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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阅读的价值追问：为何阅读？
问询教师为何要阅读就像问询人类为什么要吃饭呼吸一样。因为教师是传承文明的使者，他必须保持对人类现时文明和古代文明必要的洞察和了悟，才能承担这份使命；他必须站上文化的高点，才能看见人类文明火点的蜿蜒路径。
一
关于读书之论，英国著名的思想家培根已经作过论述，其论述十分精彩。特别是著名翻译家王佐良用文言文翻译出来的《论读书》简直精彩绝伦。关于读书的功用，《论读书》一文如此表述：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
怡情、傅彩、长才，这是读书的三种功用。似乎，培根也将读书的一切功用都穷尽了。
如果仿培根之论，我则认为，还要加上三点：读书使人心灵纯粹、宁静，读书使人美好，读书使人充满希望。
中国人曾这样表达过读书的功用：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钟栗；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
这可以说是将读书的功利性提到极致了。
南怀瑾说，儒家是粮店，道家是药店。这也是从读书的功用说的。当人们对现实失去一切希望后，会转而从书中寻求慰藉，让书籍抚摸自己，安慰自己。
这些有目的的读书，当然十分好了。
现在的情形是，很多时候，人们就像消费跟着广告走一样，跟着时潮去读书，从来不考虑在内心深处是为了什么要去读书。我们不太能认真地思考一本书真正存在的价值，也很少考虑我们为什么而读书。
从来没有人考虑过，读书还有一个伟大的目的：无用之用。
无用之用，就是要我们以一种无所求的心态，将自己沉浸在书中，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读书。三更有梦书当枕，只是为了一缕书香，而甘愿让自己成为一本书的主人或者一本书的俘虏，完全占有它，或完全被它占有。
二
我发现一个问题：真正的作家是在四十岁以后，真正会读书，可能也要到四十岁之后。这之前，我们很可能不知道如何切入，也不知道如何理解。有时候，面对一本本杰作，我们甚至连一知半解都没有，根本不知道作家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些什么。很多作家曾与我谈起过他们的读书，讲他们面对的书是写了什么，是怎么写的，是如何让他们震惊的。有时候，他们甚至能感受到杰出的作家们的体温。
可是，我们教书的人，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感觉？我们读了那么多书，可是，我们真的相信过书吗？书是否真正地搁置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书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有多重？
现在，我年届五十，又有了一个新的看法：过去，我们看书非常遥远，现在发现，书离我们很近；过去，我们发现书中写的也许是虚幻的，不真实的，现在看来，书中写的全是我们的生活，全是你我他的真实；过去，我们发现书可能并不重要，现在，我们发现，书不可或缺……
泪洗后的心灵，如雨后的青山。我们如果不用书中的美好来淘洗我们的心灵，我们将无法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如是，我们自己将无法美好起来，更无法去塑造美好的学生。
如果我们一直在微博里讨生活，永远在网络上消磨时光，那么，我们就将不再可能让我们的心与灵魂接上地气，也就是说，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成长。
我常常感动于雨果之与法国读者的关系。人们说，一个雨果培养了一个喜欢读书的法兰西。
可是，在我们这个国度，自古及今，我们并没有缺少像雨果这样的大师啊！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离书越来越远呢？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极有意味的时代：这是一个快节奏的时代，但是读书偏偏需要我们慢下来；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但是，书却需要我们能够静下心来；这是一个每年都会生产无量数的书的时代，但是，真正能走进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一生珍藏的书却又是微乎其微的时代……
对做我们这一行的人来说，一个更其可怕的现实是，很多教书的人并不读书。或者，也读着，只读着教科书与教辅书。
有一个词，现在发现真的非常好：教书匠。虽然，我们时常自命为教师，也有人以教育家自诩，但是，从读书角度看，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常识，回到教书匠这个定位上来。
著名作家张大春说过：“工匠不对自己的作品形成美学，这就没有天良了。”
我们是教书匠，如果我仿张大春的话：教书匠都不把书读好，这就没有天良了。
这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要遵守的最起码的伦理。教书的人读书，不但是要打磨自己，还要能够引导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形成敏锐而成熟的价值判断，并以这样的价值取向引导学生，就必须具备对自己所教学科的准专家级的深入钻研，必须对读书保持着一种虔敬。
