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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第二年，在革命义士的见证下陈璧君如愿嫁给了汪精卫。原以为可以相濡以沫的爱情，却终因政治的分歧走到了尽头。
陈璧君与汪精卫的婚礼曾令世人瞩目。广东都督胡汉民亲自主持婚礼，李晓生担任介绍人，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做女傧相。除了亲朋好友，大批同盟会的朋友们也济济一堂。
那是1912年5月，他们齐聚广州，本是为了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罹难一周年，却又同时见证了这两位同盟会义士的结合。《民立报》上很快发表消息祝贺汪陈成婚，雷鸣甚至以“模范”来描述汪陈的婚姻：“以共同事业而结为终身伴侣，在世界各国革命史上原非鲜见，不过像先生伉俪间那样情爱弥笃，在私生活上树立一种模范者，却也并不多见。”
然而举世的见证，恢弘的仪式，却并没有成为这段婚姻最牢固的保障，相反，在革命的始作下，陈璧君的爱情成了权力与欲望中不堪的祭品。
为爱情而革命
1907年，陈璧君在马来亚槟城华侨俱乐部小兰亭第一次见到比自己大8岁的汪精卫。为了懵懂的爱情，16岁的陈璧君做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她秘密成为同盟会最年轻的成员，与父亲反目，背井离乡，不惜以生命为代价铤而走险，只为能成为汪精卫的妻子。
面对陈璧君的主动示爱，汪精卫并没有答应，他以“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理由搪塞。陈璧君却并未因此死心。
1909年，汪精卫抱着必死的决心策划暗杀的行动，为掩人耳目，他与陈璧君假扮夫妻，二人关系由此发生微妙的变化。次年元旦，守真照相馆在北京琉璃厂马神庙胡同开张，汪精卫“夫妇”与黄复生、罗世勋等人以照相馆为掩护，筹备炸药。
行动之前，汪精卫劝说陈璧君认真考虑后果，陈璧君却说，“我不是为刺杀摄政王来的，而是因为爱你才来的。当然，这件事我们一起干。不过，万一我们两人都能活下来，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做你的妻子。希望你能够答应我。”生离死别之际，汪精卫已没有继续拒绝的勇气。或者，他也未曾想过，两人还能生还并且重聚。
然而，暗杀计划却频繁出现漏洞，最终汪精卫和黄复生分别被捕。所幸，对于这两个叛逆者，清廷最终态度缓和，没有判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
不久，陈璧君就买通狱卒，给汪精卫送了一篮鸡蛋，鸡蛋里藏着她的书信。“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不出意料，她收到了汪精卫的血书一“诺”。
武昌起义后，清廷意外开放党禁，汪陈终于重逢。次年5月，两人在众人的见证下终于走向婚姻的殿堂。婚后的两人一度情意渐笃，并结伴前往法国留学，至此过上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田园诗人生活。
从幕后走向前台
1917年，汪精卫禁不住孙中山的再三邀请，启程回国。
1925年3月11日，何香凝一大早前去探望孙中山，却发现他的眼睛开始散光。何香凝匆忙去见汪精卫，希望他把孙中山的遗嘱拿出来给孙中山签字。汪精卫尚未表态，一旁的陈璧君早已暴怒：“还说签?就是因为汪先生写了遗嘱，人人都骂汪先生，现在又叫汪先生叫他签遗嘱，将来不是别人更骂汪先生吗?”
此时的陈璧君，早已不是几年前那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她已从幕后走向前台。
一年前，她与弟弟陈耀祖以筹备执信学校的名义向海外华侨募捐，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横跨太平洋，直达美洲，每日亲临台前演讲，为黄埔军校筹得三十多万元款项，解决了国民党的财政危机。回国后，陈璧君威信大增，没过多久，就在国民党一大匕被选举为中央监察委员，与担任中央执行委员的汪精卫一起，成为国民党内又一对权力夫妇。
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险些等来了他理想中的死亡。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照例要合影，蒋介石却迟迟未至。此时，记者中突然冲出一名男子，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开三枪。
死亡终究没有来临。汪精卫被抢救成功，但是嵌在背部的子弹始终无人敢取出来，这成为多年后夺命的隐患。
陈璧君认定，蒋介石不参加摄影，事出蹊跷，径直冲进蒋介石的办公室，怒斥：“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蒋介石一向对陈璧君的骄横退避三舍，这次虽然同样深感迷惑，也只有赔笑道歉。
与此同时，陈璧君与汪精卫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对调。从前，她只是汪精卫的拍档，填补着汪精卫的性恪缺陷。然而，渐渐的，陈璧君从被动变成主导者，从幕后走向前台。
人们开始这样记录这位“第一夫人”：“她对居所开始讲究富丽堂皇，穿戴追求奇异超群，口胃刁钻，花样百出，光是随身厨师便有六名之多，有时想吃什么东西了，张口说出，必须马上做得。就连宋美龄她也不放在眼里，总以为自己应该高她一筹。有时宋美龄在抛头露面的场合中有上佳表现，她免不了要打着鼻哼，讥讽地说道：她是什么东西……
随汪投敌，总揽全局
1938年，面对抗战的溃败，国民政府的两位领袖，再次选择了截然相反的论调。同年11月16日，汪精卫在吃饭时突然向蒋介石叫板，两人联袂辞职，令蒋大怒。
