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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毛泽东在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认真学习梳理领悟毛泽东有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论述，对更好地理解其思想内涵，明理增信、继承传统，提升党建工作质量和思想政治工作水平，十分有益。
毛泽东指出，“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对工人阶级政党的成员来说，本身有着不同于一般群众的先进性要求和严格的纪律规范，经常对照党章和党组织要求，自觉纠正自身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是党员的义务。对工人阶级政党组织来说，要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便是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如何帮助犯错误同志改正错误的问题。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毛泽东首先使用和提出的。毛泽东曾说过，“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但明确提出这个方针则是在延安时期。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这篇讲话中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毛泽东进一步阐释说，“惩前毖后”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然而，我们揭露缺点、批判错误的目的在于纠正错误、克服缺点，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毛泽东比喻说：“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治病救人”，就好比一个人得了阑尾炎，医生通过手术把阑尾切割掉了，便治好了这个人的病，把人救过来了。毛泽东指出：“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因此，一个同志犯了错误，我们帮助他指出错误、纠正错误、克服缺点、转变成好同志，这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指出，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纠正这些毛病“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毛泽东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在延安整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全党同志的共识。该方针写入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议和党的七大《党章》。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谈到这个问题。他强调指出：“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十个问题“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中，明确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称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在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对待犯错误同志“一要看，二要帮”。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一要看，二要帮”。毛泽东强调说“只看，是消极的”。因为每个人都是需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帮助”是正确的，“不给帮助”是不正确的。毛泽东指出，“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不仅要看他是否改正错误，而且要帮助他改正错误。不仅要帮，而且应当想方设法地帮，毛泽东强调，“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
毛泽东还指出，对待犯错误的人是采取帮助的态度还是采取敌视的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他强调，“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而“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因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强调“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对这个问题，《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
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并不是庇护他的错误。既不是不分是非、不讲原则的“和稀泥”，为所犯的错误无依据地一味辩解辩护，也不是偏袒包庇错误、文过饰非，或为了什么关系而违反原则地说好话、“打埋伏”，等等。我们讲的“帮助”，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认真纠正这些错误、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帮助犯错误的同志首先要帮助他认清是非、认识错误。毛泽东指出，“是非一定要搞清楚”，不允许含糊。这就需要帮助犯错误的同志重新学习党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和基本原则，学习党章、准则和纪律规范，需要对所犯的错误进行深入分析，对错误的行为及其产生的主客观原因进行剖析和批评，指出其错误所在、错误的根源所在、错误的危害所在，帮助犯错误的人查找思想根源、认识错误产生的根源，这样才能为改正错误提供良好的基础和前提。
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清是非、认识错误，包括开展认真的批评、必要的斗争。毛泽东说，“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清是非、认识错误、纠正错误的过程，是一个耐心细致说服教育和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尤其是分清是非曲直、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必须通过深入的思想教育、发扬党内民主、开展充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去解决。
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指出，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在延安整风时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毛泽东说，“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则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团结—批评—团结”结合起来作为对待犯错误同志应采取的正确方针的基本内容，以“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胡乔木在纪念建党70周年文章中也明确写道，毛泽东“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也叫做‘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因此，我们在理解毛泽东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时，还应当从“团结—批评—团结”维度去把握其深刻内涵。
毛泽东之所以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相结合或相贯通，主要在于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应当突出“增进党内团结”这个本质属性，在于要求人们把这个方针放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全局来看待和把握。因此，毛泽东在这里首先强调了“团结”“团结的愿望”问题，强调“团结的愿望是首要的”。毛泽东指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这就表明，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其出发点、落脚点和目标指向都是党的团结，明确这是一个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揭露批评纠正违背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错误言行、进一步增进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的工作方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坚决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正风肃纪反腐，取得卓著成效。在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上，在继承中发展，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立足于对干部的关心信任，鼓励干事创业、担当作为，同时把信任与监督、严管与厚爱紧密结合，把维护党纪的严肃性和保护爱护干部统一起来，创造性地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持问题导向，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注重以尊崇党章、牢记初心使命、坚守理想信念开展思想教育，注重监督执纪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正确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深入把握糾治“四风”、查处违纪与规范政治生活、治理政治生态的相互关系，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分清是非、纠正错误、增进全党团结统一的有力武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使我们党在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上内容更加饱满丰富、工作更加规范有序、教育监督管理更加富有成效，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作者单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宣传部纪检监察组）