美学诉求与伦理诉求，就应该这样辩证地而又是充满悖论地存在于我们的读书过程中。
读书的过程，就是重塑灵魂的过程。
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塞在《获得教养的途径》中却说过：“……教养得有一个可教养的客体作前提，那就是个性或人格。没有这个前提，教养在一定意义上便落了空，纵然能积累某些知识，却不会产生爱和生命。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过之一。”
这样来看，阅读如果不能使读者与作者产生一种对抗，那么这样的阅读，显然又是非常危险的。
这就是说，读书还有一种最伟大的功用，那就是形成思想。
三
陈寅恪在1933年写作《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时，曾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自白：“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很多人都对这句话作了研究与探讨。
虽然这是在对冯友兰的著作进行评价，然而，这句话，确实是走向陈寅恪内心深处的路径。
如何理解陈寅恪为何要将治学目标定位于咸、同之世，曾（国藩）、张（之洞）之学。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陈寅恪“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的表态意味着他要以这时的状态为起点重新开始中国文化出路的思考？历史当然不能倒回重走，但文化思考的结论可以是对当下的针砭，也可以是对未来的启示。陈寅恪认为，在咸、同之世，传统文化的学理能够统摄人心，以此学理为根据的中国文化自信还未沦丧，我们应该继续沿着这样的道统走下去。否则，我们的道统可能全面崩溃。这样，我们便不难品咂出先生的深意：要吸收外来文化为我所用，进行自身文化的更新改造，但却不能丧失本土文化的特质，这是价值转换与价值多元所不可缺少的基础。一旦对自己文化价值的自信失落，一个民族在面对外来先进文明时就会把持不住，失去一种健全的心态。而若没有一种健康稳定的心态，文化的吸收、改造和转型就很难指望成功。
我们曾论及中国教育的价值底座，先是为美式风暴所裹挟，继而则由凯洛夫教育理论所构建。到现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中的新课程，再一次使中国教育文化内涵暂付阙如。这种飘忽的教育价值观，在让人想起陈寅恪先生时，确实多少有点令人惭怍汗颜：中国教育价值体系里，因为始终缺失我们自己的文化价值因素，改革和转型，因而都未能竟全功。当然，清醒者也并非没有。石中英教授在《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一书里，便曾论及随着21世纪人们知识“客观性”“普遍性”和“价值中立性”批判和解构，我们不能不反思，教育所追求的“个体发展”是否是“迫使”青少年不断“遗忘”本土知识和整个传统文化的过程？教育追求的“社会发展”是否导致了本土社会隶属于一个不断的西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
然而，这样的声音同样应者寥寥。
陈寅恪先生对曾国藩与张之洞二人的论定，也颇耐人寻味。曾国藩是儒教道统的传人、同治中兴的功臣，但他同时又是洋务运动的重镇；张之洞更是“中体西用”的始作俑者；陈寅恪以此二人为自己立论尺度，其意不问可知：在他们那些现在看来已落后、陈腐的观点中反映的正是当时思想界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和价值向度；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认识中所反映出来的当时尚存的文化自信，在陈寅恪的时代几乎荡然无存。
这是一个中国文化行走在暗夜的时刻。陈寅恪单枪匹马成了中国文化的守夜人，他以学贯中西的文化自信，希望清醒的人们以曾湘乡、张南皮的眼界和理论为出发点，重新恢复这种文化上的自尊和信心，这是把太沉重的历史使命放在自己肩上，这是要挽狂澜于既倒。然而，时潮是有力量的，它有着一种裹挟的力量，让身处时潮中的人身不由己。
说及这一点，也许，你已经知晓，我举陈寅恪的读书案例，是想表达什么意思了。
陈寅恪的时代早已过去，咸、同之世也已经是一个朝代远去的背影。近代中国一次民族复兴的契机在咸丰、同治之间，在湘乡、南皮之际与我们擦肩而过，现在，中国正日益以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而这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恰恰又是民族复兴的事业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颇类似于当年陈寅恪先生谈王国维之死时所说的“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教育工作者，如果能深知自身乃“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那么，我们就会考虑一个大问题：我们的工作如何与我们的民族共命运？我认为，应该是建立起以中国文化作为重要标杆的教育价值体系。诚如是，则能上续章太炎而下的国学大师们的努力，成为王国维、陈寅恪、钱穆那样的中国教育文化守望者，下启诸多后来者，共赴我们的教育大业！