一个月后，汪精卫与陈璧君飞离重庆。几天后，陈璧君在上海听人解释即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对于这份“卖身契”，她代汪精卫做了回答：“我一面说，汪先生一面流泪，他听完之后，对我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们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这份卖身契并没有改变汪精卫的生活，他不过变得更加阴郁，更加不自由。这份卖身契真正改变的却是陈壁君的生活。她的家族成员很快占据了各种重要的岗位，从广东省主席到建设部、组织部、宣传部部长，从财政厅长到警备处长，她更亲临广东，以“广东政治指导员”的名义控制时局，她终于从独当一面的“汪夫人”变成了总揽全局的“陈指导员”。
与此同时，陈璧君更加严密地监控着远在上海的汪精卫，她将侄子和五弟任命为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追踪他的动向。当彼此间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爱情其实已然名存实亡，就像陈璧君手中昙花一现的权力，看似牢不可破，实则不堪一击。
1944年，汪精卫枪伤复发，抢救无效去世。一年后，抗战胜利，陈璧君被蒋介石诱捕，开始了后半生的铁窗生涯。
十余年的监禁，更像是一场守灵
留给陈璧君的判决书是无期徒刑，她却毅然拒绝道：“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然而，此时她早已不是“汪夫人”或者“陈指导员”，没有人在乎她的感受。
拘役中的陈璧君还大声训斥所有提审的官员或者狱卒，“陈璧君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当年国父孙先生不曾这样叫我!你们委员长也不敢这样叫我，你们是国民党雇佣的人，也配这样叫我?”陈璧君重又变回久违的“汪夫人”，尽管“汪先生”已经只能逗留在记忆中，早已变得面目全非。所幸，记忆永远是最可靠的。也唯有此刻，或许她才能体会到久违的安全感。
陈璧君的一生，并不是一个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命运的残酷性，只有她在监狱里度过长达十余年的铁窗岁月后，才终于能够领悟。在1950年代中期之前，她始终拒绝认罪，要求还她和汪精卫以历史的清白。像许多年前一样，她仍然试图用这样执拗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坚贞。这场长达十余年的监禁，变得更像是一场守灵，就像徽州那些用一生的孤独换取一块牌坊的贞洁烈女们。只不过，与四十多年前身陷囹圄的汪精卫相比，陳璧君需要更大的勇气，已经不会有人在她独自神伤的时候，送一篮藏匿着深情的鸡蛋。
陈璧君与汪精卫的婚礼曾令世人瞩目。广东都督胡汉民亲自主持婚礼，李晓生担任介绍人，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做女傧相。除了亲朋好友，大批同盟会的朋友们也济济一堂。
那是1912年5月，他们齐聚广州，本是为了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罹难一周年，却又同时见证了这两位同盟会义士的结合。《民立报》上很快发表消息祝贺汪陈成婚，雷鸣甚至以“模范”来描述汪陈的婚姻：“以共同事业而结为终身伴侣，在世界各国革命史上原非鲜见，不过像先生伉俪间那样情爱弥笃，在私生活上树立一种模范者，却也并不多见。”
然而举世的见证，恢弘的仪式，却并没有成为这段婚姻最牢固的保障，相反，在革命的始作下，陈璧君的爱情成了权力与欲望中不堪的祭品。
为爱情而革命
1907年，陈璧君在马来亚槟城华侨俱乐部小兰亭第一次见到比自己大8岁的汪精卫。为了懵懂的爱情，16岁的陈璧君做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她秘密成为同盟会最年轻的成员，与父亲反目，背井离乡，不惜以生命为代价铤而走险，只为能成为汪精卫的妻子。
面对陈璧君的主动示爱，汪精卫并没有答应，他以“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理由搪塞。陈璧君却并未因此死心。
1909年，汪精卫抱着必死的决心策划暗杀的行动，为掩人耳目，他与陈璧君假扮夫妻，二人关系由此发生微妙的变化。次年元旦，守真照相馆在北京琉璃厂马神庙胡同开张，汪精卫“夫妇”与黄复生、罗世勋等人以照相馆为掩护，筹备炸药。
行动之前，汪精卫劝说陈璧君认真考虑后果，陈璧君却说，“我不是为刺杀摄政王来的，而是因为爱你才来的。当然，这件事我们一起干。不过，万一我们两人都能活下来，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做你的妻子。希望你能够答应我。”生离死别之际，汪精卫已没有继续拒绝的勇气。或者，他也未曾想过，两人还能生还并且重聚。
然而，暗杀计划却频繁出现漏洞，最终汪精卫和黄复生分别被捕。所幸，对于这两个叛逆者，清廷最终态度缓和，没有判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
不久，陈璧君就买通狱卒，给汪精卫送了一篮鸡蛋，鸡蛋里藏着她的书信。“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不出意料，她收到了汪精卫的血书一“诺”。
武昌起义后，清廷意外开放党禁，汪陈终于重逢。次年5月，两人在众人的见证下终于走向婚姻的殿堂。婚后的两人一度情意渐笃，并结伴前往法国留学，至此过上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田园诗人生活。
从幕后走向前台
1917年，汪精卫禁不住孙中山的再三邀请，启程回国。
1925年3月11日，何香凝一大早前去探望孙中山，却发现他的眼睛开始散光。何香凝匆忙去见汪精卫，希望他把孙中山的遗嘱拿出来给孙中山签字。汪精卫尚未表态，一旁的陈璧君早已暴怒：“还说签?就是因为汪先生写了遗嘱，人人都骂汪先生，现在又叫汪先生叫他签遗嘱，将来不是别人更骂汪先生吗?”
