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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建大坝，高峡出平湖，中国人的百年沧桑梦。
从上个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提出修建三峡大坝后，近百年来，国人对三峡工程的关注和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今天，历史前进的脚步，使三峡之梦得以成真。2006年5月20日14时，三峡大坝--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混凝土大坝终于在中国长江西陵峡全线建成，达到海拔185米的设计高程，它标志着三峡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完工，是三峡工程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潘家铮，这位在近年来因三峡工程而为人们所熟知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参与书写三峡历史新篇章的人之一。在接受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的专访时，这位年届八旬的老人说，能参与三峡建设，我感到非常自豪。
潘家铮，土木工程学家。浙江绍兴人。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一直从事水力发电建设工作，先后参加和主持过黄坛口、流溪河、东方、新安江、七里泷、乌溪江、锦屏、磨房沟等大中型水电站的设计工作，参加乌江渡、葛洲坝、凤滩、陈村等工程的审查研究工作，指导龙羊峡、东江、二滩、小湾、龙滩、三峡等大型水电工程的设计工作，研究进一步加快开发我国水电资源的措施。在学术方面，主要致力于创造性地运用力学理论解决实际设计问题，对许多复杂的结构提出了新的计算理论和方法。在设计中注意采用新技术、新结构，推动技术的发展。研究和推导出不稳定扬压力和封闭式排水设计理论等。1980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三峡工程的质量非常非常地好
2003年6月，有媒体称，在完工的三峡大坝二期工程中，三峡左岸大坝发现80多条裂缝。一时间，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记 者：前几年我们曾经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三峡大坝出现了大的裂缝，有的裂缝大到可以放下一个人的手掌，您可以介绍一下实际的情况吗？
潘家铮：三峡大坝实际上是分两期施工的，一个是河床的这段大坝，还有左岸放厂房的这段大坝，这都是在第二期工程修建的；还有三分之一的大坝跟厂房在右岸的，我们称为三期工程。
二期工程修建的这些坝确实存在裂缝，这些裂缝是什么形式的裂缝呢？是表面的一些裂缝。一般讲，混凝土的坝要做到表面完全不开裂，是非常困难的，主要是要防止产生一些结构性的裂缝。结构性裂缝就是把完整的结构一分为二，切断了，这样的裂缝对结构是非常有害的，但这种裂缝在三峡大坝一点没有出现。
当然，这些表面的裂缝我们也要防止，防止它继续地张开，继续扩展，最后变成一些结构性的裂缝。三峡大坝有一些表面的裂缝，很浅的，但是发现这些裂缝以后，我们花了极大的代价对它进行加牢、加固。我统计了一下，大概有七道措施对它进行加固和保护。这么处理后，即便水库出事，水是绝对进不到这些裂缝里面去的，这些裂缝也不可能再继续张开的，因为我们对裂缝都裹了浆，上面都做了保护。根据一期观测的结果，这些已经修补的裂缝确实是稳定的，也没有任何水渗进去，对大坝的安全而言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论怎么说，三峡大坝表面还是发生裂缝了，也不是一件好事，尽管外国的大坝也是有表面裂缝的，那我们也不能够说向不好的地方去看齐吧。所以在三期工程，我们吸取了经验教训，精心设计、精心施工，质量之好，我敢讲，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右岸这个大坝已经浇了400万方混凝土，都快要到顶了，上面没有发现一处裂缝，不要说内部没有，表面的裂缝，头发丝那样的缝都没有。这个可以说是世界工程史上的奇迹，任何外国人都没有做到。外国的工程师有一句话，说无坝不裂，意思就是说只要是混凝土坝，不可能不裂。但是三峡右岸的大坝就能做到不裂，一点裂缝都没有。
当然这句话今天我也不绝对讲，为什么？因为它还没有到顶，如果浇到顶，而且经过冬天的考验，它还是不裂，那时候我们才能讲三峡右岸的大坝确实是“无缝之坝”。到了那天，我就建议请三峡的同事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一座没有裂缝的混凝土大坝》，在国际的刊物上发表，我相信一定可以震惊全球。
因此三峡工程的质量可以讲是非常非常地好，它是一步一个台阶，三期工程到了世界领先的程度，三峡工程大坝的安全性绝对可靠，中央也好，政府也好，老百姓也好，可以完全放心。
三峡的防洪能力是按照千年洪水的标准来设计的
1998年，长江流域遭遇了自1954年以来最严重的水患，近3亿人遭灾，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000亿人民币。这次洪水被称为“世纪洪水”。
在历史上，长江沿岸的居民平均每十年就要遭受一次严重水灾的袭击，仅在20世纪，洪水就夺去了30多万条人命。
三峡工程从1919年提出到1994年正式施工，其间历时75年；从施工到竣工，计划历时15年。中国人要做的事情是，修建全世界最大的水坝来驯服世界上最危险的河川。
三峡真的能够彻底制服洪水吗？
记 者：三峡工程防洪能力的预测是多少年？1954年和1998年的洪灾对于三峡意味着什么？
潘家铮：其实1954年的洪灾也好，1998年的洪灾也好，从洪水的历史上看，都还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大洪水。1954年的洪水无非是百年一遇。历史上，清朝发生过的千年洪水，使湖南、湖北死多少人、损失多少财产，是无法统计的。有了三峡水库，加上我们大堤的整修，和视线良好的防洪区，三个措施齐下，就可以解决这种毁灭性的灾害，这是三峡解决生态环境最大的贡献，无可替代。
记 者：也就是说，三峡工程修建的防洪能力的预测是按照千年洪水的标准来设计的？
潘家铮：对。就是说，再遇到这种千年一遇的洪水，有了三峡水库，我们心里就有底，不会再发生毁灭性的灾害了。
江西的地震跟三峡工程风马牛不相及
2005年11月26日，江西九江瑞昌间发生5.7级地震，致使14人死亡、20人重伤。
据称，九江地震是2000多年前秦朝开设九江郡以来，九江地区发生的唯一一次强烈地震。由于在中国腹地历史上极少发生强震，而修建水库诱发地震在国内外都有过先例，于是，有人认为，九江地震是因为修建三峡工程引起的。
据资料统计，世界上曾经有100余个水库诱发地震的案例。
在中国，也有过15个水库诱发地震的报道。最严重的当属广东东江上的新丰江水库。1962年3月19日，发生6.1级强震，突破当地历史纪录。
记 者：因为有江西九江地震是三峡工程引起的传言，所以很多人都心存疑问，三峡工程的修建到底会不会引发地震灾害？
潘家铮：地震的问题，专业方面的人是很容易理解的，三峡工程修在宜昌，它的水库在宜昌的上游，而江西的地震是在坝的下游，相差很远很远，中间也没有任何的断带联系起来，所以江西的地震跟三峡工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但是，对于完全没有这方面常识的人，他可以说，我这个地方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地震，但三峡工程修起来了，我这儿就发生地震了，那当然就是三峡工程的影响了。
其实这个话是不能这么讲的。三峡工程修建以前，我们从来也没听说过禽流感、非典啊，三峡工程修了以后出现了禽流感，能不能说禽流感是三峡工程引起的呢？
实际上，据了解，九江那个地方历史上还是发生过地震的，不过是比较遥远了，在100多年之前。这就说明这个地震确实是周期性地在那里重复。但是住在那里的人没有100多岁的，没有经历过上次地震，因此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想也是可以讲得清楚的。最怕的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把这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事扯到一起。
记 者：但是在我们国家确实有过15个水库引发地震的记录，所以有人会有这样的顾虑。
潘家铮：我们在当地布置了很多地震的观测站，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非常微小的地震都能够测出来。水库修建蓄水以后，如果会不断发生非常微弱的地震，那么你也可以讲这些微弱的地震是水库所促发的。我个人的看法，这些水库促发的地震对当地来讲，绝不是一件坏事。为什么？地震都是在一定的断层上面发生的，都是因为断层附近地引力不断地增强，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后，基岩承受不了了，就发生地震了。水库蓄水以后，它能够把小的地震都促发出来，这样就减轻了将来发生大地震的危险。这就好像蒸汽锅炉，你要是开一些小的口，使蒸汽的压力到一定程度就把它释放出来，那么这个压力就不会无限地扩大导致最后爆炸。所以，这样促发地震绝不是一件坏事。
