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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注定会成为一个醒目的标志，从那一天起，许多经营多年的国产奶粉品牌，声誉节节下滑。令中国消费者们更加难以接受的，恐怕还是质量背后，整个行业被指“良心沦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食品安全问题早已不是新闻的今天，国人依旧无法接受毒奶粉对下一代的摧残。饱受伤害的民众由此得出结论：国内已无放心奶。
奶业9·11
2008年的9·11，对于中国的奶粉行业来说，无疑是一次最大的恐怖袭击，在全国多地持续近3个月的婴幼儿肾结石事件，终于找到了幕后元凶，三聚氰胺作为一种被加进奶粉的化工原料，第一次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这一天，新华社发布通稿：中国卫生部指出，近期甘肃等地报告多例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调查发现患儿多有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历史，经相关部门调查，高度怀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卫生部专家指出，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可导致人体泌尿系统产生结石。
享有中国顶尖企业百强“乳品行业第一位”的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居然是毒奶粉的始作俑者，消息引起社会一片哗然。
在这之前，作为一家具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奶粉企业，三鹿曾是几代人记忆中充满温情的代表。1956年2月16日成立的“幸福乳业生产合作社”是三鹿的前身，2005年8月，“三鹿”品牌被世界品牌实验室评为中国500个最具价值品牌之一，2006年位居国际知名杂志《福布斯》评选的“中国顶尖企业百强”乳品行业第一位。
然而，这一切的光环都在2008年的9·11轰然倒塌，自那时起，三鹿成为了三聚氰胺的代名词。中国国家质检总局随后公布对国内的乳制品厂家生产的婴幼儿奶粉的三聚氰胺检验报告中显示，包括三鹿在内的多个国内乳品厂家的奶粉都检出三聚氰胺，在这当中，不乏一些国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型企业，而三鹿奶粉是其中三聚氰胺含量最高的。
早在2003年，安徽省阜阳农村就曾出现过数百名婴儿，因食用劣质奶粉而成为“大头娃娃”。但在当时，公众普遍把问题归咎于个别不知名的小厂，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大头娃娃”的家长也责备自己，不该贪图便宜，买了“没听过牌子”的奶粉。
而三聚氰胺事件后，曾经在电视广告里被反复提及的奶粉企业纷纷上榜，此事件对公众的伤害可想而知。此时更有坊间传闻说，往奶粉里兑三聚氰胺，在中国的奶粉企业中根本不是秘密，问题在于，“三鹿是往三聚氰胺里兑奶粉”。
自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发生以后，陆续有30多名官员被问责，除了引咎辞职的原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还有8名部委官员、7名省级官员、9名市级官员受到处分。其中三鹿集团原董事长田文华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中，被判处无期徒刑。
梦魇不散
三聚氰胺事件过去一年多以后，伴随着国家质检总局向公众出具的一份份检验证明，国人开始对国产奶粉重拾信心，国产奶粉销售量也开始回暖。但很快，部分个人及企业将三聚氰胺奶粉重新包装上市的新闻，进入了公众视野。
2010年，圣元奶粉涉嫌激素含量超标，可能是导致婴幼儿性早熟的元凶，传闻又一次将奶粉行业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在针对此事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圣元方一再表示：“我们的奶粉没有问题。”在此之后，卫生部也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圣元乳粉疑致儿童性早熟”调查结果，通报指出，检测结果表明圣元奶粉符合所规定的各项标准。
