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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列火车”相撞了
盛夏的希腊雅典午后，柏油路都快晒化了，穿着衬衣和长裤的奥莉娅娜·法拉奇走出机场，被汗水渗透的衣服粘在身上。上了出租车，她莫名地有点忐忑不安，预感将会发生“一件势在必行的事情”。
作为《欧洲人》报社最出色的记者，因为在采访世界各国政治巨头时所表现出的独有的“尖锐、咄咄逼人、轰炸般的盘问、甚至挑衅”，因为在前线报道过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等国际大事，法拉奇闻名于世。1973年8月，得知希腊抵抗运动领袖、企图谋杀暴君的亚利山大·帕纳古里斯刚被释放，原计划采访德国总理的她临时改变行程，直奔希腊。
人们都叫他阿莱科斯。尽管没见过他任何一张照片，但在挤满人的房间里，他们的目光一下子便相遇了。他很平常，身材不高，一双闪闪发亮的黑色小眼睛，蓄着络腮胡，一张普通的面孔，苍白地有些病态。
“你终于来了！” 阿莱科斯迎上来，说的是意大利语，法拉奇的母语。这个声音让她顿时失去了平静。拉着她的手，穿过人群，阿莱科斯带她走进卧室，把床上的一大束玫瑰塞进她手里，说：“给你！”这是他特意为她准备的，被囚禁的五年，她的书就是他的伴侣。那时，为了得到她的一本书，他不得不多次绝食，在那个专为他打造的不足两平方米的混凝土牢房里，他自学了意大利语，为的就是有一天与她见面时能够直接交谈。
法拉奇有些目瞪口呆。阿莱科斯身上的某种东西，“既吸引人，又让人却步；既令人销魂，又使人毛骨悚然。”这让她感到不安、焦虑和莫名其妙的担忧。
为了掩饰，法拉奇躲避着他的目光，用冷冰冰的、职业性的口吻开始提问。可最终，那双吊在天花板下面的被绳索扭曲了的手、那被老虎凳压碎了的脚、肋间的伤口以及左脸上那个像花一样绽开的伤疤让她投降了。任凭他握住她的手，她听到他说：“我喜欢爱情，心心相印的爱情。”
“我终于碰到了这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像在同一条铁轨上对面行驶的两列火车相撞一样。”在战争中成长，从小就随父亲参加抵抗运动、在前线的死人堆里摸爬滚打过来的法拉奇；敢于对抗宗教领袖、嘲讽政治要人的战地女记者；曾认为“爱一个人就意味着在自己的手腕上戴上手铐”的女强人，面对诗人兼孤胆英雄的阿莱科斯时，她感觉：他们已经见过一百次。
几个小时过去，阿莱科斯带着恼怒地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早一点相遇？当我引燃地雷，当他们折磨我、拷问我、起诉我、宣判我死刑，将我关入那座坟墓中时，你在哪里？”而法拉奇，竟然是内疚的，仿佛相见太晚真的是她的错。
1973年8月23日，命中注定他们会在那天相见。那时，法拉奇44岁，阿莱科斯34岁。
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
离开雅典的第二天，法拉奇收到阿莱科斯的一封电报：“我等着你。”第三天、第四天，电报又来了。一周后，是一封信。信里说，他住进了医院，并附了一首短诗：“被遗忘的爱情/复又萌生/把我重新带进生活。”
法拉奇立刻取消了去纽约的机票，几个小时后就来到阿莱科斯身边。“我要乘坐这艘美丽的海轮/在大海中游弋/等啊，盼啊……”听着他朗诵为她写的诗，她陶醉又幸福。
她的存在，讓屋子不再寒酸，沙发不再破旧，陈设不再粗俗，一滴眼泪出其不意地滚落他的脸颊。他柔声说：“我一直感到十分孤独，不想再形单影只下去了，答应我，你永远也别抛弃我。”
窗外，和风与橄榄树低语，海涛送来美妙的乐声，甚至街角监视他的警察，面孔也不那么憎恶了。法拉奇非常清楚，对阿莱科斯的赦免只是当权者在国际舆论下为巩固独裁制度而耍的花招，她也看得透彻，认定他是“一口充满矛盾、利己主义、不合逻辑的神秘的深井”，同时也是“产生不测事件的永不枯竭的源泉”。可当她一睁眼，听到凝视她的那张脸呼出“你真美”时，她还是不可避免地沦陷了。
沉醉在幸福中的她，愿意随他到任何一个地方，满足他提出的所有要求。当他用魔一样的声音冷静地问：“我需要一个能成为我的同志、朋友、战友和兄弟的伴侣，你肯帮助我吗？”她听到自己毫无抵抗力地回答：“当然。”