核战争一定是有预兆的
三峡大坝的安全，一直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有这样一种说法：三峡大坝犹如安在中国心脏部位的一颗定时炸弹。说法的依据是，一旦中国卷入战争或者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三峡大坝将成为受袭的目标。届时，蓄积巨大能量的水库将会溃堤，中下游城市将会被全部淹没。
记 者：三峡大坝的安全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有人说，如果中国受到攻击，可能三峡大坝会首当其冲，那么，当初在三峡工程的设计阶段，是否考虑到了安全问题，比如说核战争的因素？
潘家铮：战争对三峡工程建设是个很大的威胁，在论证过程中我们也是反复地研究了。我们要讲的，第一，三峡大坝是混凝土大坝，是一千几百万方混凝土雕砌起来的大坝，可以说，它是一座混凝土的大山，有非常强的抗爆炸的能力，一般的常规武器不可能把大坝炸垮，最多在坝上炸出一些口子、一些创伤而已，常规武器不可能炸垮大坝。
只有高能量的原子弹才能够摧毁这座大坝，就是说，如果要摧毁这座大坝，就得冒对社会主义中国发动核战争的危险。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在发生战争之前，把这个水库的水位放低，放到一个损害很小的水位。这是什么道理？因为要炸大坝，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洪水淹没下游的人民，如果我把水库的水位放得很低，就起不了这个作用。
三峡水库有390多亿方的库容，当然是很大的水库，但是三峡大坝泻放洪水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下游是长江，长江通过洪水的能力也是非常强大的，只要作出决定，可以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之内，就能把水库的水位放得很低，让对方失去炸大坝的意义。
根据军事专家的研究，核战争的发生一定是有预兆的，不可能今天好好的，明天核弹就飞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像美国要打伊拉克，也要经过多少次论证才能下决心。我想没有一个美国的总统敢于在一天之内作出决策，不通过国会，不通过美国的人民，就决策跟中国发动核战争。只要有一点点的征兆，我们马上就可以把水库的水位放下来，避免发生毁灭性的灾害。
即使水位比较高，大坝炸垮了，对于洪水下来的后果，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实验、研究、计算。洪水下来，当然对下游来说，在一定范围内是有很惨重的损失的，但它绝对影响不到荆江大堤，也影响不到武汉，更不要讲下游的上海。像这样的损失，对一场核战争来讲，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对方要发动核战争，不但要炸你的大坝，更要炸你的政治中心、炸你的经济中心、炸你的核电站、炸你的军事指挥系统。三峡大坝，我可以在七天之内把水库放低，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几千万人，你能够在七天之内撤退吗？撤到哪里去，怎么生活？你能想得了那么多吗？所以和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来比，三峡大坝抗核战争的力量、能力远远比它们强大。何况我们的看法，今后的世界毕竟和平是主要的，和平压倒战争。如果我们因为考虑到核战争会炸坝而不建三峡大坝，那相同的道理，你也不能建设北京、建设上海了，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
移民问题可能是最困难的问题
在潘家铮看来，移民问题一直还是三峡工程里面最为困难的问题。
三峡工程蓄水后，水库将淹没陆地面积632平方公里，范围涉及湖北省和重庆市的21个县市，淹没耕地25.74万亩，淹没2个城市11个县城，1711个村庄。
据统计，最终迁移人口将达到113万人。
记 者：三峡工程里面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移民的问题，有上百万的人要离开家园或者说失去家园，他们要搬到一个新地方去，而在新地方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充满变数的生活。从个人情感的角度，您怎么看移民的问题呢？
潘家铮：大概建水库遇到的所有困难中，移民问题可能是最困难的问题，我们设身处地地去想一想，确实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那个地方是移民的老家，是生他们养他们的地方，他们的生活生产基地都在那儿，为了建水库，让他们搬走，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
特别是在过去，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初的那些年，在“左”的思想主导之下，我们在移民方面欠了很多债，给移民带来很多痛苦，这个经验教训我心里面也记得非常清楚。因此三峡水库的兴建，移民问题会引起大家的顾虑。特别是移民人数之多，可以说是空前的，也很可能是绝后的了，以后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移民了。
那么这怎么办呢？国家采取了一个新的政策，叫做开发性的移民。过去移民往往是补偿式的移民，就是淹了你的地，淹了你的房子，赔你多少钱，给你安排一个地方，你去生活去。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向后靠，就是下面的地方往山那面迁移。这种补偿性的移民是行不通的，你给他的钱再多，最后坐吃山空，总是要吃完的，吃完了，他就要面临困难的境地。所以对于三峡的移民，国家采用开发性移民的新政策，就是说，移民的钱不完全给移民，而是给他创造一些条件，使他迁移以后能够稳定下来，能够生产致富，能够有条致富的道路。比如说把你的地淹掉了，就另外给你开一块地，给你搞一个果园子，给你都准备好一些生产的条件，使你迁移到那儿去之后，你的生活水平至少不会比原来的下降，一定要比过去有提升。这种开发性的移民，就能够做到长治久安。
当然这个问题谈起来容易，真正要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而且我也承认，在论证过程中，对开发性移民还是过分地乐观，这恐怕是论证工作中做得有遗憾的地方。根据我们的论证，这边是库区，还有大量的土地、荒地是可以开发的，可以把大量的低产田改成高产田，因此很多农民整个采取后靠，采取插队的方式解决。但实际上证明这样做还不行，所以最后国家还是下了决心，把10多万人迁出库区，迁到外面去，有的迁到上海去了，有的迁到其他别的地方去了。尽管那些地方条件要比三峡库区好得多，由于是一个新的环境，很多人可能还是会不适应。但是我们至少给他们准备了好的条件。
然而话又说回来，100多万人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得这么好？这也不好讲的，如果把99％的人都安排好，有1％没有安排好，这1%也有一万几千人，这不是个小数，是个大问题。我们是希望三峡的移民工作能够真正做到开发性移民，移民能够发家致富，但是也不排除有少数没有安 顿好。
三峡工程以后，还有几个水库正在修建，他们吸取了三峡工程的经验教训，而且移民人数也比较少，我相信可以做得比三峡工程更好，比如有些老百姓，属于老弱病残，国家就全部包下了，有社会保险，等于把他们养起来了，这样他们也放心了。失掉土地的人，给保险，再用土地补偿，再给他解决工作的岗位……我相信库区移民问题，以后难度会越来越大，但是解决的程度也会越来越好。
三峡工程的历史可以写一部像二十四史那样的史书了
从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提出修建三峡工程设想，到三峡工程上马的20世纪末期，近百年中，赞成和反对的双方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争论。
潘家铮，从最早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到后来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经历了一个从怀疑到支持的过程，而这个转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与当时的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到美国、巴西考察水坝回来之后。
记 者：三峡工程在过去引起的争议非常之多，您自己曾经说过，在一开始的时候，您其实是一个中间派或者是怀疑派。
潘家铮：三峡工程的历史也可以写一部像二十四史那样的史书了。