然而面对这样的通报，消费者并不买账，理由是：截至目前，事件中牵涉的所有婴儿，包括出现性早熟症状的江西省奉新县10个月女婴、山东省临沂市8个月女婴和武汉的3名女婴，以及雌激素检测超标的广东湛江3个月男婴，均自出生起就食用圣元奶粉。另外，在此事件未经新闻报道以前，曾有家长因怀疑奶粉问题而申请奶粉检测，结果遭到质检机构拒绝。
种种端倪，使公众的怀疑变得看似合情合理，同时，素有“中国乳业良心”之称的原广州市奶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奶业协会常务理事王丁棉，在谈到卫生部对于圣元奶粉的“无罪定论”时也表示，对激素的检测、监控是国内奶粉业的一个盲区。“激素出现，主要问题在于奶源供应，但生产商和监管部门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继第一批出现性早熟症状的婴幼儿之后，山西、北京、山东等地又纷纷出现了疑似“性早熟”的女婴，这些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食用过圣元奶粉。
圣元奶粉究竟是不是引发婴幼儿性早熟的元凶，到目前还是一出说不清的罗生门。而在此之后的2012年4月23日，广东省工商局公布了2012年一季度全省流通环节乳制品、含乳食品抽样检验结果，确是用铁证做实了哈尔滨太子乳品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太子乐牌”奶粉，含有致病菌“阪崎肠杆菌”的“罪名”。
阪崎肠杆菌是乳制品中近几年新发现的一种致病菌，它是存在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条件致病菌”，其危害足以让人胆战心惊，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和许多国家确定为引起婴幼儿死亡的重要条件致病菌，可导致任何年龄层人群的疾病，尤其是对早产儿、出生体重轻的婴儿或免疫受损婴儿的威胁最大，严重者可导致败血症、脑膜炎或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婴幼儿配方食品》中对阪崎肠杆菌检测的要求是不得检出，而且每批次检测3个样本。据王丁棉称，该病菌能引起严重的新生儿脑膜炎、小肠结肠炎和败血症，死亡率高达50%以上。
接二连三的奶粉事件，使家有儿女的父母们一度“谈奶色变”，国产奶粉在国民中的信任度消失殆尽。很多父母甚至认为，即便是一些目前未被媒体曝光质量问题的奶粉品牌，也不能放心食用，出事是迟早的。
内外有别？
信任是基石，国产奶粉业的偷工减料、掺杂掺假等不安全因素葬送了整个国产奶粉业的未来。它们的“自断其路”给洋奶粉创造了契机。
经历了国产奶粉几次三番恶性事件的内地父母们，开始将眼光投向部分进入中国市场的进口奶粉。只要是经济条件能够承受，家长们都要购买洋奶粉，只为安心。但很快，悲催的中国父母们发现，稀里糊涂多花钱，买到的依然是次品。
2012年，在中国上市不足两年的由中国娃哈哈集团代理的荷兰爱迪生奶粉，摊上了官司，多起婴儿食用奶粉引起的肠胃不适，及“四个月大宝宝便血”的事件，在引起妈妈们一阵恐慌之余，也使一批父母成为“专业维权斗士”。
随着事件的升级，有细心的消费者发现，市面上同批次奶粉竟然存在三种不同包装，加上不同批次的产品，已经有四种之多，且外包装颜色、追踪码也大相径庭。很快，有关代理商可能将正品与“山寨”混同销售的猜测，将娃哈哈集团推向舆论巅峰。
对此，娃哈哈给出解释是：由于产品从荷兰海运到国内的途中有可能会出现极少量的外包装纸盒变形，加工商会提供部分外包装空盒，以便在确认纸盒受损、内包装无损的情况下予以更换。然而，面对全国多起宝宝因食用爱迪生奶粉而引发肠道疾病的现实，这样的说法依旧难以服众。
在最具代表性的美素奶粉活虫事件中，当事人描述，虫子在奶粉开罐的第二天就被发现了，而且从奶粉中一些疑似虫子排泄物或虫卵的网状物质来看，这条虫子在此“生活”已有一段时间，开罐后才爬进去的可能性不大。但在之后的维权过程中，美素奶粉中国总公司方面则表示，会把奶粉送往国外对虫子“国籍”进行检查，如果确属荷兰物种，他们会对消费者进行有关法律赔偿。
通过一出让人大跌眼镜的“虫子国籍”事件，消费者开始认为，要避开这些扯不清的质量问题，最好的办法只有不在国内买奶粉。然而，到海外“抢奶”的父母又遇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限奶令”。
