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74年，我与同在北京半导体器件五厂工作的女友孙素华（现在的老伴儿）先后学徒期满，并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恋爱“长跑”。
说来也是有缘，我们之间的“大媒”竟是一个书包。这年春天，我因感冒病休在家，女友随车间其他几位同事一道来探望，却在离去时将她的书包落在了椅子上。几分钟后，当门窗再度敲响，四目相对的一刻，我不禁怦然心动。
然而，“文革”时期谈恋爱，可不比现在年轻一代开放浪漫。别说拥抱接吻，连手都很少拉。即使这样，还是让我们碰上了一件荒唐年代的荒唐事：1975年夏日的一个晚上，我们正坐在宣武公园藤萝架下的条椅上聊天，忽闻一片噪杂声，随着几道手电筒的光柱由远及近，方知是三四个联防队员在巡逻，其中一人边晃着电筒边走过来指手画脚道：“离远点儿，别靠得这么近！”真是让人又可气又可笑。
那时每逢“五一”或国庆节，都举行群众游园活动，我所在的工厂负责在陶然亭公园水面出动一艘“炮艇”参加“海战”表演。1975年国庆临近，我随游艺组提前进驻公园做准备工作。乘晚上值班的机会，约女友来玩。当我俩荡起双桨，惬意地划着小船向水榭进发时，由于天黑，而没有看见水中的“暗礁”——距水榭约30米处的一道铁丝隔网，随着船底发出的一声巨响，船头顿时高高翘起，且处于进退维谷的险境！当时仗着年轻，虽然我俩都不会水，却未感到害怕。我们沉住气，开始试探性的反向划动船桨，还好，船一点一点地向后退着，我们最终平安脱险！
1976年春，一天下班后，我骑自行车带着女友去天安门广场。途经中南海新华门时，忽见左前方一位穿白制服的人向我们走来，“啊，有警察——快下车！”女友听我喊叫，忙跳下车走上便道。但警察仍示意我下车，并向我敬了个礼。“刚才带的什么人，骑车去哪儿？”警察问。“对不起，是我女朋友，我们去天安门。”我答。“好，把车留下，先陪女朋友去吧。”我一听要扣车，忙让女朋友过来帮我求情。可随后，那位警察的一番话却把我也逗乐了，他说：“我在新华门站了20多年岗，还没见过有谁敢在这儿骑车带人，你是第一个。不扣车也行，你先在这待会儿，等再看着有骑车带人的，你就走。”我心说，那得等到哪年去呀——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我家在宣武公园里搭了“抗震棚”，并住了较长一段时日。这期间，女友来了不能老在地震棚里猫着，好在这年春节时，我家添置了一台上海产凯歌牌黑白电视机。别看才只有9时大，当时这可是稀罕物。我便提议陪她一起回家看电视。为安全起见，我们把电视机放在八仙桌下，我俩则躲在用四根钢管支起来的双人床下，冒着尚有余震的危险，美美地看起了电视。时至今日，当我问起老伴儿是否还记得大地震时我们曾躲在床下看电视的趣事时，她竟脱口而出：“那怎么不记得——当时咱们看的是故事片《红雨》。”这一回答，让我在感叹老伴儿记忆力的同时，更有一种感动在心里。
说来也是有缘，我们之间的“大媒”竟是一个书包。这年春天，我因感冒病休在家，女友随车间其他几位同事一道来探望，却在离去时将她的书包落在了椅子上。几分钟后，当门窗再度敲响，四目相对的一刻，我不禁怦然心动。
然而，“文革”时期谈恋爱，可不比现在年轻一代开放浪漫。别说拥抱接吻，连手都很少拉。即使这样，还是让我们碰上了一件荒唐年代的荒唐事：1975年夏日的一个晚上，我们正坐在宣武公园藤萝架下的条椅上聊天，忽闻一片噪杂声，随着几道手电筒的光柱由远及近，方知是三四个联防队员在巡逻，其中一人边晃着电筒边走过来指手画脚道：“离远点儿，别靠得这么近！”真是让人又可气又可笑。
那时每逢“五一”或国庆节，都举行群众游园活动，我所在的工厂负责在陶然亭公园水面出动一艘“炮艇”参加“海战”表演。1975年国庆临近，我随游艺组提前进驻公园做准备工作。乘晚上值班的机会，约女友来玩。当我俩荡起双桨，惬意地划着小船向水榭进发时，由于天黑，而没有看见水中的“暗礁”——距水榭约30米处的一道铁丝隔网，随着船底发出的一声巨响，船头顿时高高翘起，且处于进退维谷的险境！当时仗着年轻，虽然我俩都不会水，却未感到害怕。我们沉住气，开始试探性的反向划动船桨，还好，船一点一点地向后退着，我们最终平安脱险！
1976年春，一天下班后，我骑自行车带着女友去天安门广场。途经中南海新华门时，忽见左前方一位穿白制服的人向我们走来，“啊，有警察——快下车！”女友听我喊叫，忙跳下车走上便道。但警察仍示意我下车，并向我敬了个礼。“刚才带的什么人，骑车去哪儿？”警察问。“对不起，是我女朋友，我们去天安门。”我答。“好，把车留下，先陪女朋友去吧。”我一听要扣车，忙让女朋友过来帮我求情。可随后，那位警察的一番话却把我也逗乐了，他说：“我在新华门站了20多年岗，还没见过有谁敢在这儿骑车带人，你是第一个。不扣车也行，你先在这待会儿，等再看着有骑车带人的，你就走。”我心说，那得等到哪年去呀——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我家在宣武公园里搭了“抗震棚”，并住了较长一段时日。这期间，女友来了不能老在地震棚里猫着，好在这年春节时，我家添置了一台上海产凯歌牌黑白电视机。别看才只有9时大，当时这可是稀罕物。我便提议陪她一起回家看电视。为安全起见，我们把电视机放在八仙桌下，我俩则躲在用四根钢管支起来的双人床下，冒着尚有余震的危险，美美地看起了电视。时至今日，当我问起老伴儿是否还记得大地震时我们曾躲在床下看电视的趣事时，她竟脱口而出：“那怎么不记得——当时咱们看的是故事片《红雨》。”这一回答，让我在感叹老伴儿记忆力的同时，更有一种感动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