从孙中山先生在1919年提出这个设想以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差不多是30年，这个30年可以说是一种想像的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又经过了40年，这个40年可以说是开始规划、勘探、设计和争论的阶段。在这个过程里面，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到具体实施的阶段。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个人的认识，在那个时候修建三峡工程确实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可能的，你说我是个反对派也可以，说我是个怀疑派也可以，但那个时候我是个很小的地位很低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没参与这个工程，只是脑子里有想法就是了。但到70年代，经过了葛洲坝的建设，特别是到了80年代，中国的国力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科技水平大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经济以很高的速度发展了，我也开始感到三峡工程是可以建，应该建，需要建的了。
可以说这个转变大概是从8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
记 者：我注意到在1983年的时候，您跟钱正英到美国和巴西去考察一些水坝，回国以后，你们就向国务院提出了修建三峡工程的建议。这次考察对于你们是一个很重要的触动吗？
潘家铮：以前，我们是闭关锁国，尽管我是工程技术人员，对国外情况的了解也是非常不够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机会出去考察，看到了外面的情况，看到了我们的差距，也感到中国要加快速度赶上去的迫切性。刚才我讲过了，经过20世纪70年代葛洲坝的实践，我发现中国人民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力量、意志、志气往往出乎许多人预料之外，他们在二三十年代修建的一些大坝，已经是很宏伟的工程了。所以我那次也感到，三峡工程不是什么梦，按照中国人民的志气、力量，根据外国的情况，尤其是现在的需要，这个工程是可以建的。另外一方面，我跟美国的一些工程师在交流的过程中，就看到我们的水平在许多方面并不比他们低多少，所以也大大地增强了自己的信心。所以我们共同起草了给中央的一个报告，提出来要修建的工程一个是三峡，一个是核电站，还有一个是小浪底。
绝大多数的问题是越辩论越清楚
1919年，孙中山在其著作《建国方略》中第一次提出要在三峡修建大坝的最初设想。
1944年，世界水坝工程权威萨凡奇对三峡进行了考察，随后写出著名的《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极力主张在三峡修建全世界最大的水坝，一时轰动全球。
1953年，毛泽东视察长江，听取林一山汇报兴建三峡工程的设想，后来写下了“高峡出平湖”的著名诗句。
20世纪80年代初，三峡工程再度提上日程，关于此工程的不同意见的争论也随即全面展开。
1986年，水利电力部成立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412名专家全面展开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
就在这一年，潘家铮受命担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和技术总负责人。专家组最后认定：不存在不可解决的技术、生态和投资上的问题；三峡工程应建、早建。
记 者：1986年您被任命为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和技术总负责人以后，在长达2年8个月的论证当中，经历了无数次的辩论。在这些辩论当中，反对的声音非常之多，但正是在辩论中，您最后变成了一个彻底的赞成派。为什么？
潘家铮：对三峡工程，确实很多同志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这个是非常正常的。我担任论证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以后，我认为只要大家总的利益是一致的，总的愿望都是好的，那么无论有多大的不同见解，都会摊在台上把它讲清楚的，最后总会有一个科学的结论。在那个辩论过程中，问题出了很多，我们当时分了14个专家组，进行14个方面的论证，辩论的问题确实很多，绝大多数的问题经过辩论以后，是越辩论越清楚。
记 者：哪些辩论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潘家铮：当时对三峡工程比较重大的几个问题，如泥沙问题，三峡工程建成以后，将来上面的水库会有很多淤泥，一库泥，不好处理；移民的问题，因为三峡工程修建需要动迁100多万人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三峡工程修建究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多大的影响；建设能力问题，这么大的工程，中国的经济实力、技术水平能不能建设这个工程；另外，像三峡这个地方，地理条件适合不适合建？建了以后会不会产生意料不到的负面效果？
诸如此类的问题，也是我从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关注的。经过2年8个月的反复论证，在论证过程中，还补充做了很多的计算、分析、科学实验的工作，我认为对这些问题是看得比较透，许多问题过去没有把握，现在是比较有把握了，因此我的立场也越来越坚定。
记 者：哪一次辩论是最激烈的？
潘家铮：每次辩论都是很激烈的。
三峡工程绝不是三门峡工程
在三峡工程的争论中，有一个名字常常出现：黄万里。
黄万里，清华大学教授，蜚声中外的水利、水文学专家，中国致力于跨学科研究河流水文与水流泥沙的先驱者之一。
在1957年黄河三门峡工程论证中，黄万里坚决反对建坝，认为如果建则黄河下游的水患将移至中游的关中平原，淤淹田地，造成城市灾害。争论7天后无效，黄万里退而提出建议：若上，也不要把6个排水洞堵死。但在施工中，6个排水洞恰恰被苏联专家全部堵死。后又于20世纪70年代，以每个洞1000万元的代价重新打开。
记 者：大家都知道，我国非常有名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曾经对三峡工程泥沙淤积的问题有一个论断，他预测10年以后，重庆港就会被泥沙堵塞，他的观点来自于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批判。在当时的论证当中，你们是否有过面对面的冲突？
潘家铮：黄万里教授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教授，老前辈，老专家，对他的为人，对于他坚持真理，反对建设三门峡水库而遭遇的灾难，我是深表同情的，但是我跟他之间没有直接的接触，只是间接地知道他的一些意见。我认为他当初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是非常正确的，对他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批判在他心理上留下了伤痕，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要修建这个三峡水库，他又同样地怀疑，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毕竟三峡水库、三峡工程跟三门峡工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工程，可惜我们没有机会当面交换意见。
记 者：应该说，三峡工程从辩论一直到实施，反对的声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潘家铮：是这样的，而且到现在也没有停止。三峡工程竣工以后也不会停止，三峡工程竣工以后若干年之内也不会停止。
记 者：作为其中最重要的技术负责人之一，在一片反对声中从事这样一项事业，会有什么样的体会？
潘家铮：世界上无论做什么事儿，总是有得有失的，你是要做一件事，特别是建设一项工程，有百利而无一弊，恐怕是很难的，但如果有百利而无一弊才去修建这个工程，那么我们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因此，一个工程应该不应该修建，应该看它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应该看这个工程的利是什么性质的利，它的弊又是什么性质的弊，这个弊是不是可以避免，可以减缓，可以补偿，如果可以，那这个工程就应该修建。根据我的理解，三峡工程的利是非常非常的大，远远大于它的弊，而它的弊呢，是完全可以通过采取措施得到缓解，得到减免，得到补偿的，我对这个工程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三峡工程的投票结果，我觉得非常理想，非常乐观
