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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写给普通读者的清代社会生活论著。此书基本以清人入关至清帝逊位为时间断限，比较细致、风趣地介绍了清代从宫廷到民间、从汉民到旗人、从南方到北方的社会生活，包括最基本的衣、食、行，到婚姻、欢场、官场、科举，以及匾额、印章、名片、手纸，可以说应有尽有。
科举制度中对于考生年龄并无限制，清代科考中，高龄考生进场考试的情况不少，由于清代优礼老人，留下了很多老人参加科举的逸事。时，叫他的孙子在前引导，灯笼上大书“百岁观场”4个大字，传为一时佳话。从灯笼所写的内容来看，这位百岁考生，志不在中不中举，而在于显示自己如此高龄尚能人试，来看看场子，倒也是别具一番情趣。与黄章意在观场不同的，是康熙间一位叫姜宸英的名士的遭遇。姜是浙江慈溪人，很早就已成名，清初，他以布衣的身份被推荐到国史馆参加修撰明史，却一直没有科名。康熙帝对姜的文章极为推崇，每次科举发榜时，总要问，这次姜宸英取中没有?直到康熙二十六年，萎宸英已经70岁了，终于得了个探花(第三名)。姜氏文章名满天下，屡试不第，算是个屡败屡战的典型，最后总算是博了个进士及第。
高龄考生往往成为考场关注的热点，甚至受到朝廷优礼。乾隆间，广东番禺有位老童生叫王健，已经99岁了，仍然能参加考试，握笔作文。曾有人专门为此写诗赞颂，一时传为美谈。道光五年(1825)广东乡试，广州府三水县考生陆云从，年纪102岁，朝廷钦赐举人。赴宴时，考官问他，三场考试辛苦，还能挺得住吧。老考生回答：百岁蹉跎，内心惭愧耳。又问他是哪年入学的，回答说，本乡先贤庄有恭中状元那一年，我已应童子试两次了，但直到去年才入学。查广东著名才子庄有恭，是乾隆四年(1739)皇帝钦点的状元，距此时已有86年了，可推算那时陆应为16岁，他说那时已参加过两次童子试，当属可信。第二年，陆云从赴京参加会试，京师传遍，人们纷纷前往观看，只见陆云从相貌如60岁左右的人，“耳聪目明，步履甚疾”。道光帝钦赐陆“国子监司业衔”，时年已103岁了，当时朝臣，有很多人写诗传诵此事。
有时候，同一场考试中，同时考中的人年龄相差数十岁。乾隆间，广东生员谢启祚年98，仍参加乡试。按他的年龄，早就可以上报朝廷给予恩赐，但是官员们每次提出要为他请赐，他都竭力推辞，说：科举这事早已注定了的事，怎知此生我不能为老儒生争一口气呢?果然，这一年他得中举人。与他同一科参加乡试的有一位少年考生——番禺刘彬华则以年仅15而中试，老少同榜，年龄相距为83年。某巡抚为此赋诗，其中有“老人南极天边见，童子春风座上来”的句子。谢启祚中举后自己写了一首《老女出嫁》诗，亦颇有意味：“行年九十八，出嫁不胜羞。照镜花生靥，持梳雪满头。自知真处子，人号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次年，谢赴京参加会试，特授司业衔，两年后，赴京为乾隆帝祝寿，晋鸿胪卿，离京时还得到乾隆御赐诗和匾额，传为一时佳话。与之类似的是，嘉庆间会试，山东年老诸生恩赐举人王服经中进士，年纪85岁，殿试时授庶吉士，特旨带职还乡。
考了一辈子功名
更有奇者，道光时有位老童生朱彬，儿子早已进士及第，高官显位，他还在年年应考，进京会试那一年，儿子被任命为主考官，上报回避的折子中说，有应回避者亲生父亲一名，都中传为笑话，而士林中叹羡不已。
父子同场考试还有一个例子，嘉定名士王光禄成名前，每年参加岁、科试时，则与父亲一起参加考试，结果父亲屡列榜尾，而光禄总是名列前茅。一次，父亲对光禄说，这次我们把各自的考卷互换，试试考官的眼力如何。结果，光禄仍为前列。后来光禄已成高官，他的父亲还是个老秀才的身份，拄着拐杖前来应考。考官是王光禄的同年，劝他说：“老年伯正当颐养天年，不必来吃这份苦了。”他正色道：“你错了，大丈夫奋志科名，应当自己取得，如果借着儿孙之福，自暴自弃，我深以为耻。”