堂·吉诃德式的荒谬就这样开始了。他制订一个个计划，在与假想的敌人斗智斗勇时有着超乎寻常的激情与兴奋，甚至和她散步时，身上还带着炸药；他不顾警车追踪，把她置于危险之中并以此为乐；策划逃离希腊时，不考虑她的能力所及，蛮横地要求她几天内准备好一艘游艇。她理智的劝告只换来他大嚷：“你不爱我！”
不顾危险，她决定把他带往意大利。闪电般的相爱惊动了整个西方世界，法拉奇在机场受到盘查，住所也受到监视。在罗马，阿莱科斯恢复了短暂的平静，在法拉奇的建议下，他给罗马的一家报社撰写专栏，介绍希腊抵抗运动，并把在狱中的诗歌汇集成册《我在希腊的监狱中为你们写作》。
然而，他注定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英雄，没有挑战和冒险，就像树木缺乏阳光。流亡的身份让他心烦意乱，便衣在门外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一个晚上，当手电筒发出的那束挑衅的光又射进屋里时，被激怒的阿莱科斯冲向房门，法拉奇不顾一切去阻拦时，他一脚踢向了她的肚子。
孩子流产了，法拉奇痛苦万分。她将深沉的母爱诉诸笔端，写了《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在书中，她说：“如果你生为一个男人，我希望你成为那种我经常梦想的男子汉：对弱者赋予同情，对傲慢者给予轻蔑；对那些爱你的人抱以宽宏大量的气度，与那些想支配你的做殊死的斗争。”
两只刺猬是无法真正拥抱的，尽管他们互换了戒指。正常的工作节奏被打乱，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而爆发的争吵也让法拉奇感到压抑，可每次听到不告而别的他在电话里用滑稽的意大利语大喊“是我，是我”时，就像堂·吉诃德忠实的仆人桑丘·潘沙一样，她一次又一次接纳了他。
他把灵魂植入了她的身体
随着希腊政变，军政府倒台，阿莱科斯决定回国参加议员竞选。法拉奇帮他筹钱，陪他走在刀刃上，好几次差点被对手逼得车毁人亡；他痴迷于寻找希腊军事警察档案，她放弃采访，陪他在雅典，和他共同承受骷髅头和房门上“十”字叉的恐怖威胁。她减轻了他的孤独，而她仍独自在他的沙漠中踯躅，越来越身心俱乏。
面对地狱般的折磨面不改色的英雄，对政治上的斡旋却极不适应。对现实的不满令阿莱科斯经常歇斯底里，他不再读书写诗，变得酗酒，甚至寻花问柳。失望之下，法拉奇回到罗马。
在布满陷阱的政治中，阿莱科斯嗅到死神的气息，他怀念佛罗伦萨那间他们隐居过的丛林小屋。他突然而至，而她照旧毫不费力便被他说服，放弃所有工作去陪伴他。
在栗树伸进窗台的屋子里，他专心致志伏案著作，而她则像普通主妇，为他洗衣做饭。当他不写时，他们听音乐、跳舞，仿佛又回到初相识时的甜蜜。被月桂的清香迷惑着，法拉奇没有意识到那只是山雨欲来前的平静。果然，写到第23页时，他停下了，用不容分辩的口吻说：“你来写它，答应我！你要发誓！”
他的脑海，始终酝酿着新的斗争。在你来我往的较量中，一场离奇的车祸如约而至，正像他几天前在诗中写的那样：“我的末日即将来临/按照掌权者希望的方式。”
那一天，是他们分开的第24天，三年来最久的一次。他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在机场：“你是一个好伴侣，我有过的唯一伴侣。”17个小时后，她在太平间见到他，像三年前一样，与他冰凉的手指互换了戒指。
阿莱科斯去世后，法拉奇辞掉《欧洲人》的工作，把自己关起来，继续他未完成的书稿。“为了讲述，我也需要忍受折磨，就像将这个已故男人的灵魂植入我的身体中，让我重新聆听他的声音。”为了体验他的痛苦，她去了当初关押他的牢房，“小得就像一座坟墓”；她回忆他们相处的每一个细节，重新理解他，审视他；她拔掉电话线，除了少数几个密友，不跟任何人交流，每天靠60根香烟支撑，一直写到筋疲力尽。
整整三年，40万字的《男子汉》问世，扉页上，是深情的三个字：献给你。在序中，她称他为“唯一可以倾诉衷肠的人”。在她笔下，这个悲情英雄又一次生动地站立起来，丰碑一样永存世间。
2006年9月的一天，已是癌症晚期的法拉奇从纽约飞回佛罗伦萨，整个旅途中，瘦小的她缩在座位上一动不动。回忆里，阿莱科斯的声音重又响起：“如果没有死亡，世界上的任何爱情都将成为过眼烟云。”