1992年3月6日，经过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被拿到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审议。
4月3日15时20分，2633名代表对《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进行表决：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人大代表总数中近三分之一未投赞成票。
记 者：当时全国人大对建设三峡工程投票表决的时候，最终的结果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反对票，作为这个工程的负责人之一，本来责任就很重大，而有了这么多的反对票后，会不会觉得压力更大了？
潘家铮：首先我要纠正一点，当初投票的时候，真正投反对票的是100多票，是很少的比例，其中有比较多的代表投的是弃权票，而三分之二以上投的是赞成票。
我认为，人大代表是实事求是的，是对人民负责的，我们的民主，至少对三峡工程可以敞开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投自己的票。这100多位代表在投票之前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显然认为三峡工程修建以后利不大，弊很大，想得很深远，所以他们明确地投了反对的票。还有一部分代表是拿不准，他们听到反对的意见，也听到正面的意见，但是不能得到结论，就实事求是地投了弃权票。而多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全部信任我们的论证结果，投的是赞成票。这样的投票结果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的，说明我们国家是民主的，在三峡工程这个决策上面是非常民主的。以往人们都喜欢一致通过，觉得绝大多数人都通过，反对票只有三四票，才是正常，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三峡工程有这么一个投票的结果，我自己觉得非常理想，非常乐观了。
实际上，在全国人大审议之前，潘家铮就已经对最后的结果做好了两手准备。
记者：在全国人大代表投票之前，您对投票结果做了什么准备？
潘家铮：第一种准备是，大会多数代表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那么我们要开个记者招待会，要准备一些话，要回答一些可能的提问。另一种准备是，这个提案在人大会上被否决了，我们也要开会，也要讲几句话，我连预备讲什么话都想好了。
这样的准备，其实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三峡的投票是真正反映了人大代表意见的，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投票的结果非常正常，非常理想，我就是这样想的。
记 者：当时如果不通过的话，您准备在会上要讲什么？
潘家铮：如果不通过的话，我们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要说明，这次人大代表没有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我们尊重人大代表的决定。但是我们还要说明，三峡工程对中国来讲是十分需要的，是利大于弊的，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这个问题论证清楚，没有让代表们信服，所以最后没有通过，我们会继续努力地把这个问题做深做透，继续把真正的情况向全国人民，向人大代表解释清楚，争取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能够通过。
记 者：如果没有被通过的话，您会非常失望的，对吗？
潘家铮：那当然是没有话讲的了，不是失望，而是极其失望，非常失望。
记 者：反过来讲，您是渴望三峡工程能够成为一个现实，能够真正修建起来。
潘家铮：对，确实是渴望。
记 者：这种渴望的心理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潘家铮：希望通过三峡工程的修建，真正能够为解决长江中下游遭遇到毁灭性洪水灾害的地区作出一点贡献，真正能够为减少煤炭的污染、尽量提供清洁的能源做一点贡献，希望能够使长江真正发挥黄金水道的效益，这就是我的希望。
我能够参与这个工程，感到非常自豪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1997年11月，实现大江截流。
2003年，全面实现二期工程139米蓄水、通航、发电三大目标。
2006年10月，三峡工程将实现三期156米蓄水目标。
2008年，将比计划的2009年提前一年竣工。
记 者：作为三峡工程的主要建设者，到今天为止，您对三峡工程有什么担忧吗？
潘家铮：我绝对不是三峡工程的主要建设者，我只是参加了一段论证工作和后来的实施工作，但是根据我那么长时间的个人体会，到现在可以讲，三峡工程确实是利大于弊，而且它的弊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三峡工程的修建没有给国家带来灾难，这个工程将为人民造福，而且是为千秋万代的人民造福，我能够参与这个工程，做这个工作，我感到非常自豪，也感到很欣慰。
记 者：对于这样一个为人民造福的工程，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议论呢？
潘家铮：我想首先当然是因为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水利工程，这个工程规模越大，它引起的影响也一定是越大的，它产生的效益一定是很惊人的，对生态环境、其他方面的负面影响一定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规模就确定了大家比较重视这个问题了。
另外一个情况，大家都知道，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很多同志就积极地主张要开发三峡，要把长江的洪水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而很多同志认为这样做是不妥当的。20世纪50年代已经引起了剧烈的争论。这种争论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完全可以摆在桌面上争论，但是最后跟政治结合在一起了，自庐山会议以后，就把反对建三峡工程的同志当成对立面了。我觉得这个后果是非常不好的。
历史的过程、个人的恩怨，恐怕是一个抹不掉的、回避不了的问题，但是我总希望，过去在这方面受到委屈的同志应该心态平和一些，在现在这个形势之下，平心静气再评论一下三峡工程，看它是不是应该建，怎么能够建得更好一些。现在已经不是三峡工程建不建的问题了，三峡工程很快就要竣工了，原来三峡的上游干流、支流，大量的水库都在修建，有很多工程都是仅次于三峡的。怎么发挥一个水库群的效益，更加科学、更加全面、更加稳妥地解决长江下游的各种问题，怎么能够比较妥当地彻底地解决洪水问题，怎么能够解决洞庭湖的问题，怎么能够解决其他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重点任务，是我们前进的方向。不要再纠缠到历史恩怨当中去，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想法。
记 者：您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在中国建坝，到现在，中国已经在建全世界最大的坝——三峡工程，您自己还有什么样的理想或者梦想？
潘家铮：中国的水利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大概总的接近7亿千瓦，可以开发的也有四五亿千瓦，现在开发的数量实际上是很有限的，恐怕实际上只做到百分之十几，所以我们还是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是老天爷给中国人民的一个宝库、宝藏，我们应该发挥、开发这个宝藏，为中国人民造福，当然这许多工作在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了。要说我的愿望，我希望在今后，良好的趋势能够持续下去，清洁的可再生资源能够占到越来越大的比例，使我们国家的环境能够越来越好。但这么讲也不是要把我们的水能资源百分之一百都开发出来，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也不必要，那么多的水电站里面，也有一些效益并不高，代价很大，也要淹没很多土地，要迁移很多移民，对生态环境有比较大的破坏作用，像这样子的水电或者水利工程，我们干嘛要去做呢？我们可以不做。我相信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论证，大家都掌握了科学发展观，对哪些工程应该修建，应该加快修建，哪些工程可以晚办甚至不办，会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能够做到那一步就很好了。