在科举时代，王光禄的父亲这番话确也道出了大批读书人的心声，读书的成与不成，能否通过科举，是当时人们心中的一个坐标。不能通过科举正途，即使一生为官，也总觉得是个遗憾。晚清时，上海有个叫潘襄的秀才，13岁就入学当了秀才，17岁就得到国家给予生员的生活费用。青年时，以贡生的身份入京，两次任教职，一次署县令。60岁以后，罢官归乡，家道贫困。70岁后，忽然改名应童子试。直到83岁，仍然手抄口诵，锐气不衰。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听说读书要靠慧根，我这辈子是不行了，要为下辈子打下基础，或许来生可以早些考上。话虽如此，一生读书的人，虽然以贡生的身份做了官，但没能考中举人、进士，总归觉得是个遗憾。晚清名臣曾国藩，28岁时以第三甲四十二名的成绩，“赐同进士出身”。从身份上讲，他与“进士出身”只多了一个“同”字，其他方面并无差别，但他直到晚年，对此仍然耿耿于怀，总觉得自己科举时的名次不够好，引为一生的憾事。
有些老秀才，读了一辈子，考了一辈子，也练就纯熟的书本知识。湖北有个老秀才，70岁了还来参加院试，考官想试试他的本事，随口出题道“大学之道，天命之谓性”，老秀才应声回答：“道本乎天，家修而廷献也。”学政大人也不得不佩服他对经书的熟悉程度。清人龚炜在《巢林笔谈》卷5中说到这些考了一辈子的老诸生时，禁不住有许多感叹：老秀才们终年读四书讲义，毕竟多读几年，所以文章往往细腻、有条理，但读了一辈子书，写了一生的时文，终究考不取功名，“不知费多少精神岁月，聚成一堆不值斤两故纸，亦是可叹”!嘉庆间，有个叫李贻德的举人，在京中参加会试，十年不归，屡试不第，年过五旬。这一年，他的一个同年中举的朋友死于京师，他赋诗日：“故鬼未还新鬼续，怜人犹自恋长安。”可谓是道尽了科场辛酸。不久他也客死京城，闻者悲之。科举时代，不知有多少有才之士，在科场中消磨了一生，皓首穷经，一事无成。
在科场弊端丛生的时代，由于清廷对老年秀才往往给予优待，也不免有人钻这项政策的空子。晚清名臣张之洞曾论及此种现象，童试中有很多人年龄不过五六十岁，却报称八九十岁的。谎报年龄，不过是希图得到国家恩赏，坐得举人、进士之名，以此威吓百姓，为害乡里。这当然还是自己谎报年龄的，还有一种情况，是考官们为了滥施恩赏，往往为名落孙山的人谎报年龄，以图得到特恩，赐以举人头衔。
考中了的未必有才
科举成为一些读书人一生唯一寄托时，就不免会出现一些“范进”式的考生。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乾隆时，宁波有一名叫金法的考生，多次考试不成，得了疯病，被锁禁起来巳多年了。乾隆三十年乡试时，忽然病好了，于是进场参加考试，竟然考中了举人。赴宴时，猛然想起考卷中有一个问题没答，深恐被发现会取消自己参加会试的资格，于是疯病突发，再次被家人禁锁起来，几年后不治而亡。科举时代，这类事件本身就多，而清代科举如儿戏，百弊丛生，这类范进式的考生的故事，屡见不鲜，也不知害了多少人的性命。
科举制度的弊端当然还不止于此。相传，有一位外国人来华，在京师书肆中买到一份当年状元的考试文章，看了之后，大为叹服，中国人的哲学、文学真是了不起，于是在京城住下来。次年，又买到一份状元的文章，发现与前一年所购的文章差不多，不免诧异。到了第三年，再买一份来看，与前两份还是没多大区别。其实这就是科举制度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八股作文，大多没有多少新意。《清稗类钞》载：光绪帝有一次阅朝考卷子，发现大多数考卷“意皆从同”，不禁感叹说“以这种方式录用人才，也难怪学非所用。”在这种情况下，考中了的未必一定有才，没考中也不一定就真的学问不够。所以，皓首穷经的老秀才中也有不少有才学的人，也有一些死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也只有在科举时代才会出现百岁考生那样的事情。
