科技还是会出现的。
欧洲不能往回走，只有走向一体化的财政。
丁一凡：我回答一下欧洲如何才能真正地摆脱债务危机、走出困局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只有联邦化，只有让一体化向前走一步，走向一体化的财政。其实，欧洲债务水平比美国还低一点，如果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财政，欧洲的处境应该好得多。我们刚刚说了这次美国遇到的是政治问题，是政治危机造成目前这种局面。其实欧洲也面临着政治危机。欧洲这些民族国家的领导人们非常清楚他们哪方面能做哪方面不能做。比如，德国领导人很清楚怎样才能解决目前欧洲面临的问题，但她要那样做了就会得罪选民，德国的选民会认为她在背叛德国的利益——为什么要拿钱去救希腊？欧洲现在的民族国家的构架和选举制度使得其领导人不敢公开地说这个事，根本不敢提这种建议。所以，欧洲的问题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了。中国中央政府每年拿钱投放到西藏去，其他地区的老百姓不会有意见，因为大家属于同一个国家，拥有同一个中央政府。
有人说也可以让一体化往回走，把那些“不争气的落后分子”从欧盟中踢出去。果真如此，那情况就危险啦，绝不是只踢出个别国家联盟就能维持，那将是欧盟全面的瓦解。苏联是怎么解体的？是因为俄罗斯人不干了！联盟中的主体民族不干了！硬要把别的加盟共和国踢出去，所以导致整个联盟土崩瓦解，一下子全完了。现在，德国、法国是欧盟中最富有的主体，如果他们准备把谁踢出去的话，那这一干起来欧盟就会解体，是全面的解体。不是说把一个希腊踢出去欧洲还能维持住联盟，那根本不可能。
其实，那些“欧洲之父”们，瞄准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联邦，但这是渐进性的，不是用武力方式成立，采用的是经济手段。方案是一层一层设计的，当时就设计了一个不能倒退的机关，就是说只能往前走。有统一的货币政策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那就会有危机，这样，危机发生后欧洲领导人们就会思考：我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会知道如果不往前走、不形成某种统一的、联邦式的经济政府，是走不出危机的；接下来就会想：如果我们的经济政府能成功，那为什么我们不干脆成立一个政府什么都管了呢？由此看出，当初所有的设计都是环环相扣的，但就是没有想到现在民意恰恰是从相反方向来的，老百姓不干了，于是这些民族国家的领导人也就不敢往这个方向走。
雷达：欧洲走出困境是艰难的，然而一旦走出来，那就是革命性的。我认为欧洲的困难比美国要大，因为欧元与美元相比地位差得太明显了，非霸权货币国家摆脱危机的困难也就比较大。说到欧洲往前走还是往后走的问题，如果往前走了，意味着很大的突破，那人类的曙光也许就在欧洲了！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跨越民族国家的制约了。而且，民族国家在欧洲版图上的形成，是和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连在一起的，那是不是也意味着他们就跨越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这个坎儿了？那将不只是这次危机的曙光，而是人类的曙光。
美国债务危机VS欧洲债务危机
策的基础也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对于理解美、欧债务问题及其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夯实应对政
美国债务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性。认识两者的差异性，
2011年是全球经济的“债务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美国主权债务危机“你方唱罢我登场”。美国和欧洲的债务危机都是过度负债的体现，是政府收支的不匹配性和严重的失衡。但是，美国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又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性，两者产生的根源、诱发因素、演进、表现形式以及全球影响等都有差异。认识两者的差异性，对于理解美、欧债务问题及其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夯实应对政策的基础也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美、欧债务危机具有一定的共性。一是相关的政府没有实施审慎的财政预算制度，公共支出没有坚守量入为出原则，过度透支政府未来收入的信用。二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引发债务危机的重大现实根源，为了应对危机后的经济衰退，扩大政府支出是必然的选择，而财政收入在危机时期增长有限甚至是负增长，就直接导致收支失衡或恶化。三是政府对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升高的警惕性较差，或采取善意忽视，缺乏明确、合理和有效的财政整固计划，使得债务问题不断深化，最后引发危机。
