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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风云》
蒙木著
上海三联书店2010.2
定价:32.00元
历史无法还原,五四亲历者的回忆各各不同。一些记忆是夸夸其谈,自我塑造;一些记忆配合后来意识形态,言不由衷;一些记忆有门派之见,顾此失彼;最关键的,“只缘身在此山中”,个人很难确知非自己经历的那部分,即便傅斯年、罗家伦、匡互生、易克嶷、段锡朋、许德珩等这些游行先锋们也不可能把握全局,例如傅斯年本不赞成放火,火烧赵家楼的当口对其他同学做了一些说服工作,哪有人肯听?所以关于五四那一天的回忆是各种各样的,关于曹宅起火的真相不可能大白天下,甚至可能是多种原因。不过我们按照逻辑推测,学生点火该没有大疑问。
有人说是北大学生黄坚点的火;北京大学法科学生何思源回忆起那天的情景时说,学生们在曹宅里发现了几桶汽油,他们就用这几桶汽油把火点着了;罗家伦回忆是高师学生放的;据匡互生承认是自己点的火,周予同等人也认可主谋是匡互生。和匡互生一样作为秘密小组的成员之一的罗章龙回忆很具体:
有的同学首先将屋子里一些易燃物和挂画都扯下,集中起来点火烧了。火一起,外面的军警就包围进来了。小组决定开始撤退,有些被捕了,大部分是核心小组的人。最后被捕的学生一部分是体力较弱的,一部分是负责掩护的同学撤退的小组核心成员。
5月4日晚上,各校学生召开大会,讨论如何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女高师学生因校长陈宝泉顽固,不准她们游行,全体都聚在步军统领衙门门口吵闹,要进去一同坐牢。
北大学生则齐集法科大礼堂续开会议。校长蔡元培也来参加,他听取了学生报告经过情形。有人说:“大家虽然爱国情切,行动的确有些卤莽,但要说我们犯法,学生万难承认,至于警察擅自捕人,的确没有道理。关键是曹、章两人,这次受挫,估计不会善罢甘休。他们既与日本人勾结,又与各路军阀关系密切,必要借着外人与军队,向无辜学生兴师问罪。我们担心被捕同学将遭毒手,务请校长设法保全。”蔡校长无言,不免踌躇。有学生从旁建议说:“不如大家一起都到警察厅,与他们交涉。”蔡校长摇头道:“没必要,绝不要再给人家口实了。你们既然有一定道理,警察厅也不至于丧尽天良,一味盲从卖国军阀。大家少安毋躁。发生这种事,我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先把32个学生保释出来。容我去警察厅探明确信,再极力转圜。”说完,蔡校长便出门走了。
有代表提出如果蔡校长辞职,我们就把学校解散。会议还决定派出代表,向各学校联络,预备在第二天,全北京的高等以上学校,自大清早起,一律罢课,以支持被捕学生。
这时北大的学生救国会也改为北大学生会。大家要推傅斯年做北大学生会的临时主席,但傅斯年说:我做啥主席,你们都不听,我管不了,例如这次有同学被捕,就是因为游行没按原计划走,特别是放火才让事情变得不可收拾。一位姓陶的同学很生气,说:到这个时候了,还事后诸葛,有没有出息啊。又唇枪舌剑一番,傅斯年是有辩才的,这姓陶的哪里说得过,于是一拳抡向傅斯年。傅不甘示弱,二人大打一架,被拉开后,傅斯年不仅不要这个主席身份,也从此不再参加学生运动,专心做他的学术去了。于是段锡朋被临时改选为北大学生会的代表主持明天联合会议。
5月5日的北京当然也不可能是平静的。各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如期召开紧急会议,没有参加游行的清华学堂的学生(年龄都不大)从城外也赶来参加,表示从此以后和各校一致行动。这次大会除议决各校即日罢课呼吁释放被捕同学外,并讨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组织,来指导学生运动;同时推定北大和高师代表草拟组织大纲。该大纲5月6日提交各校学生代表会议通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当即于是日宣告成立;会址设在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二院(理科)。
北京十四校的校长们接到了教育部的命令,要求他们开除为首的闹事学生。这些校长们并没有把这当作一回事,他们已经被蔡元培揪为一个校长团,正努力营救被捕学生。蔡元培在5月4日夜访孙宝琦,希望他能够用关系说服段祺瑞、徐世昌等善待学生。但孙宝琦熟知段、徐的脾气,他还认为学生放火打人把事情闹大了,便不肯搭老脸求人。失望的蔡元培便被迫联络形成校长团一起想办法。5日下午校长团的会议上,大家认为5月4日事件是多数市民运动,不应让少数学生负责,如果认定这次事件是学校运动,也应该各校校长负责。无论如何,政府方面应尽快释放被捕学生,如果政府不接纳这个意见,全体教职员一律罢职也在所不惜。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如此深入人心,学生的游行示威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上海、天津各地均有一些团体和个人电请政府释放学生。在京名流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民具书上呈警察厅:
本月四日北京各校学生为外交问题奔走呼号,聚众之下致酿事变,当时喧扰场中学生被捕三十余人。国民为国,激成过举,其情可哀,而此三十余人,未必即为肇事之人。我等特先呈恳交保释放,以后如需审问,即由我等担保送案不误。群情激动,事变更不可知。为此迫切直陈,即乞准保国民,幸甚!