（责任编辑：孙进军）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正确态度
毛泽东指出，“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对工人阶级政党的成员来说，本身有着不同于一般群众的先进性要求和严格的纪律规范，经常对照党章和党组织要求，自觉纠正自身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是党员的义务。对工人阶级政党组织来说，要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便是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如何帮助犯错误同志改正错误的问题。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毛泽东首先使用和提出的。毛泽东曾说过，“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但明确提出这个方针则是在延安时期。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这篇讲话中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毛泽东进一步阐释说，“惩前毖后”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然而，我们揭露缺点、批判错误的目的在于纠正错误、克服缺点，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毛泽东比喻说：“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治病救人”，就好比一个人得了阑尾炎，医生通过手术把阑尾切割掉了，便治好了这个人的病，把人救过来了。毛泽东指出：“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因此，一个同志犯了错误，我们帮助他指出错误、纠正错误、克服缺点、转变成好同志，这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指出，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纠正这些毛病“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毛泽东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在延安整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全党同志的共识。该方针写入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议和党的七大《党章》。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谈到这个问题。他强调指出：“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十个问题“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中，明确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称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一要看，二要帮”
在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对待犯错误同志“一要看，二要帮”。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一要看，二要帮”。毛泽东强调说“只看，是消极的”。因为每个人都是需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帮助”是正确的，“不给帮助”是不正确的。毛泽东指出，“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不仅要看他是否改正错误，而且要帮助他改正错误。不仅要帮，而且应当想方设法地帮，毛泽东强调，“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
毛泽东还指出，对待犯错误的人是采取帮助的态度还是采取敌视的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他强调，“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而“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因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强调“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对这个问题，《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
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并不是庇护他的错误。既不是不分是非、不讲原则的“和稀泥”，为所犯的错误无依据地一味辩解辩护，也不是偏袒包庇错误、文过饰非，或为了什么关系而违反原则地说好话、“打埋伏”，等等。我们讲的“帮助”，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认真纠正这些错误、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帮助犯错误的同志首先要帮助他认清是非、认识错误。毛泽东指出，“是非一定要搞清楚”，不允许含糊。这就需要帮助犯错误的同志重新学习党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和基本原则，学习党章、准则和纪律规范，需要对所犯的错误进行深入分析，对错误的行为及其产生的主客观原因进行剖析和批评，指出其错误所在、错误的根源所在、错误的危害所在，帮助犯错误的人查找思想根源、认识错误产生的根源，这样才能为改正错误提供良好的基础和前提。
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清是非、认识错误，包括开展认真的批评、必要的斗争。毛泽东说，“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清是非、认识错误、纠正错误的过程，是一个耐心细致说服教育和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尤其是分清是非曲直、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必须通过深入的思想教育、发扬党内民主、开展充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去解决。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也叫做“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指出，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在延安整风时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毛泽东说，“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则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团结—批评—团结”结合起来作为对待犯错误同志应采取的正确方针的基本内容，以“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胡乔木在纪念建党70周年文章中也明确写道，毛泽东“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也叫做‘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因此，我们在理解毛泽东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时，还应当从“团结—批评—团结”维度去把握其深刻内涵。
毛泽东之所以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相结合或相贯通，主要在于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应当突出“增进党内团结”这个本质属性，在于要求人们把这个方针放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全局来看待和把握。因此，毛泽东在这里首先强调了“团结”“团结的愿望”问题，强调“团结的愿望是首要的”。毛泽东指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这就表明，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其出发点、落脚点和目标指向都是党的团结，明确这是一个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揭露批评纠正违背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错误言行、进一步增进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的工作方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坚决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正风肃纪反腐，取得卓著成效。在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上，在继承中发展，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立足于对干部的关心信任，鼓励干事创业、担当作为，同时把信任与监督、严管与厚爱紧密结合，把维护党纪的严肃性和保护爱护干部统一起来，创造性地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持问题导向，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注重以尊崇党章、牢记初心使命、坚守理想信念开展思想教育，注重监督执纪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正确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深入把握糾治“四风”、查处违纪与规范政治生活、治理政治生态的相互关系，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分清是非、纠正错误、增进全党团结统一的有力武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使我们党在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上内容更加饱满丰富、工作更加规范有序、教育监督管理更加富有成效，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作者单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宣传部纪检监察组）
（责任编辑：孙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