几天后，伴随着教堂的钟声，法拉奇与世长辞，带着对他永远的爱。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
盛夏的希腊雅典午后，柏油路都快晒化了，穿着衬衣和长裤的奥莉娅娜·法拉奇走出机场，被汗水渗透的衣服粘在身上。上了出租车，她莫名地有点忐忑不安，预感将会发生“一件势在必行的事情”。
作为《欧洲人》报社最出色的记者，因为在采访世界各国政治巨头时所表现出的独有的“尖锐、咄咄逼人、轰炸般的盘问、甚至挑衅”，因为在前线报道过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等国际大事，法拉奇闻名于世。1973年8月，得知希腊抵抗运动领袖、企图谋杀暴君的亚利山大·帕纳古里斯刚被释放，原计划采访德国总理的她临时改变行程，直奔希腊。
人们都叫他阿莱科斯。尽管没见过他任何一张照片，但在挤满人的房间里，他们的目光一下子便相遇了。他很平常，身材不高，一双闪闪发亮的黑色小眼睛，蓄着络腮胡，一张普通的面孔，苍白地有些病态。
“你终于来了！” 阿莱科斯迎上来，说的是意大利语，法拉奇的母语。这个声音让她顿时失去了平静。拉着她的手，穿过人群，阿莱科斯带她走进卧室，把床上的一大束玫瑰塞进她手里，说：“给你！”这是他特意为她准备的，被囚禁的五年，她的书就是他的伴侣。那时，为了得到她的一本书，他不得不多次绝食，在那个专为他打造的不足两平方米的混凝土牢房里，他自学了意大利语，为的就是有一天与她见面时能够直接交谈。
法拉奇有些目瞪口呆。阿莱科斯身上的某种东西，“既吸引人，又让人却步；既令人销魂，又使人毛骨悚然。”这让她感到不安、焦虑和莫名其妙的担忧。
为了掩饰，法拉奇躲避着他的目光，用冷冰冰的、职业性的口吻开始提问。可最终，那双吊在天花板下面的被绳索扭曲了的手、那被老虎凳压碎了的脚、肋间的伤口以及左脸上那个像花一样绽开的伤疤让她投降了。任凭他握住她的手，她听到他说：“我喜欢爱情，心心相印的爱情。”
“我终于碰到了这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像在同一条铁轨上对面行驶的两列火车相撞一样。”在战争中成长，从小就随父亲参加抵抗运动、在前线的死人堆里摸爬滚打过来的法拉奇；敢于对抗宗教领袖、嘲讽政治要人的战地女记者；曾认为“爱一个人就意味着在自己的手腕上戴上手铐”的女强人，面对诗人兼孤胆英雄的阿莱科斯时，她感觉：他们已经见过一百次。
几个小时过去，阿莱科斯带着恼怒地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早一点相遇？当我引燃地雷，当他们折磨我、拷问我、起诉我、宣判我死刑，将我关入那座坟墓中时，你在哪里？”而法拉奇，竟然是内疚的，仿佛相见太晚真的是她的错。
1973年8月23日，命中注定他们会在那天相见。那时，法拉奇44岁，阿莱科斯34岁。
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
离开雅典的第二天，法拉奇收到阿莱科斯的一封电报：“我等着你。”第三天、第四天，电报又来了。一周后，是一封信。信里说，他住进了医院，并附了一首短诗：“被遗忘的爱情/复又萌生/把我重新带进生活。”
法拉奇立刻取消了去纽约的机票，几个小时后就来到阿莱科斯身边。“我要乘坐这艘美丽的海轮/在大海中游弋/等啊，盼啊……”听着他朗诵为她写的诗，她陶醉又幸福。
她的存在，讓屋子不再寒酸，沙发不再破旧，陈设不再粗俗，一滴眼泪出其不意地滚落他的脸颊。他柔声说：“我一直感到十分孤独，不想再形单影只下去了，答应我，你永远也别抛弃我。”
窗外，和风与橄榄树低语，海涛送来美妙的乐声，甚至街角监视他的警察，面孔也不那么憎恶了。法拉奇非常清楚，对阿莱科斯的赦免只是当权者在国际舆论下为巩固独裁制度而耍的花招，她也看得透彻，认定他是“一口充满矛盾、利己主义、不合逻辑的神秘的深井”，同时也是“产生不测事件的永不枯竭的源泉”。可当她一睁眼，听到凝视她的那张脸呼出“你真美”时，她还是不可避免地沦陷了。
沉醉在幸福中的她，愿意随他到任何一个地方，满足他提出的所有要求。当他用魔一样的声音冷静地问：“我需要一个能成为我的同志、朋友、战友和兄弟的伴侣，你肯帮助我吗？”她听到自己毫无抵抗力地回答：“当然。”