此时的陈璧君，早已不是几年前那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她已从幕后走向前台。
一年前，她与弟弟陈耀祖以筹备执信学校的名义向海外华侨募捐，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横跨太平洋，直达美洲，每日亲临台前演讲，为黄埔军校筹得三十多万元款项，解决了国民党的财政危机。回国后，陈璧君威信大增，没过多久，就在国民党一大匕被选举为中央监察委员，与担任中央执行委员的汪精卫一起，成为国民党内又一对权力夫妇。
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险些等来了他理想中的死亡。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照例要合影，蒋介石却迟迟未至。此时，记者中突然冲出一名男子，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开三枪。
死亡终究没有来临。汪精卫被抢救成功，但是嵌在背部的子弹始终无人敢取出来，这成为多年后夺命的隐患。
陈璧君认定，蒋介石不参加摄影，事出蹊跷，径直冲进蒋介石的办公室，怒斥：“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蒋介石一向对陈璧君的骄横退避三舍，这次虽然同样深感迷惑，也只有赔笑道歉。
与此同时，陈璧君与汪精卫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对调。从前，她只是汪精卫的拍档，填补着汪精卫的性恪缺陷。然而，渐渐的，陈璧君从被动变成主导者，从幕后走向前台。
人们开始这样记录这位“第一夫人”：“她对居所开始讲究富丽堂皇，穿戴追求奇异超群，口胃刁钻，花样百出，光是随身厨师便有六名之多，有时想吃什么东西了，张口说出，必须马上做得。就连宋美龄她也不放在眼里，总以为自己应该高她一筹。有时宋美龄在抛头露面的场合中有上佳表现，她免不了要打着鼻哼，讥讽地说道：她是什么东西……
随汪投敌，总揽全局
1938年，面对抗战的溃败，国民政府的两位领袖，再次选择了截然相反的论调。同年11月16日，汪精卫在吃饭时突然向蒋介石叫板，两人联袂辞职，令蒋大怒。
一个月后，汪精卫与陈璧君飞离重庆。几天后，陈璧君在上海听人解释即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对于这份“卖身契”，她代汪精卫做了回答：“我一面说，汪先生一面流泪，他听完之后，对我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们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这份卖身契并没有改变汪精卫的生活，他不过变得更加阴郁，更加不自由。这份卖身契真正改变的却是陈壁君的生活。她的家族成员很快占据了各种重要的岗位，从广东省主席到建设部、组织部、宣传部部长，从财政厅长到警备处长，她更亲临广东，以“广东政治指导员”的名义控制时局，她终于从独当一面的“汪夫人”变成了总揽全局的“陈指导员”。
与此同时，陈璧君更加严密地监控着远在上海的汪精卫，她将侄子和五弟任命为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追踪他的动向。当彼此间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爱情其实已然名存实亡，就像陈璧君手中昙花一现的权力，看似牢不可破，实则不堪一击。
1944年，汪精卫枪伤复发，抢救无效去世。一年后，抗战胜利，陈璧君被蒋介石诱捕，开始了后半生的铁窗生涯。
十余年的监禁，更像是一场守灵
留给陈璧君的判决书是无期徒刑，她却毅然拒绝道：“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然而，此时她早已不是“汪夫人”或者“陈指导员”，没有人在乎她的感受。
拘役中的陈璧君还大声训斥所有提审的官员或者狱卒，“陈璧君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当年国父孙先生不曾这样叫我!你们委员长也不敢这样叫我，你们是国民党雇佣的人，也配这样叫我?”陈璧君重又变回久违的“汪夫人”，尽管“汪先生”已经只能逗留在记忆中，早已变得面目全非。所幸，记忆永远是最可靠的。也唯有此刻，或许她才能体会到久违的安全感。
陈璧君的一生，并不是一个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命运的残酷性，只有她在监狱里度过长达十余年的铁窗岁月后，才终于能够领悟。在1950年代中期之前，她始终拒绝认罪，要求还她和汪精卫以历史的清白。像许多年前一样，她仍然试图用这样执拗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坚贞。这场长达十余年的监禁，变得更像是一场守灵，就像徽州那些用一生的孤独换取一块牌坊的贞洁烈女们。只不过，与四十多年前身陷囹圄的汪精卫相比，陳璧君需要更大的勇气，已经不会有人在她独自神伤的时候，送一篮藏匿着深情的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