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反腐倡廉”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人们也都知道制度是反腐败的根本,但要让制度有效、管用、活起来,既需要各项制度的配套,更需要凝结在制度里的文化的力量,也就是让反腐倡廉的制度成为一种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败没有神话,它不是靠一两个制度规定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需要我们在文化上下功夫,这也是中纪委等六部委出台《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的大背景。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丰富的廉政文化内容。比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德政思想,“廉耻,立人之大节”的荣辱观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清官形象等。反腐败历来也是个世界性的课题,在世界廉政文化成果当中,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道德当做政治的最高价值,他们的理论都有浓厚的政治道德化的色彩。如亚里士多德主张,掌握权力的人必须严格自律,要有善德和正义。美国成立有专司廉政文化建设的政府道德署,制定有《公务员道德法》、《美国政府工作人员道德准则》等法规。新加坡政府非常推崇儒家文化,教导全民要中庸、团结、安分守己、克己奉公、尊老爱幼、文明礼貌等,尤其重视领导者的示范作用,让领导者为官员树立廉政的榜样。
虽然廉政文化建设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可以从古今中外借鉴有价值的部分,但从根本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廉政文化却是全新的。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没有民主法制传统,二没有宗教禁忌约束,为政者靠的仅仅是孔老夫子那一套泛政治化的道德观的约束。这在小农经济时代是可以的,但在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却有可能流于形式。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政文化,不是从孔老夫子那里,而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根据。正如习近平同志在2010年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的,要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作为最大责任。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首先要在全社会培育廉政的风气。一说到廉政,人们经常强调执政官员的廉洁。实际上,“廉政”所涵盖的不仅是官员的“廉洁”,更主要的是政治生态的清廉。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使贪污腐败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风气,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种封建文化根深蒂固,不可能不影响到现在。这就需要我们在全社会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让清正廉洁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而当风气养成,廉洁也就成为一种文化了。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重要的是在党内高扬反腐败的大旗。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严厉的廉政措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抗日战争时期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规定,贪污数目在10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1943年3月边区政府颁布的《政务人员交代条例》,对各级政府机关政务人员工作变动时前后任如何交接作了详细规定,强调如账目交代不清逾期3个月者,请边区政府视其情节轻重处分之,如涉及司法范围者,得速请司法机关惩办之。正是有上述廉政措施,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政府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清廉风气,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行为形成了强烈对比。
从历史的经验出发,今天,我们要高扬反腐败的大旗,让腐败在党内没有藏身之地,形不成气候。为此,要努力抓好全党的党风廉政制度建设,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努力加强廉政法制建设,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廉政机制,保证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久而久之,制度也就成为一种人人遵守的习惯,发展为一种文化了。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落实到领导干部身上,就是要他们真正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加强党性修养,注重品行锤炼。
加强党性修养,是党员干部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根本。长期以来,一些党员干部对党性有一种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维定势,认为党性是空的,讲党性是务虚,加强党性修养不如做些实际工作。其实,党性与作风相互促进、共生共长:党性是魂,作风是形;党性决定作风,作风体现党性;党性是作风的内在源泉,作风是党性的外在表现。党性纯洁则作风端正,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作为党的干部,如果没有坚强的党性,就不可能有良好的作风,就不可能做好工作。一些干部在作风方面存在的所有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党性不纯、不真的具体表现,是党性修养上出了问题。抓住了党性修养,就抓住了干部作风建设之根,就夯实了做好工作之基。
注重品行锤炼,是党员干部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关键。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修身”就是品行锤炼。品行是人的立身之本,更是干部的为官之要。一个没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人,而一个人如果连成为一个好人的起码要求都做不到,又何谈“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干部认为,品行是个人的私事,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只要工作上有能力就行了。其实,对于一个普通的人来说,品行是事关人格的大事;对于一个干部来讲,品行是事关官德的大事。一个人、一个干部人格低下、道德堕落、品行不端,必然导致作风不正,而作风不正的人尤其是“官”的能力越大,其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的危害也就越大。这样的道理已经被无数的事实所证明。每位干部一定要充分认识以注重品行锤炼来实现作风转变的现实重要性和紧迫性,把高尚的品行锤炼与优良的作风养成紧密结合起来,从政治品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方面修身固本,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明是非、辨美丑、知善恶、懂廉耻,努力实践党的“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树立广大干部顾全大局、团结民主、诚实守信、务实清廉的形象,以对党、对国家、对历史、对人民、对地区、对单位高度负责的姿态超前思维,谋划发展,多作贡献。