（本文素材由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提供 刘琰整理）
从上个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提出修建三峡大坝后，近百年来，国人对三峡工程的关注和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今天，历史前进的脚步，使三峡之梦得以成真。2006年5月20日14时，三峡大坝--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混凝土大坝终于在中国长江西陵峡全线建成，达到海拔185米的设计高程，它标志着三峡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完工，是三峡工程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潘家铮，这位在近年来因三峡工程而为人们所熟知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参与书写三峡历史新篇章的人之一。在接受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的专访时，这位年届八旬的老人说，能参与三峡建设，我感到非常自豪。
潘家铮，土木工程学家。浙江绍兴人。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一直从事水力发电建设工作，先后参加和主持过黄坛口、流溪河、东方、新安江、七里泷、乌溪江、锦屏、磨房沟等大中型水电站的设计工作，参加乌江渡、葛洲坝、凤滩、陈村等工程的审查研究工作，指导龙羊峡、东江、二滩、小湾、龙滩、三峡等大型水电工程的设计工作，研究进一步加快开发我国水电资源的措施。在学术方面，主要致力于创造性地运用力学理论解决实际设计问题，对许多复杂的结构提出了新的计算理论和方法。在设计中注意采用新技术、新结构，推动技术的发展。研究和推导出不稳定扬压力和封闭式排水设计理论等。1980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三峡工程的质量非常非常地好
2003年6月，有媒体称，在完工的三峡大坝二期工程中，三峡左岸大坝发现80多条裂缝。一时间，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记 者：前几年我们曾经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三峡大坝出现了大的裂缝，有的裂缝大到可以放下一个人的手掌，您可以介绍一下实际的情况吗？
潘家铮：三峡大坝实际上是分两期施工的，一个是河床的这段大坝，还有左岸放厂房的这段大坝，这都是在第二期工程修建的；还有三分之一的大坝跟厂房在右岸的，我们称为三期工程。
二期工程修建的这些坝确实存在裂缝，这些裂缝是什么形式的裂缝呢？是表面的一些裂缝。一般讲，混凝土的坝要做到表面完全不开裂，是非常困难的，主要是要防止产生一些结构性的裂缝。结构性裂缝就是把完整的结构一分为二，切断了，这样的裂缝对结构是非常有害的，但这种裂缝在三峡大坝一点没有出现。
当然，这些表面的裂缝我们也要防止，防止它继续地张开，继续扩展，最后变成一些结构性的裂缝。三峡大坝有一些表面的裂缝，很浅的，但是发现这些裂缝以后，我们花了极大的代价对它进行加牢、加固。我统计了一下，大概有七道措施对它进行加固和保护。这么处理后，即便水库出事，水是绝对进不到这些裂缝里面去的，这些裂缝也不可能再继续张开的，因为我们对裂缝都裹了浆，上面都做了保护。根据一期观测的结果，这些已经修补的裂缝确实是稳定的，也没有任何水渗进去，对大坝的安全而言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论怎么说，三峡大坝表面还是发生裂缝了，也不是一件好事，尽管外国的大坝也是有表面裂缝的，那我们也不能够说向不好的地方去看齐吧。所以在三期工程，我们吸取了经验教训，精心设计、精心施工，质量之好，我敢讲，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右岸这个大坝已经浇了400万方混凝土，都快要到顶了，上面没有发现一处裂缝，不要说内部没有，表面的裂缝，头发丝那样的缝都没有。这个可以说是世界工程史上的奇迹，任何外国人都没有做到。外国的工程师有一句话，说无坝不裂，意思就是说只要是混凝土坝，不可能不裂。但是三峡右岸的大坝就能做到不裂，一点裂缝都没有。
当然这句话今天我也不绝对讲，为什么？因为它还没有到顶，如果浇到顶，而且经过冬天的考验，它还是不裂，那时候我们才能讲三峡右岸的大坝确实是“无缝之坝”。到了那天，我就建议请三峡的同事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一座没有裂缝的混凝土大坝》，在国际的刊物上发表，我相信一定可以震惊全球。
因此三峡工程的质量可以讲是非常非常地好，它是一步一个台阶，三期工程到了世界领先的程度，三峡工程大坝的安全性绝对可靠，中央也好，政府也好，老百姓也好，可以完全放心。
三峡的防洪能力是按照千年洪水的标准来设计的
1998年，长江流域遭遇了自1954年以来最严重的水患，近3亿人遭灾，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000亿人民币。这次洪水被称为“世纪洪水”。
在历史上，长江沿岸的居民平均每十年就要遭受一次严重水灾的袭击，仅在20世纪，洪水就夺去了30多万条人命。
三峡工程从1919年提出到1994年正式施工，其间历时75年；从施工到竣工，计划历时15年。中国人要做的事情是，修建全世界最大的水坝来驯服世界上最危险的河川。
三峡真的能够彻底制服洪水吗？
记 者：三峡工程防洪能力的预测是多少年？1954年和1998年的洪灾对于三峡意味着什么？
潘家铮：其实1954年的洪灾也好，1998年的洪灾也好，从洪水的历史上看，都还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大洪水。1954年的洪水无非是百年一遇。历史上，清朝发生过的千年洪水，使湖南、湖北死多少人、损失多少财产，是无法统计的。有了三峡水库，加上我们大堤的整修，和视线良好的防洪区，三个措施齐下，就可以解决这种毁灭性的灾害，这是三峡解决生态环境最大的贡献，无可替代。
记 者：也就是说，三峡工程修建的防洪能力的预测是按照千年洪水的标准来设计的？
潘家铮：对。就是说，再遇到这种千年一遇的洪水，有了三峡水库，我们心里就有底，不会再发生毁灭性的灾害了。
江西的地震跟三峡工程风马牛不相及
2005年11月26日，江西九江瑞昌间发生5.7级地震，致使14人死亡、20人重伤。
据称，九江地震是2000多年前秦朝开设九江郡以来，九江地区发生的唯一一次强烈地震。由于在中国腹地历史上极少发生强震，而修建水库诱发地震在国内外都有过先例，于是，有人认为，九江地震是因为修建三峡工程引起的。
据资料统计，世界上曾经有100余个水库诱发地震的案例。
在中国，也有过15个水库诱发地震的报道。最严重的当属广东东江上的新丰江水库。1962年3月19日，发生6.1级强震，突破当地历史纪录。
记 者：因为有江西九江地震是三峡工程引起的传言，所以很多人都心存疑问，三峡工程的修建到底会不会引发地震灾害？
潘家铮：地震的问题，专业方面的人是很容易理解的，三峡工程修在宜昌，它的水库在宜昌的上游，而江西的地震是在坝的下游，相差很远很远，中间也没有任何的断带联系起来，所以江西的地震跟三峡工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但是，对于完全没有这方面常识的人，他可以说，我这个地方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地震，但三峡工程修起来了，我这儿就发生地震了，那当然就是三峡工程的影响了。
其实这个话是不能这么讲的。三峡工程修建以前，我们从来也没听说过禽流感、非典啊，三峡工程修了以后出现了禽流感，能不能说禽流感是三峡工程引起的呢？
实际上，据了解，九江那个地方历史上还是发生过地震的，不过是比较遥远了，在100多年之前。这就说明这个地震确实是周期性地在那里重复。但是住在那里的人没有100多岁的，没有经历过上次地震，因此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想也是可以讲得清楚的。最怕的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把这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事扯到一起。
记 者：但是在我们国家确实有过15个水库引发地震的记录，所以有人会有这样的顾虑。
潘家铮：我们在当地布置了很多地震的观测站，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非常微小的地震都能够测出来。水库修建蓄水以后，如果会不断发生非常微弱的地震，那么你也可以讲这些微弱的地震是水库所促发的。我个人的看法，这些水库促发的地震对当地来讲，绝不是一件坏事。为什么？地震都是在一定的断层上面发生的，都是因为断层附近地引力不断地增强，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后，基岩承受不了了，就发生地震了。水库蓄水以后，它能够把小的地震都促发出来，这样就减轻了将来发生大地震的危险。这就好像蒸汽锅炉，你要是开一些小的口，使蒸汽的压力到一定程度就把它释放出来，那么这个压力就不会无限地扩大导致最后爆炸。所以，这样促发地震绝不是一件坏事。