读书至此，我认为，才是当今教育人的最高境界。
问询教师为何要阅读就像问询人类为什么要吃饭呼吸一样。因为教师是传承文明的使者，他必须保持对人类现时文明和古代文明必要的洞察和了悟，才能承担这份使命；他必须站上文化的高点，才能看见人类文明火点的蜿蜒路径。
一
关于读书之论，英国著名的思想家培根已经作过论述，其论述十分精彩。特别是著名翻译家王佐良用文言文翻译出来的《论读书》简直精彩绝伦。关于读书的功用，《论读书》一文如此表述：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
怡情、傅彩、长才，这是读书的三种功用。似乎，培根也将读书的一切功用都穷尽了。
如果仿培根之论，我则认为，还要加上三点：读书使人心灵纯粹、宁静，读书使人美好，读书使人充满希望。
中国人曾这样表达过读书的功用：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钟栗；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
这可以说是将读书的功利性提到极致了。
南怀瑾说，儒家是粮店，道家是药店。这也是从读书的功用说的。当人们对现实失去一切希望后，会转而从书中寻求慰藉，让书籍抚摸自己，安慰自己。
这些有目的的读书，当然十分好了。
现在的情形是，很多时候，人们就像消费跟着广告走一样，跟着时潮去读书，从来不考虑在内心深处是为了什么要去读书。我们不太能认真地思考一本书真正存在的价值，也很少考虑我们为什么而读书。
从来没有人考虑过，读书还有一个伟大的目的：无用之用。
无用之用，就是要我们以一种无所求的心态，将自己沉浸在书中，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读书。三更有梦书当枕，只是为了一缕书香，而甘愿让自己成为一本书的主人或者一本书的俘虏，完全占有它，或完全被它占有。
二
我发现一个问题：真正的作家是在四十岁以后，真正会读书，可能也要到四十岁之后。这之前，我们很可能不知道如何切入，也不知道如何理解。有时候，面对一本本杰作，我们甚至连一知半解都没有，根本不知道作家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些什么。很多作家曾与我谈起过他们的读书，讲他们面对的书是写了什么，是怎么写的，是如何让他们震惊的。有时候，他们甚至能感受到杰出的作家们的体温。
可是，我们教书的人，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感觉？我们读了那么多书，可是，我们真的相信过书吗？书是否真正地搁置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书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有多重？
现在，我年届五十，又有了一个新的看法：过去，我们看书非常遥远，现在发现，书离我们很近；过去，我们发现书中写的也许是虚幻的，不真实的，现在看来，书中写的全是我们的生活，全是你我他的真实；过去，我们发现书可能并不重要，现在，我们发现，书不可或缺……
泪洗后的心灵，如雨后的青山。我们如果不用书中的美好来淘洗我们的心灵，我们将无法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如是，我们自己将无法美好起来，更无法去塑造美好的学生。
如果我们一直在微博里讨生活，永远在网络上消磨时光，那么，我们就将不再可能让我们的心与灵魂接上地气，也就是说，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成长。
我常常感动于雨果之与法国读者的关系。人们说，一个雨果培养了一个喜欢读书的法兰西。
可是，在我们这个国度，自古及今，我们并没有缺少像雨果这样的大师啊！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离书越来越远呢？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极有意味的时代：这是一个快节奏的时代，但是读书偏偏需要我们慢下来；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但是，书却需要我们能够静下心来；这是一个每年都会生产无量数的书的时代，但是，真正能走进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一生珍藏的书却又是微乎其微的时代……
对做我们这一行的人来说，一个更其可怕的现实是，很多教书的人并不读书。或者，也读着，只读着教科书与教辅书。
有一个词，现在发现真的非常好：教书匠。虽然，我们时常自命为教师，也有人以教育家自诩，但是，从读书角度看，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常识，回到教书匠这个定位上来。
著名作家张大春说过：“工匠不对自己的作品形成美学，这就没有天良了。”
我们是教书匠，如果我仿张大春的话：教书匠都不把书读好，这就没有天良了。
这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要遵守的最起码的伦理。教书的人读书，不但是要打磨自己，还要能够引导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形成敏锐而成熟的价值判断，并以这样的价值取向引导学生，就必须具备对自己所教学科的准专家级的深入钻研，必须对读书保持着一种虔敬。