可怜的中国父母们，还在为宝宝苦苦寻求安全的“口粮”。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食品安全问题早已不是新闻的今天，国人依旧无法接受毒奶粉对下一代的摧残。饱受伤害的民众由此得出结论：国内已无放心奶。
奶业9·11
2008年的9·11，对于中国的奶粉行业来说，无疑是一次最大的恐怖袭击，在全国多地持续近3个月的婴幼儿肾结石事件，终于找到了幕后元凶，三聚氰胺作为一种被加进奶粉的化工原料，第一次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这一天，新华社发布通稿：中国卫生部指出，近期甘肃等地报告多例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调查发现患儿多有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历史，经相关部门调查，高度怀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卫生部专家指出，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可导致人体泌尿系统产生结石。
享有中国顶尖企业百强“乳品行业第一位”的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居然是毒奶粉的始作俑者，消息引起社会一片哗然。
在这之前，作为一家具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奶粉企业，三鹿曾是几代人记忆中充满温情的代表。1956年2月16日成立的“幸福乳业生产合作社”是三鹿的前身，2005年8月，“三鹿”品牌被世界品牌实验室评为中国500个最具价值品牌之一，2006年位居国际知名杂志《福布斯》评选的“中国顶尖企业百强”乳品行业第一位。
然而，这一切的光环都在2008年的9·11轰然倒塌，自那时起，三鹿成为了三聚氰胺的代名词。中国国家质检总局随后公布对国内的乳制品厂家生产的婴幼儿奶粉的三聚氰胺检验报告中显示，包括三鹿在内的多个国内乳品厂家的奶粉都检出三聚氰胺，在这当中，不乏一些国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型企业，而三鹿奶粉是其中三聚氰胺含量最高的。
早在2003年，安徽省阜阳农村就曾出现过数百名婴儿，因食用劣质奶粉而成为“大头娃娃”。但在当时，公众普遍把问题归咎于个别不知名的小厂，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大头娃娃”的家长也责备自己，不该贪图便宜，买了“没听过牌子”的奶粉。
而三聚氰胺事件后，曾经在电视广告里被反复提及的奶粉企业纷纷上榜，此事件对公众的伤害可想而知。此时更有坊间传闻说，往奶粉里兑三聚氰胺，在中国的奶粉企业中根本不是秘密，问题在于，“三鹿是往三聚氰胺里兑奶粉”。
自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发生以后，陆续有30多名官员被问责，除了引咎辞职的原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还有8名部委官员、7名省级官员、9名市级官员受到处分。其中三鹿集团原董事长田文华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中，被判处无期徒刑。
梦魇不散
三聚氰胺事件过去一年多以后，伴随着国家质检总局向公众出具的一份份检验证明，国人开始对国产奶粉重拾信心，国产奶粉销售量也开始回暖。但很快，部分个人及企业将三聚氰胺奶粉重新包装上市的新闻，进入了公众视野。
2010年，圣元奶粉涉嫌激素含量超标，可能是导致婴幼儿性早熟的元凶，传闻又一次将奶粉行业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在针对此事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圣元方一再表示：“我们的奶粉没有问题。”在此之后，卫生部也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圣元乳粉疑致儿童性早熟”调查结果，通报指出，检测结果表明圣元奶粉符合所规定的各项标准。