山东省议会两议长同山东外交协进会两代表闻讯星夜赴京,与参众两院山东议员5日下午1点在山东水灾赈济会开会,议决:到警察厅慰问被捕学生;谒见总统,请求释放被捕学生;誓不承认二十一条和顺济铁路等合同;为山东问题失败弹劾内阁。
还有的议员联名提出质问书,说:本月4日学生迫于爱国热诚而发,殴打伤人属于公愤所激,绝非因为私恨,与寻常骚乱不同。如果把被捕的学生治罪,恐怕引起更大风潮而后患不堪设想。曹陆章等历任要职,与日本诡秘交际,卖国之嫌,腾布中外。当此众怒难犯之际,政府应该究查其奸,予以惩治。这才是弭患之道。请三日内答复。
还有一个俱乐部更加胆大,因为徐世昌有严办学生之说,提出弹劾总统案:总统为国民公仆,若玩视民意而袒护卖国贼,便是总统叛国。
社会名流中,不仅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热血男儿梁启超等纷纷致电政府呼吁学生无罪,把释放学生作为扶持民意、养士气、维国脉、保国魂的必要举措。
最让北京政府发憷的还是军政府的表态:青年学子以单纯爱国之诚,逞一时血气之勇,虽举动略逾常轨,要亦情有可原。……其中真相若何,当局自能明了,倘不求正本之法,但藉淫威以杀一二文弱无助之学生,以此立威,威于何有?以此防民,民不畏死也。
人心激愤,马上又逢五七国耻纪念日了,还不知道学生和各团体有什么行动。负有维持治安责任的警察厅,深深知道其中危险。吴炳湘自己主动向徐世昌等政要们陈说利害;又派警备司令部一个军法处处长向学生届接洽。所以5月6日晚上,公府居仁堂开临时会议,就有了决定,请总统下令将学生移交法庭后再行保释。散会后吴炳湘、傅增湘等来到警察厅,蔡校长等校长团代表早在这里等候一天了。吴炳湘告诉蔡元培学生是可以放的,但需要履行一下手续。而蔡校长仍然恳请立即保释让学生出狱。双方于是又讨价还价地磋商。最后吴炳湘答应蔡校长的请求,但提出两个条件:1. 明日不许学生参加国民大会;2. 明日各校必须全体上课。如校长们能够担保做到,则被捕学生即可释放。当时蔡校长等承认以身家作保,于是议决明日学生上课后,蔡校长过来领人。
5月6日晚10点,蔡元培紧急召集北京各大学校长,在他的办公室通报交涉情况,并随后接见学生代表,要求学生赶紧复课。大部分学生代表感到为难,说:“昨天才决议罢课,明天便要复课,很难办得到,我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唯一赞同这个妥协方案的是罗家伦,他说:“现在如果尽让同学们关在里面,也不成事,况且我们这一次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情节,章宗祥还没脱离危险呢,据说两天没有大小便了,政府若硬是把捉去的几个同学来抵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罗家伦说服其他学生代表后,他们便向校长们确认:“我们复课,被捕同学确定会放出来吗?”校长们说:“我们可以以人格担保交易是可靠的,因为吴炳湘发誓说,‘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堂堂警察总监谅不至于如此没有信用。”于是,次日早上北京各大学先后复课。
被捕的同学被关了4天,然后由吴炳湘宣布释放。被捕的人当时就质问警察总监:“爱国犯的是什么罪?为什么要遭到拘禁?”坚决不肯走。吴炳湘于是赶忙通知各校派人去接。北大派庶务主任带了三辆汽车去接,蔡元培校长、许多教师和北大全体学生都在沙滩红楼北面的广场上等候。到了10点钟,汽车来了、同学们回来了!广场各放着5张方桌,被捕的十二三个同学都站在方桌上和同学们见面。大家悲喜交集,拥上前,万分激动,被捕同学没有一人说话,蔡元培校长讲了几句安慰并勉励的话,大家热泪交流,甚至痛哭流涕,真好像一家人于离乱巨劫后相遇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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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无法还原,五四亲历者的回忆各各不同。一些记忆是夸夸其谈,自我塑造;一些记忆配合后来意识形态,言不由衷;一些记忆有门派之见,顾此失彼;最关键的,“只缘身在此山中”,个人很难确知非自己经历的那部分,即便傅斯年、罗家伦、匡互生、易克嶷、段锡朋、许德珩等这些游行先锋们也不可能把握全局,例如傅斯年本不赞成放火,火烧赵家楼的当口对其他同学做了一些说服工作,哪有人肯听?所以关于五四那一天的回忆是各种各样的,关于曹宅起火的真相不可能大白天下,甚至可能是多种原因。不过我们按照逻辑推测,学生点火该没有大疑问。