核战争一定是有预兆的
三峡大坝的安全，一直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有这样一种说法：三峡大坝犹如安在中国心脏部位的一颗定时炸弹。说法的依据是，一旦中国卷入战争或者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三峡大坝将成为受袭的目标。届时，蓄积巨大能量的水库将会溃堤，中下游城市将会被全部淹没。
记 者：三峡大坝的安全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有人说，如果中国受到攻击，可能三峡大坝会首当其冲，那么，当初在三峡工程的设计阶段，是否考虑到了安全问题，比如说核战争的因素？
潘家铮：战争对三峡工程建设是个很大的威胁，在论证过程中我们也是反复地研究了。我们要讲的，第一，三峡大坝是混凝土大坝，是一千几百万方混凝土雕砌起来的大坝，可以说，它是一座混凝土的大山，有非常强的抗爆炸的能力，一般的常规武器不可能把大坝炸垮，最多在坝上炸出一些口子、一些创伤而已，常规武器不可能炸垮大坝。
只有高能量的原子弹才能够摧毁这座大坝，就是说，如果要摧毁这座大坝，就得冒对社会主义中国发动核战争的危险。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在发生战争之前，把这个水库的水位放低，放到一个损害很小的水位。这是什么道理？因为要炸大坝，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洪水淹没下游的人民，如果我把水库的水位放得很低，就起不了这个作用。
三峡水库有390多亿方的库容，当然是很大的水库，但是三峡大坝泻放洪水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下游是长江，长江通过洪水的能力也是非常强大的，只要作出决定，可以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之内，就能把水库的水位放得很低，让对方失去炸大坝的意义。
根据军事专家的研究，核战争的发生一定是有预兆的，不可能今天好好的，明天核弹就飞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像美国要打伊拉克，也要经过多少次论证才能下决心。我想没有一个美国的总统敢于在一天之内作出决策，不通过国会，不通过美国的人民，就决策跟中国发动核战争。只要有一点点的征兆，我们马上就可以把水库的水位放下来，避免发生毁灭性的灾害。
即使水位比较高，大坝炸垮了，对于洪水下来的后果，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实验、研究、计算。洪水下来，当然对下游来说，在一定范围内是有很惨重的损失的，但它绝对影响不到荆江大堤，也影响不到武汉，更不要讲下游的上海。像这样的损失，对一场核战争来讲，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对方要发动核战争，不但要炸你的大坝，更要炸你的政治中心、炸你的经济中心、炸你的核电站、炸你的军事指挥系统。三峡大坝，我可以在七天之内把水库放低，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几千万人，你能够在七天之内撤退吗？撤到哪里去，怎么生活？你能想得了那么多吗？所以和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来比，三峡大坝抗核战争的力量、能力远远比它们强大。何况我们的看法，今后的世界毕竟和平是主要的，和平压倒战争。如果我们因为考虑到核战争会炸坝而不建三峡大坝，那相同的道理，你也不能建设北京、建设上海了，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
移民问题可能是最困难的问题
在潘家铮看来，移民问题一直还是三峡工程里面最为困难的问题。
三峡工程蓄水后，水库将淹没陆地面积632平方公里，范围涉及湖北省和重庆市的21个县市，淹没耕地25.74万亩，淹没2个城市11个县城，1711个村庄。
据统计，最终迁移人口将达到113万人。
记 者：三峡工程里面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移民的问题，有上百万的人要离开家园或者说失去家园，他们要搬到一个新地方去，而在新地方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充满变数的生活。从个人情感的角度，您怎么看移民的问题呢？
潘家铮：大概建水库遇到的所有困难中，移民问题可能是最困难的问题，我们设身处地地去想一想，确实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那个地方是移民的老家，是生他们养他们的地方，他们的生活生产基地都在那儿，为了建水库，让他们搬走，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
特别是在过去，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初的那些年，在“左”的思想主导之下，我们在移民方面欠了很多债，给移民带来很多痛苦，这个经验教训我心里面也记得非常清楚。因此三峡水库的兴建，移民问题会引起大家的顾虑。特别是移民人数之多，可以说是空前的，也很可能是绝后的了，以后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移民了。
那么这怎么办呢？国家采取了一个新的政策，叫做开发性的移民。过去移民往往是补偿式的移民，就是淹了你的地，淹了你的房子，赔你多少钱，给你安排一个地方，你去生活去。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向后靠，就是下面的地方往山那面迁移。这种补偿性的移民是行不通的，你给他的钱再多，最后坐吃山空，总是要吃完的，吃完了，他就要面临困难的境地。所以对于三峡的移民，国家采用开发性移民的新政策，就是说，移民的钱不完全给移民，而是给他创造一些条件，使他迁移以后能够稳定下来，能够生产致富，能够有条致富的道路。比如说把你的地淹掉了，就另外给你开一块地，给你搞一个果园子，给你都准备好一些生产的条件，使你迁移到那儿去之后，你的生活水平至少不会比原来的下降，一定要比过去有提升。这种开发性的移民，就能够做到长治久安。
当然这个问题谈起来容易，真正要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而且我也承认，在论证过程中，对开发性移民还是过分地乐观，这恐怕是论证工作中做得有遗憾的地方。根据我们的论证，这边是库区，还有大量的土地、荒地是可以开发的，可以把大量的低产田改成高产田，因此很多农民整个采取后靠，采取插队的方式解决。但实际上证明这样做还不行，所以最后国家还是下了决心，把10多万人迁出库区，迁到外面去，有的迁到上海去了，有的迁到其他别的地方去了。尽管那些地方条件要比三峡库区好得多，由于是一个新的环境，很多人可能还是会不适应。但是我们至少给他们准备了好的条件。
然而话又说回来，100多万人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得这么好？这也不好讲的，如果把99％的人都安排好，有1％没有安排好，这1%也有一万几千人，这不是个小数，是个大问题。我们是希望三峡的移民工作能够真正做到开发性移民，移民能够发家致富，但是也不排除有少数没有安 顿好。
三峡工程以后，还有几个水库正在修建，他们吸取了三峡工程的经验教训，而且移民人数也比较少，我相信可以做得比三峡工程更好，比如有些老百姓，属于老弱病残，国家就全部包下了，有社会保险，等于把他们养起来了，这样他们也放心了。失掉土地的人，给保险，再用土地补偿，再给他解决工作的岗位……我相信库区移民问题，以后难度会越来越大，但是解决的程度也会越来越好。
三峡工程的历史可以写一部像二十四史那样的史书了
从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提出修建三峡工程设想，到三峡工程上马的20世纪末期，近百年中，赞成和反对的双方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争论。
潘家铮，从最早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到后来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经历了一个从怀疑到支持的过程，而这个转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与当时的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到美国、巴西考察水坝回来之后。
记 者：三峡工程在过去引起的争议非常之多，您自己曾经说过，在一开始的时候，您其实是一个中间派或者是怀疑派。
潘家铮：三峡工程的历史也可以写一部像二十四史那样的史书了。