腐败既不是现在才有的,也不是我国仅有的,它是伴随着权力无所不在的。纵观世界各国,都在想办法找寻防止腐败的制度创新。比如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善治”理论,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以此为基础,强调减少冗员,规范政府行为,确立独立司法以及法律自身的公平性,确立公平竞争的明确规则和公开办事制度,实现办事程序的简单化和透明度,等等。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反腐败过程当然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但伴随制度创新过程的廉政文化建设必须跟上,而这个过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必然是长期的、艰巨的。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编/郭建民)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丰富的廉政文化内容。比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德政思想,“廉耻,立人之大节”的荣辱观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清官形象等。反腐败历来也是个世界性的课题,在世界廉政文化成果当中,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道德当做政治的最高价值,他们的理论都有浓厚的政治道德化的色彩。如亚里士多德主张,掌握权力的人必须严格自律,要有善德和正义。美国成立有专司廉政文化建设的政府道德署,制定有《公务员道德法》、《美国政府工作人员道德准则》等法规。新加坡政府非常推崇儒家文化,教导全民要中庸、团结、安分守己、克己奉公、尊老爱幼、文明礼貌等,尤其重视领导者的示范作用,让领导者为官员树立廉政的榜样。
虽然廉政文化建设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可以从古今中外借鉴有价值的部分,但从根本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廉政文化却是全新的。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没有民主法制传统,二没有宗教禁忌约束,为政者靠的仅仅是孔老夫子那一套泛政治化的道德观的约束。这在小农经济时代是可以的,但在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却有可能流于形式。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政文化,不是从孔老夫子那里,而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根据。正如习近平同志在2010年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的,要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作为最大责任。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首先要在全社会培育廉政的风气。一说到廉政,人们经常强调执政官员的廉洁。实际上,“廉政”所涵盖的不仅是官员的“廉洁”,更主要的是政治生态的清廉。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使贪污腐败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风气,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种封建文化根深蒂固,不可能不影响到现在。这就需要我们在全社会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让清正廉洁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而当风气养成,廉洁也就成为一种文化了。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重要的是在党内高扬反腐败的大旗。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严厉的廉政措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抗日战争时期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规定,贪污数目在10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1943年3月边区政府颁布的《政务人员交代条例》,对各级政府机关政务人员工作变动时前后任如何交接作了详细规定,强调如账目交代不清逾期3个月者,请边区政府视其情节轻重处分之,如涉及司法范围者,得速请司法机关惩办之。正是有上述廉政措施,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政府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清廉风气,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行为形成了强烈对比。
从历史的经验出发,今天,我们要高扬反腐败的大旗,让腐败在党内没有藏身之地,形不成气候。为此,要努力抓好全党的党风廉政制度建设,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努力加强廉政法制建设,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廉政机制,保证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久而久之,制度也就成为一种人人遵守的习惯,发展为一种文化了。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落实到领导干部身上,就是要他们真正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加强党性修养,注重品行锤炼。
加强党性修养,是党员干部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根本。长期以来,一些党员干部对党性有一种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维定势,认为党性是空的,讲党性是务虚,加强党性修养不如做些实际工作。其实,党性与作风相互促进、共生共长:党性是魂,作风是形;党性决定作风,作风体现党性;党性是作风的内在源泉,作风是党性的外在表现。党性纯洁则作风端正,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作为党的干部,如果没有坚强的党性,就不可能有良好的作风,就不可能做好工作。一些干部在作风方面存在的所有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党性不纯、不真的具体表现,是党性修养上出了问题。抓住了党性修养,就抓住了干部作风建设之根,就夯实了做好工作之基。
注重品行锤炼,是党员干部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关键。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修身”就是品行锤炼。品行是人的立身之本,更是干部的为官之要。一个没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人,而一个人如果连成为一个好人的起码要求都做不到,又何谈“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干部认为,品行是个人的私事,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只要工作上有能力就行了。其实,对于一个普通的人来说,品行是事关人格的大事;对于一个干部来讲,品行是事关官德的大事。一个人、一个干部人格低下、道德堕落、品行不端,必然导致作风不正,而作风不正的人尤其是“官”的能力越大,其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的危害也就越大。这样的道理已经被无数的事实所证明。每位干部一定要充分认识以注重品行锤炼来实现作风转变的现实重要性和紧迫性,把高尚的品行锤炼与优良的作风养成紧密结合起来,从政治品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方面修身固本,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明是非、辨美丑、知善恶、懂廉耻,努力实践党的“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树立广大干部顾全大局、团结民主、诚实守信、务实清廉的形象,以对党、对国家、对历史、对人民、对地区、对单位高度负责的姿态超前思维,谋划发展,多作贡献。
腐败既不是现在才有的,也不是我国仅有的,它是伴随着权力无所不在的。纵观世界各国,都在想办法找寻防止腐败的制度创新。比如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善治”理论,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以此为基础,强调减少冗员,规范政府行为,确立独立司法以及法律自身的公平性,确立公平竞争的明确规则和公开办事制度,实现办事程序的简单化和透明度,等等。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反腐败过程当然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但伴随制度创新过程的廉政文化建设必须跟上,而这个过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必然是长期的、艰巨的。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编/郭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