美学诉求与伦理诉求，就应该这样辩证地而又是充满悖论地存在于我们的读书过程中。
读书的过程，就是重塑灵魂的过程。
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塞在《获得教养的途径》中却说过：“……教养得有一个可教养的客体作前提，那就是个性或人格。没有这个前提，教养在一定意义上便落了空，纵然能积累某些知识，却不会产生爱和生命。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过之一。”
这样来看，阅读如果不能使读者与作者产生一种对抗，那么这样的阅读，显然又是非常危险的。
这就是说，读书还有一种最伟大的功用，那就是形成思想。
三
陈寅恪在1933年写作《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时，曾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自白：“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很多人都对这句话作了研究与探讨。
虽然这是在对冯友兰的著作进行评价，然而，这句话，确实是走向陈寅恪内心深处的路径。
如何理解陈寅恪为何要将治学目标定位于咸、同之世，曾（国藩）、张（之洞）之学。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陈寅恪“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的表态意味着他要以这时的状态为起点重新开始中国文化出路的思考？历史当然不能倒回重走，但文化思考的结论可以是对当下的针砭，也可以是对未来的启示。陈寅恪认为，在咸、同之世，传统文化的学理能够统摄人心，以此学理为根据的中国文化自信还未沦丧，我们应该继续沿着这样的道统走下去。否则，我们的道统可能全面崩溃。这样，我们便不难品咂出先生的深意：要吸收外来文化为我所用，进行自身文化的更新改造，但却不能丧失本土文化的特质，这是价值转换与价值多元所不可缺少的基础。一旦对自己文化价值的自信失落，一个民族在面对外来先进文明时就会把持不住，失去一种健全的心态。而若没有一种健康稳定的心态，文化的吸收、改造和转型就很难指望成功。
我们曾论及中国教育的价值底座，先是为美式风暴所裹挟，继而则由凯洛夫教育理论所构建。到现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中的新课程，再一次使中国教育文化内涵暂付阙如。这种飘忽的教育价值观，在让人想起陈寅恪先生时，确实多少有点令人惭怍汗颜：中国教育价值体系里，因为始终缺失我们自己的文化价值因素，改革和转型，因而都未能竟全功。当然，清醒者也并非没有。石中英教授在《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一书里，便曾论及随着21世纪人们知识“客观性”“普遍性”和“价值中立性”批判和解构，我们不能不反思，教育所追求的“个体发展”是否是“迫使”青少年不断“遗忘”本土知识和整个传统文化的过程？教育追求的“社会发展”是否导致了本土社会隶属于一个不断的西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
然而，这样的声音同样应者寥寥。
陈寅恪先生对曾国藩与张之洞二人的论定，也颇耐人寻味。曾国藩是儒教道统的传人、同治中兴的功臣，但他同时又是洋务运动的重镇；张之洞更是“中体西用”的始作俑者；陈寅恪以此二人为自己立论尺度，其意不问可知：在他们那些现在看来已落后、陈腐的观点中反映的正是当时思想界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和价值向度；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认识中所反映出来的当时尚存的文化自信，在陈寅恪的时代几乎荡然无存。
这是一个中国文化行走在暗夜的时刻。陈寅恪单枪匹马成了中国文化的守夜人，他以学贯中西的文化自信，希望清醒的人们以曾湘乡、张南皮的眼界和理论为出发点，重新恢复这种文化上的自尊和信心，这是把太沉重的历史使命放在自己肩上，这是要挽狂澜于既倒。然而，时潮是有力量的，它有着一种裹挟的力量，让身处时潮中的人身不由己。
说及这一点，也许，你已经知晓，我举陈寅恪的读书案例，是想表达什么意思了。
陈寅恪的时代早已过去，咸、同之世也已经是一个朝代远去的背影。近代中国一次民族复兴的契机在咸丰、同治之间，在湘乡、南皮之际与我们擦肩而过，现在，中国正日益以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而这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恰恰又是民族复兴的事业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颇类似于当年陈寅恪先生谈王国维之死时所说的“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教育工作者，如果能深知自身乃“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那么，我们就会考虑一个大问题：我们的工作如何与我们的民族共命运？我认为，应该是建立起以中国文化作为重要标杆的教育价值体系。诚如是，则能上续章太炎而下的国学大师们的努力，成为王国维、陈寅恪、钱穆那样的中国教育文化守望者，下启诸多后来者，共赴我们的教育大业！
读书至此，我认为，才是当今教育人的最高境界。