美、欧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具有差异性。美国债务危机也根源于财政收支失衡，但其引发具有一定的偶然性。2011年上半年，全球对于美国主权债务违约并没有明显的市场预期。美国政府和国会关于债务上限的巨大分歧，导致了“财政整固政策的不可预见性”，最后标准普尔意外地降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引发了美国主权债务危机。而欧洲债务危机是其债务问题不断深化的结果，是债务问题普遍性的持续发酵，具有必然性。欧元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二元结构矛盾是欧洲债务危机的制度基础，欧元区成员国货币政策是统一制定的，成员国只能更多地以财政政策来救援经济并促进增长和就业。欧洲债务问题更为内在，更具有必然性。
美、欧债务危机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其成员国的收支失衡问题引发的债务支付困难，表现形式是典型的债务危机，是一种经济层面的危机。美国的债务危机主要根源于政治决策机制带来的市场预期的逆转，是一种政治危机，表现了一种信任或信用危机。美国债务危机一定意义上是一场政治博弈，是一出政治闹剧。这出闹剧的载体是美国主权信用，两党将主权信用玩弄于口水之争，而将债权人利益搁置一旁，对民主政治的过度热衷，实质上是对债权人利益的亵渎和玩弄。
美、欧债务危机的演进过程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欧洲债务问题从点到面、从小到大，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冰岛、中东欧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型危机，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其银行部门资产缩水引发了资产债务表恶化；第二阶段是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欧洲债务问题的普遍性日益凸显，“欧猪五国”债务问题显现，是一种临时性偿付危机；现阶段是欧洲债务问题不断扩大并向大中型成员国蔓延，如西班牙和意大利，是债务危机内在的一种传染过程，也是偿付能力的进一步恶化，可能演化为一种持续性的偿付危机。美国债务危机主要是一种脉冲性的或然危机，美国目前仍然没有面临明显的偿付困难。
美、欧债务危机的应对方式是不一样的。欧洲债务危机的应对之策主要在于解决债务偿付危机，是以欧盟和IMF为主导的国际救援模式。2010年5月，欧元区同意在未来三年内与IMF为希腊提供总规模为1100亿欧元贷款。同时，欧盟和IMF同意设立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安排7500亿美元援助计划，以应对欧洲债务问题可能引发的风险。2011年7月欧盟针对希腊的第二轮救援仍然是在于解决希腊的债务偿付危机。由于美国主权债务危机是一种脉冲式的危机，其应对更主要由美国政府主导，主要着眼于中长期的财政整固计划，从收支两个方面来加强债务的可持续性。
美、欧债务危机的最后结局可能有天壤之别。由于美国的主权债务危机一定程度上是政治问题引发的，信用评级降低，反而有利于美国政府决策的改善和财政整固的加速，短期内美国出现新的债务危机可能性不大。欧洲爆发新的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甚至可能出现债务违约和债务重组。一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问题尚未明朗，二是希腊债务危机可能继续发酵，最终将走向“国家破产”，即出现主权违约，希腊可能无法在国际救援的框架下实现偿付能力的实质性恢复，债务重组可能是最后的归途。
危机对两个经济体未来的改革影响是大相径庭。由于欧洲债务问题的制度性根源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元结构矛盾，面对债务危机的考验，欧盟后续改革可能要选择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是一体化进程加速，将财政政策也统一至欧元区，实现财政和货币的一体化；二是一体化进程“向后退”，将不符合欧元区成员国标准的国家“开除”，建立欧元区成员国的退出机制。对于美国而言，危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国会两党的纷争不会肆无忌惮地滥用主权信用，对债务问题的决策或将更加审慎和有效；其二，财政整固计划有望加速，从收支两个方面同时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以夯实财政整固的基础。
美、欧债务危机的全球影响不尽相同。美国是全球经济体系的核心国家，其债务危机的系统性冲击更为明显：一是不利于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复苏，二是可能深刻改变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从而影响全球资本流动和资产价格，三是可能对大宗等金融市场造成明显的冲击。随着美国债务问题的深化，其全球影响可能进一步扩大。欧洲债务危机也可能通过贸易、资本和总需求等层面影响全球，但其程度相对较小。不过，如果欧洲爆发新的债务危机，其冲击性不可小视，特别是债务重组和欧元区解体，也将带来系统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