从孙中山先生在1919年提出这个设想以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差不多是30年，这个30年可以说是一种想像的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又经过了40年，这个40年可以说是开始规划、勘探、设计和争论的阶段。在这个过程里面，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到具体实施的阶段。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个人的认识，在那个时候修建三峡工程确实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可能的，你说我是个反对派也可以，说我是个怀疑派也可以，但那个时候我是个很小的地位很低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没参与这个工程，只是脑子里有想法就是了。但到70年代，经过了葛洲坝的建设，特别是到了80年代，中国的国力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科技水平大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经济以很高的速度发展了，我也开始感到三峡工程是可以建，应该建，需要建的了。
可以说这个转变大概是从8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
记 者：我注意到在1983年的时候，您跟钱正英到美国和巴西去考察一些水坝，回国以后，你们就向国务院提出了修建三峡工程的建议。这次考察对于你们是一个很重要的触动吗？
潘家铮：以前，我们是闭关锁国，尽管我是工程技术人员，对国外情况的了解也是非常不够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机会出去考察，看到了外面的情况，看到了我们的差距，也感到中国要加快速度赶上去的迫切性。刚才我讲过了，经过20世纪70年代葛洲坝的实践，我发现中国人民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力量、意志、志气往往出乎许多人预料之外，他们在二三十年代修建的一些大坝，已经是很宏伟的工程了。所以我那次也感到，三峡工程不是什么梦，按照中国人民的志气、力量，根据外国的情况，尤其是现在的需要，这个工程是可以建的。另外一方面，我跟美国的一些工程师在交流的过程中，就看到我们的水平在许多方面并不比他们低多少，所以也大大地增强了自己的信心。所以我们共同起草了给中央的一个报告，提出来要修建的工程一个是三峡，一个是核电站，还有一个是小浪底。
绝大多数的问题是越辩论越清楚
1919年，孙中山在其著作《建国方略》中第一次提出要在三峡修建大坝的最初设想。
1944年，世界水坝工程权威萨凡奇对三峡进行了考察，随后写出著名的《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极力主张在三峡修建全世界最大的水坝，一时轰动全球。
1953年，毛泽东视察长江，听取林一山汇报兴建三峡工程的设想，后来写下了“高峡出平湖”的著名诗句。
20世纪80年代初，三峡工程再度提上日程，关于此工程的不同意见的争论也随即全面展开。
1986年，水利电力部成立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412名专家全面展开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
就在这一年，潘家铮受命担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和技术总负责人。专家组最后认定：不存在不可解决的技术、生态和投资上的问题；三峡工程应建、早建。
记 者：1986年您被任命为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和技术总负责人以后，在长达2年8个月的论证当中，经历了无数次的辩论。在这些辩论当中，反对的声音非常之多，但正是在辩论中，您最后变成了一个彻底的赞成派。为什么？
潘家铮：对三峡工程，确实很多同志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这个是非常正常的。我担任论证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以后，我认为只要大家总的利益是一致的，总的愿望都是好的，那么无论有多大的不同见解，都会摊在台上把它讲清楚的，最后总会有一个科学的结论。在那个辩论过程中，问题出了很多，我们当时分了14个专家组，进行14个方面的论证，辩论的问题确实很多，绝大多数的问题经过辩论以后，是越辩论越清楚。
记 者：哪些辩论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潘家铮：当时对三峡工程比较重大的几个问题，如泥沙问题，三峡工程建成以后，将来上面的水库会有很多淤泥，一库泥，不好处理；移民的问题，因为三峡工程修建需要动迁100多万人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三峡工程修建究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多大的影响；建设能力问题，这么大的工程，中国的经济实力、技术水平能不能建设这个工程；另外，像三峡这个地方，地理条件适合不适合建？建了以后会不会产生意料不到的负面效果？
诸如此类的问题，也是我从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关注的。经过2年8个月的反复论证，在论证过程中，还补充做了很多的计算、分析、科学实验的工作，我认为对这些问题是看得比较透，许多问题过去没有把握，现在是比较有把握了，因此我的立场也越来越坚定。
记 者：哪一次辩论是最激烈的？
潘家铮：每次辩论都是很激烈的。
三峡工程绝不是三门峡工程
在三峡工程的争论中，有一个名字常常出现：黄万里。
黄万里，清华大学教授，蜚声中外的水利、水文学专家，中国致力于跨学科研究河流水文与水流泥沙的先驱者之一。
在1957年黄河三门峡工程论证中，黄万里坚决反对建坝，认为如果建则黄河下游的水患将移至中游的关中平原，淤淹田地，造成城市灾害。争论7天后无效，黄万里退而提出建议：若上，也不要把6个排水洞堵死。但在施工中，6个排水洞恰恰被苏联专家全部堵死。后又于20世纪70年代，以每个洞1000万元的代价重新打开。
记 者：大家都知道，我国非常有名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曾经对三峡工程泥沙淤积的问题有一个论断，他预测10年以后，重庆港就会被泥沙堵塞，他的观点来自于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批判。在当时的论证当中，你们是否有过面对面的冲突？
潘家铮：黄万里教授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教授，老前辈，老专家，对他的为人，对于他坚持真理，反对建设三门峡水库而遭遇的灾难，我是深表同情的，但是我跟他之间没有直接的接触，只是间接地知道他的一些意见。我认为他当初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是非常正确的，对他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批判在他心理上留下了伤痕，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要修建这个三峡水库，他又同样地怀疑，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毕竟三峡水库、三峡工程跟三门峡工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工程，可惜我们没有机会当面交换意见。
记 者：应该说，三峡工程从辩论一直到实施，反对的声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潘家铮：是这样的，而且到现在也没有停止。三峡工程竣工以后也不会停止，三峡工程竣工以后若干年之内也不会停止。
记 者：作为其中最重要的技术负责人之一，在一片反对声中从事这样一项事业，会有什么样的体会？
潘家铮：世界上无论做什么事儿，总是有得有失的，你是要做一件事，特别是建设一项工程，有百利而无一弊，恐怕是很难的，但如果有百利而无一弊才去修建这个工程，那么我们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因此，一个工程应该不应该修建，应该看它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应该看这个工程的利是什么性质的利，它的弊又是什么性质的弊，这个弊是不是可以避免，可以减缓，可以补偿，如果可以，那这个工程就应该修建。根据我的理解，三峡工程的利是非常非常的大，远远大于它的弊，而它的弊呢，是完全可以通过采取措施得到缓解，得到减免，得到补偿的，我对这个工程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三峡工程的投票结果，我觉得非常理想，非常乐观
1992年3月6日，经过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被拿到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审议。