有人说是北大学生黄坚点的火;北京大学法科学生何思源回忆起那天的情景时说,学生们在曹宅里发现了几桶汽油,他们就用这几桶汽油把火点着了;罗家伦回忆是高师学生放的;据匡互生承认是自己点的火,周予同等人也认可主谋是匡互生。和匡互生一样作为秘密小组的成员之一的罗章龙回忆很具体:
有的同学首先将屋子里一些易燃物和挂画都扯下,集中起来点火烧了。火一起,外面的军警就包围进来了。小组决定开始撤退,有些被捕了,大部分是核心小组的人。最后被捕的学生一部分是体力较弱的,一部分是负责掩护的同学撤退的小组核心成员。
5月4日晚上,各校学生召开大会,讨论如何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女高师学生因校长陈宝泉顽固,不准她们游行,全体都聚在步军统领衙门门口吵闹,要进去一同坐牢。
北大学生则齐集法科大礼堂续开会议。校长蔡元培也来参加,他听取了学生报告经过情形。有人说:“大家虽然爱国情切,行动的确有些卤莽,但要说我们犯法,学生万难承认,至于警察擅自捕人,的确没有道理。关键是曹、章两人,这次受挫,估计不会善罢甘休。他们既与日本人勾结,又与各路军阀关系密切,必要借着外人与军队,向无辜学生兴师问罪。我们担心被捕同学将遭毒手,务请校长设法保全。”蔡校长无言,不免踌躇。有学生从旁建议说:“不如大家一起都到警察厅,与他们交涉。”蔡校长摇头道:“没必要,绝不要再给人家口实了。你们既然有一定道理,警察厅也不至于丧尽天良,一味盲从卖国军阀。大家少安毋躁。发生这种事,我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先把32个学生保释出来。容我去警察厅探明确信,再极力转圜。”说完,蔡校长便出门走了。
有代表提出如果蔡校长辞职,我们就把学校解散。会议还决定派出代表,向各学校联络,预备在第二天,全北京的高等以上学校,自大清早起,一律罢课,以支持被捕学生。
这时北大的学生救国会也改为北大学生会。大家要推傅斯年做北大学生会的临时主席,但傅斯年说:我做啥主席,你们都不听,我管不了,例如这次有同学被捕,就是因为游行没按原计划走,特别是放火才让事情变得不可收拾。一位姓陶的同学很生气,说:到这个时候了,还事后诸葛,有没有出息啊。又唇枪舌剑一番,傅斯年是有辩才的,这姓陶的哪里说得过,于是一拳抡向傅斯年。傅不甘示弱,二人大打一架,被拉开后,傅斯年不仅不要这个主席身份,也从此不再参加学生运动,专心做他的学术去了。于是段锡朋被临时改选为北大学生会的代表主持明天联合会议。
5月5日的北京当然也不可能是平静的。各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如期召开紧急会议,没有参加游行的清华学堂的学生(年龄都不大)从城外也赶来参加,表示从此以后和各校一致行动。这次大会除议决各校即日罢课呼吁释放被捕同学外,并讨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组织,来指导学生运动;同时推定北大和高师代表草拟组织大纲。该大纲5月6日提交各校学生代表会议通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当即于是日宣告成立;会址设在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二院(理科)。
北京十四校的校长们接到了教育部的命令,要求他们开除为首的闹事学生。这些校长们并没有把这当作一回事,他们已经被蔡元培揪为一个校长团,正努力营救被捕学生。蔡元培在5月4日夜访孙宝琦,希望他能够用关系说服段祺瑞、徐世昌等善待学生。但孙宝琦熟知段、徐的脾气,他还认为学生放火打人把事情闹大了,便不肯搭老脸求人。失望的蔡元培便被迫联络形成校长团一起想办法。5日下午校长团的会议上,大家认为5月4日事件是多数市民运动,不应让少数学生负责,如果认定这次事件是学校运动,也应该各校校长负责。无论如何,政府方面应尽快释放被捕学生,如果政府不接纳这个意见,全体教职员一律罢职也在所不惜。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如此深入人心,学生的游行示威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上海、天津各地均有一些团体和个人电请政府释放学生。在京名流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民具书上呈警察厅:
本月四日北京各校学生为外交问题奔走呼号,聚众之下致酿事变,当时喧扰场中学生被捕三十余人。国民为国,激成过举,其情可哀,而此三十余人,未必即为肇事之人。我等特先呈恳交保释放,以后如需审问,即由我等担保送案不误。群情激动,事变更不可知。为此迫切直陈,即乞准保国民,幸甚!