堂·吉诃德式的荒谬就这样开始了。他制订一个个计划，在与假想的敌人斗智斗勇时有着超乎寻常的激情与兴奋，甚至和她散步时，身上还带着炸药；他不顾警车追踪，把她置于危险之中并以此为乐；策划逃离希腊时，不考虑她的能力所及，蛮横地要求她几天内准备好一艘游艇。她理智的劝告只换来他大嚷：“你不爱我！”
不顾危险，她决定把他带往意大利。闪电般的相爱惊动了整个西方世界，法拉奇在机场受到盘查，住所也受到监视。在罗马，阿莱科斯恢复了短暂的平静，在法拉奇的建议下，他给罗马的一家报社撰写专栏，介绍希腊抵抗运动，并把在狱中的诗歌汇集成册《我在希腊的监狱中为你们写作》。
然而，他注定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英雄，没有挑战和冒险，就像树木缺乏阳光。流亡的身份让他心烦意乱，便衣在门外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一个晚上，当手电筒发出的那束挑衅的光又射进屋里时，被激怒的阿莱科斯冲向房门，法拉奇不顾一切去阻拦时，他一脚踢向了她的肚子。
孩子流产了，法拉奇痛苦万分。她将深沉的母爱诉诸笔端，写了《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在书中，她说：“如果你生为一个男人，我希望你成为那种我经常梦想的男子汉：对弱者赋予同情，对傲慢者给予轻蔑；对那些爱你的人抱以宽宏大量的气度，与那些想支配你的做殊死的斗争。”
两只刺猬是无法真正拥抱的，尽管他们互换了戒指。正常的工作节奏被打乱，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而爆发的争吵也让法拉奇感到压抑，可每次听到不告而别的他在电话里用滑稽的意大利语大喊“是我，是我”时，就像堂·吉诃德忠实的仆人桑丘·潘沙一样，她一次又一次接纳了他。
他把灵魂植入了她的身体
随着希腊政变，军政府倒台，阿莱科斯决定回国参加议员竞选。法拉奇帮他筹钱，陪他走在刀刃上，好几次差点被对手逼得车毁人亡；他痴迷于寻找希腊军事警察档案，她放弃采访，陪他在雅典，和他共同承受骷髅头和房门上“十”字叉的恐怖威胁。她减轻了他的孤独，而她仍独自在他的沙漠中踯躅，越来越身心俱乏。
面对地狱般的折磨面不改色的英雄，对政治上的斡旋却极不适应。对现实的不满令阿莱科斯经常歇斯底里，他不再读书写诗，变得酗酒，甚至寻花问柳。失望之下，法拉奇回到罗马。
在布满陷阱的政治中，阿莱科斯嗅到死神的气息，他怀念佛罗伦萨那间他们隐居过的丛林小屋。他突然而至，而她照旧毫不费力便被他说服，放弃所有工作去陪伴他。
在栗树伸进窗台的屋子里，他专心致志伏案著作，而她则像普通主妇，为他洗衣做饭。当他不写时，他们听音乐、跳舞，仿佛又回到初相识时的甜蜜。被月桂的清香迷惑着，法拉奇没有意识到那只是山雨欲来前的平静。果然，写到第23页时，他停下了，用不容分辩的口吻说：“你来写它，答应我！你要发誓！”
他的脑海，始终酝酿着新的斗争。在你来我往的较量中，一场离奇的车祸如约而至，正像他几天前在诗中写的那样：“我的末日即将来临/按照掌权者希望的方式。”
那一天，是他们分开的第24天，三年来最久的一次。他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在机场：“你是一个好伴侣，我有过的唯一伴侣。”17个小时后，她在太平间见到他，像三年前一样，与他冰凉的手指互换了戒指。
阿莱科斯去世后，法拉奇辞掉《欧洲人》的工作，把自己关起来，继续他未完成的书稿。“为了讲述，我也需要忍受折磨，就像将这个已故男人的灵魂植入我的身体中，让我重新聆听他的声音。”为了体验他的痛苦，她去了当初关押他的牢房，“小得就像一座坟墓”；她回忆他们相处的每一个细节，重新理解他，审视他；她拔掉电话线，除了少数几个密友，不跟任何人交流，每天靠60根香烟支撑，一直写到筋疲力尽。
整整三年，40万字的《男子汉》问世，扉页上，是深情的三个字：献给你。在序中，她称他为“唯一可以倾诉衷肠的人”。在她笔下，这个悲情英雄又一次生动地站立起来，丰碑一样永存世间。
2006年9月的一天，已是癌症晚期的法拉奇从纽约飞回佛罗伦萨，整个旅途中，瘦小的她缩在座位上一动不动。回忆里，阿莱科斯的声音重又响起：“如果没有死亡，世界上的任何爱情都将成为过眼烟云。”
几天后，伴随着教堂的钟声，法拉奇与世长辞，带着对他永远的爱。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