4月3日15时20分，2633名代表对《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进行表决：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人大代表总数中近三分之一未投赞成票。
记 者：当时全国人大对建设三峡工程投票表决的时候，最终的结果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反对票，作为这个工程的负责人之一，本来责任就很重大，而有了这么多的反对票后，会不会觉得压力更大了？
潘家铮：首先我要纠正一点，当初投票的时候，真正投反对票的是100多票，是很少的比例，其中有比较多的代表投的是弃权票，而三分之二以上投的是赞成票。
我认为，人大代表是实事求是的，是对人民负责的，我们的民主，至少对三峡工程可以敞开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投自己的票。这100多位代表在投票之前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显然认为三峡工程修建以后利不大，弊很大，想得很深远，所以他们明确地投了反对的票。还有一部分代表是拿不准，他们听到反对的意见，也听到正面的意见，但是不能得到结论，就实事求是地投了弃权票。而多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全部信任我们的论证结果，投的是赞成票。这样的投票结果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的，说明我们国家是民主的，在三峡工程这个决策上面是非常民主的。以往人们都喜欢一致通过，觉得绝大多数人都通过，反对票只有三四票，才是正常，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三峡工程有这么一个投票的结果，我自己觉得非常理想，非常乐观了。
实际上，在全国人大审议之前，潘家铮就已经对最后的结果做好了两手准备。
记者：在全国人大代表投票之前，您对投票结果做了什么准备？
潘家铮：第一种准备是，大会多数代表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那么我们要开个记者招待会，要准备一些话，要回答一些可能的提问。另一种准备是，这个提案在人大会上被否决了，我们也要开会，也要讲几句话，我连预备讲什么话都想好了。
这样的准备，其实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三峡的投票是真正反映了人大代表意见的，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投票的结果非常正常，非常理想，我就是这样想的。
记 者：当时如果不通过的话，您准备在会上要讲什么？
潘家铮：如果不通过的话，我们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要说明，这次人大代表没有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我们尊重人大代表的决定。但是我们还要说明，三峡工程对中国来讲是十分需要的，是利大于弊的，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这个问题论证清楚，没有让代表们信服，所以最后没有通过，我们会继续努力地把这个问题做深做透，继续把真正的情况向全国人民，向人大代表解释清楚，争取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能够通过。
记 者：如果没有被通过的话，您会非常失望的，对吗？
潘家铮：那当然是没有话讲的了，不是失望，而是极其失望，非常失望。
记 者：反过来讲，您是渴望三峡工程能够成为一个现实，能够真正修建起来。
潘家铮：对，确实是渴望。
记 者：这种渴望的心理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潘家铮：希望通过三峡工程的修建，真正能够为解决长江中下游遭遇到毁灭性洪水灾害的地区作出一点贡献，真正能够为减少煤炭的污染、尽量提供清洁的能源做一点贡献，希望能够使长江真正发挥黄金水道的效益，这就是我的希望。
我能够参与这个工程，感到非常自豪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1997年11月，实现大江截流。
2003年，全面实现二期工程139米蓄水、通航、发电三大目标。
2006年10月，三峡工程将实现三期156米蓄水目标。
2008年，将比计划的2009年提前一年竣工。
记 者：作为三峡工程的主要建设者，到今天为止，您对三峡工程有什么担忧吗？
潘家铮：我绝对不是三峡工程的主要建设者，我只是参加了一段论证工作和后来的实施工作，但是根据我那么长时间的个人体会，到现在可以讲，三峡工程确实是利大于弊，而且它的弊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三峡工程的修建没有给国家带来灾难，这个工程将为人民造福，而且是为千秋万代的人民造福，我能够参与这个工程，做这个工作，我感到非常自豪，也感到很欣慰。
记 者：对于这样一个为人民造福的工程，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议论呢？
潘家铮：我想首先当然是因为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水利工程，这个工程规模越大，它引起的影响也一定是越大的，它产生的效益一定是很惊人的，对生态环境、其他方面的负面影响一定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规模就确定了大家比较重视这个问题了。
另外一个情况，大家都知道，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很多同志就积极地主张要开发三峡，要把长江的洪水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而很多同志认为这样做是不妥当的。20世纪50年代已经引起了剧烈的争论。这种争论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完全可以摆在桌面上争论，但是最后跟政治结合在一起了，自庐山会议以后，就把反对建三峡工程的同志当成对立面了。我觉得这个后果是非常不好的。
历史的过程、个人的恩怨，恐怕是一个抹不掉的、回避不了的问题，但是我总希望，过去在这方面受到委屈的同志应该心态平和一些，在现在这个形势之下，平心静气再评论一下三峡工程，看它是不是应该建，怎么能够建得更好一些。现在已经不是三峡工程建不建的问题了，三峡工程很快就要竣工了，原来三峡的上游干流、支流，大量的水库都在修建，有很多工程都是仅次于三峡的。怎么发挥一个水库群的效益，更加科学、更加全面、更加稳妥地解决长江下游的各种问题，怎么能够比较妥当地彻底地解决洪水问题，怎么能够解决洞庭湖的问题，怎么能够解决其他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重点任务，是我们前进的方向。不要再纠缠到历史恩怨当中去，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想法。
记 者：您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在中国建坝，到现在，中国已经在建全世界最大的坝——三峡工程，您自己还有什么样的理想或者梦想？
潘家铮：中国的水利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大概总的接近7亿千瓦，可以开发的也有四五亿千瓦，现在开发的数量实际上是很有限的，恐怕实际上只做到百分之十几，所以我们还是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是老天爷给中国人民的一个宝库、宝藏，我们应该发挥、开发这个宝藏，为中国人民造福，当然这许多工作在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了。要说我的愿望，我希望在今后，良好的趋势能够持续下去，清洁的可再生资源能够占到越来越大的比例，使我们国家的环境能够越来越好。但这么讲也不是要把我们的水能资源百分之一百都开发出来，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也不必要，那么多的水电站里面，也有一些效益并不高，代价很大，也要淹没很多土地，要迁移很多移民，对生态环境有比较大的破坏作用，像这样子的水电或者水利工程，我们干嘛要去做呢？我们可以不做。我相信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论证，大家都掌握了科学发展观，对哪些工程应该修建，应该加快修建，哪些工程可以晚办甚至不办，会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能够做到那一步就很好了。
（本文素材由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提供 刘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