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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岁的外卖大叔王计兵，出生于一个极度贫困的苏北农村家庭，初中辍学，外出打工，生活辛劳零碎。当他骑着电瓶车，在车流中穿梭送单时，你很难看出，这是一位创作出近4000首诗歌、发表过许多作品的诗人。
赶时间的人
骑上电瓶车，诗就消失了。外卖员王计兵把车骑得飞快，脑海里只剩下地名。
系统规定的送达时间在催促他。
这段手握车把的路程，就是送餐途中王计兵能控制的全部了。一次，他同时接了5单，末尾一单的商家出餐慢，只给他留下19分钟。最后，他有4单超时。
超时意味着罚款，甚至是停单。王计兵经历过一次，起因是两单的地点之间隔着一条江，而系统显示的距离只有500米。他绕了12公里的路，超时38分钟。第二天，他被限制接单，还要去指定的学习点学习，内容是“迟到这么久是一种错误”，以及“这会给平台造成什么坏影响”。
挨骂是家常便饭。有的店出餐慢，老板被催急了还发火。最严重的一次，他被30来岁的男性顾客抓着衣领，从东墙拽到西墙，在屋里转了一圈。
外卖员没有投诉的权利，遇到这种事，他只能憋着。有一单，顾客说错楼栋号，王计兵白跑几回，可送到后顾客劈头盖脸就数落他：“你是怎么送外卖的？”
当晚，他写下《赶时间的人》，记录外卖员的生活常态：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
王計兵今年51岁，皮肤黝黑，眼袋下垂，笑起来时，眼角就爬上几条皱纹。已经是可以“享福”的年纪，同龄人用空闲时间跳广场舞、遛弯儿，而他为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在兼职送外卖。
一家人已在江苏昆山生活了18年。6年前，得知积分入学制度后，他和妻子背上贷款，在昆山买房，头一回交了社保，但儿子还是没上成公立初中。别无他法，他把儿子送去一所国际学校。那里，绝大多数孩子来自富裕家庭，王计兵找儿子谈心：“我没人家那么大的本事，赚不来那么多钱。”
国际学校的学费和二女儿的高中学费、住宿费加起来，一年十几万的费用，让家里不堪重负。
一年多前，刚决定送外卖时，家里人都反对。大女儿已经嫁人，在电话里哭得惊天动地：“你要多少钱？我给你钱！”女儿家的日子也不宽裕，他安慰她，“我在家里闷，骑车出去玩”，还在路上拍花花草草的视频发过去。
刚开始，送外卖的确像旅游。看见风景好的地方，王计兵就停下车，花十几分钟转悠一圈，写写诗，一天下来只跑十多单，赚几十块钱。现在不一样了，送单是当前最紧要的事情。最多的一天，他送了48单。每单的配送费是4到8元，靠送外卖，他一个月能挣五六千。
2020年6月，王计兵和他的诗歌在网络上引发关注，“外卖小哥是作家协会成员”。网友评论《赶时间的人》，是“真正属于劳动者的诗歌”。
媒体蜂拥而至。最多时，他一天内接受了3家电视台的采访。
走红后的生活没什么变化。写诗不挣钱，每首诗的稿费一般也就三四十元。仅有的好处是，他的诗歌吸引来名家点评，还在一本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
现在，王计兵依然每天五点半起床。最近天亮得晚，五六点街灯还亮着，路上很安静，他一抬头，看见夜空上的一弯月牙和一粒星，由此写下一句诗：
月亮是人间的一处漏洞/所以夜从来都黑得不够彻底
几个小时后，他就会骑上电瓶车，忘掉诗歌，送单直到夜晚。
这一辈子为什么要这样
王计兵的生活，在辗转打工中度过。第一份工作在沈阳，工钱一天3.5元，内容是用羊角锤起出旧方木里的钉子，再把钉子直直地取出。
那是1988年，他19岁，3年前刚从初中辍学。工地上电锯声震耳欲聋，工友大都30岁出头，凑一块儿下象棋、打扑克，露骨地谈论女人。
他融不进去，阅读、写作成为他仅有的消遣。每天收了工，工友们去公园玩，王计兵就坐在附近的书摊旁，读杂志里的短篇小说。他读到三毛写她在沙漠里，把轮胎做成椅垫。他好奇坐在上面的感觉，后来每回看到修车摊，都会讨要废弃的轮胎。
1990年，王计兵回到江苏老家，开始帮着父亲在村里的沙河捞沙。
父亲的捞沙船，简易得像块折起来的铁皮，不能坐人。一年到头，他都泡在水里。河里全是流动的沙子，人一走动，更多的沙翻腾起来。每天刚一下水，四肢就被打得发痛;捞完一船沙，身体就变麻木，没有任何感觉。一船能装一吨多沙，三船能装一车，他一天能捞三车，共卖9元。夜晚躺床上，手和脚都痛得像被火烧，往外渗血。
那是他一生中最迷茫的阶段。他想不通：“这一辈子为什么要这样？”
情绪是食粮，阅读、写作就是储粮的仓库，防止他年轻的身体被撑爆。他把父亲给他买毛衣的钱拿来买书，又模仿书里的手法写作，记录身边的人和事。
干活时，他随身带支圆珠笔，但放在内袋，不好意思别在胸前。毕竟，“那是文化人身份的象征”。