科举制度中对于考生年龄并无限制，清代科考中，高龄考生进场考试的情况不少，由于清代优礼老人，留下了很多老人参加科举的逸事。时，叫他的孙子在前引导，灯笼上大书“百岁观场”4个大字，传为一时佳话。从灯笼所写的内容来看，这位百岁考生，志不在中不中举，而在于显示自己如此高龄尚能人试，来看看场子，倒也是别具一番情趣。与黄章意在观场不同的，是康熙间一位叫姜宸英的名士的遭遇。姜是浙江慈溪人，很早就已成名，清初，他以布衣的身份被推荐到国史馆参加修撰明史，却一直没有科名。康熙帝对姜的文章极为推崇，每次科举发榜时，总要问，这次姜宸英取中没有?直到康熙二十六年，萎宸英已经70岁了，终于得了个探花(第三名)。姜氏文章名满天下，屡试不第，算是个屡败屡战的典型，最后总算是博了个进士及第。
高龄考生往往成为考场关注的热点，甚至受到朝廷优礼。乾隆间，广东番禺有位老童生叫王健，已经99岁了，仍然能参加考试，握笔作文。曾有人专门为此写诗赞颂，一时传为美谈。道光五年(1825)广东乡试，广州府三水县考生陆云从，年纪102岁，朝廷钦赐举人。赴宴时，考官问他，三场考试辛苦，还能挺得住吧。老考生回答：百岁蹉跎，内心惭愧耳。又问他是哪年入学的，回答说，本乡先贤庄有恭中状元那一年，我已应童子试两次了，但直到去年才入学。查广东著名才子庄有恭，是乾隆四年(1739)皇帝钦点的状元，距此时已有86年了，可推算那时陆应为16岁，他说那时已参加过两次童子试，当属可信。第二年，陆云从赴京参加会试，京师传遍，人们纷纷前往观看，只见陆云从相貌如60岁左右的人，“耳聪目明，步履甚疾”。道光帝钦赐陆“国子监司业衔”，时年已103岁了，当时朝臣，有很多人写诗传诵此事。
有时候，同一场考试中，同时考中的人年龄相差数十岁。乾隆间，广东生员谢启祚年98，仍参加乡试。按他的年龄，早就可以上报朝廷给予恩赐，但是官员们每次提出要为他请赐，他都竭力推辞，说：科举这事早已注定了的事，怎知此生我不能为老儒生争一口气呢?果然，这一年他得中举人。与他同一科参加乡试的有一位少年考生——番禺刘彬华则以年仅15而中试，老少同榜，年龄相距为83年。某巡抚为此赋诗，其中有“老人南极天边见，童子春风座上来”的句子。谢启祚中举后自己写了一首《老女出嫁》诗，亦颇有意味：“行年九十八，出嫁不胜羞。照镜花生靥，持梳雪满头。自知真处子，人号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次年，谢赴京参加会试，特授司业衔，两年后，赴京为乾隆帝祝寿，晋鸿胪卿，离京时还得到乾隆御赐诗和匾额，传为一时佳话。与之类似的是，嘉庆间会试，山东年老诸生恩赐举人王服经中进士，年纪85岁，殿试时授庶吉士，特旨带职还乡。
考了一辈子功名
更有奇者，道光时有位老童生朱彬，儿子早已进士及第，高官显位，他还在年年应考，进京会试那一年，儿子被任命为主考官，上报回避的折子中说，有应回避者亲生父亲一名，都中传为笑话，而士林中叹羡不已。
父子同场考试还有一个例子，嘉定名士王光禄成名前，每年参加岁、科试时，则与父亲一起参加考试，结果父亲屡列榜尾，而光禄总是名列前茅。一次，父亲对光禄说，这次我们把各自的考卷互换，试试考官的眼力如何。结果，光禄仍为前列。后来光禄已成高官，他的父亲还是个老秀才的身份，拄着拐杖前来应考。考官是王光禄的同年，劝他说：“老年伯正当颐养天年，不必来吃这份苦了。”他正色道：“你错了，大丈夫奋志科名，应当自己取得，如果借着儿孙之福，自暴自弃，我深以为耻。”