然而面对这样的通报，消费者并不买账，理由是：截至目前，事件中牵涉的所有婴儿，包括出现性早熟症状的江西省奉新县10个月女婴、山东省临沂市8个月女婴和武汉的3名女婴，以及雌激素检测超标的广东湛江3个月男婴，均自出生起就食用圣元奶粉。另外，在此事件未经新闻报道以前，曾有家长因怀疑奶粉问题而申请奶粉检测，结果遭到质检机构拒绝。
种种端倪，使公众的怀疑变得看似合情合理，同时，素有“中国乳业良心”之称的原广州市奶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奶业协会常务理事王丁棉，在谈到卫生部对于圣元奶粉的“无罪定论”时也表示，对激素的检测、监控是国内奶粉业的一个盲区。“激素出现，主要问题在于奶源供应，但生产商和监管部门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继第一批出现性早熟症状的婴幼儿之后，山西、北京、山东等地又纷纷出现了疑似“性早熟”的女婴，这些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食用过圣元奶粉。
圣元奶粉究竟是不是引发婴幼儿性早熟的元凶，到目前还是一出说不清的罗生门。而在此之后的2012年4月23日，广东省工商局公布了2012年一季度全省流通环节乳制品、含乳食品抽样检验结果，确是用铁证做实了哈尔滨太子乳品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太子乐牌”奶粉，含有致病菌“阪崎肠杆菌”的“罪名”。
阪崎肠杆菌是乳制品中近几年新发现的一种致病菌，它是存在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条件致病菌”，其危害足以让人胆战心惊，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和许多国家确定为引起婴幼儿死亡的重要条件致病菌，可导致任何年龄层人群的疾病，尤其是对早产儿、出生体重轻的婴儿或免疫受损婴儿的威胁最大，严重者可导致败血症、脑膜炎或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婴幼儿配方食品》中对阪崎肠杆菌检测的要求是不得检出，而且每批次检测3个样本。据王丁棉称，该病菌能引起严重的新生儿脑膜炎、小肠结肠炎和败血症，死亡率高达50%以上。
接二连三的奶粉事件，使家有儿女的父母们一度“谈奶色变”，国产奶粉在国民中的信任度消失殆尽。很多父母甚至认为，即便是一些目前未被媒体曝光质量问题的奶粉品牌，也不能放心食用，出事是迟早的。
内外有别？
信任是基石，国产奶粉业的偷工减料、掺杂掺假等不安全因素葬送了整个国产奶粉业的未来。它们的“自断其路”给洋奶粉创造了契机。
经历了国产奶粉几次三番恶性事件的内地父母们，开始将眼光投向部分进入中国市场的进口奶粉。只要是经济条件能够承受，家长们都要购买洋奶粉，只为安心。但很快，悲催的中国父母们发现，稀里糊涂多花钱，买到的依然是次品。
2012年，在中国上市不足两年的由中国娃哈哈集团代理的荷兰爱迪生奶粉，摊上了官司，多起婴儿食用奶粉引起的肠胃不适，及“四个月大宝宝便血”的事件，在引起妈妈们一阵恐慌之余，也使一批父母成为“专业维权斗士”。
随着事件的升级，有细心的消费者发现，市面上同批次奶粉竟然存在三种不同包装，加上不同批次的产品，已经有四种之多，且外包装颜色、追踪码也大相径庭。很快，有关代理商可能将正品与“山寨”混同销售的猜测，将娃哈哈集团推向舆论巅峰。
对此，娃哈哈给出解释是：由于产品从荷兰海运到国内的途中有可能会出现极少量的外包装纸盒变形，加工商会提供部分外包装空盒，以便在确认纸盒受损、内包装无损的情况下予以更换。然而，面对全国多起宝宝因食用爱迪生奶粉而引发肠道疾病的现实，这样的说法依旧难以服众。
在最具代表性的美素奶粉活虫事件中，当事人描述，虫子在奶粉开罐的第二天就被发现了，而且从奶粉中一些疑似虫子排泄物或虫卵的网状物质来看，这条虫子在此“生活”已有一段时间，开罐后才爬进去的可能性不大。但在之后的维权过程中，美素奶粉中国总公司方面则表示，会把奶粉送往国外对虫子“国籍”进行检查，如果确属荷兰物种，他们会对消费者进行有关法律赔偿。
通过一出让人大跌眼镜的“虫子国籍”事件，消费者开始认为，要避开这些扯不清的质量问题，最好的办法只有不在国内买奶粉。然而，到海外“抢奶”的父母又遇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限奶令”。
可怜的中国父母们，还在为宝宝苦苦寻求安全的“口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