捞沙休息的间隙，有了灵感，他就把句子写在纸上、手上，甚至是装午饭的袋子上。最“疯狂”的一次，他脱下身上的黑白条纹长袖衫，在白条上写，密密麻麻，写满了两只袖子。 写得多了，也会想被看见。1991年，他尝试投稿，陆续发表十多篇微型小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从那以后，白天他继续在河里捞沙，其余时候都窝在自家桃林的一间小屋里创作长篇小说，连续八九个月。桃树开了花，桃林又落了雪，一向支持他发展文学爱好的父亲开始担心了，怕他着魔，几次喊他回家，他不乐意。
11月的一天，捞完沙，王计兵照例先回桃林，但小屋消失了，变成地上的一堆泥土和秸秆。他跑回家问父亲，父亲承认自己拆了屋，至于稿子，只说没看见。
王计兵蒙了，一点点翻查小屋的废墟。不远处的沙坑里有些新土，他用铁锹挑开，发现里面有一大堆灰烬。稿子被父亲烧了。他用手誊写的、摞起来几十厘米高的、20万字的稿子。
父亲的一把火，烧掉了王计兵的稿子，也烧掉了他发表文章的念想。1993年，王计兵再次外出打工，和妻子一道，去新疆砌过土坯，去山东开过翻斗车，又在2002年来到江苏昆山，居住至今。
初来昆山时，身上只有500元。夫妻俩摆地摊、捡废品，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地卖水果，终于开起一家租书的小店，一年多后，又因为无证经营失去一切。
没地方住了，他从工地上找来废弃的木桩，打到河床里，再钉上木板，在河面上建起一间小屋，作为家和店铺。他们在地上铺了褥子，一家五口睡在由废弃家具改造而成的货架下边。
之后几年，为了攒本钱，夫妻俩把从前的活计重做了一遍，直到2005年，终于开起一家小超市。
十来年间，王计兵坚持写作，稿纸是路边捡到的香烟壳、卖水果的纸箱。每有灵感，他就记录下来，有时是几个词，有时是几句话，但写完就丢。最长的作品是一首打油诗，他从自己出生写起，一直写到开翻斗车的当天。20多页纸，最后都被扔进做饭的炉灶，烧了。
后来他接触到电脑，创作的诗歌才有了保存的地方。论坛给了他“说话的机会”，热心人给出指点，少数人提出批评，他一一回复，表示感谢。
吃着网上的“百家饭”，王计兵的诗歌慢慢“长大”了。
诗歌的悬崖
随着王计兵的走红，这些“长大”的诗歌渐渐被看见了。此时距他首次投稿，已经过去了近30年。
孕育了他写作念头的故乡邳州，早已改头换面。这座位于江苏北部的小城，如今以銀杏闻名。
几十年过去了。从前捞沙的河，被规划为风景区，里面再没有沙;从前写作的桃树林，也变成大片的银杏。村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很多年轻的面孔，他都不再认识。
每次回家，王计兵都为故乡的改变而失落。他常独自信步至未被拆除的老房子前，或在曾经麦浪翻滚的田野上，安静地坐着发呆。
他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穷，没有吃的，在一个春天的夜晚，父母来到自家麦地，偷偷割下还没成熟的麦穗，磨成青糊糊，在锅里煮着吃。为了保全尊严，第二天，这对四十出头的父母又去地里晃荡，佯怒吆喝：“麦穗头被谁割去了？！”
两年前，他的父亲去世了。风水先生选中的坟地，正是30多年前父母偷割麦穗的位置。他对父亲烧稿子的怨念，早已化为理解，因为，“孩子痛苦的时候，父母肯定更痛苦”。
采访时，王计兵的语气始终没有大的起伏，直至聊到父亲的坟，他哽咽得说不成话。这一生里，除了为父亲，他几乎不哭，显示出一种哲理般的逆来顺受，他常说的话是：“不公平的事很多，你只能调整自己适应社会。”
“太多的往事如鞭子，把我的内心打出伤痕，让我时不时回过头去抚摸，感受一种结痂后的痒。”他曾这么写道。
阅读、写作，就是那只抚摸伤口的手，这种“痒”让他舒心，为他筑起一块生活的隔板，隔开了现实与文学。
在现实里，他话少，而在文学的世界里，他可以不受约束地哭与笑，“好像是对我性格的弥补”。
现在，王计兵51岁了，记忆力衰退得厉害，老是提笔忘字，有时写一首诗，好几个字都得打拼音。但他相信，自己会一直写下去。
“人生是立体的。”他说，如果人生是豆角，诗歌就是那根供藤蔓攀缘的竹竿。“苦难只是其中的一面;它可能是烂掉的一面。还有另一个华丽、光鲜的面——诗歌就是那一面。”
送外卖的间隙，他还在写诗，有时一天写几首，有时一周写一首。若来了念头，他就趁等红灯或在电梯里时，用手机记几个关键词，等闲下来再把词串成诗。
每次捕获满意的灵感，他都会有种兴奋的战栗。最近一个这样的时刻，是几天前，当时，他骑着电瓶车，缓缓爬上一个斜坡。
这像极了所有普通人都会遇到的瞬间——生活艰难，每一步都要拼尽全力才能向前。而王计兵有诗，带着他飞翔。后来，他写下的句子是：
生活像一面斜坡/诗歌是陡峭的另一面
（微 微摘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