在科举时代，王光禄的父亲这番话确也道出了大批读书人的心声，读书的成与不成，能否通过科举，是当时人们心中的一个坐标。不能通过科举正途，即使一生为官，也总觉得是个遗憾。晚清时，上海有个叫潘襄的秀才，13岁就入学当了秀才，17岁就得到国家给予生员的生活费用。青年时，以贡生的身份入京，两次任教职，一次署县令。60岁以后，罢官归乡，家道贫困。70岁后，忽然改名应童子试。直到83岁，仍然手抄口诵，锐气不衰。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听说读书要靠慧根，我这辈子是不行了，要为下辈子打下基础，或许来生可以早些考上。话虽如此，一生读书的人，虽然以贡生的身份做了官，但没能考中举人、进士，总归觉得是个遗憾。晚清名臣曾国藩，28岁时以第三甲四十二名的成绩，“赐同进士出身”。从身份上讲，他与“进士出身”只多了一个“同”字，其他方面并无差别，但他直到晚年，对此仍然耿耿于怀，总觉得自己科举时的名次不够好，引为一生的憾事。
有些老秀才，读了一辈子，考了一辈子，也练就纯熟的书本知识。湖北有个老秀才，70岁了还来参加院试，考官想试试他的本事，随口出题道“大学之道，天命之谓性”，老秀才应声回答：“道本乎天，家修而廷献也。”学政大人也不得不佩服他对经书的熟悉程度。清人龚炜在《巢林笔谈》卷5中说到这些考了一辈子的老诸生时，禁不住有许多感叹：老秀才们终年读四书讲义，毕竟多读几年，所以文章往往细腻、有条理，但读了一辈子书，写了一生的时文，终究考不取功名，“不知费多少精神岁月，聚成一堆不值斤两故纸，亦是可叹”!嘉庆间，有个叫李贻德的举人，在京中参加会试，十年不归，屡试不第，年过五旬。这一年，他的一个同年中举的朋友死于京师，他赋诗日：“故鬼未还新鬼续，怜人犹自恋长安。”可谓是道尽了科场辛酸。不久他也客死京城，闻者悲之。科举时代，不知有多少有才之士，在科场中消磨了一生，皓首穷经，一事无成。
在科场弊端丛生的时代，由于清廷对老年秀才往往给予优待，也不免有人钻这项政策的空子。晚清名臣张之洞曾论及此种现象，童试中有很多人年龄不过五六十岁，却报称八九十岁的。谎报年龄，不过是希图得到国家恩赏，坐得举人、进士之名，以此威吓百姓，为害乡里。这当然还是自己谎报年龄的，还有一种情况，是考官们为了滥施恩赏，往往为名落孙山的人谎报年龄，以图得到特恩，赐以举人头衔。
考中了的未必有才
科举成为一些读书人一生唯一寄托时，就不免会出现一些“范进”式的考生。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乾隆时，宁波有一名叫金法的考生，多次考试不成，得了疯病，被锁禁起来巳多年了。乾隆三十年乡试时，忽然病好了，于是进场参加考试，竟然考中了举人。赴宴时，猛然想起考卷中有一个问题没答，深恐被发现会取消自己参加会试的资格，于是疯病突发，再次被家人禁锁起来，几年后不治而亡。科举时代，这类事件本身就多，而清代科举如儿戏，百弊丛生，这类范进式的考生的故事，屡见不鲜，也不知害了多少人的性命。
科举制度的弊端当然还不止于此。相传，有一位外国人来华，在京师书肆中买到一份当年状元的考试文章，看了之后，大为叹服，中国人的哲学、文学真是了不起，于是在京城住下来。次年，又买到一份状元的文章，发现与前一年所购的文章差不多，不免诧异。到了第三年，再买一份来看，与前两份还是没多大区别。其实这就是科举制度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八股作文，大多没有多少新意。《清稗类钞》载：光绪帝有一次阅朝考卷子，发现大多数考卷“意皆从同”，不禁感叹说“以这种方式录用人才，也难怪学非所用。”在这种情况下，考中了的未必一定有才，没考中也不一定就真的学问不够。所以，皓首穷经的老秀才中也有不少有才学的人，也有一些死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也只有在科举时代才会出现百岁考生那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