山东省议会两议长同山东外交协进会两代表闻讯星夜赴京,与参众两院山东议员5日下午1点在山东水灾赈济会开会,议决:到警察厅慰问被捕学生;谒见总统,请求释放被捕学生;誓不承认二十一条和顺济铁路等合同;为山东问题失败弹劾内阁。
还有的议员联名提出质问书,说:本月4日学生迫于爱国热诚而发,殴打伤人属于公愤所激,绝非因为私恨,与寻常骚乱不同。如果把被捕的学生治罪,恐怕引起更大风潮而后患不堪设想。曹陆章等历任要职,与日本诡秘交际,卖国之嫌,腾布中外。当此众怒难犯之际,政府应该究查其奸,予以惩治。这才是弭患之道。请三日内答复。
还有一个俱乐部更加胆大,因为徐世昌有严办学生之说,提出弹劾总统案:总统为国民公仆,若玩视民意而袒护卖国贼,便是总统叛国。
社会名流中,不仅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热血男儿梁启超等纷纷致电政府呼吁学生无罪,把释放学生作为扶持民意、养士气、维国脉、保国魂的必要举措。
最让北京政府发憷的还是军政府的表态:青年学子以单纯爱国之诚,逞一时血气之勇,虽举动略逾常轨,要亦情有可原。……其中真相若何,当局自能明了,倘不求正本之法,但藉淫威以杀一二文弱无助之学生,以此立威,威于何有?以此防民,民不畏死也。
人心激愤,马上又逢五七国耻纪念日了,还不知道学生和各团体有什么行动。负有维持治安责任的警察厅,深深知道其中危险。吴炳湘自己主动向徐世昌等政要们陈说利害;又派警备司令部一个军法处处长向学生届接洽。所以5月6日晚上,公府居仁堂开临时会议,就有了决定,请总统下令将学生移交法庭后再行保释。散会后吴炳湘、傅增湘等来到警察厅,蔡校长等校长团代表早在这里等候一天了。吴炳湘告诉蔡元培学生是可以放的,但需要履行一下手续。而蔡校长仍然恳请立即保释让学生出狱。双方于是又讨价还价地磋商。最后吴炳湘答应蔡校长的请求,但提出两个条件:1. 明日不许学生参加国民大会;2. 明日各校必须全体上课。如校长们能够担保做到,则被捕学生即可释放。当时蔡校长等承认以身家作保,于是议决明日学生上课后,蔡校长过来领人。
5月6日晚10点,蔡元培紧急召集北京各大学校长,在他的办公室通报交涉情况,并随后接见学生代表,要求学生赶紧复课。大部分学生代表感到为难,说:“昨天才决议罢课,明天便要复课,很难办得到,我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唯一赞同这个妥协方案的是罗家伦,他说:“现在如果尽让同学们关在里面,也不成事,况且我们这一次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情节,章宗祥还没脱离危险呢,据说两天没有大小便了,政府若硬是把捉去的几个同学来抵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罗家伦说服其他学生代表后,他们便向校长们确认:“我们复课,被捕同学确定会放出来吗?”校长们说:“我们可以以人格担保交易是可靠的,因为吴炳湘发誓说,‘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堂堂警察总监谅不至于如此没有信用。”于是,次日早上北京各大学先后复课。
被捕的同学被关了4天,然后由吴炳湘宣布释放。被捕的人当时就质问警察总监:“爱国犯的是什么罪?为什么要遭到拘禁?”坚决不肯走。吴炳湘于是赶忙通知各校派人去接。北大派庶务主任带了三辆汽车去接,蔡元培校长、许多教师和北大全体学生都在沙滩红楼北面的广场上等候。到了10点钟,汽车来了、同学们回来了!广场各放着5张方桌,被捕的十二三个同学都站在方桌上和同学们见面。大家悲喜交集,拥上前,万分激动,被捕同学没有一人说话,蔡元培校长讲了几句安慰并勉励的话,大家热泪交流,甚至痛哭流涕,真好像一家人于离乱巨劫后相遇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